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渝文獻總目》。
200余萬字、7212種、29479條、7年……
對於《巴渝文獻總目》的所有參與者來說， 這不是一串簡單的數字。 每一個數字背後， 都是嘔心瀝血的付出和水滴石穿般的堅持。
我市“十三五”規劃重大文化工程《巴渝文庫》結出的第一枚碩果——《巴渝文獻總目》於2017年6月正式出版。
全書200余萬字， 收錄上溯有文字記載、有文物佐證的先秦時期， 下迄新中國成立之前的巴渝著述著作文獻7212種、單篇文獻29479條， 前後歷時7年方才完成。
它如同打開源遠流長的巴渝文獻的鑰匙， 首次摸清了巴渝歷史文獻的厚實家底。
它告訴我們：曾經， 在這片生生不息的土地上， 留下了哪些為之書寫的著作、篇章。
這些文獻， 構成了一幅巴渝文化的歷史風貌長卷。
那麼， 重慶為何會開全國先河出版這樣一套書?為了一條20幾個字的目錄， 編撰團隊如何在書山文海中爬羅剔抉?出版時間又為何會一推再推?這部巴渝文獻第一大書究竟是如何煉成的?近日，
重慶有沒有文化
要拿出實實在在的東西說話
“藍老， 都說您是‘重慶通’， 對重慶的歷史文化瞭若指掌， 可是您能說得清歷史上有多少部著作書寫重慶?到底重慶出了哪些文獻嗎?”2009年12月的一天， 冬寒料峭， 渝中區的一處民宅裡， 面對眼前這位40多歲訪客的提問， 頭髮花白的本土著名文化學者藍錫麟陷入了沉思。
訪客是重慶市新聞出版局(後與重慶市文廣局合併為重慶市文化委)圖書處的謝再明。 當時， 市新聞出版局有意啟動《巴渝文獻》工程， 對歷史上的巴渝文獻進行梳理、出版。
這一想法的實施， 必然少不了藍錫麟等本土著名文化學者的鼎力相助。
藍錫麟起身， 皺著眉頭在房間裡走了幾個來回， 重重地坐下後， 對謝再明說：“我說不清。 可是文獻對於一個地方的歷史文化梳理來說太重要了。 ”
“藍老， 湖南和四川都已經分別啟動了《湖湘文庫》和《巴蜀全書》的編撰出版工作， 我們可不能落於人後啊。 ”望著眼前這位可敬的學者， 謝再明目光炯炯， 這位曾獲全國少數民族文學創作“駿馬獎”的寫作者對本土文化有著深深眷念。
謝再明離開後， 藍錫麟再也坐不住了：重慶有沒有文化?巴渝文化到底有多大的成就和影響力?得拿出實實在在的東西來說話啊!他找出紙筆， 刷刷地寫了起來。
一個多小時後， 一份關於編撰出版《巴渝文庫》的建議書出爐了。
“首先要有文化自知， 然後才能有文化自信、文化自覺。
於是， 出版一套以發掘梳理、編撰出版巴渝文獻為主軸， 對巴渝歷史、巴渝人文、巴渝風物等進行廣泛匯通和當代解讀的大型叢書——《巴渝文庫》的設想， 在2010年初被正式提了出來。
很快， 有識之士一個接一個地加入：重慶出版集團加入進來了， 三峽博物館加入進來了， 歷史、文學、自然科學等各個領域的專家學者也加入進來了……
幾次專家會議後， 大家一致認為， 巴渝歷代典籍數量極為豐富， 在啟動《巴渝文庫》叢書工程之前， 要首先編纂一部全面搜集、系統整理巴渝文獻的總目錄，
這是巴渝文獻的第一大書。 當時， 其他省市編撰文庫均是直接從作品入手， 重慶此舉， 在全國同類文庫叢書編纂中開了先河。
可是， 在漫漫時間長河中， 對浩如煙海的文獻， 該怎麼選?文獻對於歷史文化意義重大， 稍有閃失， 就恐有遺漏， 其工作量之大， 對專業要求之高， 誰能擔此重任?
飛越千山萬水
為了一條條十來個字的目錄
2011年9月的一天， 夏日炎炎， 重慶圖書館研究員王志昆接到一個電話。
王志昆沒有想到， 這個電話， 讓他在此後的6年時間裡為了一套書不舍晝夜、全情投入。
電話是重慶出版集團工作人員打來的， 邀請王志昆參加《巴渝文庫》綱要目錄專題研究會。 會上決定，《巴渝文獻總目》由重慶圖書館負責編纂、重慶出版社負責出版。
接到任務，王志昆很焦慮。對於目錄的編撰，行內有一句話——好漢子不為，賴漢子做不了。意思是此事費時費力，很難出成果，但沒有一定能力的人，又做不了。
好在，重慶圖書館有豐富的館藏，在此之前又進行了古籍普查，具有一定的基礎。
《巴渝文獻總目》由重慶圖書館館長任競和王志昆任主編，袁佳紅任副主編，在三人的牽頭下，重圖近30人的編撰團隊建立起來了。
《巴渝文獻總目》的編選原則是“應有盡有，無所遺漏”。編撰團隊成員一頭紮進了書山文海中，打撈歷史上關於巴渝的著作文章。
這是一條很長的路，一路上，需要耐得住寂寞，需要持之以恆。
編撰團隊大部分成員是70後、80後。中途，也有人退出了，因為這件事，可能做上好幾年也出不了成果。最終堅持下來的，大約有10餘人。
1979年出生的袁志鵬自始至終參與其中，他負責該書《古代卷·單篇文獻》的編撰。2012年，他專門到了雲南省圖書館、雲南大學圖書館查閱資料，收集資訊。
在雲南省圖書館，他發現了明代大儒來知德撰寫的《來瞿唐先生日錄十三卷》。
而來知德撰寫的《重刻來瞿唐先生日錄十二卷》則由王志昆在美國國會圖書館發現。
北京、上海、廣州、南京……編撰團隊的足跡踏遍了這些地方的圖書館、博物館，翻閱的史料舉不勝舉。
這些飛越千山萬水查詢回來的資料，出現在《巴渝文獻總目》中，僅為一條條十來個字的目錄。
從眾多史料典籍中去打撈關於巴渝的文獻資料，本已很難，對每一條目錄的甄別更是一件難上加難。
2012年，袁佳紅在《潼南縣誌》中查到清代名臣張鵬翮是潼南人，於是將其收入《巴渝文獻總目》。隨後，有專家提出，張鵬翮是遂寧人，不是潼南人。於是，袁佳紅將其從書稿中刪除。接著，又有專家提出應該將此人收入書稿中。
到底收還是不收?這需要考證。在推進手上其他工作的同時，袁佳紅也一直將此事放在心裡。
為了核對張鵬翮的資訊，她翻閱了大量潼南的文史資料，一個細節讓她格外留意——張鵬翮家的祖墳在遂寧，但他兒時居住在潼南。王志昆也曾駕車走國道從遂甯到重慶，證實這條路的確會經過潼南。
2016年，經過長達4年的時間，編撰團隊終於確定將張鵬翮的目錄收入《巴渝文獻總目》書稿。
這樣的細節還有很多：為了考證巴金先生的《成渝路上》究竟是否寫了關於重慶的內容，王志昆一字一句地讀完全書20多萬的文字;為了不出現遺漏，編撰團隊僅是閱讀重慶各地的老縣誌就多達幾千萬字……
寧慢勿濫
走好最後的四五裡
“讚譽註定一閃而過，接下來就是對最差總目的吐槽，何苦……將將就就是不行的，千秋功業，寧慢勿濫!”2016年10月的一天，藍錫麟坐在自家的書桌前，激動地給負責推進《巴渝文庫總目》的市文化委副主任王增恂寫下一封信。
信中，藍錫麟表示自己看了書稿，覺得還有不少內容需要增補，建議推遲《巴渝文庫總目》的出版時間。
事實上，《巴渝文庫總目》的出版時間已經一推再推。最初計畫的是2012年出版，為了保證編撰品質，時間已經往後推遲了4年了。
還要再推嗎?
對此，作為該書的學術牽頭人之一，藍錫麟認為，要出精品，審定精准至關重要：“《四庫全書》不僅設總裁，設總撰，還設了總校，以及分類設了分校;《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于光緒年間付梓刻印，刻印之前用了28個文人，花了8年功夫，經過了8次校對才最終定稿。這些都值得我們今天學習。”
在這一年11月8日的又一封信裡，藍錫麟再次提出：“行百里者半九十，時下的樣書還只走了九十五六裡，還需要走最後的四五裡。如果不做進一步的修訂打磨，搶在年內出書，勢必留下令人痛心的遺憾。”
最終，《巴渝文庫總目》編撰委員會決定將出版時間再往後推。
各個學科的專家們秉承嚴謹的治學態度，逐字逐句對書稿進行一一審讀。
學術牽頭人之一、原三峽博物館館長黎小龍提出，書稿中關於古代地理志中的巴渝部分幾乎全部遺漏，他將《水經注》《元和郡縣誌》《太平寰宇記》等地理總志書一一羅列出來。
對於書稿中的《民國卷·單篇文獻》部分，藍錫麟前後整整花了9天時間，寫下325條審讀意見，一筆一劃全部用手寫完成，足有30多頁。而這僅是他眾多審讀意見中的一部分。
在幾次專家意見會議上，專家們對“在巴渝寫”是否應該收入《巴渝文獻總目》中分歧較大，常在會上爭得面紅耳赤。
有的專家認為，非巴渝籍人士在重慶所寫的著作和文章如果收進總目，會沖淡巴渝文獻的地方特色。
對此，藍錫麟認為，一切文化得以生成和發展，都是在其滋生的熱土上，曾經生息過的所有人發現、創作的共生結果，所以不應該分本籍、外籍。
在一次專家會上，藍錫麟還舉例子，重慶籍著名學者、科學家、教育家任鴻雋的妻子陳衡哲出生在江蘇，祖籍湖南。她是中國第一位公派出國留學的女碩士、中國第一位白話文作家、中國第一位女教授。抗戰時期，她曾與丈夫在重慶生活了5年時間，出版了《衡哲散文》。“對於這樣一個擁有三個‘第一’身份的重慶媳婦，難道她的《衡哲散文》不該收進來嗎?”
經過專家委員會的多次磋商討論，最終決定，《巴渝文獻總目》將“籍在巴渝”“在巴渝寫”“為巴渝寫”的文獻全部收入其中。
2017年6月，沉甸甸的巴渝文獻第一大書、200多萬字的《巴渝文獻總目》終於正式出版，此時距離《巴渝文獻》工程的正式提出已經過去了7年。7年間，《巴渝文獻總目》顧問、中華書局原總編輯傅璿琮，謝再明都已因病辭世。
而這，僅為《巴渝文獻》文化工程開了一個頭，接下來，工程還將繼續推進，將出版《巴渝文獻要目提要》等300種左右的叢書。
作為編撰團隊的一員，1986年出生的譚翠說，如果把巴渝文化比喻成一個人，那麼，在此之前，這個人對她來說是面目模糊的，“編撰完成《巴渝文獻總目》後，我才發現，透過文獻去看巴渝文化這個‘人’，原來他是這麼親切，這麼生動，這麼淵博……”
會上決定，《巴渝文獻總目》由重慶圖書館負責編纂、重慶出版社負責出版。接到任務，王志昆很焦慮。對於目錄的編撰，行內有一句話——好漢子不為，賴漢子做不了。意思是此事費時費力，很難出成果，但沒有一定能力的人，又做不了。
好在，重慶圖書館有豐富的館藏，在此之前又進行了古籍普查，具有一定的基礎。
《巴渝文獻總目》由重慶圖書館館長任競和王志昆任主編，袁佳紅任副主編，在三人的牽頭下，重圖近30人的編撰團隊建立起來了。
《巴渝文獻總目》的編選原則是“應有盡有，無所遺漏”。編撰團隊成員一頭紮進了書山文海中，打撈歷史上關於巴渝的著作文章。
這是一條很長的路，一路上，需要耐得住寂寞，需要持之以恆。
編撰團隊大部分成員是70後、80後。中途，也有人退出了，因為這件事，可能做上好幾年也出不了成果。最終堅持下來的，大約有10餘人。
1979年出生的袁志鵬自始至終參與其中，他負責該書《古代卷·單篇文獻》的編撰。2012年，他專門到了雲南省圖書館、雲南大學圖書館查閱資料，收集資訊。
在雲南省圖書館，他發現了明代大儒來知德撰寫的《來瞿唐先生日錄十三卷》。
而來知德撰寫的《重刻來瞿唐先生日錄十二卷》則由王志昆在美國國會圖書館發現。
北京、上海、廣州、南京……編撰團隊的足跡踏遍了這些地方的圖書館、博物館，翻閱的史料舉不勝舉。
這些飛越千山萬水查詢回來的資料，出現在《巴渝文獻總目》中，僅為一條條十來個字的目錄。
從眾多史料典籍中去打撈關於巴渝的文獻資料，本已很難，對每一條目錄的甄別更是一件難上加難。
2012年，袁佳紅在《潼南縣誌》中查到清代名臣張鵬翮是潼南人，於是將其收入《巴渝文獻總目》。隨後，有專家提出，張鵬翮是遂寧人，不是潼南人。於是，袁佳紅將其從書稿中刪除。接著，又有專家提出應該將此人收入書稿中。
到底收還是不收?這需要考證。在推進手上其他工作的同時，袁佳紅也一直將此事放在心裡。
為了核對張鵬翮的資訊，她翻閱了大量潼南的文史資料，一個細節讓她格外留意——張鵬翮家的祖墳在遂寧，但他兒時居住在潼南。王志昆也曾駕車走國道從遂甯到重慶，證實這條路的確會經過潼南。
2016年，經過長達4年的時間，編撰團隊終於確定將張鵬翮的目錄收入《巴渝文獻總目》書稿。
這樣的細節還有很多：為了考證巴金先生的《成渝路上》究竟是否寫了關於重慶的內容，王志昆一字一句地讀完全書20多萬的文字;為了不出現遺漏，編撰團隊僅是閱讀重慶各地的老縣誌就多達幾千萬字……
寧慢勿濫
走好最後的四五裡
“讚譽註定一閃而過，接下來就是對最差總目的吐槽，何苦……將將就就是不行的，千秋功業，寧慢勿濫!”2016年10月的一天，藍錫麟坐在自家的書桌前，激動地給負責推進《巴渝文庫總目》的市文化委副主任王增恂寫下一封信。
信中，藍錫麟表示自己看了書稿，覺得還有不少內容需要增補，建議推遲《巴渝文庫總目》的出版時間。
事實上，《巴渝文庫總目》的出版時間已經一推再推。最初計畫的是2012年出版，為了保證編撰品質，時間已經往後推遲了4年了。
還要再推嗎?
對此，作為該書的學術牽頭人之一，藍錫麟認為，要出精品，審定精准至關重要：“《四庫全書》不僅設總裁，設總撰，還設了總校，以及分類設了分校;《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于光緒年間付梓刻印，刻印之前用了28個文人，花了8年功夫，經過了8次校對才最終定稿。這些都值得我們今天學習。”
在這一年11月8日的又一封信裡，藍錫麟再次提出：“行百里者半九十，時下的樣書還只走了九十五六裡，還需要走最後的四五裡。如果不做進一步的修訂打磨，搶在年內出書，勢必留下令人痛心的遺憾。”
最終，《巴渝文庫總目》編撰委員會決定將出版時間再往後推。
各個學科的專家們秉承嚴謹的治學態度，逐字逐句對書稿進行一一審讀。
學術牽頭人之一、原三峽博物館館長黎小龍提出，書稿中關於古代地理志中的巴渝部分幾乎全部遺漏，他將《水經注》《元和郡縣誌》《太平寰宇記》等地理總志書一一羅列出來。
對於書稿中的《民國卷·單篇文獻》部分，藍錫麟前後整整花了9天時間，寫下325條審讀意見，一筆一劃全部用手寫完成，足有30多頁。而這僅是他眾多審讀意見中的一部分。
在幾次專家意見會議上，專家們對“在巴渝寫”是否應該收入《巴渝文獻總目》中分歧較大，常在會上爭得面紅耳赤。
有的專家認為，非巴渝籍人士在重慶所寫的著作和文章如果收進總目，會沖淡巴渝文獻的地方特色。
對此，藍錫麟認為，一切文化得以生成和發展，都是在其滋生的熱土上，曾經生息過的所有人發現、創作的共生結果，所以不應該分本籍、外籍。
在一次專家會上，藍錫麟還舉例子，重慶籍著名學者、科學家、教育家任鴻雋的妻子陳衡哲出生在江蘇，祖籍湖南。她是中國第一位公派出國留學的女碩士、中國第一位白話文作家、中國第一位女教授。抗戰時期，她曾與丈夫在重慶生活了5年時間，出版了《衡哲散文》。“對於這樣一個擁有三個‘第一’身份的重慶媳婦，難道她的《衡哲散文》不該收進來嗎?”
經過專家委員會的多次磋商討論，最終決定，《巴渝文獻總目》將“籍在巴渝”“在巴渝寫”“為巴渝寫”的文獻全部收入其中。
2017年6月，沉甸甸的巴渝文獻第一大書、200多萬字的《巴渝文獻總目》終於正式出版，此時距離《巴渝文獻》工程的正式提出已經過去了7年。7年間，《巴渝文獻總目》顧問、中華書局原總編輯傅璿琮，謝再明都已因病辭世。
而這，僅為《巴渝文獻》文化工程開了一個頭，接下來，工程還將繼續推進，將出版《巴渝文獻要目提要》等300種左右的叢書。
作為編撰團隊的一員，1986年出生的譚翠說，如果把巴渝文化比喻成一個人，那麼，在此之前，這個人對她來說是面目模糊的，“編撰完成《巴渝文獻總目》後，我才發現，透過文獻去看巴渝文化這個‘人’，原來他是這麼親切，這麼生動，這麼淵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