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徽州有俗語：八山一水一分田。 不過， 徽州先民走出了群山的圍困， 並在徽商崛起的過程中傳播了獨特的徽州文化。 而徽派建築， 尤其是徽州宗族熱衷建造的華麗祠堂， 成為典型的徽派文化代表。 本系列共分4篇， 以徽州和祠堂為線索， 介紹徽州祠堂的歷史及現狀， 並且通過瞭解徽州的宗族社會， 加深對中國古代鄉土社會的理解。
中國東南丘陵的地勢起於徽州、杭州、寧波一線， 此線以北是中國最大的平原區——華北平原和長江中下游平原（徽州山區以西的長江沿岸亦屬中下游平原）， 一馬平川直抵太行山脈和燕山山脈；以南是貫穿至嶺南、延至南海海岸的大丘陵區——中國第三階梯70%的山地都集中於此。
長江穿行而過的狹長地段即為長江中下游平原， 這裡自古就是中國人口最為集中、農業最為富庶的地方。 作者 繪圖
徽州：八山一水一分田
徽州（古稱）地處安徽省最南端， 除了沿長江依次排布的馬鞍山、蕪湖、銅陵、池州、安慶市為沿江城市以外， 長江以南的安徽省境內都是徽州與宣城市的地界， 而宣城市又基本占盡了江南東北角的平原地區， 群山圍困下的六座縣城：歙縣、休寧、黟縣、婺源、祁門、績溪組成了舊時的徽州府。
徽州有俗語：八山一水一分田。 其實此話不盡準確， 如果看高清衛星地圖， 在萬米高空下， 徽州這片土地除了山地， 幾乎看不見任何其他東西。 因此徽州先民會感歎自己的命運：前世不修，
1917年由上海遠東地理學會出版的地圖集。 彼時徽州府的府治仍在歙縣， 而非今天黃山市的行政中心屯溪。 六縣中的婺源後劃歸至江西上饒，
走出大山並不是所有山地百姓都能輕易做到的， 尤其在只能依賴原始交通工具的古代。 然而“位處山地與平原的轉折地帶”這一點決定了徽州的先民可以走出大山。 績溪人胡適在他的回憶錄中曾談到， 徽州人在窮困潦倒時安慰自己的一句話便是：不要慌,十天到余杭！因此， 雖然徽州先民生在缺少農耕土地的閉塞的山嶺地區， 但隔著圍困在眼前的大山， 外面便是無限繁華的江南平原市鎮。 於是， 歷史上出現了吃苦耐勞的徽州先民， 也出現了徽商在江南長達四百多年的繁榮。
面對四周的茫茫群山， 徽州古人開拓了幾乎所有可能的通道——一條新安江水路，
“徽杭古道”是績溪入杭的最近通道。 “徽安古道”自休寧縣入安慶， 轉水路長江即可通武漢。 長江作為中國最重要的交通流域， 承載了徽州鹽商運兩淮鹽入湖廣、載湖廣米至長江下游的貿易通道。 “徽甯古道"自績溪出關至甯國縣， 入甯國便是長江中下游平原的平川沃野， 於蕪湖入長江可直通南京、揚州， 運河北上便可直達北京， 因此徽甯古道亦是官員往來徽州的主要官道之一。 “徽開古道”自歙縣向南至開化， 通向浙江省內最大的盆地——金衢盆地。 “徽浮古道”由休寧至江西浮梁縣， 入鄱陽， 通長江， 是往返湖贛的最短路線。
群山包圍的徽州六縣及其水系連接的周邊城市。 作者 繪圖
因翻山越嶺的不易，徽州六個縣域會以其出山的最短路線，決定落腳的目的地，如績溪商人胡雪岩，當年通過績溪的徽杭古道前往杭州開設商鋪，而胡雪岩的父輩們離開績溪老家到江蘇泰州時，走的亦必定是北上最近的徽甯古道。地理因素使徽州各縣形成一種方向固定的人口流動，如江蘇、浙江和其他處於徽州東北方向的徽商，必多來自於績溪與歙縣；祁門、休甯的徽商則多去往湖廣發展。
績溪人出徽多走山路古道，圖為家朋鄉坎頭村前的門前岩，屬天目山脈西段，山貌破碎無主峰，為徽浙交界處。翻過這片大山便能到達浙江昌化。 作者 圖
坎頭村許氏宗祠前的節婦坊與聽泉樓，身後的群山形成了一道天然屏障，亦是走出大山的一扇大門。 作者 圖
徽商文化
這些徽商賴以生存的命脈通道，不僅承載了當時的貿易往來，亦將徽州自身的文化特質向周邊地區傳播開來。在今天的江浙、湖廣能盡數看到各類徽州建築的風格元素。由於新安江交通的便利，其所流經的浙西、浙中地區，則更是反映出徽州文化的深刻影響。
新安江即錢塘江，在徽州至建德市（古稱嚴州）梅城鎮一段稱新安江，梅城至富陽一段稱富春江，富陽至杭州灣入海一段稱錢塘江。一江含三稱，每個名稱在中國歷史上代表著一個特定的文化符號。
自徽州蜿蜒而出的新安江有如此深厚的人文積累，與其流域繁榮的交通有極大關係。除了建德和杭州，在梅城所分出的新安江支流——蘭江，將徽州人的影響力帶向了蘭溪、金華（古稱婺州）和衢州這一片大盆地，因此對於浙江的中西部而言，徽州的文化特徵是其重要的組成部分。
徽州先民不僅沒有自困于群山的包圍，反在明清兩代徽商崛起的過程裡，將其獨特的徽州文化不斷向周邊地域擴散，沖出重圍，形成了一個廣闊的徽文化影響圈。
圖片來自《Yin Yu Tang》
清末，漢口繁榮的商貿碼頭，這些貨物半數多歸於此地經商的徽商。
現代徽州人的祖先主要由西晉至北宋的三次人口遷徙所構成，當初的中原士族家眷在南遷過程中選擇這片山地，主要是考慮了封閉的地勢可以避免王朝覆滅所帶來的戰禍。但隨著太平年間的到來，徽州人口不斷繁衍，地少人多的弊端就暴露出來了。徽州人迫于生計，不得不離鄉謀生。但這樣的人口流動，卻未讓徽州散盡。
徽州人的主體源自衣冠南渡的士族後裔，因此其文化本身源自中原傳統，文化上的特徵便是一種帶有濃厚宗法秩序的家族觀念和制度，徽州在這方面的特徵表現，可以作為中國氏族社會制度的一個典型。清初學者趙起士在他的《寄園寄所寄》中寫到：
新安各姓，聚族而居，絕無雜姓摻入者。其風最為近古，出入齒讓，姓名有宗祠統之。歲時伏臘，一姓村中千丁皆集，祭用文公家禮，彬彬合度。父老嘗謂，新安有數種風俗勝於他邑：千年之塚，不動一抔；千丁之族，未嘗散處；千載之譜系，絲毫不紊。主僕之嚴，雖數十世不改，而宵小不敢肆焉。
徽州人不忘自己出生于中原，雖在地緣上早已毫無聯繫，但這種根源的意識早已浸濡成一種自然心理。直到今天，都能時常在徽州鄉間看到這樣的對聯：“河南根基遠，家族世代新”。
休甯縣黃村的蔭餘堂，是黃姓徽商于嘉慶年所建的宅第，先後有八代子孫於此居住，本是一座非常普通的徽州民居。但在1996年面臨拆遷命運時，被美國麻塞諸塞州的皮博迪埃塞克斯博物館（Peabody Essex Museum）的一位研究員發現並買下，完整拆運至美國，於麻塞諸塞的博物館重建。當地學者對這座清中期的徽州民居做了完整的研究，從其家族史的變遷至建築的功能、結構和裝飾等。
圖片來自《Yin Yu Tang》
拆除前，仍在黃村的蔭餘堂。背山面田，這是徽州民居最常見的佈局。
清朝後期，隨著封建靜的瓦解，徽商逐漸敗落消亡。新中國之後，蔭余堂的主人黃振新離開家鄉飄落至上海，蔭餘堂的子孫們亦都離開了這座老宅，四散各處。只是這次離開家鄉是永遠地離開了。
蔭餘堂現在Peabody博物館，這座徽州民居向美國人展示了中國人的傳統生活方式。
宗族社會
徽州人先祖的文化源頭本來自中原，歷史上徽州的三次人口遷入分別是：魏晉時期的“永嘉之亂”、唐末的“黃巢之亂”，以及北宋末年的“靖康南渡”。那些北方的衣冠望族將中原的士族文化隨著家眷一起帶入了這片東南山林，並逐漸代替原住民山越人。徽州有座著名的“程朱闕裡”坊（毀於上世紀70年代），石坊正面題“程朱闕裡”，背面題“洛閩溯源”。“闕裡”本是孔子的故居，這裡用來表示：徽州是北宋二程（程顥、程頤）和南宋朱熹的故里。在徽州，傳統和儒家一直都被人們重視和紀念。
我們從小就被告知：中國是禮儀之邦。然而，大部分人都誤解了禮儀之邦的含義。禮儀二字的含義不是禮貌，也不是說一個人的“素質”或“儀態”，禮儀是一種社會制度，其內容包含了一個人生老病死的過程，以及種種社會關係。因此，禮儀之邦準確的含義應是：以禮制規範，形成社會秩序的國家。西周滅亡後，禮儀制度的主體和精神被儒家學者所繼承，徽州宗族社會的結構基礎是典型的儒家宗法禮治。
宗法的隱含含義是，建構和維護父系血緣關係下的宗族內部秩序的制度，在以宗族為基本單位的鄉土社會裡，它扮演的是一種強執行力角色。
禮治則直接繼承於儒家經典學說的一套完整道德準則。在古代中國，國家強權的執行力和法律條文都有極大的局限，中央政權的行政分級也僅能觸及到縣一級，因此在廣闊的鄉土社會，社會基層的秩序就需要用“禮治”來約束。
祖先群像 圖片摘自《祭祖－中國紀念性肖像畫》
宗族的特徵在於多個直系“小家族”擁有一個共同的“宗”，或曰血緣聯繫上的根。但隨著子孫的繁衍延續，緊密的血緣會被樹狀式傳代所逐步稀釋，宗族的延續性比家族綿長。宗族亦分大宗族與小宗族，小宗族局限在一個家族的前後幾代，供奉分支先祖，各立支祠。大宗族則是一個村落乃至多個村落所有同姓家族的總合，供奉一個始遷祖，共立一座宗祠。
徽州歙縣裡方村胡氏祠堂 作者 圖
在宗族的各類族產中，祠堂始終都是宗族勢力最直觀的表達。不同于蘇州世家更重視活人在世所享受的大宅園林，徽州宗族更熱衷於建造一座華麗的祠堂，將祖輩過往的榮耀和世代子孫所獲得的成就通通歸集在這一座紀念性的建築裡。
宅院民居是屬於在世家族的，無論這個家族當時的地位如何，始終是要面臨分裂的（如兄弟間的分家）。但祠堂不會被分解，它本質上應該永遠存在，過世的祖先永遠都在，所供奉的一方方小小的牌位便是每一個祖先在天之靈的憑證，徽州村落中散佈著的各類祠堂就是宗族精神在物質上的聯繫。
棠樾鮑氏祠堂－世孝祠（小）和敦本堂（大） 作者 圖
一條石板路串起的七重牌坊並非同時興建，而是從明至清，歷代帝王恩准敕建。 作者 圖
宗族的存在也有其實用意義，尤其體現在政治和商業的經營上。徽商崛起的背後，宗族勢力的保障與團結具有決定性的意義。如婺源商人程棟最早進入漢口，以後其族人逐漸進入漢口，形成程氏家族對漢口的商業壟斷。徽商極為重視修族譜，這不僅是維護家族統一的情感需要，更是獲得商業資訊和説明最為穩固的依據。徽州宗族間的相互倚賴，同時也為其貿易中運輸、倉儲、採購、銷售提供了便利條件，從而極大降低了成本。徽商在這種宗族經營中獲利越多，便越重視維持這種宗族模式，輿論上繼承了儒家正統，又兼顧其切實利益和情感的維繫，因此徽人直至今日都以這種宗族文化而深以為傲。
清末民初的杭州禦街，今中山路一帶。徽商胡雪岩便是在杭州發家，成為一代紅頂商人。
（作者陳勃文系米蘭理工大學建築設計與歷史學研究生，九樟學社成員；任麗系東京藝術大學文化遺產保存學博士生，九樟學社成員。本文經編輯刪減，轉載自微信公眾號“九樟學社”jiuzhang-society）
群山包圍的徽州六縣及其水系連接的周邊城市。 作者 繪圖
因翻山越嶺的不易，徽州六個縣域會以其出山的最短路線，決定落腳的目的地，如績溪商人胡雪岩，當年通過績溪的徽杭古道前往杭州開設商鋪，而胡雪岩的父輩們離開績溪老家到江蘇泰州時，走的亦必定是北上最近的徽甯古道。地理因素使徽州各縣形成一種方向固定的人口流動，如江蘇、浙江和其他處於徽州東北方向的徽商，必多來自於績溪與歙縣；祁門、休甯的徽商則多去往湖廣發展。
績溪人出徽多走山路古道，圖為家朋鄉坎頭村前的門前岩，屬天目山脈西段，山貌破碎無主峰，為徽浙交界處。翻過這片大山便能到達浙江昌化。 作者 圖
坎頭村許氏宗祠前的節婦坊與聽泉樓，身後的群山形成了一道天然屏障，亦是走出大山的一扇大門。 作者 圖
徽商文化
這些徽商賴以生存的命脈通道，不僅承載了當時的貿易往來，亦將徽州自身的文化特質向周邊地區傳播開來。在今天的江浙、湖廣能盡數看到各類徽州建築的風格元素。由於新安江交通的便利，其所流經的浙西、浙中地區，則更是反映出徽州文化的深刻影響。
新安江即錢塘江，在徽州至建德市（古稱嚴州）梅城鎮一段稱新安江，梅城至富陽一段稱富春江，富陽至杭州灣入海一段稱錢塘江。一江含三稱，每個名稱在中國歷史上代表著一個特定的文化符號。
自徽州蜿蜒而出的新安江有如此深厚的人文積累，與其流域繁榮的交通有極大關係。除了建德和杭州，在梅城所分出的新安江支流——蘭江，將徽州人的影響力帶向了蘭溪、金華（古稱婺州）和衢州這一片大盆地，因此對於浙江的中西部而言，徽州的文化特徵是其重要的組成部分。
徽州先民不僅沒有自困于群山的包圍，反在明清兩代徽商崛起的過程裡，將其獨特的徽州文化不斷向周邊地域擴散，沖出重圍，形成了一個廣闊的徽文化影響圈。
圖片來自《Yin Yu Tang》
清末，漢口繁榮的商貿碼頭，這些貨物半數多歸於此地經商的徽商。
現代徽州人的祖先主要由西晉至北宋的三次人口遷徙所構成，當初的中原士族家眷在南遷過程中選擇這片山地，主要是考慮了封閉的地勢可以避免王朝覆滅所帶來的戰禍。但隨著太平年間的到來，徽州人口不斷繁衍，地少人多的弊端就暴露出來了。徽州人迫于生計，不得不離鄉謀生。但這樣的人口流動，卻未讓徽州散盡。
徽州人的主體源自衣冠南渡的士族後裔，因此其文化本身源自中原傳統，文化上的特徵便是一種帶有濃厚宗法秩序的家族觀念和制度，徽州在這方面的特徵表現，可以作為中國氏族社會制度的一個典型。清初學者趙起士在他的《寄園寄所寄》中寫到：
新安各姓，聚族而居，絕無雜姓摻入者。其風最為近古，出入齒讓，姓名有宗祠統之。歲時伏臘，一姓村中千丁皆集，祭用文公家禮，彬彬合度。父老嘗謂，新安有數種風俗勝於他邑：千年之塚，不動一抔；千丁之族，未嘗散處；千載之譜系，絲毫不紊。主僕之嚴，雖數十世不改，而宵小不敢肆焉。
徽州人不忘自己出生于中原，雖在地緣上早已毫無聯繫，但這種根源的意識早已浸濡成一種自然心理。直到今天，都能時常在徽州鄉間看到這樣的對聯：“河南根基遠，家族世代新”。
休甯縣黃村的蔭餘堂，是黃姓徽商于嘉慶年所建的宅第，先後有八代子孫於此居住，本是一座非常普通的徽州民居。但在1996年面臨拆遷命運時，被美國麻塞諸塞州的皮博迪埃塞克斯博物館（Peabody Essex Museum）的一位研究員發現並買下，完整拆運至美國，於麻塞諸塞的博物館重建。當地學者對這座清中期的徽州民居做了完整的研究，從其家族史的變遷至建築的功能、結構和裝飾等。
圖片來自《Yin Yu Tang》
拆除前，仍在黃村的蔭餘堂。背山面田，這是徽州民居最常見的佈局。
清朝後期，隨著封建靜的瓦解，徽商逐漸敗落消亡。新中國之後，蔭余堂的主人黃振新離開家鄉飄落至上海，蔭餘堂的子孫們亦都離開了這座老宅，四散各處。只是這次離開家鄉是永遠地離開了。
蔭餘堂現在Peabody博物館，這座徽州民居向美國人展示了中國人的傳統生活方式。
宗族社會
徽州人先祖的文化源頭本來自中原，歷史上徽州的三次人口遷入分別是：魏晉時期的“永嘉之亂”、唐末的“黃巢之亂”，以及北宋末年的“靖康南渡”。那些北方的衣冠望族將中原的士族文化隨著家眷一起帶入了這片東南山林，並逐漸代替原住民山越人。徽州有座著名的“程朱闕裡”坊（毀於上世紀70年代），石坊正面題“程朱闕裡”，背面題“洛閩溯源”。“闕裡”本是孔子的故居，這裡用來表示：徽州是北宋二程（程顥、程頤）和南宋朱熹的故里。在徽州，傳統和儒家一直都被人們重視和紀念。
我們從小就被告知：中國是禮儀之邦。然而，大部分人都誤解了禮儀之邦的含義。禮儀二字的含義不是禮貌，也不是說一個人的“素質”或“儀態”，禮儀是一種社會制度，其內容包含了一個人生老病死的過程，以及種種社會關係。因此，禮儀之邦準確的含義應是：以禮制規範，形成社會秩序的國家。西周滅亡後，禮儀制度的主體和精神被儒家學者所繼承，徽州宗族社會的結構基礎是典型的儒家宗法禮治。
宗法的隱含含義是，建構和維護父系血緣關係下的宗族內部秩序的制度，在以宗族為基本單位的鄉土社會裡，它扮演的是一種強執行力角色。
禮治則直接繼承於儒家經典學說的一套完整道德準則。在古代中國，國家強權的執行力和法律條文都有極大的局限，中央政權的行政分級也僅能觸及到縣一級，因此在廣闊的鄉土社會，社會基層的秩序就需要用“禮治”來約束。
祖先群像 圖片摘自《祭祖－中國紀念性肖像畫》
宗族的特徵在於多個直系“小家族”擁有一個共同的“宗”，或曰血緣聯繫上的根。但隨著子孫的繁衍延續，緊密的血緣會被樹狀式傳代所逐步稀釋，宗族的延續性比家族綿長。宗族亦分大宗族與小宗族，小宗族局限在一個家族的前後幾代，供奉分支先祖，各立支祠。大宗族則是一個村落乃至多個村落所有同姓家族的總合，供奉一個始遷祖，共立一座宗祠。
徽州歙縣裡方村胡氏祠堂 作者 圖
在宗族的各類族產中，祠堂始終都是宗族勢力最直觀的表達。不同于蘇州世家更重視活人在世所享受的大宅園林，徽州宗族更熱衷於建造一座華麗的祠堂，將祖輩過往的榮耀和世代子孫所獲得的成就通通歸集在這一座紀念性的建築裡。
宅院民居是屬於在世家族的，無論這個家族當時的地位如何，始終是要面臨分裂的（如兄弟間的分家）。但祠堂不會被分解，它本質上應該永遠存在，過世的祖先永遠都在，所供奉的一方方小小的牌位便是每一個祖先在天之靈的憑證，徽州村落中散佈著的各類祠堂就是宗族精神在物質上的聯繫。
棠樾鮑氏祠堂－世孝祠（小）和敦本堂（大） 作者 圖
一條石板路串起的七重牌坊並非同時興建，而是從明至清，歷代帝王恩准敕建。 作者 圖
宗族的存在也有其實用意義，尤其體現在政治和商業的經營上。徽商崛起的背後，宗族勢力的保障與團結具有決定性的意義。如婺源商人程棟最早進入漢口，以後其族人逐漸進入漢口，形成程氏家族對漢口的商業壟斷。徽商極為重視修族譜，這不僅是維護家族統一的情感需要，更是獲得商業資訊和説明最為穩固的依據。徽州宗族間的相互倚賴，同時也為其貿易中運輸、倉儲、採購、銷售提供了便利條件，從而極大降低了成本。徽商在這種宗族經營中獲利越多，便越重視維持這種宗族模式，輿論上繼承了儒家正統，又兼顧其切實利益和情感的維繫，因此徽人直至今日都以這種宗族文化而深以為傲。
清末民初的杭州禦街，今中山路一帶。徽商胡雪岩便是在杭州發家，成為一代紅頂商人。
（作者陳勃文系米蘭理工大學建築設計與歷史學研究生，九樟學社成員；任麗系東京藝術大學文化遺產保存學博士生，九樟學社成員。本文經編輯刪減，轉載自微信公眾號“九樟學社”jiuzhang-socie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