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姝
現當代著名小說家、散文家孫犁先生， 原名孫樹勳， 以“孫犁”行世。 年輕時他還曾使用筆名孫芸夫在《大公報》上發表文章。 孫犁先生一生撰著頗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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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譽為“白洋澱派”創始人的孫犁先生， 開啟了中國“詩化小說”的先河。 1940年出版的文集《白洋澱紀事》是其代表作， 著名短篇小說《荷花澱》《蘆花蕩》分別是“白洋澱紀事之一、之二”， 他所呈現給讀者的白洋澱風光， “清新疏朗， 散發著潮潤潤的水氣， 像一幅淡淡的水墨畫， 彌漫著濃郁的詩意”。
短篇小說《荷花澱》最初發表在《解放日報》上，
出生于1913年的孫犁先生， 14歲即開始文學創作， 多次用筆名“孫芸夫”在著名的《大公報》上發表文章。 1937年“盧溝橋事變”後， 孫犁投身于滾滾的抗日洪流之中， 在中國共產黨內從事宣傳工作。 曾歷任河北抗戰學院教官， 晉察冀通訊社、晉察冀邊區文聯、晉察冀日報社及華北聯合大學編輯， 延安魯迅藝術學院教師等職， 期間未曾間斷文學創作。 對於這一段艱難歲月， 孫犁曾有過這樣深情的記述：“我非常懷念經歷過的那一個時代，
“文革”以後， 已停筆近20年的孫犁先生， 經常于病屙中陷於往事的回憶之中， 他沉浸于青春時代投身革命的記憶， 動筆寫下了一篇篇平中見奇、生動簡約的憶文， 對今人來說又何嘗不是極為珍貴的史料讀物。
我之于孫犁先生的文學作品， 讀之不可謂多， 但去年為編輯《名人筆下的張家口》一書， 我市著名作家吳志達老師提供的孫犁先生撰著的《晚華集》訊息， 卻視之為珍重。 這冊僅僅64開本的袖珍小書， 是20世紀70年代末， 由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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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77年11月改寫完成的《服裝的故事》中， 孫先生有如下回憶：“……一九四五年八月， 日本投降， 我們又從延安出發， 我被派作前站， 給女同志們趕了很長一段時間的毛驢。 那些嬰兒們， 裝在兩個荊條筐裡， 掛在母親們的兩邊。 小毛驢一走一顛， 母親們的身體一搖一擺， 孩子們像燕雛一樣， 從筐裡探出頭來， 呼喊著， 玩鬧著， 和母親們愛撫的聲音混在一起， 震盪著漫長的歡樂的旅途。
“冬季我們到了張家口， 晉察冀的老同志們開會歡迎我們， 穿戴都很整齊。 一位同志看我還是只有一身粗布棉襖褲， 就給我一些錢， 叫我到小市添補一些衣物。 後來我回冀中，到了宣化，又從一位同志的床上，扯走一件日本軍官的黃呢斗篷，走了整整十四天，到了老家，披著這件奇形怪狀的衣服，與久別的家人見了面。這僅僅是記得起來的一些，至於戰爭年代裡房東老大娘、大嫂、姐妹們為我做鞋做襪，縫縫補補，那就更是一時說不完了……”
在《某村舊事》一文中，孫犁對上面的經歷有著更詳細的描述：“一九四五年八月，日寇投降，我從延安出發，十月到渾源，休息一些日子，到了張家口。那時已是冬季，我穿了一身很不合體的毛藍粗布棉衣，見到在張家口工作的一些老戰友，他們竟然有些‘城市化’了。做財貿工作的老鄧，原是我們在晉察冀工作時的一位詩人和歌手，他見到我，當天夜晚把我帶到他的住處，燒了一池熱水，叫我洗了一個澡，又送我一些錢，叫我明天到早市買件襯衣。當年同志們那種同甘共苦的熱情，真是值得懷念。
“第二天清晨，我按照老鄧的囑咐到了攤販市場。那裡熱鬧得很，我買了一件和我的棉衣很不相稱的‘綢料’襯衣，還買了一條日本的絲巾圍在脖子上。路經宣化，又從老王的床鋪上扯了一條粗毛毯，一件日本軍用黃呢斗篷，就回到冀中平原上來了……”
在《悼畫家馬達》一文裡，孫犁先生既有關於著名畫家馬達的“輕描淡寫”，也有關於第一次解放張家口的記述：“我在延安住的時間很短，也就是一年半的時間。原來是調去學習的，很快日本投降了，就隨著工作隊出來。在延安，我在魯藝做一點工作，馬達在美術系。雖說住在一個大院落裡，我不記得到過他的窯洞，他也沒有到過我的窯洞。聽說他的窯洞修整得很別致，他利用土方，削成了沙發、茶几、盆架、爐灶等等。可是同在一個小食堂裡吃飯，每天要見三次面，有什麼話也可以說清楚的。馬達沉默寡言，認識這麼多年，他沒有什麼名言讜論，有風趣的話或生動的表情，留在我的印象裡。
“從延安出發，到張家口的路上，我和馬達是一個隊。我因為是從敵後來的，被派作了先遣，每天頭前趕路。我有一雙從晉察冀穿到延安去的山鞋，現在又把它穿上，另外，還拿上我從敵後山上砍伐來的一根六道木棍。
“這次行軍，非常輕鬆，除去過同蒲路，並沒有什麼敵情。後來，我又兼給女同志們趕毛驢，每天跟在一隊小毛驢的後面，迎著西北高原的瑟瑟秋風，聽著騎在毛驢背上女歌手們的抒情，可以想見我的心情之舒暢了……”
“……中午到了站頭，我們總是蹲在街上吃飯。馬達也是單身，但最不記得和他蹲在一起、共進午餐的情景。只有要在一個地方停留幾天，要休整了，我才有機會和他見面，留有印象的，也只有一次……
“在晉、陝交界，是個上午，我從住宿的地方出來，要經過一個磨棚，我看到馬達正站在那裡，聚精會神地畫速寫。有兩位青年婦女在推磨，我沒有注意她們推磨的姿態，我只是站在馬達背後，看他畫畫。馬達用一枝軟鉛筆在圖畫紙上輕輕地、敏捷地描繪著，只有幾筆，就出現了一個柔婉生動、非常美麗的青年婦女形象。這是素描，就像在雨霧裡見到的花朵，在晴空裡望到的勾月一般。我確實驚歎畫家的手藝了。
“我很愛好美術，但手很笨，在學校時，美術一課，總是勉強交卷。從這一次，使我對美術家，特別是畫家，產生了肅然起敬的感情。
“馬達，最初是在上海搞木刻的。那一時代的木刻，是革命藝術的一支突出的別動隊。我愛好革命文學，也連帶愛好了木刻，青年時曾買了不少這方面的作品。我一直認為在魯迅全集裡，魯迅同一群青年木刻家的照相中，排在後面，胸前垂著西服領帶，面型樸實厚重的，就是馬達。但沒有當面問過他。馬達那時已是一個革命者，而那時的革命，並不是在保險櫃裡造反，是很危險的生涯。關於他那一段歷史，我也沒有和他談起過。
“行軍到了張家口，我和一群畫家，住在一個大院裡。我因為一路趕驢太累了，有時間就躺下來休息。忽然有人在什麼地方發現了一堆日本人留下的爛紙，畫家們蜂擁而出，去撿可以用來畫畫的紙片。在延安，紙和顏料的困難，給畫家帶來了很大的不便。我寫文章，也是用一種黃色的草紙。他們只好拿起木刻刀對著梨木板幹，木刻藝術就應運而生地得到了長足的發展。他們見到了紙張，這般興奮，正是表現了他們為了革命工作的熱情。
“在張家口住了幾天，我就和在延安結交的文藝界的朋友分道揚鑣，回到冀中去了……”
這裡需要說明的是：1945年8月23張家口第一次解放，9月延安魯迅藝術學院即組成了華北文藝工作團，成員陸續從延安出發奔赴張家口，孫犁當時是魯迅藝術學院教員，作為先遣之一，一路打前站，於1946年1月先期到達張家口。因他在張家口停留的時間相對短暫，所以有關史料提及這一時期薈萃張家口的文化名人中，沒有孫犁的名字出現，是可見畫家馬達的。當時馬達在張家口創作了反映晉察冀革命文化藝術的《莫待天時誤農時》《春耕》等木刻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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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犁回憶“那時的革命生活，就像走在崎嶇的山路上，隨手可以拾到碎石子塊，隨便往哪裡一碰，都可以迸射出火花來”。善於觀察生活的他，每每可看到許多人忽略的細節，並將所看到的用清晰的詞語寫下來，文字裡充滿了觀察者的個性。
“在那可貴的艱苦歲月裡，我和他們建立起來的感情，並如實而高昂濃重地將這種感情渲染於筆端。”
孫犁先生的《晚華集》，文字簡練，講究情感節制，含蓄蘊藉，又素潔而不矯飾，自有一種平中見奇的韻味;沒有曲折的故事情節，沒有血與火的戰爭描寫，無論懷人記事，思及故鄉，追憶童年和戰爭歲月，還是詠物思情，都融入了深刻的生活感悟。自有一種引人的力量，打動讀者的心。這與他長期以寧靜沉潛的心質，自甘寂寞地面對生活有關。因有著這種難得的品性，才有了普通人難以企及的宏大深邃的藝術境界。
真正的歷史，是血寫的書，真誠的回憶。《服裝的故事》《悼畫家馬達》以其自然、真誠表達的樸素情感，及其鮮明的地方性，選入了《名人筆下的張家口》一書，成為張家口區域歷史文化的珍藏……
文學必須取信于當時，方能傳於後世。時間檢驗了孫犁先生的作品，使之得以流傳至今。後世對於這樣正能量的人物，幾乎沒有負面的聲音。作為《天津日報》的創始人之一，孫犁先生開創了《天津日報》(文藝副刊)熱心扶持青年作者，培養了劉紹棠等大批知名作家和業餘文學創作骨幹，被譽為“我國報刊史上一代編輯典範”。
2002年7月11日，89歲高齡的孫犁先生病逝于天津。2003年7月，孫犁紀念館在河北省安新縣白洋澱荷花大觀園落成。翌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了400余萬字的《孫犁全集》(十一卷本)。
後來我回冀中，到了宣化，又從一位同志的床上，扯走一件日本軍官的黃呢斗篷，走了整整十四天，到了老家，披著這件奇形怪狀的衣服，與久別的家人見了面。這僅僅是記得起來的一些，至於戰爭年代裡房東老大娘、大嫂、姐妹們為我做鞋做襪，縫縫補補，那就更是一時說不完了……”在《某村舊事》一文中，孫犁對上面的經歷有著更詳細的描述：“一九四五年八月，日寇投降，我從延安出發，十月到渾源，休息一些日子，到了張家口。那時已是冬季，我穿了一身很不合體的毛藍粗布棉衣，見到在張家口工作的一些老戰友，他們竟然有些‘城市化’了。做財貿工作的老鄧，原是我們在晉察冀工作時的一位詩人和歌手，他見到我，當天夜晚把我帶到他的住處，燒了一池熱水，叫我洗了一個澡，又送我一些錢，叫我明天到早市買件襯衣。當年同志們那種同甘共苦的熱情，真是值得懷念。
“第二天清晨，我按照老鄧的囑咐到了攤販市場。那裡熱鬧得很，我買了一件和我的棉衣很不相稱的‘綢料’襯衣，還買了一條日本的絲巾圍在脖子上。路經宣化，又從老王的床鋪上扯了一條粗毛毯，一件日本軍用黃呢斗篷，就回到冀中平原上來了……”
在《悼畫家馬達》一文裡，孫犁先生既有關於著名畫家馬達的“輕描淡寫”，也有關於第一次解放張家口的記述：“我在延安住的時間很短，也就是一年半的時間。原來是調去學習的，很快日本投降了，就隨著工作隊出來。在延安，我在魯藝做一點工作，馬達在美術系。雖說住在一個大院落裡，我不記得到過他的窯洞，他也沒有到過我的窯洞。聽說他的窯洞修整得很別致，他利用土方，削成了沙發、茶几、盆架、爐灶等等。可是同在一個小食堂裡吃飯，每天要見三次面，有什麼話也可以說清楚的。馬達沉默寡言，認識這麼多年，他沒有什麼名言讜論，有風趣的話或生動的表情，留在我的印象裡。
“從延安出發，到張家口的路上，我和馬達是一個隊。我因為是從敵後來的，被派作了先遣，每天頭前趕路。我有一雙從晉察冀穿到延安去的山鞋，現在又把它穿上，另外，還拿上我從敵後山上砍伐來的一根六道木棍。
“這次行軍，非常輕鬆，除去過同蒲路，並沒有什麼敵情。後來，我又兼給女同志們趕毛驢，每天跟在一隊小毛驢的後面，迎著西北高原的瑟瑟秋風，聽著騎在毛驢背上女歌手們的抒情，可以想見我的心情之舒暢了……”
“……中午到了站頭，我們總是蹲在街上吃飯。馬達也是單身，但最不記得和他蹲在一起、共進午餐的情景。只有要在一個地方停留幾天，要休整了，我才有機會和他見面，留有印象的，也只有一次……
“在晉、陝交界，是個上午，我從住宿的地方出來，要經過一個磨棚，我看到馬達正站在那裡，聚精會神地畫速寫。有兩位青年婦女在推磨，我沒有注意她們推磨的姿態，我只是站在馬達背後，看他畫畫。馬達用一枝軟鉛筆在圖畫紙上輕輕地、敏捷地描繪著，只有幾筆，就出現了一個柔婉生動、非常美麗的青年婦女形象。這是素描，就像在雨霧裡見到的花朵，在晴空裡望到的勾月一般。我確實驚歎畫家的手藝了。
“我很愛好美術，但手很笨，在學校時，美術一課，總是勉強交卷。從這一次，使我對美術家，特別是畫家，產生了肅然起敬的感情。
“馬達，最初是在上海搞木刻的。那一時代的木刻，是革命藝術的一支突出的別動隊。我愛好革命文學，也連帶愛好了木刻，青年時曾買了不少這方面的作品。我一直認為在魯迅全集裡，魯迅同一群青年木刻家的照相中，排在後面，胸前垂著西服領帶，面型樸實厚重的，就是馬達。但沒有當面問過他。馬達那時已是一個革命者，而那時的革命，並不是在保險櫃裡造反，是很危險的生涯。關於他那一段歷史，我也沒有和他談起過。
“行軍到了張家口，我和一群畫家，住在一個大院裡。我因為一路趕驢太累了，有時間就躺下來休息。忽然有人在什麼地方發現了一堆日本人留下的爛紙，畫家們蜂擁而出，去撿可以用來畫畫的紙片。在延安，紙和顏料的困難，給畫家帶來了很大的不便。我寫文章，也是用一種黃色的草紙。他們只好拿起木刻刀對著梨木板幹，木刻藝術就應運而生地得到了長足的發展。他們見到了紙張，這般興奮，正是表現了他們為了革命工作的熱情。
“在張家口住了幾天，我就和在延安結交的文藝界的朋友分道揚鑣，回到冀中去了……”
這裡需要說明的是：1945年8月23張家口第一次解放，9月延安魯迅藝術學院即組成了華北文藝工作團，成員陸續從延安出發奔赴張家口，孫犁當時是魯迅藝術學院教員，作為先遣之一，一路打前站，於1946年1月先期到達張家口。因他在張家口停留的時間相對短暫，所以有關史料提及這一時期薈萃張家口的文化名人中，沒有孫犁的名字出現，是可見畫家馬達的。當時馬達在張家口創作了反映晉察冀革命文化藝術的《莫待天時誤農時》《春耕》等木刻作品。
3
孫犁回憶“那時的革命生活，就像走在崎嶇的山路上，隨手可以拾到碎石子塊，隨便往哪裡一碰，都可以迸射出火花來”。善於觀察生活的他，每每可看到許多人忽略的細節，並將所看到的用清晰的詞語寫下來，文字裡充滿了觀察者的個性。
“在那可貴的艱苦歲月裡，我和他們建立起來的感情，並如實而高昂濃重地將這種感情渲染於筆端。”
孫犁先生的《晚華集》，文字簡練，講究情感節制，含蓄蘊藉，又素潔而不矯飾，自有一種平中見奇的韻味;沒有曲折的故事情節，沒有血與火的戰爭描寫，無論懷人記事，思及故鄉，追憶童年和戰爭歲月，還是詠物思情，都融入了深刻的生活感悟。自有一種引人的力量，打動讀者的心。這與他長期以寧靜沉潛的心質，自甘寂寞地面對生活有關。因有著這種難得的品性，才有了普通人難以企及的宏大深邃的藝術境界。
真正的歷史，是血寫的書，真誠的回憶。《服裝的故事》《悼畫家馬達》以其自然、真誠表達的樸素情感，及其鮮明的地方性，選入了《名人筆下的張家口》一書，成為張家口區域歷史文化的珍藏……
文學必須取信于當時，方能傳於後世。時間檢驗了孫犁先生的作品，使之得以流傳至今。後世對於這樣正能量的人物，幾乎沒有負面的聲音。作為《天津日報》的創始人之一，孫犁先生開創了《天津日報》(文藝副刊)熱心扶持青年作者，培養了劉紹棠等大批知名作家和業餘文學創作骨幹，被譽為“我國報刊史上一代編輯典範”。
2002年7月11日，89歲高齡的孫犁先生病逝于天津。2003年7月，孫犁紀念館在河北省安新縣白洋澱荷花大觀園落成。翌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了400余萬字的《孫犁全集》(十一卷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