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閱讀
備豫不虞， 為國常道。 當前， 我國仍處在一個大有作為、大有希望、大有前途的歷史戰略機遇期。 這是中國極其難得的黃金發展時代。
可預見與不可預見重大挑戰
對中國而言， 當前或今後我國所面臨哪些重大風險和挑戰？又該如何預防和應對， 並將挑戰轉化為機遇、將壓力轉變為動力？我們需要從新的高度、國內外視角， 做一分析和展望。
所謂重大挑戰， 是指能夠對我國政治經濟社會發展造成重大破壞和嚴重困難的重大事件和突出矛盾， 這些重大挑戰既可能是根源於國內的深層次矛盾， 也可能是來自國際或全球的重大危機及外部衝擊。 隨著經濟全球化的不斷發展和“引進來”“走出去”戰略的實施， 中國以前所未有的廣度和深度融入世界。
此外， 按照重大挑戰能否被預見的特徵， 還可將其分為“可預見”和“不可預見”兩類。 所謂“可預見”（即“灰犀牛”）事件， 是指該重大挑戰能夠被人們根據其發展特點、規律、趨勢進行預判， 從而在事前進行主動性防禦， 降低或化解其負面影響的事件。 所謂“不可預見”（即“黑天鵝”）事件， 是指該重大挑戰的發展規律尚未被人們充分掌握， 無法就其發展趨勢和可能性進行準確預判， 因而只能在事中或事後進行被動性調整。 這些事件或挑戰也常常交織在一起， “黑天鵝”事件可能會引發出“灰犀牛”事件，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 我國前所未有地走近世界舞臺中心， 但也面臨前所未有的各種挑戰， “面臨對外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 對內維護政治安全和社會穩定的雙重壓力， 各種可以預見和難以預見的風險因素明顯增多”。 雖然歷史總是驚人的相似， 但中國面臨的挑戰並不是以往任何國家或本國歷史的重複和再現。 當今我國面臨的挑戰具有複合型和全域型特點， 這裡從內部與外部兩個視角展開分析。
內部面臨的重大挑戰
老齡化與少子化同步加快。 2015年全國人口平均預期壽命已經達到76.34歲， 2030年達到79歲， 將接近OECD國家平均水準， 呈現未富先壽特徵， 其中80歲以上高齡人口日益增多。
資源環境約束。 從基本國情來看， 資源環境仍是最大的短板。 水資源短缺仍凸顯， 主要礦產資源對外依存度持續提高， 生態環境惡化趨勢得到遏制， 但仍很突出， 特別是城市空氣品質不達標， 水污染防治難度大， 土壤污染問題仍比較突出， 地面沉降、土地沙化、草原退化、生物資源流失等尚未遏制住， 人民日益增長的生態環境品質需求與優質生態產品供給嚴重不足之間的矛盾突出， 生態環境品質根本改善仍是長期的漸進的持續的持久戰。
能源氣候安全更為凸顯。 我國能源自給率呈下降趨勢， 按能源生產和消費萬噸標準煤統計， 從2010年的86.5%下降至2016年的79.4%， 其中石油自給率從46.3%下降至35.6%， 未來時期自給率還會不同程度地持續下降。 我國能源結構仍屬於高碳化類型， 儘管煤炭消費占能源消費總量比重大幅度下降， 由2011年的70.2%下降至2016年的62.0%， 下降了8.2個百分點。 碳排放從高增長轉向低增長甚至負增長， 但排放總量仍是世界最大的國家， 占世界總量比重高達27.3%， 是實現全球減排的最大責任者。
極端突發性重大災害衝擊。 中國是世界上自然災害最為頻繁最為嚴重的國家， 災害類型多， 分佈地域廣， 發生頻率高， 巨災時有發生， 造成巨大的生命財產損失。在網路和自媒體時代，極端突發災害的衝擊易被輿論放大和扭曲，容易誘發各類影響穩定的群體性事件和社會事件。
國際恐怖主義危害。隨著全球經濟陷入疲軟和舊的國際秩序逐步瓦解，國際恐怖主義正在國際化、全球化、長期化、高技術化、隱蔽化，與宗教民族問題交織在一起，更為複雜。而且隨著中國深度參與經濟全球化，上萬國內企業投資者走出去，幾百萬出國留學生、勞務人員走出去，上億國內遊客走出去，都有可能遇到各種突發性事件，如何保護海外中國公民人身安全和各種利益，成為十分突出的新挑戰。
債務危機。次貸危機後全球的負債急劇增長，世界負債水準達到歷史以來的最高峰，客觀上存在外部債務危機的衝擊。同時，中國也存在著內部債務危機的隱患，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表明，2015年中國總負債率達到249%。到2016年末，全國政府債務餘額為27.33萬億元，政府債務的負債率是36.7%。
資訊和網路安全。在該領域，既有針對個體和企業層面的駭客攻擊、病毒攻擊和資訊竊取，也有以“斯諾登事件”為典型代表，針對主權國家的資訊監控。既有民間領域的個人隱私資訊洩露和各種系統漏洞，也有諸如“震網病毒”等基於軍事目的的網軍和資訊戰，兩者之間的界限日漸模糊。除了病毒、漏洞、加密與反加密等傳統領域的資訊和網路安全問題，還有類似比特幣等去中心化的“互聯網貨幣”對各國貨幣主權形成挑戰和侵蝕的新生事物。
外部重大挑戰
國際金融危機。在資本流動自由化和金融市場進一步整合之後，金融工具過度創新、信用評級機構利益扭曲、貨幣政策監管放鬆等因素相互交織，使金融危機頻繁發生，危害越來越大，幾乎每10年左右就會爆發一次國際性的金融危機，如20世紀90年代初的北歐銀行業危機、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發達國家虛擬經濟過度發展和急功近利的投機型公司治理模式，加劇了全球金融體系的脆弱性，不排除未來還會再次出現類似的國際金融危機。
地緣政治及衝突。我國始終面臨來自周邊的不穩定、不安全挑戰。我國陸上鄰國有14個，海洋周圍國家有10個，始終存在許多潛在地緣政治熱點，如東海、台海和南海的“三海”。這些地緣政治熱點不僅會受到不可預見的當地政治氣候的影響，還遭受強國直接插手影響。中國是世界最大的石油進口國，石油消費比重占世界總量的12.8%，但國內石油生產量占世界比重只有4.6%，而麻六甲海峽對我國石油進口通道的“咽喉效應”依然明顯。
核事件和核擴散。該挑戰既包括傳統安全領域的核戰爭威脅與軍備控制問題，也包括非傳統安全領域的“核安全”與“核擴散”問題。總體看，核武器向全球擴散趨勢難以遏制，消除核武器的威脅並沒有絕對可靠的保障。
主動作為，轉危為機
中國進入新時代，戰略機遇前所未有，重大挑戰前所未有，需要“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化挑戰為機遇。當前，我國已經具備了應對國內外重大挑戰的國家治理能力，從應對國家安全的視角看，已經建立了比較成熟的國家安全體制，突出表現為三個方面。
第一，堅持總體國家安全觀，走出一條中國特色國家安全道路。在總結新中國成立以來保障國家安全的實踐基礎上，習近平總書記創造性地提出總體國家安全觀，統籌國家發展和國家安全。堅持國家利益至上，以人民安全為宗旨，以政治安全為根本，統籌外部安全和內部安全、國土安全和國民安全、傳統安全和非傳統安全、自身安全和共同安全。
第二，設立國家安全委員會，完善國家安全體制。2013年11月，成立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習近平總書記任主席。該委員會向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負責，統籌協調涉及國家安全的重大事項和重要工作。通過建立集中統一、高效權威的國家安全體制，加強了對國家安全的領導。
第三，加強國家安全能力建設，有效應對各種挑戰。始終把維護國家安全的戰略主動權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始終保持全黨的憂患意識，強化底線思維，“在事關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的重大原則問題上，我們不惹事，但也不怕事，堅決捍衛中國的正當合法權益”，學會“下先手棋”，提高對重大挑戰的判斷力，有針對性地提出處理危機的預案，主動作為，防患於未然，“力爭把風險化解在源頭，不讓小風險演化為大風險，不讓個別風險演化為綜合風險，不讓局部風險演化為區域性或系統性風險，不讓經濟風險演化為社會政治風險，不讓國際風險演化為國內風險”。
造成巨大的生命財產損失。在網路和自媒體時代，極端突發災害的衝擊易被輿論放大和扭曲，容易誘發各類影響穩定的群體性事件和社會事件。國際恐怖主義危害。隨著全球經濟陷入疲軟和舊的國際秩序逐步瓦解，國際恐怖主義正在國際化、全球化、長期化、高技術化、隱蔽化，與宗教民族問題交織在一起，更為複雜。而且隨著中國深度參與經濟全球化，上萬國內企業投資者走出去，幾百萬出國留學生、勞務人員走出去，上億國內遊客走出去，都有可能遇到各種突發性事件，如何保護海外中國公民人身安全和各種利益，成為十分突出的新挑戰。
債務危機。次貸危機後全球的負債急劇增長，世界負債水準達到歷史以來的最高峰，客觀上存在外部債務危機的衝擊。同時，中國也存在著內部債務危機的隱患，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表明，2015年中國總負債率達到249%。到2016年末，全國政府債務餘額為27.33萬億元，政府債務的負債率是36.7%。
資訊和網路安全。在該領域，既有針對個體和企業層面的駭客攻擊、病毒攻擊和資訊竊取，也有以“斯諾登事件”為典型代表，針對主權國家的資訊監控。既有民間領域的個人隱私資訊洩露和各種系統漏洞，也有諸如“震網病毒”等基於軍事目的的網軍和資訊戰，兩者之間的界限日漸模糊。除了病毒、漏洞、加密與反加密等傳統領域的資訊和網路安全問題，還有類似比特幣等去中心化的“互聯網貨幣”對各國貨幣主權形成挑戰和侵蝕的新生事物。
外部重大挑戰
國際金融危機。在資本流動自由化和金融市場進一步整合之後，金融工具過度創新、信用評級機構利益扭曲、貨幣政策監管放鬆等因素相互交織，使金融危機頻繁發生，危害越來越大，幾乎每10年左右就會爆發一次國際性的金融危機，如20世紀90年代初的北歐銀行業危機、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發達國家虛擬經濟過度發展和急功近利的投機型公司治理模式，加劇了全球金融體系的脆弱性，不排除未來還會再次出現類似的國際金融危機。
地緣政治及衝突。我國始終面臨來自周邊的不穩定、不安全挑戰。我國陸上鄰國有14個，海洋周圍國家有10個，始終存在許多潛在地緣政治熱點，如東海、台海和南海的“三海”。這些地緣政治熱點不僅會受到不可預見的當地政治氣候的影響，還遭受強國直接插手影響。中國是世界最大的石油進口國，石油消費比重占世界總量的12.8%，但國內石油生產量占世界比重只有4.6%，而麻六甲海峽對我國石油進口通道的“咽喉效應”依然明顯。
核事件和核擴散。該挑戰既包括傳統安全領域的核戰爭威脅與軍備控制問題，也包括非傳統安全領域的“核安全”與“核擴散”問題。總體看，核武器向全球擴散趨勢難以遏制，消除核武器的威脅並沒有絕對可靠的保障。
主動作為，轉危為機
中國進入新時代，戰略機遇前所未有，重大挑戰前所未有，需要“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化挑戰為機遇。當前，我國已經具備了應對國內外重大挑戰的國家治理能力，從應對國家安全的視角看，已經建立了比較成熟的國家安全體制，突出表現為三個方面。
第一，堅持總體國家安全觀，走出一條中國特色國家安全道路。在總結新中國成立以來保障國家安全的實踐基礎上，習近平總書記創造性地提出總體國家安全觀，統籌國家發展和國家安全。堅持國家利益至上，以人民安全為宗旨，以政治安全為根本，統籌外部安全和內部安全、國土安全和國民安全、傳統安全和非傳統安全、自身安全和共同安全。
第二，設立國家安全委員會，完善國家安全體制。2013年11月，成立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習近平總書記任主席。該委員會向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負責，統籌協調涉及國家安全的重大事項和重要工作。通過建立集中統一、高效權威的國家安全體制，加強了對國家安全的領導。
第三，加強國家安全能力建設，有效應對各種挑戰。始終把維護國家安全的戰略主動權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始終保持全黨的憂患意識，強化底線思維，“在事關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的重大原則問題上，我們不惹事，但也不怕事，堅決捍衛中國的正當合法權益”，學會“下先手棋”，提高對重大挑戰的判斷力，有針對性地提出處理危機的預案，主動作為，防患於未然，“力爭把風險化解在源頭，不讓小風險演化為大風險，不讓個別風險演化為綜合風險，不讓局部風險演化為區域性或系統性風險，不讓經濟風險演化為社會政治風險，不讓國際風險演化為國內風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