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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的A股機構化報告:山下出泉,與時偕行

機構化(institutionalization)不是2017年A股股市的新詞彙, 但一定是最熱的詞彙之一。

毫無疑問, 從歷史資料的角度來說, A股正處於從極端散戶化走向機構化的過程之中。 截止2017年三季報(資料來自Wind), A股散戶持股比例是58.45%, 機構投資者的持股比例則是41.55%, 在這波機構化進程之初的2009年, 機構投資者占比只有28.44%, 而同期A股總市值已經擴大了2.2倍。

經過接近10年的牛熊交錯, 包括15年牛市時大量散戶的湧入, 和之後股災時國家隊的救場, A股的機構持股比重仍然保持了穩步增長的態勢, 其中包括2.09%的基金(公募與私募合計)、2.04%的保險資金和0.40%的社保資金。

如果我們不考慮機構投資者中的一般法人, 然後將各類機構投資者分為六類, 包括公募基金(包括基金與基金管理公司)、社保與企業年金、保險公司、非金融上市企業與銀行、陽光私募與其他(包括陽光私募、信託、財務公司、券商與券商理財)和QFII, 可以看到從05年至今,

機構投資者的多樣化進程也在加快, 2014年開始公募基金在機構投資者中的占比就開始快速下降, 而保險資金的比例則不斷擴張。

並且我們可以看到, 早期上證綜指的走勢與公募基金規模變動有比較強的相關性(2012年相關係數為0.83), 而近幾年則與保險資金規模的變動相關性更強(2012年之後相關係數為0.96)。

這在某種程度上意味著, 機構投資者對股票市場的話語權以及機構投資對市場的導向能力都在不斷增強。

事實上, 2017年的兩個關鍵字就是“一九行情”和“大盤漲賺錢難”。 在指數翻紅, 許多個股股價創下歷史新高的情況下,

3467只個股中只有1102只實現了年度正收益。 但很多機構投資者的表現卻還不錯, 例如根據Wind資料, 2017年股票型公募基金(包括股票型基金和偏股混合型基金, 並剔除今年新成立的)平均收益為14.32%, 除開2014和2015年的大牛市, 這是基金市場近些年表現最好的一次, 1525檔基金中有1262只取得正收益, 占所有股票型基金的82.75%, 相比於只有31.79%的股票取得了年度的正收益, 投資者選擇一檔基金並取得正收益的難度要小得多, 所以很多人都發出了“買股票不如買基金”的感歎。

通過機構投資者的選股“命中率”也可以一窺2017年以公募基金為代表的機構投資者的表現。 我們選取A股2017年漲幅最高的500檔股票, 發現其中有314檔股票被公募基金重倉,

而陽光私募也重倉了其中的152只, 選股能力十分出色。 由於2017年的藍籌行情, 因此以滬深300和中證50成分股為代表的大市值股票是年內領漲的龍頭(年度指數漲幅分別為21.78%和25.08%), 而公募基金對這兩個指數的重倉覆蓋數分別達到了97.67%和100%, 值得一提的是, 這兩類指數成分股也是保險資金和社保基金的重倉所在(後文中我們會對不同機構投資者的倉位元配置做進一步的分析)。

作為一個中小創股票一直唱主角的市場,A股很少出現2017年這樣的大型藍籌主導的場面,這也是很多基於中小盤偏好的機構與個人投資者尤其是量化投資者去年尤其是去年上半年表現不佳的一個潛在原因。從資料分析的結果來看,去年A股市值最高的10%的股票的分組預期收益(每月換倉)為正,而剩下9個分組的預期收益都為負,一九分化非常明顯。

通過對比高市值和低市值(分別為最高20%市值和最低20%市值組)從2012年到2017年的盈利收益(即市盈率的倒數)的平均值,可以發現歷史上,高市值股票一直有更高的盈利收益水準,即其價值一直被低估,市場更追捧低市值股票,但是2017年高市值和低市值股票的盈利收益水準差額變得非常小,是近些年最低的水準,這意味著高市值股票受到市場的追捧以及低市值股票的價格回落,這一情況較之歷史均值偏離了2倍標準差的水準,在A股歷史上都屬罕見。

從機構投資的行業分佈來看,機構投資者在2017年更青睞于金融(金融和非銀金融合計比例為27.91%)、採掘(7.93%)、化工(5.30%)和食品飲料(5.17%)等行業,並在銀行業和採掘業大幅超配(相對行業市值分佈,下同),而相對低配的是電子和電腦等行業。

具體到不同類型的機構投資者上。對於公募基金而言,2017年他們的資金集中分佈情況與總體並不一致,他們主要關注於電子(11.46%)、食品飲料(9.97%)、非銀金融(9.06%)、銀行(8.80%)和醫藥行業(7.87%)之中,超配的主要行業是電子、食品飲料、家電和國防軍工,而低配的主要行業是化工、公用事業和電腦,並且從歷史情況來說,相應行業的超配和低配情況都處於歷史高位。

保險資金幾乎完全集中在銀行(46.30%)、非銀金融(32.55%)和房地產(6.6%),三者合計占保險資金的85.44%,而與此同時險資大幅低配了電子、化工、醫藥生物和機械設備行業的股票,不過從歷史而言,險資一直都非常青睞金融和房地產行業,相應的配置情況已經持續了多年。

從這一側面來看,保險資金的選股策略可能更看重企業的經營回報,而2017年度的白馬股行情也與此有關。例如我們以基於ROE因數對2017年的全部A股進行回測顯示(每月換倉),ROE排名前20%的股票組收益顯著為正。

並且類似地,通過高ROE和低ROE股票的盈利收益情況可以發現,2017年高盈利能力企業受到的市場追捧力度也是歷史上比較罕見的。

社保基金的資金分配主要集中於銀行(21.53%)、醫藥生物(9.93%)、電子(6.40%)、化工(5.14%)和有色(4.87%),值得一提的是,社保基金大幅低配了非銀金融行業的股票,另外如果我們從社保基金配置的股票特徵來看,會發現社保資金對高分紅的股票尤其熱衷。

陽光私募的資金配置相對在各個行業更為均勻,但總體來說,私募行業資金的行業超配和低配情況非常顯著,並且很有意思的是,他們的行業配置情況與保險資金幾乎是相反的。

值得一提的是,2017年對於A股來說,加入MSCI的靴子終於落了地,將在18年6月1日正式納入新興市場指數,這意味著未來海外機構的投資者規模將會進一步擴大,RQFII、QFII和陸股通的規模擴張速度也有可能進一步提高。

那麼境外投資者的投資偏好及其資產配置的方式,也會在一定程度上對未來A股的走勢產生影響。這一點我們可以從韓國KOSPI加入MSCI的歷史進程中得到借鑒。自1992年韓國市場指數納入MSCI新興市場指數之後,外資在韓國市場中的占比就在不斷攀升(一度高達40%),並且韓國股市的換手率水準出現不斷下降的趨勢,資本流動的國際化也加強了韓國市場指數與世界市場的聯動性。而儘管在可預期的未來,外資恐怕很難在A股扮演如此重要的作用,但是其對A股市場生態的改變作用恐怕依然不容小覷。

而從QFII的資金配置情況來看,外國投資者同樣高度偏好行業龍頭,並且集中配置於銀行股和消費領域比如食品飲料和家電等行業。這樣的配置情況可能反映了海外投資者對中國經濟未來驅動特徵的判斷。而觀察納入MSCI指數的A股成分股,我們發現金融類企業、醫藥、公用事業和房地產等行業的股票所占比例相當高,或許這些領域的股票會在未來受到外資更多的追捧。

如果我們以歷史進程的角度對A股進行展望,儘管公募基金所占的比例不斷降低,但是總體來說險資和一般企業的持股意願正在不斷加強,而未來還有社保基金持續入市和海外投資者規模擴大兩個必然事件的驅動,因此無論從監管層的意志還是市場的反應來說,機構化的步驟依然會不斷加快。

而機構投資者的持股和行為特徵,可能會對A股的高換手率起到一定的平抑作用,而A股的分紅、分析師預期等信號的指示作用也會更強。更為重要的,股票市場的走勢是否會如同2017年那樣,更為貼近機構投資者的偏好,而A股的機構化是否的確改變了A股市場的生態,其實也是一個判斷這樣的機構化進程究竟是一種散戶的機構化還是一種機構的散戶化的重要標準。

因此對機構化的理解和預期,實際上反映了我們對未來A股的理解和判斷。從去年機構投資者的取向來看,銀行、消費和電子行業的龍頭股份是他們的集中追求,而即便經過2017年的猛漲,如今藍籌股的相對估值水準依然在合理區間。因此,2018年A股市場究竟會呈現出對2017年態勢的延續還是反叛,其實對我們理解A股機構化進程的內涵,有著非常重要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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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一個中小創股票一直唱主角的市場,A股很少出現2017年這樣的大型藍籌主導的場面,這也是很多基於中小盤偏好的機構與個人投資者尤其是量化投資者去年尤其是去年上半年表現不佳的一個潛在原因。從資料分析的結果來看,去年A股市值最高的10%的股票的分組預期收益(每月換倉)為正,而剩下9個分組的預期收益都為負,一九分化非常明顯。

通過對比高市值和低市值(分別為最高20%市值和最低20%市值組)從2012年到2017年的盈利收益(即市盈率的倒數)的平均值,可以發現歷史上,高市值股票一直有更高的盈利收益水準,即其價值一直被低估,市場更追捧低市值股票,但是2017年高市值和低市值股票的盈利收益水準差額變得非常小,是近些年最低的水準,這意味著高市值股票受到市場的追捧以及低市值股票的價格回落,這一情況較之歷史均值偏離了2倍標準差的水準,在A股歷史上都屬罕見。

從機構投資的行業分佈來看,機構投資者在2017年更青睞于金融(金融和非銀金融合計比例為27.91%)、採掘(7.93%)、化工(5.30%)和食品飲料(5.17%)等行業,並在銀行業和採掘業大幅超配(相對行業市值分佈,下同),而相對低配的是電子和電腦等行業。

具體到不同類型的機構投資者上。對於公募基金而言,2017年他們的資金集中分佈情況與總體並不一致,他們主要關注於電子(11.46%)、食品飲料(9.97%)、非銀金融(9.06%)、銀行(8.80%)和醫藥行業(7.87%)之中,超配的主要行業是電子、食品飲料、家電和國防軍工,而低配的主要行業是化工、公用事業和電腦,並且從歷史情況來說,相應行業的超配和低配情況都處於歷史高位。

保險資金幾乎完全集中在銀行(46.30%)、非銀金融(32.55%)和房地產(6.6%),三者合計占保險資金的85.44%,而與此同時險資大幅低配了電子、化工、醫藥生物和機械設備行業的股票,不過從歷史而言,險資一直都非常青睞金融和房地產行業,相應的配置情況已經持續了多年。

從這一側面來看,保險資金的選股策略可能更看重企業的經營回報,而2017年度的白馬股行情也與此有關。例如我們以基於ROE因數對2017年的全部A股進行回測顯示(每月換倉),ROE排名前20%的股票組收益顯著為正。

並且類似地,通過高ROE和低ROE股票的盈利收益情況可以發現,2017年高盈利能力企業受到的市場追捧力度也是歷史上比較罕見的。

社保基金的資金分配主要集中於銀行(21.53%)、醫藥生物(9.93%)、電子(6.40%)、化工(5.14%)和有色(4.87%),值得一提的是,社保基金大幅低配了非銀金融行業的股票,另外如果我們從社保基金配置的股票特徵來看,會發現社保資金對高分紅的股票尤其熱衷。

陽光私募的資金配置相對在各個行業更為均勻,但總體來說,私募行業資金的行業超配和低配情況非常顯著,並且很有意思的是,他們的行業配置情況與保險資金幾乎是相反的。

值得一提的是,2017年對於A股來說,加入MSCI的靴子終於落了地,將在18年6月1日正式納入新興市場指數,這意味著未來海外機構的投資者規模將會進一步擴大,RQFII、QFII和陸股通的規模擴張速度也有可能進一步提高。

那麼境外投資者的投資偏好及其資產配置的方式,也會在一定程度上對未來A股的走勢產生影響。這一點我們可以從韓國KOSPI加入MSCI的歷史進程中得到借鑒。自1992年韓國市場指數納入MSCI新興市場指數之後,外資在韓國市場中的占比就在不斷攀升(一度高達40%),並且韓國股市的換手率水準出現不斷下降的趨勢,資本流動的國際化也加強了韓國市場指數與世界市場的聯動性。而儘管在可預期的未來,外資恐怕很難在A股扮演如此重要的作用,但是其對A股市場生態的改變作用恐怕依然不容小覷。

而從QFII的資金配置情況來看,外國投資者同樣高度偏好行業龍頭,並且集中配置於銀行股和消費領域比如食品飲料和家電等行業。這樣的配置情況可能反映了海外投資者對中國經濟未來驅動特徵的判斷。而觀察納入MSCI指數的A股成分股,我們發現金融類企業、醫藥、公用事業和房地產等行業的股票所占比例相當高,或許這些領域的股票會在未來受到外資更多的追捧。

如果我們以歷史進程的角度對A股進行展望,儘管公募基金所占的比例不斷降低,但是總體來說險資和一般企業的持股意願正在不斷加強,而未來還有社保基金持續入市和海外投資者規模擴大兩個必然事件的驅動,因此無論從監管層的意志還是市場的反應來說,機構化的步驟依然會不斷加快。

而機構投資者的持股和行為特徵,可能會對A股的高換手率起到一定的平抑作用,而A股的分紅、分析師預期等信號的指示作用也會更強。更為重要的,股票市場的走勢是否會如同2017年那樣,更為貼近機構投資者的偏好,而A股的機構化是否的確改變了A股市場的生態,其實也是一個判斷這樣的機構化進程究竟是一種散戶的機構化還是一種機構的散戶化的重要標準。

因此對機構化的理解和預期,實際上反映了我們對未來A股的理解和判斷。從去年機構投資者的取向來看,銀行、消費和電子行業的龍頭股份是他們的集中追求,而即便經過2017年的猛漲,如今藍籌股的相對估值水準依然在合理區間。因此,2018年A股市場究竟會呈現出對2017年態勢的延續還是反叛,其實對我們理解A股機構化進程的內涵,有著非常重要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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