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奈保爾書寫宿命般的“浮生”

奈保爾在《作家看人》中提到那些他曾經讀不懂的作家, 因為那些人以為他們筆下的世界是唯一重要的世界, 以為他們作品中的那些背景和事件都是眾所周知,

無須多費筆墨。 在相反的例子中, 他提到了莫泊桑, 讚揚他即使在短篇小說中儘管只有小小的空間, 他也會儘量簡明扼要地交代一切, 讓筆下遙遠的世界顯得完整, 易於接受, 甚至具有普遍性。 一向刻薄的奈保爾這次甚至毫不吝嗇自己的讚譽:莫泊桑總是寫一生, 而他自己只有《Half A Life》(中文版譯為《浮生》)。

這個段子當然不是解釋《浮生》的真正由來。 我們總喜歡讀完一本書之後極力追溯書的源頭, 追問為什麼作者要寫這本書。 但是在這部具有隱晦自傳性色彩的小說中, 奈保爾借助律師羅傑之口戳穿了故事和生活之間的平等和對應關係, 故事可以有頭有尾有中間, 但是我們卻不能要求生活也是如此,

生活就是不斷地行進。 也就是說, 如果你想寫一本真正關於生活的書, 只能從中間開始, 從中間結束, 一切盡在其中, 所謂《浮生》大概意指此味吧。 所以奈保爾才寫了這樣一個故事, 他講述了一個人的成長歷程, 從小缺乏關愛, 用叛逆的方式引人注目, 陰差陽錯地生活, 渾渾噩噩的度過半生, 結局仍然孑然一身, 一無所有。 小說的結尾不像結尾, 用小說家庫切的話說, 這也許不算一個真正的結局, 只是一個讓他休養康復的暫停時期, 《浮生》還是只寫了一個人的“半生”。

在《浮生》中, 生活在印度的主人公威利依靠家族和英國上議院的關係, 享受到了英國大學的獎學金, 漂洋過海的來到了倫敦。 但文化上的差異讓威利的大學生活顯得十分的無聊, 他只學會了兩件事:一個是性, 另外一個則是寫作。 在倫敦的生活讓他夢想成為一個作家, 但是天生無法驅除的孤獨感讓他激情爆發的階段性寫作陷入了僵局, 他無法面對以前平淡如水的生活經歷。 儘管他出版了一本小說,

但反應平平, 基本無人問津, 唯一的收穫就是認識了一個非洲葡屬殖民地的女孩安娜, 並隨她來到的非洲, 他們在那裡共同生活了十八年。 而後的一天, 他突然意識到這十八年的生活不是他的生活而只是他妻子的生活, 沮喪之餘, 他從非洲來到了柏林, 和他妹妹生活在了一起。 《浮生》的敘事脈絡基本可以一分為二, 前半部分主要講述威利在倫敦留學時候的經歷, 彌漫著濃濃的自傳性氣息, 把一個陷入到時代的幻滅, 生活的絕望, 無根的猶疑, 神聖的嘲弄以及恒久的困惑中的知識份子形象刻畫的入木三分。 對於奈保爾這樣缺乏幻想的天賦, 又沒有經歷過重大歷史事件的作家, 他唯一憑藉的就是一種自由意志,
一種對寫作苦苦的堅守。 你可想而知在這個過程中他所經歷過的苦難和艱辛, 那些在地下室為寫一個句子而苦苦思索的日子, 那些為了掙生活費去英國廣播公司錄音的日子, 那些因為苦悶帶著一絲驚恐和羞恥找尋妓女的日子, 那些參加一些波希米亞式的宴會的日子……當奈保爾在威利身上發現自己影子的時候, 他已經不由自主地從一個故事的旁觀者變成了故事中人, 他不自覺的在威利身上傾注了自己前半生的全部深情。 這種散文般的敘事在這位一向刻薄傲慢, 習慣冷嘲熱諷的作家身上頗為難得, 也讓《浮生》變得抒情和飽滿。

但是小說進入到後半部分,風格驟變,抒情般的散文紀事,即刻轉換成了一種紀實性的冷峻風格。威利隨著他的女友安娜去了非洲,在那個陌生的土地上隔膜地生活了十八年。奈保爾《浮生》後半部分的書寫中,採用了一種歷史性的寫作手法,他忠於歷史,用看似笨拙的紀實手法細緻刻畫在非洲的一系列生活。小說的這部分實際上屬於奈保爾數年來日臻完善的創作模式,其中的歷史報導、社會分析與帶自傳色彩的故事和旅行日誌互為交織,這種綜合模式也許會成為奈保爾留給英國文學的主要遺產。 奈保爾對非洲十分瞭解,他曾在東部非洲生活和工作過。他寫了多部關於非洲的作品,反響較大的有《自由國度》(1971)與《河灣》(1979),這些作品都已經有中譯本。不過,就整體而言,他對非洲的看法始終如一,甚至可以說有些固執。他認為,非洲是一個“夢幻般的、可怕的”地方,它拒絕人們的理解,消解人們的理性以及理性帶來的科技產品。約瑟夫·康拉德來自西方世界的週邊,後來卻成為了英國文學的經典作家,他是奈保爾仰慕的名家之一。姑且不論好壞,奈保爾在《浮生》中寫到的對非洲的印象顯然受到《黑暗的心》的影響。

《浮生》給人的整體印象是在講述一種人的宿命般的人生。仿佛無論你走到哪裡都逃脫不掉自己早已被安置好的命運,無論你的半生,還是你的一生,這種命運早已被你的膚色、語言、族群和國度所決定。也許正是為了掙脫這種詛咒一樣的宿命,奈保爾才成為了一個“無根”的作家。

但是小說進入到後半部分,風格驟變,抒情般的散文紀事,即刻轉換成了一種紀實性的冷峻風格。威利隨著他的女友安娜去了非洲,在那個陌生的土地上隔膜地生活了十八年。奈保爾《浮生》後半部分的書寫中,採用了一種歷史性的寫作手法,他忠於歷史,用看似笨拙的紀實手法細緻刻畫在非洲的一系列生活。小說的這部分實際上屬於奈保爾數年來日臻完善的創作模式,其中的歷史報導、社會分析與帶自傳色彩的故事和旅行日誌互為交織,這種綜合模式也許會成為奈保爾留給英國文學的主要遺產。 奈保爾對非洲十分瞭解,他曾在東部非洲生活和工作過。他寫了多部關於非洲的作品,反響較大的有《自由國度》(1971)與《河灣》(1979),這些作品都已經有中譯本。不過,就整體而言,他對非洲的看法始終如一,甚至可以說有些固執。他認為,非洲是一個“夢幻般的、可怕的”地方,它拒絕人們的理解,消解人們的理性以及理性帶來的科技產品。約瑟夫·康拉德來自西方世界的週邊,後來卻成為了英國文學的經典作家,他是奈保爾仰慕的名家之一。姑且不論好壞,奈保爾在《浮生》中寫到的對非洲的印象顯然受到《黑暗的心》的影響。

《浮生》給人的整體印象是在講述一種人的宿命般的人生。仿佛無論你走到哪裡都逃脫不掉自己早已被安置好的命運,無論你的半生,還是你的一生,這種命運早已被你的膚色、語言、族群和國度所決定。也許正是為了掙脫這種詛咒一樣的宿命,奈保爾才成為了一個“無根”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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