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和梁啟超 “國學書單”擂臺
唐寶民
1923年，
清華學校的胡敦元等4名學生，
即將赴國外留學，
在學習異國文化的同時，
他們還想鞏固中國的傳統文化——國學，
但因為不得要領，
便請胡適為他們開列一個最低限度的國學書目，
以供學習之用，
胡適欣然應允，
便開了一份《一個最低限度的國學書目》，
這份書目分為工具之部、思想史之部及文學史之部三個部分，
三部共計184種。
胡適開的這份書單，
極其詳盡、面面俱到，
把古代凡涉及國學的書籍幾乎一網打盡；當然，
如果仔細分析一下，
就會發現這份書單存在著明顯的不足，
在胡適的書單開出不久，
就收到了署名“《清華週刊》記者”的來信，
對胡適所開列的書單提出了兩個方面的質疑：一是認為胡適所開的書單國學範圍太窄了，
有些部分沒開列出來，
如民族史、經濟史等；二是思想史與文學史部分談得太深了，
不合乎“最低限度”四字。
所以希望胡適能再給出一個最低限度的書目。
胡適讀了來信後，
進行了一番辯解，
但同時也接受建議，
重新提出了一個最低限度的書單，
縮減到了38種。
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胡適剛剛回復完“《清華週刊》記者”的來信不久，
梁啟超怒氣衝衝地殺了出來，
梁啟超與胡適，
雖談不上有什麼太深的交情，
但同為大學者，
互相之間還是極為敬重的。
但梁啟超並沒有因為私誼而對胡適手下留情，
而是毫不客氣地進行抨擊，
這正是那一輩學人身上令人仰望的地方。
針對胡適所開列的書目，
梁啟超寫了一篇《評胡適之的“一個最低限度的國學書目”》，
開篇即宣佈：“胡君這書目，
我是不贊成的，
因為他文不對題。
”梁啟超對胡適的指責，
一是認為胡適所開的書單太專業，
不利於普通讀者閱讀；二是認為胡適僅憑主觀臆斷為讀者開書目，
沒有考慮讀者的具體情況；三是認為胡適“把應讀書和應備書混為一談，
結果不是個人讀書最低限度，
卻是私人及公共機關小圖書館之最低限度”。
最為梁啟超所詬病的是：“我最詫異的：胡君為什麼把史部書一概屏絕？一張書目名字叫作‘國學最低限度’，
裡頭有什麼《三俠五義》《九命奇冤》，
卻沒有《史記》《漢書》《資治通鑒》，
豈非笑話？”梁啟超進而嘲諷道：“若說不讀《三俠五義》《九命奇冤》，
便夠不上國學最低限度，
不瞞胡君說，
區區小子便是沒有讀過這兩部書的人。
我雖自知學問淺陋，
說我連國學最低限度都沒有，
我卻不服。
”
在槍挑胡適的同時，
梁啟超也開了一個《國學入門書要目及其讀法》，
以此來與胡適唱對臺戲。
梁啟超開列的書目，
共分五類：（甲）修養應用及思想史關係書類，
有《論語》《孟子》等39種；（乙）政治史及其他文獻學書類，
有《尚書》《逸周書》等21種；（丙）韻文書類，
有《詩經》《楚辭》等36種；（丁）小學書類及文法書類，
有段玉裁《說文解字注》等7種；（戊）隨意涉覽書類，
有《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世說新語》等30種。
以上5類書共計133種。
正文後收附錄三篇，
第一篇是《最低限度之必讀書目》，
開出《四書》《易經》《書經》《詩經》等25種書，
梁啟超稱此為“真正之最低限度”書目。
時隔近百年的歲月之後，
回過頭來再打量兩位大師所開的書單，
發現其中有一部分對當代讀書人依然適用，
但相對於九十一年前，
則適用的部分越來越小了，
這既有時代在進步的原因，
也有國學研究的外延和內涵都已經有了發展變化的原因，
但總體而言，
二人的書單對當代讀書人依然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作為當代中國人，
不管是何學科背景，
都應當具備起碼的國學基礎，
都應當具有最低限度的本國學術文化知識。
胡適的書目，
給今天的文科研究生閱讀、使用，
大致還差不多；推薦給文科的大學生閱讀，
顯然不大合適。
梁啟超的書目，
最大好處是離各科大學生的實際水準和需要較近，
他們能用得起來。
”當代著名學者劉夢溪對此曾有過中肯的評價，
“我們今天來重新檢討胡適開的這個書目，
不能不承認《清華週刊》記者的質疑是有一定道理的”“因此就其實用性和有效性來說，
‘梁目’顯得道高一丈。
如果我是讀者，
要我對‘胡目’和‘梁目’做出選擇，
我肯定投梁的票。
‘梁目’及其讀法，
即使在今天仍有參考價值。
不是因為別個，
主要就讀中國載籍的多寡而言，
胡適之先生不能不把座位讓給梁任公先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