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為何對這個小子讚不絕口？
趙丹陽
郭嘉是東漢末年曹操帳下著名謀士， 高屋建瓴， 才識過人， 可惜英年早逝， 沒能活到大魏集團改朝換代。 曹操在懷念他時曾言：“故軍祭酒奉孝， 忠良淵淑， 體通性達。 每有大議， 發言盈庭， 執中處理， 動無遺策。 ”本章對他的論述， 將分為四個部分。
其一， 辨析治亂， 慧眼識英。
郭嘉出生於潁川， 據傳其未及弱冠時已有遠見， 預料不出十載， 天下必將大亂。 留法學者李燁培先生為《武英殿聚珍版書》作注時， 曾引用少年郭嘉對形勢的預判：“夫明察主道， 以觀君德；審惟宇分， 以定國綱，
對於大漢王朝搖搖欲墜、禍亂將起的徵兆， 郭嘉列舉了十五條。 因為年代久遠， 察用困難， 李教授只收錄整理了七條。 大概意思是， 你要想預知一個國家的治亂興衰， 要綜合考慮兩個因素：一是領導班子的水準如何， 二是制度、法律設計的如何。
果不其然， 郭嘉所言一語成讖。
後來， 田豐非常欣賞他的高論， 將其舉薦給袁紹。 但是郭嘉對袁紹幾經觀察之後， 作出判斷：“明智的人能審慎周到地衡量他的主人， 所以凡有舉措都很周全， 從而可以立功揚名。 本初隻想要仿效周公， 但是只學到了周公的表面， 沒學到內涵。 他懂得如何聚攏人才， 卻不知道如何使五花八門的人才各安其位、發揮功效。
建安元年， 被稱為有“負俗之譏”的戲志才死了， 曹操很難過， 問荀彧能不能再給自己找個秘書？！荀彧推薦了郭嘉。 曹操召見郭嘉， 共論天下大事， 討論完後， 曹操說：“能幫助我成就大業的人， 就是他了！”郭嘉離開營帳後， 也大喜過望地說：“這才是我真正的主人啊！”
其二， 深知兵要， 料敵如神。
建安三年九月， 曹操出兵攻打霸控徐州的呂布。 曹軍先破彭城， 再奪沛縣， 最後兵進下邳。 呂布堅守不出。 戰役持續了五個多月， 曹操見士兵疲憊，
郭嘉的意思是， 當年項羽身經七十余戰， 未有失手， 然而只不過在垓下輸了一次， 就身死國滅， 是因為這個人有勇無謀， 缺乏忍辱負重的心胸， 也想不出東山再起的計略。 這叫作剛愎自負、脆而不堅！在這一點上， 呂布也是如此。 現在他與我軍交戰， 幾乎每一次都奮力搏殺， 可以說用上了吃奶的力氣， 然而其結果卻是不勝不負， 足以見得他已經師老兵疲、內外交困。 這個時候， 只要我們再稍微努力一下， 讓其稍嘗敗績， 他便會怨天尤人， 一蹶不振。試想，呂布的威名和勇力遠遠不及項羽，而今卻面臨著比“十面埋伏”、“四面楚歌”更為嚴峻的形勢，他能挺得住嗎？
曹操依郭嘉計策而行，一面攻城，一面決堤水淹下邳，果然凱旋得勝，擒殺呂布。
建安四年，劉備以“阻止二袁合流”為名，請求帶兵趕赴淮河之濱。曹操一時不察，就同意了劉備的請求。郭嘉得知後，責備曹操說：“當初不是勸您軟禁劉備，分化關、張嗎？現在怎麼一併放他們走了？”但此時木已成舟，劉備不僅迅速奪取了下邳，更舉兵對抗曹操，曹操悔恨不聽郭嘉之言。
建安五年，曹操為了避免兩面夾擊之危，準備先行征伐徐州的劉備，再討滅袁紹。當時諸將都認為沮授、田豐、審配等人足智多謀，必定攛掇袁紹乘機來攻許都，到時只怕進退失據。曹操也感到疑慮，於是詢問郭嘉的建議，郭嘉分析道：“紹性遲而多疑，雖有忠言奇謀，用必不速。備新起，眾心未附，急擊之必敗。此存亡之機，不可失也。”於是曹操放心大膽的前去東征。劉備一方面聯合東海的義軍（俗稱土匪），一方面向袁紹致書求援。袁紹的謀士大多數勸諫其直搗曹操老巢，唯有郭圖、逢紀認為“達人必籌事於隱微，豫禁乎未然，今許都天下要衝，天子藩衛，操必有備”。袁紹一時權衡不定，等到他拿定主意偷襲曹軍後方，已經收到了劉備的敗表。
建安五年末，也就是曹、袁鏖戰之時，又一個讓人寢食難安的消息猝然而至：江東孫策意欲策應袁紹，襲擊許都。而此刻在官渡之戰中處於守勢的曹操，根本不可能再抽出兵力保衛許都。不少文臣武將認為曹操這次腹背受敵，死期將至，準備預留後路，當時有人向袁紹眉來眼去、私相授受，也有人向孫策暗通款曲、談婚論嫁。曹操憂心如焚。
這個時候，郭嘉獨持異議，認為孫策不僅騰不出手來，而且自身難保：“策新並江東，所誅皆英豪雄傑，能得人死力者也。然策輕而無備，雖有百萬之眾，無異于獨行中原也。若刺客伏起，一人之敵耳。以吾觀之，必死於匹夫之手。”郭嘉是第二個斷言孫策必死於匹夫之手的，第一個是誰？虞翻！
但虞翻判斷孫策必死於匹夫之手，根據是易學玄理以及孫策的性格，郭嘉則是根據當時江東的政治形勢。
由於他“自弱冠匿名跡，密交結英雋”，資訊來源十分豐富，故而對於孫氏所處的環境，自然如觀掌紋，正所謂“深險之地猶未盡從；而天下英豪布在州郡；賓旅寄寓之士以安危去就為意，未有君臣之固”。說白一些，有三個方面讓孫策備受掣肘，自顧不暇：
第一，“深險之地猶未盡從”，是指山寇據守險要之地抗拒孫氏，這個問題在吳史中最為突出，延續時間甚久。我們知道，東吳的領袖人物如賀齊、諸葛恪、呂岱都曾以討伐“山越”積功受爵。這股力量雖然不甚強大，但是“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成為東吳建國以來最主要的軍事對手。
第二，“天下英豪布在州郡”，指江東社會層次甚高的一些家族人物，（主要是原先被漢朝政府冊封豢養的大德、名臣，他們惱怒孫氏重建利益分配格局），以武力或非暴力不合作的方式反對孫氏入侵江東。他們與出沒於深險之地的山寇互通聲息，社會影響很大。但是孫策對於他們，很少像曹操、劉備那樣寬猛相濟，只是一味豪橫殺伐。這就為他們蓄勢反撲埋下隱患。
第三，“賓旅寄寓之士以安危去就為意，未有君臣之固”，意思是說，同樣是喬遷而來的“流亡北士”本可以和孫策同心同德，而孫策也急需他們為自己的助力，所以樂於親近他們，但是他們此時還不知道孫氏在江東能否長期立足，所以持重觀望，不想過早簽訂“賣身契約”。
此外，孫氏在圖謀攻曹的前夕，還不知“安撫內怨”，以期“一致對外”，反而接連殺死了許貢、周昕、周昂、周喁、王晟、盛憲等等俊傑，這些大佬手下的那些小弟都時刻憋著弄死孫策。
故而，郭嘉之言，決非妄語。
建安七年，袁紹兵敗，氣惱而死。曹操想狂追猛打，一舉蕩平他的兩個兒子。可就在此時，先前力主北進的郭嘉卻力排眾議，獨進奇策，建議退兵。他為曹操分析了袁氏兩兄弟之間的矛盾，說：“袁譚、袁尚這兩個人互相不服，又有郭圖、逢紀這樣的謀臣在當中攙和，必然要反目成仇。不如先南征劉表，這樣一來，既能以大勝之勢懾服荊州，又可坐觀二袁交兵而漁翁得利，一舉兩得！”
曹操依從郭嘉之計，揮師南下，方走五六日，二袁自相殘殺的消息就已傳來，曹操乘機回軍北上，將袁譚、袁尚各個擊破，二袁一死一逃。
其三，計征烏桓，克定野胡。
建安十二年，袁尚、袁熙逃入烏桓，曹軍諸將都說：“袁尚已如喪家之犬，關外胡人不會支援他們的。我們不用再理他們了，如果再做遠征，劉備必然會向劉表借兵襲擊許昌，萬一有什麼變數怎麼辦？”
郭嘉道：“袁紹曾經為胡人擊敗過公孫瓚，那裡的人都感念其德，如果他們得知袁尚還活著，必然投桃報李，不會袖手旁觀，遲早成為隱患。這樣的話，您無論是西征還是南下，都會有後方生變之虞！”
曹操道：“可是以我對劉備的瞭解，他一定會向劉表主動請纓，趁機襲擊許都，怎麼辦呢？”
郭嘉道：“劉備不會如願以償。劉表病情日篤，荊州內部黨同伐異，值此革故鼎新之刻，蔡氏家族不可能允許異己勢力謀取戰功。”
曹操聽罷茅塞頓開，立刻進兵柳城。其原定路線是從漁陽到榆關，再至綏中，之後經過平原腹地直達柳城，然而剛走了一半，就趕上暴雨傾盆，致使海濱低窪地區，泥濘不能通行，賊兵又把守險要路段，曹軍不能前進。
郭嘉建議道：“子泰引身深山，研精形勢，畫地成圖，無所忘失，可以問之。”於是徵召田疇，計議行軍路線。
田疇說：“這條道路在夏季常常積水，淺處不能通行車馬，深處又載不動船隻，形成這種災難已經很久了。還有一條路，丞相敢走嗎？這條路荒廢了二百多年，十分偏僻，那就是從平崗先到盧龍塞（今喜峰口）然後再跨越白狼山，之後就可以直擊柳城。”
曹操稱善。
郭嘉怕曹操行軍拖遝，失去先機，勸諫道：“兵貴神速。今千里襲人，輜重多，難以趣利，且彼聞之，必為備；不如留輜重，輕兵兼道以出，掩其不意。”
曹操笑道：“奉孝是讓我背水一戰啊！”於是命令所有軍士，每個人只帶10天的乾糧，除了馬匹、武器，其他的一概扔掉！
說起來，這個曹操心眼也多。在決定“密走盧龍塞”之前，他命人在濱海道旁立個牌子，上書：“方今暑夏，道路不通，且俟秋冬，乃複進軍”。這十六個字的意思是，現在天太熱，又逢雨季，河水暴漲，我們過不去了，等到秋天再進軍吧！表面上，這是通令全軍的路標，其實是為了麻痹敵人。頭腦簡單的烏桓人哪是曹阿瞞的對手，還以為曹操已經退兵了。
就這樣，曹操乘其不意，在白狼山大獲全勝。他的大將張遼，把烏桓首領蹋頓的人頭砍了下來。
其四，遺篇妙字，震古鑠今。
郭嘉一生運籌帷幄，朱敬則讚美他“神人無功，達人無跡”。在他所留下的著作當中，《十勝十敗》堪稱字字珠璣。
曹操第一次與其見面時，問道：“（袁紹）地廣兵強，而數為不遜。吾欲討之，力不敵，如何？”郭嘉就從十個方面論述了曹操的優勢和袁紹的劣勢：“劉、項之不敵，公所知也。漢祖唯智勝，項羽雖強，終為所禽。嘉竊料之，紹有十敗，公有十勝，紹雖兵強，無能為也。紹繁禮多儀，公體任自然，此道勝一也。紹以逆動，公奉順以率天下，此義勝二也。漢末政失於寬，紹以寬濟寬，故不懾，公糾之以猛，而上下知制，此治勝三也。紹外寬內忌，用人而疑之，所任唯親戚子弟，公外易簡而內機明，用人無疑，唯才所宜，不間遠近，此度勝四也。紹多謀少決，失在後事，公策得輒行，應變無窮，此謀勝五也。紹因累世之資，高議揖讓以收名譽，士之好言飾外者多歸之，公以至心待人，推誠而行，不為虛美，以儉率下，與有功者無所吝，士之忠正遠見而有實者皆願為用，此德勝六也。紹見人饑寒，恤念之形於顏色，其所不見，慮或不及也，所謂婦人之仁耳，公於目前小事，時有所忽，至於大事，與四海接，恩之所加，皆過其望，雖所不見，慮之所周，無不濟也，此仁勝七也。紹大臣爭權，讒言惑亂，公禦下以道，浸潤不行，此明勝八也。紹是非不可知，公所是進之以禮，所不是正之以法，此文勝九也。紹好為虛勢，不知兵要，公以少克眾，用兵如神，軍人恃之，敵人畏之，此武勝十也。公有此十勝，於以敗紹無難矣。”
意思是，曹操有十個方面比袁紹強，一是袁紹禮儀繁多，常為形式所困；而曹操“不務虛名而處實禍”，這叫做“道勝”。
二是袁紹割據一方，逆天下大勢而動，而曹操順應統一大勢，奉天子以率天下，這叫做“義勝”。
三是袁紹對待豪強過於寬縱，難以整治危局，而曹操撥亂反正，從嚴治政，上下皆循法度，這叫做“治勝”。
四是袁紹表面上為人寬厚，實際上心胸狹窄，嫉賢妒能，只重用自己的親戚子弟，而曹操胸懷寬廣，機智英明，用人不問遠近，唯才是舉，這叫做“度勝”。
五是袁紹優柔寡斷，缺少主見，不敢當機立斷，而曹操善於聽從部下意見，謀定即行，應變自如，這叫做“謀勝”。
六是袁紹沽名釣譽，愛聽奉承話，那些只會拍馬溜須迎合主子而實際上幹不了實事的庸人多投奔他，而曹操以誠待人，不務虛名，有功必賞，讓那些有遠見卓識和真才實學的人都願意為之服務，這叫做“德勝”。
七是袁紹看到饑寒之人，恤念之情形之於表，卻不考慮那些從未見到過的貧困百姓，而曹操對眼前小事時有忽略，而對於天下大事考慮周到，恩德施于四海，這叫做“仁勝”。
八是袁紹不會用人，常常惑于讒言，大臣之間爭權奪利，互相猜忌，而曹操用人得法，使人各盡其力，而不會相互傾軋，這叫做“明勝”。
九是袁紹以親疏定是非，賞罰不明，搞得臣子之間互相猜忌，而曹操是非分明，賞罰有道，這就叫做“文勝”。
十是袁紹用兵好為虛勢，其實不懂謀略，不知兵家要訣，而曹操精通兵法，能以少勝眾，用兵如神，這就是“武勝”。
對於郭嘉這篇雄論，史學界有三種看法。
第一種是臺灣學者閻步常先生的觀點，他認為，郭嘉所論包含廣袤，涵蓋了政治措施、組織路線、思想修養、心胸氣量、文韜武略等多個方面，為衡量領導人的綜合素質提供了可借鑒的硬性指標，對探索“政治的崩潰”、“持續執政的邏輯”等國際議題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
第二種清末學者張靜文的觀點，他表示：“夫交淺而言深者，愚也。凡有擘畫，必人主之所信愛也，又且習故。郭氏棲沖既輕，徒以一面之交，定臧否之決，雖姿神清映、質比憩棠，安可得乎？況妄判強弱，陰構符命，累牘而不盡者，蓋拾人涕唾之語也，誠不足觀！”張先生的意思是，郭嘉提出這《十勝十敗》論的時候，見到曹操還沒多長時間，豈能憑數面之交就對曹、袁評頭論足，而且十分武斷的得出“紹雖兵強，無能為也”的結論呢？況且郭嘉所言，大有拾人牙慧之嫌，主旨思想與荀彧的《四勝四敗》和何夔的《六得六失》十分相似。
關於荀彧的《四勝四敗》，在《三國志》、《全後漢文》等等史料當中，均可以見其端倪，然而何夔的《六得六失》就鮮為人知，而且只收藏在其曾孫何嵩所編譯的《霸史補遺》當中。其後又經八王之亂、五胡亂華，以致於“永嘉之末，何氏滅亡無遺焉”，故其所傳手稿真假難辨，或為後人續貂。大多數學者認為，何氏之作當視為《擬孫權答曹操書》一樣的文學作品。雖是如此，仍冒昧呈閱，以饗諸君：
初，夔入為丞相東曹掾，太祖問之曰：“術跨州連郡，建號九江，眾動萬計，叱吒之間，自謂偽新可踵，此非吾儔乎？”夔對曰：“非也！天之所助者順，人之所助者信。術無信順之實，而望天人之助，此不可以得志於天下。公聰明神武，灼見事幾，破觚為圜，術緩心無成，柔茹寡斷，刑繁政苛，此失一也；公險未至而預圖，指畫山河，惠施多方，術事既至而後計，沮於形勢，背施幸災，此失二也；公持籌握算，坐言起行，輒取於勢，術愎諫好勝，濫於文麗，厚責於人，此失三也；公躬親聽斷，黜除秕政，廓然一清，術不參眾端，專信近臣，壅塞上斷，此失四也；公慎名爵而激所慕，行素賞而恤已亡，術見大利而不進趨，聞禍端而不周備，此失五也；公拯濟含識，樹立宏達，而謙退不改，待時抵隙，術身無寸功，淫侈滋甚，而尊己陵物，妄自篡立，此失六也。夫失道之主，親戚叛之，而況於左右乎！以夔觀之，其亂必矣。”
張先生進一步指出，在強調“循名責實”、“法布於眾”、“因勢治人”、“賞信罰必”這四點上，郭氏幾乎與荀、何二人雷同，只不過文字稍有變動，足以證明《十勝十敗》的“矯飾欺人”。
最後，我們看下李宗奇先生對郭嘉及其《十勝十敗》論的看法，他認為，郭嘉抄襲荀彧、何夔作品的可能微乎其微，理由有三：
第一，如果郭嘉真的在曹操面前貪人之功，剽竊思想，以為己用，為何荀彧、何夔二人不僅沒有出來捍衛自己的“版權”，反而對郭嘉“厚加傾重，共濟大事，成杵臼之交”呢？
第二，具體來說，郭嘉不論是對《六得六失》生搬硬套，還是對《四勝四敗》照貓畫虎，在當時的情況下，都有難度。首先，何夔的論述對象不是袁紹，而是袁術，這兩個人雖然都姓袁，才能確有天淵之別，而且勢力也有強弱之分，起碼在外人看來是這樣。我們看看孔融如何評價袁術：“袁公路豈憂國忘家者邪？塚中枯骨，何足介意。”再看看他怎樣評價袁紹：“紹地廣兵強；田豐、許攸，智計之士也，為之謀；審配、逢紀，盡忠之臣也，任其事；顏良、文醜，勇冠三軍，統其兵：殆難克乎！”所以郭嘉很難把何夔對袁術的判斷用在袁紹身上。其次，郭嘉照搬荀彧的作品，難度也非常大。因為這兩個人的著名論述都誕生在建安二年，也都在曹操征討張秀卻未能得志期間，如果在前後相距如此之短的時間內，曹操聽到了兩份雷同的策論，以他之“明察燭照”，必定“勸一人而責一人”，以求“明彰法紀，言符其實”。但是他對這兩個人的態度都是和顏悅色。聽到荀彧的言論後，史書記載：“太祖悅。”郭嘉說完以後，曹操就更高興，史書記載：“太祖笑曰‘如卿所言，孤何德以堪之也！’”那麼，起碼在曹操看來，郭嘉不算抄襲。
第三，論述中強調同樣的觀點、同樣的主張，不代表就一定是抄襲。譬如《墨子》、《胡非子》、《隨巢子》、《我子》、《田俅子》都強調“兼愛非攻”、“尚賢”、“尚同”，不能就此斷定他們之間互相抄襲，只能說他們的價值觀和方法論一樣，所以得出的結論也就大同小異。《易經》說：“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途。”恰是此理。何夔、荀彧、郭嘉均是那個時代數一數二的翹楚，“英雄所見略同”不也正常嗎？
此外，拋卻《十勝十敗》論不談，郭嘉讓曹操欣賞的地方，又何止區區兩三處呢？眾所周知，曹操“知人善察，難眩以偽”，沒有一技之長而想在他手下濫竽充數，那是白日做夢。而且即令確有真才實學，如杜畿、邢顒、國淵等輩，也不過略得隻言片語的贊許，縱觀史書，約計不到四十字。但郭嘉受到的誇讚，竟達近三百字之多，這在魏臣當中算是創了一個奇跡，可見他為曹操建立的事功是實實在在、不容置喙的！
一蹶不振。試想，呂布的威名和勇力遠遠不及項羽，而今卻面臨著比“十面埋伏”、“四面楚歌”更為嚴峻的形勢，他能挺得住嗎？曹操依郭嘉計策而行，一面攻城，一面決堤水淹下邳，果然凱旋得勝，擒殺呂布。
建安四年，劉備以“阻止二袁合流”為名，請求帶兵趕赴淮河之濱。曹操一時不察，就同意了劉備的請求。郭嘉得知後，責備曹操說：“當初不是勸您軟禁劉備，分化關、張嗎？現在怎麼一併放他們走了？”但此時木已成舟，劉備不僅迅速奪取了下邳，更舉兵對抗曹操，曹操悔恨不聽郭嘉之言。
建安五年，曹操為了避免兩面夾擊之危，準備先行征伐徐州的劉備，再討滅袁紹。當時諸將都認為沮授、田豐、審配等人足智多謀，必定攛掇袁紹乘機來攻許都，到時只怕進退失據。曹操也感到疑慮，於是詢問郭嘉的建議，郭嘉分析道：“紹性遲而多疑，雖有忠言奇謀，用必不速。備新起，眾心未附，急擊之必敗。此存亡之機，不可失也。”於是曹操放心大膽的前去東征。劉備一方面聯合東海的義軍（俗稱土匪），一方面向袁紹致書求援。袁紹的謀士大多數勸諫其直搗曹操老巢，唯有郭圖、逢紀認為“達人必籌事於隱微，豫禁乎未然，今許都天下要衝，天子藩衛，操必有備”。袁紹一時權衡不定，等到他拿定主意偷襲曹軍後方，已經收到了劉備的敗表。
建安五年末，也就是曹、袁鏖戰之時，又一個讓人寢食難安的消息猝然而至：江東孫策意欲策應袁紹，襲擊許都。而此刻在官渡之戰中處於守勢的曹操，根本不可能再抽出兵力保衛許都。不少文臣武將認為曹操這次腹背受敵，死期將至，準備預留後路，當時有人向袁紹眉來眼去、私相授受，也有人向孫策暗通款曲、談婚論嫁。曹操憂心如焚。
這個時候，郭嘉獨持異議，認為孫策不僅騰不出手來，而且自身難保：“策新並江東，所誅皆英豪雄傑，能得人死力者也。然策輕而無備，雖有百萬之眾，無異于獨行中原也。若刺客伏起，一人之敵耳。以吾觀之，必死於匹夫之手。”郭嘉是第二個斷言孫策必死於匹夫之手的，第一個是誰？虞翻！
但虞翻判斷孫策必死於匹夫之手，根據是易學玄理以及孫策的性格，郭嘉則是根據當時江東的政治形勢。
由於他“自弱冠匿名跡，密交結英雋”，資訊來源十分豐富，故而對於孫氏所處的環境，自然如觀掌紋，正所謂“深險之地猶未盡從；而天下英豪布在州郡；賓旅寄寓之士以安危去就為意，未有君臣之固”。說白一些，有三個方面讓孫策備受掣肘，自顧不暇：
第一，“深險之地猶未盡從”，是指山寇據守險要之地抗拒孫氏，這個問題在吳史中最為突出，延續時間甚久。我們知道，東吳的領袖人物如賀齊、諸葛恪、呂岱都曾以討伐“山越”積功受爵。這股力量雖然不甚強大，但是“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成為東吳建國以來最主要的軍事對手。
第二，“天下英豪布在州郡”，指江東社會層次甚高的一些家族人物，（主要是原先被漢朝政府冊封豢養的大德、名臣，他們惱怒孫氏重建利益分配格局），以武力或非暴力不合作的方式反對孫氏入侵江東。他們與出沒於深險之地的山寇互通聲息，社會影響很大。但是孫策對於他們，很少像曹操、劉備那樣寬猛相濟，只是一味豪橫殺伐。這就為他們蓄勢反撲埋下隱患。
第三，“賓旅寄寓之士以安危去就為意，未有君臣之固”，意思是說，同樣是喬遷而來的“流亡北士”本可以和孫策同心同德，而孫策也急需他們為自己的助力，所以樂於親近他們，但是他們此時還不知道孫氏在江東能否長期立足，所以持重觀望，不想過早簽訂“賣身契約”。
此外，孫氏在圖謀攻曹的前夕，還不知“安撫內怨”，以期“一致對外”，反而接連殺死了許貢、周昕、周昂、周喁、王晟、盛憲等等俊傑，這些大佬手下的那些小弟都時刻憋著弄死孫策。
故而，郭嘉之言，決非妄語。
建安七年，袁紹兵敗，氣惱而死。曹操想狂追猛打，一舉蕩平他的兩個兒子。可就在此時，先前力主北進的郭嘉卻力排眾議，獨進奇策，建議退兵。他為曹操分析了袁氏兩兄弟之間的矛盾，說：“袁譚、袁尚這兩個人互相不服，又有郭圖、逢紀這樣的謀臣在當中攙和，必然要反目成仇。不如先南征劉表，這樣一來，既能以大勝之勢懾服荊州，又可坐觀二袁交兵而漁翁得利，一舉兩得！”
曹操依從郭嘉之計，揮師南下，方走五六日，二袁自相殘殺的消息就已傳來，曹操乘機回軍北上，將袁譚、袁尚各個擊破，二袁一死一逃。
其三，計征烏桓，克定野胡。
建安十二年，袁尚、袁熙逃入烏桓，曹軍諸將都說：“袁尚已如喪家之犬，關外胡人不會支援他們的。我們不用再理他們了，如果再做遠征，劉備必然會向劉表借兵襲擊許昌，萬一有什麼變數怎麼辦？”
郭嘉道：“袁紹曾經為胡人擊敗過公孫瓚，那裡的人都感念其德，如果他們得知袁尚還活著，必然投桃報李，不會袖手旁觀，遲早成為隱患。這樣的話，您無論是西征還是南下，都會有後方生變之虞！”
曹操道：“可是以我對劉備的瞭解，他一定會向劉表主動請纓，趁機襲擊許都，怎麼辦呢？”
郭嘉道：“劉備不會如願以償。劉表病情日篤，荊州內部黨同伐異，值此革故鼎新之刻，蔡氏家族不可能允許異己勢力謀取戰功。”
曹操聽罷茅塞頓開，立刻進兵柳城。其原定路線是從漁陽到榆關，再至綏中，之後經過平原腹地直達柳城，然而剛走了一半，就趕上暴雨傾盆，致使海濱低窪地區，泥濘不能通行，賊兵又把守險要路段，曹軍不能前進。
郭嘉建議道：“子泰引身深山，研精形勢，畫地成圖，無所忘失，可以問之。”於是徵召田疇，計議行軍路線。
田疇說：“這條道路在夏季常常積水，淺處不能通行車馬，深處又載不動船隻，形成這種災難已經很久了。還有一條路，丞相敢走嗎？這條路荒廢了二百多年，十分偏僻，那就是從平崗先到盧龍塞（今喜峰口）然後再跨越白狼山，之後就可以直擊柳城。”
曹操稱善。
郭嘉怕曹操行軍拖遝，失去先機，勸諫道：“兵貴神速。今千里襲人，輜重多，難以趣利，且彼聞之，必為備；不如留輜重，輕兵兼道以出，掩其不意。”
曹操笑道：“奉孝是讓我背水一戰啊！”於是命令所有軍士，每個人只帶10天的乾糧，除了馬匹、武器，其他的一概扔掉！
說起來，這個曹操心眼也多。在決定“密走盧龍塞”之前，他命人在濱海道旁立個牌子，上書：“方今暑夏，道路不通，且俟秋冬，乃複進軍”。這十六個字的意思是，現在天太熱，又逢雨季，河水暴漲，我們過不去了，等到秋天再進軍吧！表面上，這是通令全軍的路標，其實是為了麻痹敵人。頭腦簡單的烏桓人哪是曹阿瞞的對手，還以為曹操已經退兵了。
就這樣，曹操乘其不意，在白狼山大獲全勝。他的大將張遼，把烏桓首領蹋頓的人頭砍了下來。
其四，遺篇妙字，震古鑠今。
郭嘉一生運籌帷幄，朱敬則讚美他“神人無功，達人無跡”。在他所留下的著作當中，《十勝十敗》堪稱字字珠璣。
曹操第一次與其見面時，問道：“（袁紹）地廣兵強，而數為不遜。吾欲討之，力不敵，如何？”郭嘉就從十個方面論述了曹操的優勢和袁紹的劣勢：“劉、項之不敵，公所知也。漢祖唯智勝，項羽雖強，終為所禽。嘉竊料之，紹有十敗，公有十勝，紹雖兵強，無能為也。紹繁禮多儀，公體任自然，此道勝一也。紹以逆動，公奉順以率天下，此義勝二也。漢末政失於寬，紹以寬濟寬，故不懾，公糾之以猛，而上下知制，此治勝三也。紹外寬內忌，用人而疑之，所任唯親戚子弟，公外易簡而內機明，用人無疑，唯才所宜，不間遠近，此度勝四也。紹多謀少決，失在後事，公策得輒行，應變無窮，此謀勝五也。紹因累世之資，高議揖讓以收名譽，士之好言飾外者多歸之，公以至心待人，推誠而行，不為虛美，以儉率下，與有功者無所吝，士之忠正遠見而有實者皆願為用，此德勝六也。紹見人饑寒，恤念之形於顏色，其所不見，慮或不及也，所謂婦人之仁耳，公於目前小事，時有所忽，至於大事，與四海接，恩之所加，皆過其望，雖所不見，慮之所周，無不濟也，此仁勝七也。紹大臣爭權，讒言惑亂，公禦下以道，浸潤不行，此明勝八也。紹是非不可知，公所是進之以禮，所不是正之以法，此文勝九也。紹好為虛勢，不知兵要，公以少克眾，用兵如神，軍人恃之，敵人畏之，此武勝十也。公有此十勝，於以敗紹無難矣。”
意思是，曹操有十個方面比袁紹強，一是袁紹禮儀繁多，常為形式所困；而曹操“不務虛名而處實禍”，這叫做“道勝”。
二是袁紹割據一方，逆天下大勢而動，而曹操順應統一大勢，奉天子以率天下，這叫做“義勝”。
三是袁紹對待豪強過於寬縱，難以整治危局，而曹操撥亂反正，從嚴治政，上下皆循法度，這叫做“治勝”。
四是袁紹表面上為人寬厚，實際上心胸狹窄，嫉賢妒能，只重用自己的親戚子弟，而曹操胸懷寬廣，機智英明，用人不問遠近，唯才是舉，這叫做“度勝”。
五是袁紹優柔寡斷，缺少主見，不敢當機立斷，而曹操善於聽從部下意見，謀定即行，應變自如，這叫做“謀勝”。
六是袁紹沽名釣譽，愛聽奉承話，那些只會拍馬溜須迎合主子而實際上幹不了實事的庸人多投奔他，而曹操以誠待人，不務虛名，有功必賞，讓那些有遠見卓識和真才實學的人都願意為之服務，這叫做“德勝”。
七是袁紹看到饑寒之人，恤念之情形之於表，卻不考慮那些從未見到過的貧困百姓，而曹操對眼前小事時有忽略，而對於天下大事考慮周到，恩德施于四海，這叫做“仁勝”。
八是袁紹不會用人，常常惑于讒言，大臣之間爭權奪利，互相猜忌，而曹操用人得法，使人各盡其力，而不會相互傾軋，這叫做“明勝”。
九是袁紹以親疏定是非，賞罰不明，搞得臣子之間互相猜忌，而曹操是非分明，賞罰有道，這就叫做“文勝”。
十是袁紹用兵好為虛勢，其實不懂謀略，不知兵家要訣，而曹操精通兵法，能以少勝眾，用兵如神，這就是“武勝”。
對於郭嘉這篇雄論，史學界有三種看法。
第一種是臺灣學者閻步常先生的觀點，他認為，郭嘉所論包含廣袤，涵蓋了政治措施、組織路線、思想修養、心胸氣量、文韜武略等多個方面，為衡量領導人的綜合素質提供了可借鑒的硬性指標，對探索“政治的崩潰”、“持續執政的邏輯”等國際議題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
第二種清末學者張靜文的觀點，他表示：“夫交淺而言深者，愚也。凡有擘畫，必人主之所信愛也，又且習故。郭氏棲沖既輕，徒以一面之交，定臧否之決，雖姿神清映、質比憩棠，安可得乎？況妄判強弱，陰構符命，累牘而不盡者，蓋拾人涕唾之語也，誠不足觀！”張先生的意思是，郭嘉提出這《十勝十敗》論的時候，見到曹操還沒多長時間，豈能憑數面之交就對曹、袁評頭論足，而且十分武斷的得出“紹雖兵強，無能為也”的結論呢？況且郭嘉所言，大有拾人牙慧之嫌，主旨思想與荀彧的《四勝四敗》和何夔的《六得六失》十分相似。
關於荀彧的《四勝四敗》，在《三國志》、《全後漢文》等等史料當中，均可以見其端倪，然而何夔的《六得六失》就鮮為人知，而且只收藏在其曾孫何嵩所編譯的《霸史補遺》當中。其後又經八王之亂、五胡亂華，以致於“永嘉之末，何氏滅亡無遺焉”，故其所傳手稿真假難辨，或為後人續貂。大多數學者認為，何氏之作當視為《擬孫權答曹操書》一樣的文學作品。雖是如此，仍冒昧呈閱，以饗諸君：
初，夔入為丞相東曹掾，太祖問之曰：“術跨州連郡，建號九江，眾動萬計，叱吒之間，自謂偽新可踵，此非吾儔乎？”夔對曰：“非也！天之所助者順，人之所助者信。術無信順之實，而望天人之助，此不可以得志於天下。公聰明神武，灼見事幾，破觚為圜，術緩心無成，柔茹寡斷，刑繁政苛，此失一也；公險未至而預圖，指畫山河，惠施多方，術事既至而後計，沮於形勢，背施幸災，此失二也；公持籌握算，坐言起行，輒取於勢，術愎諫好勝，濫於文麗，厚責於人，此失三也；公躬親聽斷，黜除秕政，廓然一清，術不參眾端，專信近臣，壅塞上斷，此失四也；公慎名爵而激所慕，行素賞而恤已亡，術見大利而不進趨，聞禍端而不周備，此失五也；公拯濟含識，樹立宏達，而謙退不改，待時抵隙，術身無寸功，淫侈滋甚，而尊己陵物，妄自篡立，此失六也。夫失道之主，親戚叛之，而況於左右乎！以夔觀之，其亂必矣。”
張先生進一步指出，在強調“循名責實”、“法布於眾”、“因勢治人”、“賞信罰必”這四點上，郭氏幾乎與荀、何二人雷同，只不過文字稍有變動，足以證明《十勝十敗》的“矯飾欺人”。
最後，我們看下李宗奇先生對郭嘉及其《十勝十敗》論的看法，他認為，郭嘉抄襲荀彧、何夔作品的可能微乎其微，理由有三：
第一，如果郭嘉真的在曹操面前貪人之功，剽竊思想，以為己用，為何荀彧、何夔二人不僅沒有出來捍衛自己的“版權”，反而對郭嘉“厚加傾重，共濟大事，成杵臼之交”呢？
第二，具體來說，郭嘉不論是對《六得六失》生搬硬套，還是對《四勝四敗》照貓畫虎，在當時的情況下，都有難度。首先，何夔的論述對象不是袁紹，而是袁術，這兩個人雖然都姓袁，才能確有天淵之別，而且勢力也有強弱之分，起碼在外人看來是這樣。我們看看孔融如何評價袁術：“袁公路豈憂國忘家者邪？塚中枯骨，何足介意。”再看看他怎樣評價袁紹：“紹地廣兵強；田豐、許攸，智計之士也，為之謀；審配、逢紀，盡忠之臣也，任其事；顏良、文醜，勇冠三軍，統其兵：殆難克乎！”所以郭嘉很難把何夔對袁術的判斷用在袁紹身上。其次，郭嘉照搬荀彧的作品，難度也非常大。因為這兩個人的著名論述都誕生在建安二年，也都在曹操征討張秀卻未能得志期間，如果在前後相距如此之短的時間內，曹操聽到了兩份雷同的策論，以他之“明察燭照”，必定“勸一人而責一人”，以求“明彰法紀，言符其實”。但是他對這兩個人的態度都是和顏悅色。聽到荀彧的言論後，史書記載：“太祖悅。”郭嘉說完以後，曹操就更高興，史書記載：“太祖笑曰‘如卿所言，孤何德以堪之也！’”那麼，起碼在曹操看來，郭嘉不算抄襲。
第三，論述中強調同樣的觀點、同樣的主張，不代表就一定是抄襲。譬如《墨子》、《胡非子》、《隨巢子》、《我子》、《田俅子》都強調“兼愛非攻”、“尚賢”、“尚同”，不能就此斷定他們之間互相抄襲，只能說他們的價值觀和方法論一樣，所以得出的結論也就大同小異。《易經》說：“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途。”恰是此理。何夔、荀彧、郭嘉均是那個時代數一數二的翹楚，“英雄所見略同”不也正常嗎？
此外，拋卻《十勝十敗》論不談，郭嘉讓曹操欣賞的地方，又何止區區兩三處呢？眾所周知，曹操“知人善察，難眩以偽”，沒有一技之長而想在他手下濫竽充數，那是白日做夢。而且即令確有真才實學，如杜畿、邢顒、國淵等輩，也不過略得隻言片語的贊許，縱觀史書，約計不到四十字。但郭嘉受到的誇讚，竟達近三百字之多，這在魏臣當中算是創了一個奇跡，可見他為曹操建立的事功是實實在在、不容置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