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系統回顧了目前各國的創新範式及其不足， 結合企業最佳創新實踐， 首次提出“整合式創新”這一基於東方智慧的全新創新範式， 闡述了其定義和概念框架， 論述了其內涵， 並總結了理論貢獻和政策啟示。 整合式創新是戰略視野驅動下的創新範式， 是戰略創新、協同創新、全面創新和開放創新的綜合體， 體現了中國情境和東方文化的智慧。 整合式創新的四個核心要素即“戰略”“全面”“開放”與“協同”相互聯繫、有機統一。 整合式創新是順應人類文明進化、全球和平與可持續發展時代背景的， 滿足企業技術創新戰略管理需求和支撐科技強國戰略實施的原創性理論範式，
作者
陳勁：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清華大學技術創新研究中心主任；研究方向：創新管理、科技政策；
尹西明：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創新管理、科技政策；
梅亮：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在站博士後；研究方向：開放式創新、責任式創新、創新政策。
1 研究背景
創新是驅動人類文明和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主要動力[1]。 近年來， 隨著全球化程度的不斷提升， 全球發展使人類面臨重大挑戰[2]*， 變革性技術創新與社會發展[3]、聯合國人類可持續發展議程目標*等議題引發了大家對創新與發展範式的思考。
創新無疑已成為當今世界經濟與社會發展的一個重要主題。 各發達經濟體都意識到， 只有創新才能不斷刺激新的經濟增長點。 而發展中國家也都在通過創新推動產業結構不斷升級、提高國家競爭力。 中國作為新興經濟體的代表， 依賴國家能力不斷發展以東方文明為基礎的國家治理思維，
在全球創新與和平發展面臨挑戰、中國創新驅動發展與和平崛起的大背景下， 創新範式的發展卻有一些滯後， 存在缺口。
首先， 各國多依賴傳統的西方創新範式對以氣候、變革性技術治理等為代表的全球科技創新重大議題展開討論與治理。
其次， 以中國為代表的東方文明對全球發展的貢獻逐步增大。 例如， 2008年全球經濟危機後中國對國際經濟的增長和穩定做出了貢獻， 以“一帶一路”致力打造的“利益共同體、命運共同體、責任共同體”為代表的中國創新與治理對全球發展的價值輸出等做出了貢獻。 關於中國創新實踐以及對國際發展的價值輸出，亟待理論研究者從理論層面提煉與總結中國特色的創新範式，從而助力中國科技創新強國建設，打造世界級創新企業，提升和鞏固中國的全球創新領導力，進而為全球創新理論發展和創新實踐提供知識和智慧增量。
2 理論回顧——創新範式的視角
2.1 各國主要創新範式的演進
傳統創新範式源起於Schumpeter界定的五種情況，即創新指代生產一種新的產品，採用一種新的生產工藝，開闢一個新的市場，獲取一種新的原材料供應源，或建立一個新的組織[14]。區別于傳統經濟增長驅動要素中資本、土地和制度等的重要性，Schumpeter的創新理論強調企業家精神對經濟增長的核心貢獻，他定義的創新意味著企業家有效識別外部環境中創造與獲取收益的潛在機遇，打破傳統的商業化規律慣性，開展創新活動直至獲得商業化利潤回報，從根本上關注科技發明的商業可行性和價值回報[15]，強調企業家精神內在驅動力產生的“創造性毀滅”，以及由此推動的價值創造與持續增長[14]。隨著熊彼特主義的興起，創新被視為經濟增長的核心動力[1]，全球不同國家情境下的創新范式開始湧現，其演進歷史如表1所示。
表1各國主要創新範式小結
自Schumpeter提出創新經濟學理論以來，美國學者最先從技術變革的經濟學[16]、產業研究與技術創新的關係[17]等角度展開研究與探索，並關注于技術創新對經濟增長和社會競爭優勢的驅動作用[18]，以及創新過程中的價值獲取[19]等核心議題。其中，用戶創新[20]、顛覆式創新[21]、開放式創新[22]等典型創新范式相繼湧現。用戶創新聚焦于創新過程中用戶的重要性，認為一切創新活動的根本在於滿足用戶的價值需求，而用戶尤其是領先用戶可作為新產品等創新的核心來源[20]。開放式創新則聚焦於企業內外部的知識交互，強調企業通過打開組織的邊界壁壘，從外部獲取知識(內向開放)和從內部輸出知識(外向開放)以提升企業的技術水準和競爭優勢[21]。顛覆式創新則關注行業在位者與新進入者的互動關係，認為行業新進入者可以通過進入新興市場，創新技術、產品和商業模式等，重構傳統市場的價值網路，最終實現對行業傳統在位者以及行業傳統價值鏈的顛覆與重構[21，23]。以上美國情境下湧現的典型創新範式多以市場為導向、以經濟收益需求為目標[24]。
除了美國和歐洲國家之外，亞洲主要國家的學者基於對本國創新實踐的總結提出了自主創新範式。例如，日本學者提出了知識創新[34]和精益創新[35]。知識創新主要強調知識要素對價值創造的關鍵作用，其中知識可分為顯性知識和隱性知識，通過知識的社會化、外在化、組合化和內在化四種模式的交互作用和螺旋式轉化實現知識創新的目標[34]。精益創新在本質上代表一種生產方式，主要涉及追求消滅包括庫存在內的一切“浪費”，並圍繞此目標發展一系列具體方法，以實現準時化生產等目標的生產經營管理體系[35]。韓國學者主要面向後發國家企業的追趕情境，提出了逆A-U模型的追趕路徑，強調後發企業的創新追趕是一個從生產能力到工程能力再到創新能力的演化過程，在本質上具有“模仿創新”和“創新追趕”的範式屬性[36]。樸素式創新是印度情境下湧現的一種代表性創新范式，起源于印度深遠的“Jugaad”文化，即“突破各種限制條件，用有限資源即興設計有效的解決方案”[37-38]。相較于傳統創新范式，樸素式創新的屬性主要表現為耐用、輕量、靈活便捷、人性化、簡單化、新的分銷模式、適用性、本地資源依賴、綠色技術以及支付可承擔等[39]。中國作為新興經濟體中最重要的發展中大國，中國學者也提出了本土的原創性創新範式，如自主創新[40-41]——主要包含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集成創新以及原始創新三個方面，再如全面創新[42]——主要包含戰略、市場、技術、組織和文化等的全要素創新，面向組織人員的全員創新以及面向組織地域和時間的全時空創新三個方面。
2.2 現有創新範式的不足
通過梳理現有創新範式的演變過程，筆者發現，現有的創新範式基本上可分為三類：第一類，立足于局部思維，如美國學者提出的用戶創新[20]、顛覆式創新[21]，歐洲學者提出的設計驅動創新[25]、公共創新[27]，日本學者提出的知識創新[34]，韓國學者提出的模仿創新[36]；第二類，只重視橫向的知識、資源和人員等要素的整合，如美國學者提出的開放式創新[22]，中國學者提出的全面創新[42]等，它們缺少願景驅動的戰略引領性，會使企業可能面臨諸如開放過度、核心能力不足等風險；第三類，過於倚重概念、文化或社會因素而走向另一個極端，如歐洲學者提出的責任式創新[4，28]、社會創新[26]，印度學者提出的樸素式創新[37]等。
現有的創新范式側重於從具體的創新行為、創新方法或創新環節、創新主體等角度理解創新過程，無法擺脫原子論的創新思維方式。回顧世界一流企業的創新之路，新產品、新要素、新方法和新流程乃至新的組織方式的產生，都不是依靠單個方面的改進或提升，也不是自然而然生髮出來的，而是有組織、有設計地開展創新的結果[9]。上述三類傳統創新範式忽略了戰略設計和戰略執行在推動創意落實、獲得創新成果、轉化創新價值的過程中發揮的引領與前瞻性作用。現代管理思想大師Gary Hamel在《管理大未來》一書中提出了創新的四層次模型——包括技術創新、營運創新、戰略與商業模式創新以及管理創新[43]。可見，戰略設計對於創新而言具有重要的引領與驅動價值。此外，上述三類傳統的創新範式缺乏東方哲學(中國傳統文化、佛教智慧等)中源遠流長的全域觀，如總體思維、對立統一、有機整合和動態發展等，未體現道家哲學提倡的陰陽一體動態演變、天人合一，儒家哲學提倡的允執厥中的“中道”哲學*和“合而不同”的和平觀*，法家在《孫子兵法》中提出的全域戰略觀，佛教中的“性、相統一”和“中觀”哲學[44]。
3 整合式創新的概念框架和內涵
3.1 整合式創新的概念
針對現有中國語境下創新理論與範式的不足，筆者基於東方哲學和中國傳統文化的優勢，首次提出一種全新的創新範式——整合式創新(holistic innovation，HI)，也即戰略視野驅動下的全面創新和協同創新。基於整合式創新的創新管理範式，則是整合式創新管理(holistic innovation management，HIM)。整合式創新的四個核心要素是“戰略”“全面”“開放”和“協同”，也即戰略視野驅動下的全面創新、開放式創新與協同創新，四者相互聯繫、缺一不可，有機統一于整合式創新的整體範式中。
“戰略”(Strategy)一詞源遠流長，在西方普遍認為起源于古希臘的“Strategos”一詞，意指軍事將領指揮軍隊作戰的謀略，後來被用於企業管理。在中國，春秋戰國時期的《孫子兵法》*被認為是中國最早對戰略進行全域謀劃的著作，其中“戰”指戰爭，“略”指謀略。雖然現在“戰略”一詞從軍事術語引申至經濟、政治領域，但是其涵義始終包含“統領性、全域性、整體性”的思想。在企業技術創新管理中，戰略視野觀要求企業領導者不能將技術創新視為單一的活動，而應將之內嵌於企業發展的總體目標和企業管理的全過程，根據全球經濟社會和科技的大趨勢，借助跨文化的戰略思維[45-46]，確定企業和生態系統的發展方向，從而實現“戰略引領看未來”。產業和國家也需要根據所處的國內外環境和創新體系現狀制定全域性戰略，使各要素相互連接，構建競爭優勢[47-49]。
以中國高鐵產業企業為例。中國南車集團公司(以下簡稱“中國南車”)自2000年成立以來，在國家推進“引進國外先進技術，聯合設計生產，打造中國品牌”的高鐵發展戰略的驅動下，客觀分析自身面臨的內外部機遇和挑戰，制定並實施了“歸核—強核—造核—擴核”*的集團發展路徑，通過整合內部外資源、在集團宏觀層面進行戰略協調實現了全球競爭優勢的提升。
華為技術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華為”)自1998年成立以來，經過近30年的技術積累與發展，從一家民營通信科技公司逐步成長為全球最大的電信網路解決方案提供商、全球規模第二的電信基站設備供應商。軍人出身的華為總裁任正非正是將軍事戰略思維成功應用于企業創新管理的典型。他反復強調，華為在創新過程中“不能在非戰略機會點上消耗公司的戰略競爭力量”。華為圍繞技術研發制定了適應全球化發展的產品開發戰略、人才戰略和組織管理激勵戰略，助力其保持在電信領域的全球領先優勢。例如，華為制定的整合式產品開發(integrated product development，IPD)戰略，由市場管理、流程重組和產品重組三大模組構成，該戰略的實施使得產品開發週期縮短50%、不穩定性降低了2/3，是華為在技術創新方面贏得全球領先優勢的重要源泉*。
“全面”是指全面創新(totalinnovation management，TIM)，即“與生產過程相關的各種生產要素的重新組合”，包括全要素調動、全員參與和全時空貫徹三個方面。全面創新最早由中國創新管理領域的創始學者許慶瑞院士于2002年正式提出。他在著作《全面創新管理：理論與實踐》一書中指出，“全面創新管理應該以培養核心能力、提高持續競爭力為導向，以價值創造增加為目標，以各種創新要素的有機組合與協同創新為手段，通過有效的創新管理機制、方法和工具，力求做到人人創新、事事創新、時時創新、處處創新”。全面創新具有三個重要特徵——全要素創新、全員創新和全時空創新。其中：全要素創新是指創新需要系統觀和全面觀，需要調動技術和非技術的各種要素，進一步激發和保障所有員工的創新活力；全員創新是指創新不再只是企業研發人員和技術人員的專屬權利，而應是全體人員的共同行為；全時空創新是指企業在資訊網路技術平臺上實現創新時空觀的全面擴展，做到24/7創新(即每週7天、每天24小時都在創新)[42]。
以中國南車為代表的國內高鐵企業有效整合內外部資源，打造了基於核心能力的企業創新生態系統，實現了集團要素、人員和時空的全面創新。中國南車打造了以減震技術、降噪技術、輕量化技術、絕緣技術和水處理技術五大技術為基礎的企業核心技術體系，並在核心技術體系之外進一步聚焦科技人才培養、模擬能力、試驗能力、研發與技術以及核心業務創新產品開發，延伸業務開發[50]。
“開放”是指開放式創新(openinnovation，OI)。開放式創新由HenryChesbrough教授于2003年在其著作OpenInnovation:TheNewImperativeforCreatingandProfitingfromTechnology中正式提出，是指“企業利用外部資源進行創新，提升企業技術創新能力”[22]。開放式創新聚焦企業內外部知識的交互，強調企業要突破原有的封閉式創新，通過獲取市場訊息資源和技術資源實現“從外部獲取知識(內向開放)”和“從內部輸出知識(外向開放)”的有機結合，彌補企業內部創新資源的不足，進而提高企業的創新績效。在開放式創新環境下，企業與環境之間的邊界變得模糊，越來越多的企業通過跨邊界合作構建開放式創新生態系統，贏得持續競爭優勢。
以海爾集團為例(以下簡稱“海爾”)。在開放式創新的新競爭環境下，海爾開放合作夥伴生態系統平臺(Haier OpenPartnership Ecosystem，簡稱HOPE)於2013年10月正式上線。通過“人單合一”模式以及構建與發展創新生態系統的多年實踐，海爾基於HOPE創新平臺構建了企業與用戶交互的創新生態圈，同時基於自主經營體與小微創新的組織管理模式，實現了使用者參與、全員創新的生態成員交互模式，從而進一步優化了海爾的企業創新生態系統[50]，如圖1。
圖1 海爾集團：戰略驅動下的整合式創新架構
協同是指協同創新(collaborativeinnovation，CI)，由陳勁於2012年在《協同創新的理論基礎與內涵》一文中正式提出，是指“以知識增值為核心，企業、政府、知識生產機構(大學、研究機構)、仲介機構和用戶等為了實現重大科技創新而開展的大跨度整合的創新組織模式”[51]。協同創新具有兩個特點：第一，強調科技創新的整體性，即創新生態系統是各要素的有機集合而非簡單相加，其存在方式、目標和功能都表現出統一的整體性；第二，動態性，即創新生態系統是不斷動態變化的。在科技經濟全球化的環境下，以開放、合作、共用為特徵的協同創新被實踐證明是有效提高創新效率的重要途徑。充分調動企業、大學和科研機構等各類創新主體的積極性，跨學科、跨部門、跨行業地組織實施深度合作和開放創新，對於加快不同領域、不同行業以及創新鏈各環節之間的技術融合與擴散尤為重要。
中國南車通過搭建創新平臺，推進了集團內外部資源的協同。經過多年的創新資源積累和能力建設，中國南車搭建了“協同模擬平臺”“試驗驗證體系”以及“技術標準化資訊平臺”，三大體系之間實現了有效協同。此外，作為CRH380A自主創新的核心組織，中國南車自主實現了四大理論*與十大核心技術*的協同。
整合式創新是戰略驅動、縱向整合、上下互動和動態發展的新範式。在開放式創新環境下，技術創新管理不再是單一技術要素的組合、管理和協同，身處開放式創新生態系統的企業、大學和科研機構以及個體，都需要以戰略性、全域性和整體性的視野看待創新，實現戰略、科技、人文與市場等的互搏互融，極大程度地調動全民的創新創業活力。
中國國際海運集裝箱(集團)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中集集團”)作為一家為全球市場服務的多元化跨國產業集團，為了通過不斷的組織和技術變革應對不斷變化的外部環境，於2010年發佈了“中集集團升級綱要(2010版)”，全面啟動戰略驅動下的創新升級，橫向整合各層面的子模組以及外部資訊和合作資源，縱向集成金融、人力資源、文化和資訊平臺等對營運和技術創新的支援系統。戰略驅動下的中集集團整合式創新架構見圖2。在整合式創新戰略理念的指導下，中集集團實現了對遍佈全球的300多家成員企業和100多個國家的客戶與銷售網路的管理服務優化，全面提高了全球綜合競爭力，鞏固和強化了在物流裝備和能源裝備供應領域的世界領先地位。
圖2 中集集團：戰略驅動下的整合式創新架構
整合式創新作為戰略視野驅動下的全面創新和協同創新的新範式，強調戰略引領和全面協同的高效有機統一、縱向整合、動態發展，是對局部的、橫向的和靜態的創新範式的質的超越。前文提到的中國南車、海爾、華為和中集集團等領先企業，無一不是在整體性戰略視野的驅動下制定、構建和完善了企業自身的創新體系，在整合內外部資源的同時實現了戰略、技術、市場和文化等多維度的融合，實現了全要素、全員和全時空參與創新，並通過內外協同、上下協調的組織創新打造可持續競爭優勢，是全面創新管理的升級。
3.2 整合式創新的概念框架
在開放式創新生態系統的時代背景下，整合式創新是整體管理變革下的創新，是東、西方哲學思想引領下基於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跨界融合的“三位一體”。整合式創新思想蘊含的全域觀、統籌觀以及和平觀，符合東、西方哲學的核心價值追求，有助於在跨文化的國內外競爭過程中實現工程、技術、科學與人文、藝術以及市場的互搏互融，並突破傳統的企業邊界，促進企業與外部需求端和供給端甚至國內外的政策端等各創新利益相關主體聯合構建合縱連橫的創新生態系統，在動態協同中開發市場機會和科技潛力，創新企業產品與技術，通過跨界創新與競合推動產業變革與區域協同發展，實現“創新為了和平[13]、為了全球可持續發展、為了人的幸福與價值實現”的終極目標。
對於企業而言，企業應從大處著眼(think big)、立足高遠(aim high)，通過前瞻性的戰略設計引領自身及所處生態系統的發展演變方向，在戰略執行中行動迅速(act bold)，打通橫向資源整合和縱向能力整合的脈絡，依託協同創新思維，實現總體思想下的技術集成和產品創新，達成“競-合”雙贏局面[45-46，52]。
對於國家而言，在重大科技創新領域——如航太系統、高鐵技術、量子通信、人工智慧和工業互聯網等領域，不僅僅需要單純的技術創新，更需要從國家中長期發展戰略入手，實現科技戰略、教育戰略、產業戰略與金融、人才、外交戰略的有機整合，通過戰略視野驅動各要素的橫向整合和縱向提升，為建設科技創新強國提供源源不竭的動力，為全球的經濟與社會可持續發展做出重大的引領性貢獻。
整合式創新的框架如圖3所示。
圖3 整合式創新框架：戰略視野驅動下的新興創新範式
從東方文化和中國特色的企業實踐中，我們可以看到：在知識經濟和大資料時代，企業發展資源的方式經歷了五個階段——資料感知、資料互聯、資訊集成、知識聚合和智慧洞察。企業發展資源實現創新的五階段模型也是未來建設智慧企業和智慧城市(群)的重要思路。而在最高階的智慧洞察階段，企業領導者要充分調動和利用系統科學觀，超越知識本身，在制定創新戰略時兼顧企業的組織架構設計、資源開發利用和創新文化營造。對於國家而言，整合式創新蘊涵著中國特色的和平觀、舉國體制下的戰略執行優勢和系統驅動的中國式創新經驗與智慧[53]，同時順應了中國的創新戰略需求，即不能再僅依靠工業化、資訊化、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的“四化”實現社會經濟的創新發展，需要放眼全球、著眼全域，同時兼顧消除貧困、保護環境、促進健康、建設國防和推進國際事務等方面，通過各方面的有機整合，實現富民強軍，推動全球和平發展。
3.3 整合式創新的內涵
作為戰略視野驅動下的全新創新範式，整合式創新的關鍵內涵包括三個方面。
第一，整合式創新是戰略創新、協同創新、全面創新和開放式創新的綜合體。世界一流企業創新之路的共同特徵是，在開放式創新的環境下通過統籌全域的戰略設計創新，調動全要素參與，實現各個部門主體與利益相關者的協同創新。
在整合式創新範式下，企業的創新之路包括戰略引領、組織設計、資源配置和文化營造四個方面，具體可細化為“戰略引領看未來”“組織設計重知識”“資源配置優質化”和“文化寬嚴為基礎”。只有將戰略、組織、資源與文化進行有機整合、著眼長遠、實現動態創新，企業才能構建穩定、柔性和可持續的核心競爭力。
例如，1968年成立於中國廣東的美的集團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美的集團”)，是全球領先的消費電器、暖通空調、機器人與自動化系統、智慧物流(供應鏈)的科技集團。基於核心技術、研發體系等技術要素，美的集團通過強化技術創新管理和戰略創新等非技術要素，進一步提升了集團的創新能力。首先，美的集團在戰略層面推進集團的戰略轉型與創新。在國內行業巨頭海爾集團、格力電器長期戰略跟隨的基礎上，美的集團於2012年提出“333戰略轉型”，聚焦于消費者主導的核心能力建設，明確集團的戰略定位，即利用約3年做好產品、夯實基礎、提升經營品質，利用約3年從家電三強中脫穎而出而成為行業領導者，利用約3年在全球家電行業佔有一席之地，實現全球經營。在戰略視野的驅動下，美的集團進一步打造研發與生產的全球創新生態系統，建設與 發展基於產學研協同的創新生態系統，並打造基於“美創平臺”的創新生態系統(如圖4所示)，從而實現了創新生態系統夥伴和資源的全面彙聚、價值互動和創新溢出，營造了包容性創新文化，大力提升了集團的製造效率、資源利用效率、自動化水準和庫存運作優化能力等。整合式創新為美的集團參與全球競爭、構築在全球家電市場的競爭優勢和行業領先地位奠定了基礎，其品牌價值得到顯著提升[50]。
圖4 美的集團：戰略轉型驅動下的整合式創新架構
第二，整合式創新在戰略引領的哲學全域視野下，將自然科學的聚合思維與社會科學的發散思維進行有機整合，既體現了東方文化的價值，也結合了中國特色的創新實踐經驗，順應了中國創新的戰略需求。具體而言，整合式創新基於系統科學的系統觀和全域洞察，通過頂層的目標確定和戰略設計，超越知識管理，突破傳統企業的組織邊界，同時著眼于企業創新發展密切相關的外部資源供給端(如高校、研究機構、供應商、技術與金融服務機構等)、創新政策與制度支持端(政府、國內外公共組織和行業協會等)以及創新成果的需求端(消費者、領先用戶、競爭對手和利基市場用戶等)，借助東方文化孕育的綜合集成、全域謀劃和多總部協同等智慧，助力企業調動創新所需的技術要素(研發、製造、人力和資本等)和非技術要素(組織、流程、制度和文化等)，構建和強化企業的核心技術和研發能力，打造開放式創新生態系統環境下企業動態、可持續的核心競爭力。
例如，阿裡巴巴集團基於東方全域觀的哲學智慧，依託達摩研究院，逐步形成了以阿裡雲大資料技術為基礎架構、以商業生態圈(包括淘寶、天貓、聚划算、阿裡出版和阿裡全球購等的電子商務集團)和科技生態圈(包括支付寶、微貸和線上保險等的螞蟻金服集團，以及以菜鳥物流為核心的智慧物流骨幹網)為主體的“合縱連橫”創新生態系統，逐步在中國各地構築了基於數字經濟的“城市大腦”，如圖5所示。以推動創新生態協同和管理協調為基礎，阿裡巴巴搭建了創新生態系統，為個體創業者、中小企業和社會創造了商業價值共創機會，極大地推動了生產效率和經濟效益的提升，同時促進了中國和世界的反貧困事業，在商業價值和社會價值創造方面做出了積極貢獻。
圖5 阿裡巴巴：基於“城市大腦”戰略的整合式創新生態系統
第三，整合式創新是一種總體創新、大創新(biginnovation)的創新思維範式，其精髓在於整體觀、系統觀和著眼于重大創新。整合式創新突破了傳統的研發管理、製造管理、行銷管理和戰略管理相互獨立的原子論思維範式，通過戰略引領和戰略設計，將企業管理的多個方面進行有機整合，為企業和國家實現重大領域、重大技術的突破和創新提供支撐，是量子理論時代具有量子管理學思想[55]的創新觀。
以我國航太產業為例。我國以舉國體制的優勢，聚焦國家發展戰略目標，在頂層設計與自頂向下的大系統思路的指導下，由中央調配全國產業資源，以國家級重大項目為研究與運作平臺開展創新實踐。例如，在選擇“長征三號”火箭第三級發動機的過程中，為了實現推力較大的低溫高能液氫液氧發動機的創新，國家利用體制優勢進行系統性協調，在全國範圍內彙聚研發與創新的優勢資源，有效協同中國航太科技集團公司第一研究院(703所)、蘭州空間技術物理研究所、鋼鐵研究總院和北京有色金屬研究總院等頂尖研發與創新資源，並整合上海市的相關材料焊接專家資源，形成國家支援的技術創新攻關組織來改進工藝，最終形成了焊接技術的解決方案，實現了發動機的研發創新[56]。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在全球產業追趕躍升的情境下，在總體創新與大創新的引導下整合全國資源的體制優勢，有利於克服我國核心技術的相對劣勢和基礎工業的研發能力短板，實現產業競爭力的提升與發展。
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在工業基礎相對落後的背景下之所以能取得航太事業的重大突破，成為繼前蘇聯和美國之後第三個獨立把太空人送上太空的國家，得益于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這種優越性充分體現在中國特定經濟社會環境下舉國體制表現出的資源調動效率和能力上，以及對群眾創新創業激情的充分調動方面。一個國家建立什麼樣的產業發展體制、走什麼樣的發展道路必須從本國的社會實際、產業發展基礎出發。因此，無論是在中國航太事業發展的早期，還是進入21世紀的今天，通過舉國體制和群眾路線來解決我國基礎工業技術短板問題，一直是航太事業取得持續成功的法寶之一。
4 結論與啟示
本文針對當下全球創新領導力的現狀、中國企業創新之路的情境特徵、全球可持續發展對新範式的呼喚，在系統回顧現有的東西方國家具有代表性的創新範式的基礎上，針對現有中國語境下創新理論與範式的不足，基於東方哲學和中國傳統文化的優勢，結合中國企業創新管理實踐的經驗與案例，提出一種全新的創新範式——整合式創新，即戰略視野驅動下的全面創新、開放式創新和協同創新。
本文有以下三個主要貢獻：
第一，本文從創新範式的角度，在系統回顧全球創新範式演進的基礎上，針對已有範式的不足並結合中國發展的東方情境，提出了“整合式創新”這一獨特創新範式。整合式創新是戰略視野驅動下的全面創新、開放式創新和協同創新，是四者的綜合體，體現了東方文化的綜合總體的思維價值和舉國體制兼顧群眾路線的中國特色。整合式創新是順應人類文明進化、全球和平和可持續發展時代背景，滿足企業技術創新管理需求和支撐科技創新強國戰略實施的原創性理論範式，也是進一步優化和促進我國企業構建全球創新領導力、助力國家科技創新能力提升、實現全球和平與可持續發展的政策設計和實戰思維。
第二，整合式創新範式強調了戰略驅動、頂層設計、中長期發展導向等在創新過程中的重要意義，強調了全域觀、統籌觀以及和平觀對於創新範式的重要性，強調了東方文化與中國情境的作用。這一創新範式的提出，對於理解中國重要科技領域和典型企業的創新實踐，幫助企業管理者落實基於戰略創新的技術創新能力提升策略、實現企業創新績效最大化具有重要的實踐價值。
第三，整合式創新提供了面向政策的啟示，對國家和政府部門優化頂層戰略設計、完善科技創新政策具有重要價值。整合式創新在我國高鐵、航空等領域具有重要貢獻，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在重大科技創新領域取得突破性進展、贏得全球領先優勢的經驗昇華，也是指導我國在未來加快建立國家技術轉移體系、完善國家和區域創新體系，強化航太、高鐵產業優勢，促進人工智慧、工業互聯網、量子通信和天文物理等領域的重大技術創新的重要思維范式和創新政策著眼點。在全球化和第四次工業革命方興未艾的時代背景下，整合式創新是通過國家層面的戰略設計，聯合產業、企業和創新者，加快推動工業互聯網、量子通信、人工智慧和健康醫療等領域的快速發展，打造一批世界級創新領軍企業的重要思想武器。
目前整合式創新範式尚未引起學術界和科技政策領域應有的重視。但是，在企業創新能力建設方面，整合式創新為企業提供了將戰略管理、組織設計、文化建設與產業趨勢相結合的系統觀和整體觀，實現了自然科學的工程思維與社會科學的發散思維的融合，有助於企業抓住產業變革和技術革新的“機會之窗”，是助力企業塑造可持續創新能力和核心競爭力的全新範式，值得企業管理者進行實踐探索以及學者持續深入地跟蹤研究。在政策層面，整合式創新範式提供了一種基於全域觀、統籌觀和總體思想的創新政策設計視角。創新政策不應局限於科技方面，應將科技、教育、經濟、文化、民生和生態等結合起來，形成系統合力，促進戰略驅動下的全面創新和協同創新。唯有如此，我國才能在國家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引領下實現國家創新戰略、產業創新戰略與企業創新戰略的“三位一體”，系統完善國家和區域創新體系、技術轉移體系，為國家及企業在重大技術領域、戰略性產業贏得全球創新領導優勢等創造生生不息的動力。
2016年杭州G20峰會上，二十國集團制定了“二十國集團落實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行動計畫”，重申了可持續發展議程具有普遍、變革、不可分割和融合的特性，承諾通過新的“二十國集團創新增長藍圖”，加強創新、新工業革命和數字經濟領域的國際合作，將自身合作與全球落實議程等結合起來*。中國對全球可持續發展的大力推動，也展現了東方文明在全域性、協調性、整體性創新發展方面蘊含的哲學智慧。整合式創新範式的提出，對於深入理解和落實聯合國的2030發展目標，加快實施“二十國集團創新增長藍圖”，完善國家和區域創新體系，強化企業創新生態系統，站在更具戰略高度的全域優化全球、國家、產業和企業的創新政策和行為，實現全球範圍內全面、協調和可持續的發展，具有重大的理論意義和現實價值。
參考文獻：陳勁, 尹西明, 梅亮. 整合式創新：基於東方智慧的新興創新範式[J]. 技術經濟, 2017,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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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中國創新實踐以及對國際發展的價值輸出，亟待理論研究者從理論層面提煉與總結中國特色的創新範式，從而助力中國科技創新強國建設，打造世界級創新企業，提升和鞏固中國的全球創新領導力，進而為全球創新理論發展和創新實踐提供知識和智慧增量。2 理論回顧——創新範式的視角
2.1 各國主要創新範式的演進
傳統創新範式源起於Schumpeter界定的五種情況，即創新指代生產一種新的產品，採用一種新的生產工藝，開闢一個新的市場，獲取一種新的原材料供應源，或建立一個新的組織[14]。區別于傳統經濟增長驅動要素中資本、土地和制度等的重要性，Schumpeter的創新理論強調企業家精神對經濟增長的核心貢獻，他定義的創新意味著企業家有效識別外部環境中創造與獲取收益的潛在機遇，打破傳統的商業化規律慣性，開展創新活動直至獲得商業化利潤回報，從根本上關注科技發明的商業可行性和價值回報[15]，強調企業家精神內在驅動力產生的“創造性毀滅”，以及由此推動的價值創造與持續增長[14]。隨著熊彼特主義的興起，創新被視為經濟增長的核心動力[1]，全球不同國家情境下的創新范式開始湧現，其演進歷史如表1所示。
表1各國主要創新範式小結
自Schumpeter提出創新經濟學理論以來，美國學者最先從技術變革的經濟學[16]、產業研究與技術創新的關係[17]等角度展開研究與探索，並關注于技術創新對經濟增長和社會競爭優勢的驅動作用[18]，以及創新過程中的價值獲取[19]等核心議題。其中，用戶創新[20]、顛覆式創新[21]、開放式創新[22]等典型創新范式相繼湧現。用戶創新聚焦于創新過程中用戶的重要性，認為一切創新活動的根本在於滿足用戶的價值需求，而用戶尤其是領先用戶可作為新產品等創新的核心來源[20]。開放式創新則聚焦於企業內外部的知識交互，強調企業通過打開組織的邊界壁壘，從外部獲取知識(內向開放)和從內部輸出知識(外向開放)以提升企業的技術水準和競爭優勢[21]。顛覆式創新則關注行業在位者與新進入者的互動關係，認為行業新進入者可以通過進入新興市場，創新技術、產品和商業模式等，重構傳統市場的價值網路，最終實現對行業傳統在位者以及行業傳統價值鏈的顛覆與重構[21，23]。以上美國情境下湧現的典型創新範式多以市場為導向、以經濟收益需求為目標[24]。
除了美國和歐洲國家之外，亞洲主要國家的學者基於對本國創新實踐的總結提出了自主創新範式。例如，日本學者提出了知識創新[34]和精益創新[35]。知識創新主要強調知識要素對價值創造的關鍵作用，其中知識可分為顯性知識和隱性知識，通過知識的社會化、外在化、組合化和內在化四種模式的交互作用和螺旋式轉化實現知識創新的目標[34]。精益創新在本質上代表一種生產方式，主要涉及追求消滅包括庫存在內的一切“浪費”，並圍繞此目標發展一系列具體方法，以實現準時化生產等目標的生產經營管理體系[35]。韓國學者主要面向後發國家企業的追趕情境，提出了逆A-U模型的追趕路徑，強調後發企業的創新追趕是一個從生產能力到工程能力再到創新能力的演化過程，在本質上具有“模仿創新”和“創新追趕”的範式屬性[36]。樸素式創新是印度情境下湧現的一種代表性創新范式，起源于印度深遠的“Jugaad”文化，即“突破各種限制條件，用有限資源即興設計有效的解決方案”[37-38]。相較于傳統創新范式，樸素式創新的屬性主要表現為耐用、輕量、靈活便捷、人性化、簡單化、新的分銷模式、適用性、本地資源依賴、綠色技術以及支付可承擔等[39]。中國作為新興經濟體中最重要的發展中大國，中國學者也提出了本土的原創性創新範式，如自主創新[40-41]——主要包含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集成創新以及原始創新三個方面，再如全面創新[42]——主要包含戰略、市場、技術、組織和文化等的全要素創新，面向組織人員的全員創新以及面向組織地域和時間的全時空創新三個方面。
2.2 現有創新範式的不足
通過梳理現有創新範式的演變過程，筆者發現，現有的創新範式基本上可分為三類：第一類，立足于局部思維，如美國學者提出的用戶創新[20]、顛覆式創新[21]，歐洲學者提出的設計驅動創新[25]、公共創新[27]，日本學者提出的知識創新[34]，韓國學者提出的模仿創新[36]；第二類，只重視橫向的知識、資源和人員等要素的整合，如美國學者提出的開放式創新[22]，中國學者提出的全面創新[42]等，它們缺少願景驅動的戰略引領性，會使企業可能面臨諸如開放過度、核心能力不足等風險；第三類，過於倚重概念、文化或社會因素而走向另一個極端，如歐洲學者提出的責任式創新[4，28]、社會創新[26]，印度學者提出的樸素式創新[37]等。
現有的創新范式側重於從具體的創新行為、創新方法或創新環節、創新主體等角度理解創新過程，無法擺脫原子論的創新思維方式。回顧世界一流企業的創新之路，新產品、新要素、新方法和新流程乃至新的組織方式的產生，都不是依靠單個方面的改進或提升，也不是自然而然生髮出來的，而是有組織、有設計地開展創新的結果[9]。上述三類傳統創新範式忽略了戰略設計和戰略執行在推動創意落實、獲得創新成果、轉化創新價值的過程中發揮的引領與前瞻性作用。現代管理思想大師Gary Hamel在《管理大未來》一書中提出了創新的四層次模型——包括技術創新、營運創新、戰略與商業模式創新以及管理創新[43]。可見，戰略設計對於創新而言具有重要的引領與驅動價值。此外，上述三類傳統的創新範式缺乏東方哲學(中國傳統文化、佛教智慧等)中源遠流長的全域觀，如總體思維、對立統一、有機整合和動態發展等，未體現道家哲學提倡的陰陽一體動態演變、天人合一，儒家哲學提倡的允執厥中的“中道”哲學*和“合而不同”的和平觀*，法家在《孫子兵法》中提出的全域戰略觀，佛教中的“性、相統一”和“中觀”哲學[44]。
3 整合式創新的概念框架和內涵
3.1 整合式創新的概念
針對現有中國語境下創新理論與範式的不足，筆者基於東方哲學和中國傳統文化的優勢，首次提出一種全新的創新範式——整合式創新(holistic innovation，HI)，也即戰略視野驅動下的全面創新和協同創新。基於整合式創新的創新管理範式，則是整合式創新管理(holistic innovation management，HIM)。整合式創新的四個核心要素是“戰略”“全面”“開放”和“協同”，也即戰略視野驅動下的全面創新、開放式創新與協同創新，四者相互聯繫、缺一不可，有機統一于整合式創新的整體範式中。
“戰略”(Strategy)一詞源遠流長，在西方普遍認為起源于古希臘的“Strategos”一詞，意指軍事將領指揮軍隊作戰的謀略，後來被用於企業管理。在中國，春秋戰國時期的《孫子兵法》*被認為是中國最早對戰略進行全域謀劃的著作，其中“戰”指戰爭，“略”指謀略。雖然現在“戰略”一詞從軍事術語引申至經濟、政治領域，但是其涵義始終包含“統領性、全域性、整體性”的思想。在企業技術創新管理中，戰略視野觀要求企業領導者不能將技術創新視為單一的活動，而應將之內嵌於企業發展的總體目標和企業管理的全過程，根據全球經濟社會和科技的大趨勢，借助跨文化的戰略思維[45-46]，確定企業和生態系統的發展方向，從而實現“戰略引領看未來”。產業和國家也需要根據所處的國內外環境和創新體系現狀制定全域性戰略，使各要素相互連接，構建競爭優勢[47-49]。
以中國高鐵產業企業為例。中國南車集團公司(以下簡稱“中國南車”)自2000年成立以來，在國家推進“引進國外先進技術，聯合設計生產，打造中國品牌”的高鐵發展戰略的驅動下，客觀分析自身面臨的內外部機遇和挑戰，制定並實施了“歸核—強核—造核—擴核”*的集團發展路徑，通過整合內部外資源、在集團宏觀層面進行戰略協調實現了全球競爭優勢的提升。
華為技術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華為”)自1998年成立以來，經過近30年的技術積累與發展，從一家民營通信科技公司逐步成長為全球最大的電信網路解決方案提供商、全球規模第二的電信基站設備供應商。軍人出身的華為總裁任正非正是將軍事戰略思維成功應用于企業創新管理的典型。他反復強調，華為在創新過程中“不能在非戰略機會點上消耗公司的戰略競爭力量”。華為圍繞技術研發制定了適應全球化發展的產品開發戰略、人才戰略和組織管理激勵戰略，助力其保持在電信領域的全球領先優勢。例如，華為制定的整合式產品開發(integrated product development，IPD)戰略，由市場管理、流程重組和產品重組三大模組構成，該戰略的實施使得產品開發週期縮短50%、不穩定性降低了2/3，是華為在技術創新方面贏得全球領先優勢的重要源泉*。
“全面”是指全面創新(totalinnovation management，TIM)，即“與生產過程相關的各種生產要素的重新組合”，包括全要素調動、全員參與和全時空貫徹三個方面。全面創新最早由中國創新管理領域的創始學者許慶瑞院士于2002年正式提出。他在著作《全面創新管理：理論與實踐》一書中指出，“全面創新管理應該以培養核心能力、提高持續競爭力為導向，以價值創造增加為目標，以各種創新要素的有機組合與協同創新為手段，通過有效的創新管理機制、方法和工具，力求做到人人創新、事事創新、時時創新、處處創新”。全面創新具有三個重要特徵——全要素創新、全員創新和全時空創新。其中：全要素創新是指創新需要系統觀和全面觀，需要調動技術和非技術的各種要素，進一步激發和保障所有員工的創新活力；全員創新是指創新不再只是企業研發人員和技術人員的專屬權利，而應是全體人員的共同行為；全時空創新是指企業在資訊網路技術平臺上實現創新時空觀的全面擴展，做到24/7創新(即每週7天、每天24小時都在創新)[42]。
以中國南車為代表的國內高鐵企業有效整合內外部資源，打造了基於核心能力的企業創新生態系統，實現了集團要素、人員和時空的全面創新。中國南車打造了以減震技術、降噪技術、輕量化技術、絕緣技術和水處理技術五大技術為基礎的企業核心技術體系，並在核心技術體系之外進一步聚焦科技人才培養、模擬能力、試驗能力、研發與技術以及核心業務創新產品開發，延伸業務開發[50]。
“開放”是指開放式創新(openinnovation，OI)。開放式創新由HenryChesbrough教授于2003年在其著作OpenInnovation:TheNewImperativeforCreatingandProfitingfromTechnology中正式提出，是指“企業利用外部資源進行創新，提升企業技術創新能力”[22]。開放式創新聚焦企業內外部知識的交互，強調企業要突破原有的封閉式創新，通過獲取市場訊息資源和技術資源實現“從外部獲取知識(內向開放)”和“從內部輸出知識(外向開放)”的有機結合，彌補企業內部創新資源的不足，進而提高企業的創新績效。在開放式創新環境下，企業與環境之間的邊界變得模糊，越來越多的企業通過跨邊界合作構建開放式創新生態系統，贏得持續競爭優勢。
以海爾集團為例(以下簡稱“海爾”)。在開放式創新的新競爭環境下，海爾開放合作夥伴生態系統平臺(Haier OpenPartnership Ecosystem，簡稱HOPE)於2013年10月正式上線。通過“人單合一”模式以及構建與發展創新生態系統的多年實踐，海爾基於HOPE創新平臺構建了企業與用戶交互的創新生態圈，同時基於自主經營體與小微創新的組織管理模式，實現了使用者參與、全員創新的生態成員交互模式，從而進一步優化了海爾的企業創新生態系統[50]，如圖1。
圖1 海爾集團：戰略驅動下的整合式創新架構
協同是指協同創新(collaborativeinnovation，CI)，由陳勁於2012年在《協同創新的理論基礎與內涵》一文中正式提出，是指“以知識增值為核心，企業、政府、知識生產機構(大學、研究機構)、仲介機構和用戶等為了實現重大科技創新而開展的大跨度整合的創新組織模式”[51]。協同創新具有兩個特點：第一，強調科技創新的整體性，即創新生態系統是各要素的有機集合而非簡單相加，其存在方式、目標和功能都表現出統一的整體性；第二，動態性，即創新生態系統是不斷動態變化的。在科技經濟全球化的環境下，以開放、合作、共用為特徵的協同創新被實踐證明是有效提高創新效率的重要途徑。充分調動企業、大學和科研機構等各類創新主體的積極性，跨學科、跨部門、跨行業地組織實施深度合作和開放創新，對於加快不同領域、不同行業以及創新鏈各環節之間的技術融合與擴散尤為重要。
中國南車通過搭建創新平臺，推進了集團內外部資源的協同。經過多年的創新資源積累和能力建設，中國南車搭建了“協同模擬平臺”“試驗驗證體系”以及“技術標準化資訊平臺”，三大體系之間實現了有效協同。此外，作為CRH380A自主創新的核心組織，中國南車自主實現了四大理論*與十大核心技術*的協同。
整合式創新是戰略驅動、縱向整合、上下互動和動態發展的新範式。在開放式創新環境下，技術創新管理不再是單一技術要素的組合、管理和協同，身處開放式創新生態系統的企業、大學和科研機構以及個體，都需要以戰略性、全域性和整體性的視野看待創新，實現戰略、科技、人文與市場等的互搏互融，極大程度地調動全民的創新創業活力。
中國國際海運集裝箱(集團)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中集集團”)作為一家為全球市場服務的多元化跨國產業集團，為了通過不斷的組織和技術變革應對不斷變化的外部環境，於2010年發佈了“中集集團升級綱要(2010版)”，全面啟動戰略驅動下的創新升級，橫向整合各層面的子模組以及外部資訊和合作資源，縱向集成金融、人力資源、文化和資訊平臺等對營運和技術創新的支援系統。戰略驅動下的中集集團整合式創新架構見圖2。在整合式創新戰略理念的指導下，中集集團實現了對遍佈全球的300多家成員企業和100多個國家的客戶與銷售網路的管理服務優化，全面提高了全球綜合競爭力，鞏固和強化了在物流裝備和能源裝備供應領域的世界領先地位。
圖2 中集集團：戰略驅動下的整合式創新架構
整合式創新作為戰略視野驅動下的全面創新和協同創新的新範式，強調戰略引領和全面協同的高效有機統一、縱向整合、動態發展，是對局部的、橫向的和靜態的創新範式的質的超越。前文提到的中國南車、海爾、華為和中集集團等領先企業，無一不是在整體性戰略視野的驅動下制定、構建和完善了企業自身的創新體系，在整合內外部資源的同時實現了戰略、技術、市場和文化等多維度的融合，實現了全要素、全員和全時空參與創新，並通過內外協同、上下協調的組織創新打造可持續競爭優勢，是全面創新管理的升級。
3.2 整合式創新的概念框架
在開放式創新生態系統的時代背景下，整合式創新是整體管理變革下的創新，是東、西方哲學思想引領下基於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跨界融合的“三位一體”。整合式創新思想蘊含的全域觀、統籌觀以及和平觀，符合東、西方哲學的核心價值追求，有助於在跨文化的國內外競爭過程中實現工程、技術、科學與人文、藝術以及市場的互搏互融，並突破傳統的企業邊界，促進企業與外部需求端和供給端甚至國內外的政策端等各創新利益相關主體聯合構建合縱連橫的創新生態系統，在動態協同中開發市場機會和科技潛力，創新企業產品與技術，通過跨界創新與競合推動產業變革與區域協同發展，實現“創新為了和平[13]、為了全球可持續發展、為了人的幸福與價值實現”的終極目標。
對於企業而言，企業應從大處著眼(think big)、立足高遠(aim high)，通過前瞻性的戰略設計引領自身及所處生態系統的發展演變方向，在戰略執行中行動迅速(act bold)，打通橫向資源整合和縱向能力整合的脈絡，依託協同創新思維，實現總體思想下的技術集成和產品創新，達成“競-合”雙贏局面[45-46，52]。
對於國家而言，在重大科技創新領域——如航太系統、高鐵技術、量子通信、人工智慧和工業互聯網等領域，不僅僅需要單純的技術創新，更需要從國家中長期發展戰略入手，實現科技戰略、教育戰略、產業戰略與金融、人才、外交戰略的有機整合，通過戰略視野驅動各要素的橫向整合和縱向提升，為建設科技創新強國提供源源不竭的動力，為全球的經濟與社會可持續發展做出重大的引領性貢獻。
整合式創新的框架如圖3所示。
圖3 整合式創新框架：戰略視野驅動下的新興創新範式
從東方文化和中國特色的企業實踐中，我們可以看到：在知識經濟和大資料時代，企業發展資源的方式經歷了五個階段——資料感知、資料互聯、資訊集成、知識聚合和智慧洞察。企業發展資源實現創新的五階段模型也是未來建設智慧企業和智慧城市(群)的重要思路。而在最高階的智慧洞察階段，企業領導者要充分調動和利用系統科學觀，超越知識本身，在制定創新戰略時兼顧企業的組織架構設計、資源開發利用和創新文化營造。對於國家而言，整合式創新蘊涵著中國特色的和平觀、舉國體制下的戰略執行優勢和系統驅動的中國式創新經驗與智慧[53]，同時順應了中國的創新戰略需求，即不能再僅依靠工業化、資訊化、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的“四化”實現社會經濟的創新發展，需要放眼全球、著眼全域，同時兼顧消除貧困、保護環境、促進健康、建設國防和推進國際事務等方面，通過各方面的有機整合，實現富民強軍，推動全球和平發展。
3.3 整合式創新的內涵
作為戰略視野驅動下的全新創新範式，整合式創新的關鍵內涵包括三個方面。
第一，整合式創新是戰略創新、協同創新、全面創新和開放式創新的綜合體。世界一流企業創新之路的共同特徵是，在開放式創新的環境下通過統籌全域的戰略設計創新，調動全要素參與，實現各個部門主體與利益相關者的協同創新。
在整合式創新範式下，企業的創新之路包括戰略引領、組織設計、資源配置和文化營造四個方面，具體可細化為“戰略引領看未來”“組織設計重知識”“資源配置優質化”和“文化寬嚴為基礎”。只有將戰略、組織、資源與文化進行有機整合、著眼長遠、實現動態創新，企業才能構建穩定、柔性和可持續的核心競爭力。
例如，1968年成立於中國廣東的美的集團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美的集團”)，是全球領先的消費電器、暖通空調、機器人與自動化系統、智慧物流(供應鏈)的科技集團。基於核心技術、研發體系等技術要素，美的集團通過強化技術創新管理和戰略創新等非技術要素，進一步提升了集團的創新能力。首先，美的集團在戰略層面推進集團的戰略轉型與創新。在國內行業巨頭海爾集團、格力電器長期戰略跟隨的基礎上，美的集團於2012年提出“333戰略轉型”，聚焦于消費者主導的核心能力建設，明確集團的戰略定位，即利用約3年做好產品、夯實基礎、提升經營品質，利用約3年從家電三強中脫穎而出而成為行業領導者，利用約3年在全球家電行業佔有一席之地，實現全球經營。在戰略視野的驅動下，美的集團進一步打造研發與生產的全球創新生態系統，建設與 發展基於產學研協同的創新生態系統，並打造基於“美創平臺”的創新生態系統(如圖4所示)，從而實現了創新生態系統夥伴和資源的全面彙聚、價值互動和創新溢出，營造了包容性創新文化，大力提升了集團的製造效率、資源利用效率、自動化水準和庫存運作優化能力等。整合式創新為美的集團參與全球競爭、構築在全球家電市場的競爭優勢和行業領先地位奠定了基礎，其品牌價值得到顯著提升[50]。
圖4 美的集團：戰略轉型驅動下的整合式創新架構
第二，整合式創新在戰略引領的哲學全域視野下，將自然科學的聚合思維與社會科學的發散思維進行有機整合，既體現了東方文化的價值，也結合了中國特色的創新實踐經驗，順應了中國創新的戰略需求。具體而言，整合式創新基於系統科學的系統觀和全域洞察，通過頂層的目標確定和戰略設計，超越知識管理，突破傳統企業的組織邊界，同時著眼于企業創新發展密切相關的外部資源供給端(如高校、研究機構、供應商、技術與金融服務機構等)、創新政策與制度支持端(政府、國內外公共組織和行業協會等)以及創新成果的需求端(消費者、領先用戶、競爭對手和利基市場用戶等)，借助東方文化孕育的綜合集成、全域謀劃和多總部協同等智慧，助力企業調動創新所需的技術要素(研發、製造、人力和資本等)和非技術要素(組織、流程、制度和文化等)，構建和強化企業的核心技術和研發能力，打造開放式創新生態系統環境下企業動態、可持續的核心競爭力。
例如，阿裡巴巴集團基於東方全域觀的哲學智慧，依託達摩研究院，逐步形成了以阿裡雲大資料技術為基礎架構、以商業生態圈(包括淘寶、天貓、聚划算、阿裡出版和阿裡全球購等的電子商務集團)和科技生態圈(包括支付寶、微貸和線上保險等的螞蟻金服集團，以及以菜鳥物流為核心的智慧物流骨幹網)為主體的“合縱連橫”創新生態系統，逐步在中國各地構築了基於數字經濟的“城市大腦”，如圖5所示。以推動創新生態協同和管理協調為基礎，阿裡巴巴搭建了創新生態系統，為個體創業者、中小企業和社會創造了商業價值共創機會，極大地推動了生產效率和經濟效益的提升，同時促進了中國和世界的反貧困事業，在商業價值和社會價值創造方面做出了積極貢獻。
圖5 阿裡巴巴：基於“城市大腦”戰略的整合式創新生態系統
第三，整合式創新是一種總體創新、大創新(biginnovation)的創新思維範式，其精髓在於整體觀、系統觀和著眼于重大創新。整合式創新突破了傳統的研發管理、製造管理、行銷管理和戰略管理相互獨立的原子論思維範式，通過戰略引領和戰略設計，將企業管理的多個方面進行有機整合，為企業和國家實現重大領域、重大技術的突破和創新提供支撐，是量子理論時代具有量子管理學思想[55]的創新觀。
以我國航太產業為例。我國以舉國體制的優勢，聚焦國家發展戰略目標，在頂層設計與自頂向下的大系統思路的指導下，由中央調配全國產業資源，以國家級重大項目為研究與運作平臺開展創新實踐。例如，在選擇“長征三號”火箭第三級發動機的過程中，為了實現推力較大的低溫高能液氫液氧發動機的創新，國家利用體制優勢進行系統性協調，在全國範圍內彙聚研發與創新的優勢資源，有效協同中國航太科技集團公司第一研究院(703所)、蘭州空間技術物理研究所、鋼鐵研究總院和北京有色金屬研究總院等頂尖研發與創新資源，並整合上海市的相關材料焊接專家資源，形成國家支援的技術創新攻關組織來改進工藝，最終形成了焊接技術的解決方案，實現了發動機的研發創新[56]。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在全球產業追趕躍升的情境下，在總體創新與大創新的引導下整合全國資源的體制優勢，有利於克服我國核心技術的相對劣勢和基礎工業的研發能力短板，實現產業競爭力的提升與發展。
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在工業基礎相對落後的背景下之所以能取得航太事業的重大突破，成為繼前蘇聯和美國之後第三個獨立把太空人送上太空的國家，得益于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這種優越性充分體現在中國特定經濟社會環境下舉國體制表現出的資源調動效率和能力上，以及對群眾創新創業激情的充分調動方面。一個國家建立什麼樣的產業發展體制、走什麼樣的發展道路必須從本國的社會實際、產業發展基礎出發。因此，無論是在中國航太事業發展的早期，還是進入21世紀的今天，通過舉國體制和群眾路線來解決我國基礎工業技術短板問題，一直是航太事業取得持續成功的法寶之一。
4 結論與啟示
本文針對當下全球創新領導力的現狀、中國企業創新之路的情境特徵、全球可持續發展對新範式的呼喚，在系統回顧現有的東西方國家具有代表性的創新範式的基礎上，針對現有中國語境下創新理論與範式的不足，基於東方哲學和中國傳統文化的優勢，結合中國企業創新管理實踐的經驗與案例，提出一種全新的創新範式——整合式創新，即戰略視野驅動下的全面創新、開放式創新和協同創新。
本文有以下三個主要貢獻：
第一，本文從創新範式的角度，在系統回顧全球創新範式演進的基礎上，針對已有範式的不足並結合中國發展的東方情境，提出了“整合式創新”這一獨特創新範式。整合式創新是戰略視野驅動下的全面創新、開放式創新和協同創新，是四者的綜合體，體現了東方文化的綜合總體的思維價值和舉國體制兼顧群眾路線的中國特色。整合式創新是順應人類文明進化、全球和平和可持續發展時代背景，滿足企業技術創新管理需求和支撐科技創新強國戰略實施的原創性理論範式，也是進一步優化和促進我國企業構建全球創新領導力、助力國家科技創新能力提升、實現全球和平與可持續發展的政策設計和實戰思維。
第二，整合式創新範式強調了戰略驅動、頂層設計、中長期發展導向等在創新過程中的重要意義，強調了全域觀、統籌觀以及和平觀對於創新範式的重要性，強調了東方文化與中國情境的作用。這一創新範式的提出，對於理解中國重要科技領域和典型企業的創新實踐，幫助企業管理者落實基於戰略創新的技術創新能力提升策略、實現企業創新績效最大化具有重要的實踐價值。
第三，整合式創新提供了面向政策的啟示，對國家和政府部門優化頂層戰略設計、完善科技創新政策具有重要價值。整合式創新在我國高鐵、航空等領域具有重要貢獻，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在重大科技創新領域取得突破性進展、贏得全球領先優勢的經驗昇華，也是指導我國在未來加快建立國家技術轉移體系、完善國家和區域創新體系，強化航太、高鐵產業優勢，促進人工智慧、工業互聯網、量子通信和天文物理等領域的重大技術創新的重要思維范式和創新政策著眼點。在全球化和第四次工業革命方興未艾的時代背景下，整合式創新是通過國家層面的戰略設計，聯合產業、企業和創新者，加快推動工業互聯網、量子通信、人工智慧和健康醫療等領域的快速發展，打造一批世界級創新領軍企業的重要思想武器。
目前整合式創新範式尚未引起學術界和科技政策領域應有的重視。但是，在企業創新能力建設方面，整合式創新為企業提供了將戰略管理、組織設計、文化建設與產業趨勢相結合的系統觀和整體觀，實現了自然科學的工程思維與社會科學的發散思維的融合，有助於企業抓住產業變革和技術革新的“機會之窗”，是助力企業塑造可持續創新能力和核心競爭力的全新範式，值得企業管理者進行實踐探索以及學者持續深入地跟蹤研究。在政策層面，整合式創新範式提供了一種基於全域觀、統籌觀和總體思想的創新政策設計視角。創新政策不應局限於科技方面，應將科技、教育、經濟、文化、民生和生態等結合起來，形成系統合力，促進戰略驅動下的全面創新和協同創新。唯有如此，我國才能在國家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引領下實現國家創新戰略、產業創新戰略與企業創新戰略的“三位一體”，系統完善國家和區域創新體系、技術轉移體系，為國家及企業在重大技術領域、戰略性產業贏得全球創新領導優勢等創造生生不息的動力。
2016年杭州G20峰會上，二十國集團制定了“二十國集團落實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行動計畫”，重申了可持續發展議程具有普遍、變革、不可分割和融合的特性，承諾通過新的“二十國集團創新增長藍圖”，加強創新、新工業革命和數字經濟領域的國際合作，將自身合作與全球落實議程等結合起來*。中國對全球可持續發展的大力推動，也展現了東方文明在全域性、協調性、整體性創新發展方面蘊含的哲學智慧。整合式創新範式的提出，對於深入理解和落實聯合國的2030發展目標，加快實施“二十國集團創新增長藍圖”，完善國家和區域創新體系，強化企業創新生態系統，站在更具戰略高度的全域優化全球、國家、產業和企業的創新政策和行為，實現全球範圍內全面、協調和可持續的發展，具有重大的理論意義和現實價值。
參考文獻：陳勁, 尹西明, 梅亮. 整合式創新：基於東方智慧的新興創新範式[J]. 技術經濟, 2017,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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