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槍手是楊殳， 一位已在槍稿發文探討過性工作者、城鄉結合部古惑仔、同性戀群體的社會研究專員。
最近， 地球上發生的一些事兒， 讓他變得憂愁了起來。
先是好萊塢掀起反性侵風暴， 繼而， 英文網路世界的#MeToo運動如火如荼， 人們效仿好萊塢演員， 揭發曾涉嫌性侵自己的人；大洋彼岸， 中國女星李小璐出軌， 引發網友們群起攻之。
——這個世界似乎正向保守狀態收縮， 突然就變得更“文明”起來了。
悲觀主義者楊殳則認為， 這些看似整齊劃一的呐喊與口號， 實則是這個“保守世界”極具攻擊性的表徵。
一個悲觀主義者的年終總結文 |楊殳
作者簡介：楊殳[shū]， 一個神經衰弱的大叔， 看書， 看片， 吃藥丸， 三位一體。 穿馬甲寫作為生， 興奮的時候一日千里， 喪逼的時候一瀉千里， 最擅長的寫法是離題萬里， 最大的愛好是收集古今中外藥物說明書。
《使女的故事》獲得金球獎時， 豆瓣上掀起一小波興奮的討論：新版中譯《使女的故事》小說要這下要大賣了。
圖 《使女的故事》劇照。
我喜歡看到這種事。 有人談論自己喜歡的作家和作品， 總是很開心。 剛畢業那兩年， 我跟不少人安利過自己中意的“反烏托邦”小說。
《1984》（奧威爾）、《我們》（尤金·紮米亞金 ）、《美麗新世界》（赫胥黎）， 還有《華氏451》（雷·布拉德伯裡）——近十年來， 中文譯本不斷重版。
（從左至右）《1984》《華氏451》《新世界》《我們》英文版封面。
一種模模糊糊的危機感在萌生：世界正在發生變化。
變好了嗎？
當然， 中文讀者在討論《使女的故事》時， 不斷地提到：“這就是現實”。
越來越多人在鐵屋中醒來， 呐喊。 當然是好的變化。
從去年4月底開播， 到拿到金球獎， 《使女的故事》一直備受關注。 即使不談“烏托邦”和“極權”，
《使女的故事》在今年金球獎收穫頗豐。
好萊塢反性侵風暴就是例子。 從哈威‧韋恩斯坦開始， 連續幾十名好萊塢“當權者”被揭發。
一大波忍耐了二三十年的屈辱， 集中爆發。
繼而， 是英文網路世界的#MeToo運動。 全民效仿好萊塢演員， 揭發曾涉嫌性侵自己的人。
無數男人被打倒， 尤其是一些企業經理人。
就在《使女的故事》獲獎當晚， 金球獎紅毯上一片“黑海”——女星全員黑禮服， 聲援#MeToo運動， 抗議性侵行為。
金球女星全體著黑裙以抗議性侵。
不到一周， 法國《世界報》發表了一封公開信， 稱#MeToo運動是“清教主義”， 妨礙自由， 有道德潔癖。
公開信的署名為100名有影響力的女性， 其中包括法國老牌女星凱薩琳·德納芙（代表作《白日美人》）。
她們在信中說， 女性遭受性暴力的經歷——特別是在男性濫用職權的工作場所——已經有了合法的認識。 這當然很有必要。
但是， “解放的言論已經轉向了頭。 ”
德納芙等人公開信的部分內容。
有女性提出讓出版商審查圖書，要求男性角色不要性歧視，瑞典有項法案要求人們在性行為前彼此聲明自願。
“再持續下去，兩個想一起睡覺的成年人將首先需要通過手機App確認一個檔，檔上清晰地列出他們接受和拒絕接受的行為。”
在運動中，日常中男女親密表達和性侵犯的界限已經模糊。
這種全民揭發的行為，中國人太熟悉了。我刷了幾頁推特，甚至生出莫名的親切感：全球同此涼熱。
圖 透納《維蘇威火山爆發》。
我想到了兩個中國人。第一個是李小璐。
李小璐出軌了——李小璐出軌視頻流出了——李小璐出軌在路邊上演激情一幕。
別人跟誰睡覺關你屌事？
極盡所能利用先進資訊技術，觀賞、批判甚至介入他人私人生活。這是中國互聯網產業蓬勃發展的堅實根基。
蘇珊·桑塔格在《關於他人的痛苦》裡講，遠遠地通過攝影這媒體，現代生活提供無數機會讓人去旁觀及利用他人的痛苦。
“攝影”替代成任何媒介，這句話都永久成立。
蘇珊·桑塔格《關於他人的痛苦》書籍封面。
記得八九年前，中國網路有種呼聲：圍觀改變世界。現在看，圍觀確實改變了世界——評論、轉發、人肉等網路私刑已深入人心。
“我曝光你！”——成了人與人、人與機構之間相互要脅的戰術和武器。我們不可避免地消費他人的痛苦。
“圍觀”，成了層疊嵌套的暴力漩渦。
第二個我想到的中國人，是陳凱歌。
2012年，他拍了關於網路暴力的電影《搜索》。每回網上出現“群起而攻之”的事，我都會想到這部片子。無論藝術水準如何，這是部記錄了時代側面的電影。
對這種群氓暴力的警惕，是陳凱歌骨子裡的東西。
《霸王別姬》裡，程蝶衣高呼“我要揭發”，是這種暴力基因在那個時代的爆發。
陳凱歌曾在自傳《少年凱歌》裡講述自己文革時期揭發父親的經歷，是對這種基因的刻骨反省。
圖 《霸王別姬》劇照。
凱薩琳·德納芙對#MeToo的警惕，讓我想起這種基因。
女人和男人，首先是人。如果女性平權運動意味著賦予女性“特權”，那和自己所反對的有什麼區別？直男癌的反面是直女癌。
因為要反性侵，就去審查裸體畫作。因為羅曼·波蘭斯基性侵，就禁映他的電影。這是運用自由的權力去禁錮自由。
一個朋友說，這就是“好萊塢文革”。
導演波蘭斯基永遠處在爭議的中心。
1月13日，《使女的故事》原著作者瑪格麗特·阿特伍德忍不住了。
她寫了一篇專欄：《我是個糟糕的女權主義者嗎？》（Am I a bad feminist?）
她認為，#MeToo運動是破壞法律體系的徵兆。
“女人是人，擁有一切人的神聖或罪惡，包括犯罪行為……如果女人是不會犯錯的天使，那就不需要法律了。”
這個引領無數覺醒女性的權威女性主義者站在了這場女性運動的邊緣。她警醒裹上了“女權”外衣的文化禁錮和暴民行為。
瑪格麗特·阿特伍德的專欄文章《我是個糟糕的女權主義者嗎？》。
走得太遠，就可能忘記為什麼要出發。
技術便利極大降低了知識門檻，讓世界擁有了平等和權力的幻象，人人都能發聲。一旦掌握了某種話語工具，就能高呼Me too。
整齊劃一的呐喊裡頭，究竟有多少理性和共識？有多少嘶聲力竭的呐喊，喊出的都是名詞和概念？
去年七月份的一次訪談中，阿特伍德說，每回有人問她《使女的故事》是不是女權主義作品，她就會反問：你說的“女權主義”是什麼意思？
“如果他說不出，他就不是真的知道自己腦子在想什麼。”
就是這樣。成千上萬的Metoo口號，不但毫無共識，還夾帶各種莫名其妙的私貨，混淆了索取、攻擊、強勢這類詞彙與“權力”的含義。
《使女的故事》原作者瑪格麗特·阿特伍德。
上周，范冰冰主演的《巴清傳》被“秦粉”舉報，搬出大會精神，列舉其中違反廣電規定的十大罪狀。
根據網上的分析，舉報原因可能是這劇“玷污”了秦始皇，還使用日本風格的服裝道具。
我看了看預告片和劇照，估計確實是個難看的劇。但重點在於，你可以罵可以不看，但拍爛劇是人的權力。
之前某個知名微信公號被禁言封號，網上冒出一陣歡呼：惡俗，傻×，早該封了！
不喜歡你，就要消滅你，還要動用“舉報權”，真是從血液裡繼承了野蠻基因——通往奴役之路就是這樣鋪成的。
飽受詬病的《巴清傳》甚至被人舉報。
前天看喬治克魯尼的《迷鎮凶案》，主線故事沒太深印象，白人圍攻黑人鄰居的幾個場景嚇到我。
我總怕，這種事兒哪天會發生在自己頭上。成千上百人圍攻你自己，理由是覺得你一個人可能會殺了他們。
阿特伍德寫道：“在證實罪行之前，一個公正的人不會濫用審判的權力。”
更糟的是，每個行使“審判權”和“私刑”的人都自認是公正的法官。
在高舉政治正確旗幟的運動大潮下，還以為野蠻是文明呢。
圖 《迷鎮凶案》劇照。
簡單粗暴的思維不斷助長盲目自我的膨脹，一旦被別有用心者操控，世界距離一場野蠻的災難僅有一步之遙。
有朋友覺得我太悲觀。但在全世界都在向保守狀態收縮的同時，也有局部的鬆動。
半個月前，伊朗警方宣佈，女孩不戴頭巾上街將不再會被逮捕。也就是說，強制令取消了，戴不戴頭巾可以自由選擇。
伊朗終於撤銷了強制婦女戴頭巾的法令。
然而，局部氣候撼動不了我的悲觀。
戴或不戴頭巾，或許只是權力過渡的體現。戴不戴頭巾這樣的事情成為世界性的議題，本身就是種野蠻。
按照我的悲觀邏輯，權力過渡完成，女孩就失去了戴頭巾的自由。
歷史進程並非一味朝著進步，世界的版本可以隨時回退。
有人這樣評論“伊朗頭巾問題”，而此類言論屢見不鮮。
去年夏天，我在手機上玩過一款叫“監視者”（Beholder）的角色扮演遊戲。我是一名公寓的管理員，政府交給我一項任務：監控房客，一旦發現問題，就能打電話揭發。逮捕的人越多，我就能獲得越多收益，存活幾率就越大。
按照遊戲的設計，我在每一步都有自由選擇，可以不在訪客屋裡裝監控，給訪客提供幫助，或者拒絕政府的任務。
玩了幾周後，我把整棟樓的房客送進了監獄。
《監視者》遊戲扉頁。
幫助他們比監控他們更難。潛入房間和監控很帶勁。一旦我邁出成為同謀者的第一步，再也難回頭。
夢醒了卻無路可走。索性破罐破摔，徹底收縮。大不了同歸於盡。
或許，這才是我如此悲觀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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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納芙等人公開信的部分內容。
有女性提出讓出版商審查圖書，要求男性角色不要性歧視，瑞典有項法案要求人們在性行為前彼此聲明自願。
“再持續下去，兩個想一起睡覺的成年人將首先需要通過手機App確認一個檔，檔上清晰地列出他們接受和拒絕接受的行為。”
在運動中，日常中男女親密表達和性侵犯的界限已經模糊。
這種全民揭發的行為，中國人太熟悉了。我刷了幾頁推特，甚至生出莫名的親切感：全球同此涼熱。
圖 透納《維蘇威火山爆發》。
我想到了兩個中國人。第一個是李小璐。
李小璐出軌了——李小璐出軌視頻流出了——李小璐出軌在路邊上演激情一幕。
別人跟誰睡覺關你屌事？
極盡所能利用先進資訊技術，觀賞、批判甚至介入他人私人生活。這是中國互聯網產業蓬勃發展的堅實根基。
蘇珊·桑塔格在《關於他人的痛苦》裡講，遠遠地通過攝影這媒體，現代生活提供無數機會讓人去旁觀及利用他人的痛苦。
“攝影”替代成任何媒介，這句話都永久成立。
蘇珊·桑塔格《關於他人的痛苦》書籍封面。
記得八九年前，中國網路有種呼聲：圍觀改變世界。現在看，圍觀確實改變了世界——評論、轉發、人肉等網路私刑已深入人心。
“我曝光你！”——成了人與人、人與機構之間相互要脅的戰術和武器。我們不可避免地消費他人的痛苦。
“圍觀”，成了層疊嵌套的暴力漩渦。
第二個我想到的中國人，是陳凱歌。
2012年，他拍了關於網路暴力的電影《搜索》。每回網上出現“群起而攻之”的事，我都會想到這部片子。無論藝術水準如何，這是部記錄了時代側面的電影。
對這種群氓暴力的警惕，是陳凱歌骨子裡的東西。
《霸王別姬》裡，程蝶衣高呼“我要揭發”，是這種暴力基因在那個時代的爆發。
陳凱歌曾在自傳《少年凱歌》裡講述自己文革時期揭發父親的經歷，是對這種基因的刻骨反省。
圖 《霸王別姬》劇照。
凱薩琳·德納芙對#MeToo的警惕，讓我想起這種基因。
女人和男人，首先是人。如果女性平權運動意味著賦予女性“特權”，那和自己所反對的有什麼區別？直男癌的反面是直女癌。
因為要反性侵，就去審查裸體畫作。因為羅曼·波蘭斯基性侵，就禁映他的電影。這是運用自由的權力去禁錮自由。
一個朋友說，這就是“好萊塢文革”。
導演波蘭斯基永遠處在爭議的中心。
1月13日，《使女的故事》原著作者瑪格麗特·阿特伍德忍不住了。
她寫了一篇專欄：《我是個糟糕的女權主義者嗎？》（Am I a bad feminist?）
她認為，#MeToo運動是破壞法律體系的徵兆。
“女人是人，擁有一切人的神聖或罪惡，包括犯罪行為……如果女人是不會犯錯的天使，那就不需要法律了。”
這個引領無數覺醒女性的權威女性主義者站在了這場女性運動的邊緣。她警醒裹上了“女權”外衣的文化禁錮和暴民行為。
瑪格麗特·阿特伍德的專欄文章《我是個糟糕的女權主義者嗎？》。
走得太遠，就可能忘記為什麼要出發。
技術便利極大降低了知識門檻，讓世界擁有了平等和權力的幻象，人人都能發聲。一旦掌握了某種話語工具，就能高呼Me too。
整齊劃一的呐喊裡頭，究竟有多少理性和共識？有多少嘶聲力竭的呐喊，喊出的都是名詞和概念？
去年七月份的一次訪談中，阿特伍德說，每回有人問她《使女的故事》是不是女權主義作品，她就會反問：你說的“女權主義”是什麼意思？
“如果他說不出，他就不是真的知道自己腦子在想什麼。”
就是這樣。成千上萬的Metoo口號，不但毫無共識，還夾帶各種莫名其妙的私貨，混淆了索取、攻擊、強勢這類詞彙與“權力”的含義。
《使女的故事》原作者瑪格麗特·阿特伍德。
上周，范冰冰主演的《巴清傳》被“秦粉”舉報，搬出大會精神，列舉其中違反廣電規定的十大罪狀。
根據網上的分析，舉報原因可能是這劇“玷污”了秦始皇，還使用日本風格的服裝道具。
我看了看預告片和劇照，估計確實是個難看的劇。但重點在於，你可以罵可以不看，但拍爛劇是人的權力。
之前某個知名微信公號被禁言封號，網上冒出一陣歡呼：惡俗，傻×，早該封了！
不喜歡你，就要消滅你，還要動用“舉報權”，真是從血液裡繼承了野蠻基因——通往奴役之路就是這樣鋪成的。
飽受詬病的《巴清傳》甚至被人舉報。
前天看喬治克魯尼的《迷鎮凶案》，主線故事沒太深印象，白人圍攻黑人鄰居的幾個場景嚇到我。
我總怕，這種事兒哪天會發生在自己頭上。成千上百人圍攻你自己，理由是覺得你一個人可能會殺了他們。
阿特伍德寫道：“在證實罪行之前，一個公正的人不會濫用審判的權力。”
更糟的是，每個行使“審判權”和“私刑”的人都自認是公正的法官。
在高舉政治正確旗幟的運動大潮下，還以為野蠻是文明呢。
圖 《迷鎮凶案》劇照。
簡單粗暴的思維不斷助長盲目自我的膨脹，一旦被別有用心者操控，世界距離一場野蠻的災難僅有一步之遙。
有朋友覺得我太悲觀。但在全世界都在向保守狀態收縮的同時，也有局部的鬆動。
半個月前，伊朗警方宣佈，女孩不戴頭巾上街將不再會被逮捕。也就是說，強制令取消了，戴不戴頭巾可以自由選擇。
伊朗終於撤銷了強制婦女戴頭巾的法令。
然而，局部氣候撼動不了我的悲觀。
戴或不戴頭巾，或許只是權力過渡的體現。戴不戴頭巾這樣的事情成為世界性的議題，本身就是種野蠻。
按照我的悲觀邏輯，權力過渡完成，女孩就失去了戴頭巾的自由。
歷史進程並非一味朝著進步，世界的版本可以隨時回退。
有人這樣評論“伊朗頭巾問題”，而此類言論屢見不鮮。
去年夏天，我在手機上玩過一款叫“監視者”（Beholder）的角色扮演遊戲。我是一名公寓的管理員，政府交給我一項任務：監控房客，一旦發現問題，就能打電話揭發。逮捕的人越多，我就能獲得越多收益，存活幾率就越大。
按照遊戲的設計，我在每一步都有自由選擇，可以不在訪客屋裡裝監控，給訪客提供幫助，或者拒絕政府的任務。
玩了幾周後，我把整棟樓的房客送進了監獄。
《監視者》遊戲扉頁。
幫助他們比監控他們更難。潛入房間和監控很帶勁。一旦我邁出成為同謀者的第一步，再也難回頭。
夢醒了卻無路可走。索性破罐破摔，徹底收縮。大不了同歸於盡。
或許，這才是我如此悲觀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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