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觀點
2017年11月17日, “一行三會一局”聯合發佈“資管新規”, 開啟了金融統一監管的新時代。 除了影響資管業務形態與金融資產表現外,
貨幣政策與金融監管不能完全割裂。 貨幣政策與金融監管的目標不同, 但並不意味著貨幣政策可以忽略金融週期。 不同時期的金融監管會對貨幣政策提出不同要求, 需要不同的貨幣政策配合方式。
資管新規會帶來金融業態變化, 存在兩個不同的影響時期。 資管新規意圖削弱監管套利的制度基礎, 可能帶來金融業態的漸次變化:首先, 資產端的緩慢調整, 會加劇流動性摩擦與金融資產價格波動, 並加大實體信用收縮與經濟下行壓力;其次, 負債端的整體重塑, 會帶動銀行理財擴張停滯、金融套利行為削弱與信用利差整體重估。
資管新規“過渡期”與“後時代”,
資管新規“過渡期”, 金融監管持續推進、資產端緩慢調整, 貨幣政策可能呈現出三個特徵:第一, 貨幣政策緊平衡的格局延續。 第二, 貨幣政策在防風險與穩增長目標之間權衡, 需要較多使用臨時與定向操作。 第三, “類加息”+“類降准”可能成為一種工具組合。
資管新規“後時代”, 由於銀行理財擴張停滯與金融套利行為減弱, 貨幣政策呈現出三個特徵:第一, 貨幣政策回歸經濟的逆週期調控功能。 第二, “結構性”貨幣政策相機降低頻率和力度。 隨著金融體系與實體經濟中過度“差序格局”的緩解, 央行“既要, 又要, 還要”的多目標困境或將明顯緩解, 貨幣政策調控框架從數量型向價格型轉變的微觀基礎亦將更加扎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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