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論｜清代時期——何焯《義門題跋》

何焯（1661—1722）， 字潤千， 因早年喪母， 改字屺瞻， 號義門、無勇、茶仙。 晚年多用茶仙； 清康熙四十一（1702）年進士， 在當時以通經史百家之學， 長於考訂而有盛名。 他在考據學上很有造詣， 對坊間出版書籍的錯誤都一一訂正。 江蘇長洲（今蘇州）人， 寄籍崇明， 為為官後遷回長洲（蘇州）。 先世曾以“義門”旌， 學者稱義門先生。 何焯與笪重光、姜宸英、汪士鋐並稱為康熙年間“帖學四大家”。 當時人爭索何書， 更有好事者以重金爭購其手校本。 他的楷書作品《桃花園詩》簡靜疏朗， 清雅古穆， 為書跡中的上上之作。

《義門題跋》是清代初期著名學者何焯的書法論著，

其內容多為對古代碑帖及其藝友收藏或過眼之碑帖題跋， 上自魏晉下及明清， 且對版本鑒定與收藏方面有真知灼見， 是書記錄其平生所見法帖而成， 多為名跡。

何焯《七律詩軸》紙本行楷 116.7×43.8cm 上海博物館藏

《義門題跋》書學思想釋義：

1. 書宗魏晉。

書法至魏晉， 書體演進基本結束， 中國書法自此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 魏晉書法， 清新古雅， 不激不勵， 歷來為後世學者所推崇。 二王書法可謂是時代之結晶， 羲之靈和， 獻之神駿， 書法造詣各有千秋。 唐太宗即位， 獨尊羲之書法， 稱其“盡善盡美”， 合乎儒家“中庸”之道， 確立王書大統， 帶動了書法審美的整體回歸。 唐李嗣真《書後品》亦雲:“右軍正體如陰陽四時， 寒暑調暢， 岩廊宏敞， 簪裾肅穆……可謂書之聖也。 ”叢先生探其原由有三:首先， 王書草行兼善， 承前啟後， 其地位已史有公論;其次， 字得中和之美， 兼具實用與藝術的楷模意義， 具有使用廣泛之社會需求;最後， 王氏為江左風流名士， 人書俱為上品。 何焯之書法取向亦追魏晉人之韻趣。

何焯書宗魏晉， 《李白五言詩》:“自恨俗筆， 無晉人韻也。 ”他平日喜臨晉唐法帖就是心慕手追， 雖不能至， 心嚮往之。 顏真卿亦合右軍父子筆法， 用筆最與晉近， 何跋《舊本顏魯公多寶塔》:“魯公用筆最與晉近， 結字別耳。 此碑能專精學之， 得其神， 便足為二王繼。 ”對顏魯公用筆合晉法， 故人多有持論。 宋黃庭堅《山谷題跋》:“魯公書獨得右軍父子超逸絕塵處。 ”“顏魯公書雖自成一家， 然曲折求之， 皆合右軍父子筆法。 ”叫可焯對顏真卿的推崇不僅表現在魯公筆法、筆勢上所體現的魏晉風度。 在書體風格上， 主張善於變化出新， 和而不同， 古化為我。 何跋雲:“顏出於褚而仍還勻整， 不可謂之不善變也。 ”顏真卿楷書早期自褚遂良而來， 前人已有所論，

並無新意。 在體制上， 顏真卿楷書後期之發展更表現在豐碑巨制粗壯經久。 可見， 顏氏對自身前期書風概括為“前書點畫稍細”， 系為確論。 何跋雲:“況豐碑與小字不同， 上下左右必如造淩雲台， 然稱平眾木使輕重無錙銖偏負乃成章法耳。 ……豈容舉此一碑為顏公早年書。 ”何焯所跋固然有其道理， 認為顏真卿楷書存在前後期之變化， 亦因其眼界有限， 未能看到較早之作品。 　

2. 尊碑卑唐。 何焯于清初之際， 對唐以前書法風格的發展演變脈絡重新進行疏理和闡述， 提出書法在魏晉南北朝時期南北書派問題， 為碑學理論的進一步構建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阮元的《南北書派論》和《北碑南帖論》綜理南北書家， 提出南北書法皆祖述鐘繇、衛璀，

而南派自二王以下， 形成江左風流， 其長在帖;北派自崔盧以下， 承續中原古法， 其長在碑， 碑學理論已具雛形， 包世臣承阮元之說， 認為北朝書法直接漢魏、導源分篆， 將北碑視為楷行之本， 使碑學理論進一步具體和完整。 錢泳《書學·書法分南北宗》贊述阮氏觀點。 何跋:“褚公此碑參合南北兼有篆隸， 然頗傷於雜， 欲趁姿媚反乖自然于鐘王之外， 橫鶩別驅。 ”何焯以褚遂良書法原本出發， 認為褚書參合南北， 兼有篆隸。 “褚書精美溫雅， 備具南風， 而轉折頓挫， 誇飾棱角， 則出北派， 其波勢磔法， 風韻窈窕， 號日‘美女書’……開元楷法積成棱角之弊， 也以為始。 ”褚遂良志學之年， 天下一統， 南北書鳳融和， 其早年書法如《伊闕佛龕碑》等楷書， 多襲齊、周遺續。 北碑往往存有隸書遺意，何焯把褚遂良由北碑之中繼承下來微存的隸意，硬說成是篆隸筆法。其根源則來源於清代中前期在金石學帶動下的有關篆隸書體及篆隸書體與其他書體關係的反思。康有為《廣藝舟雙楫》之際，碑學和碑派書法早已深入人心。增廣包世臣而兼取阮說，特辟《尊碑》《卑唐》，評論魏碑淵源，康氏確實從中發現了北碑的內在美質，令人信服地證明了碑學的意義。體現了“尊碑”、“卑唐”的思想心理，確立了崇碑貶帖，尊碑卑唐的典型。“唐人解講結構，自賢于宋明，然以古為師，以魏晉繩之，則卑唐已甚，若從唐人手，則終身淺薄，無複有窺見古人之日。”何焯言《崔敬邕墓誌》在唐楷之上，實開阮元“倡碑”、康有為“卑唐”之先河。

3. 維護大統。何焯之書學欲維護書法正統，厚古而薄今，而於元明書家頗有微詞。正如《山谷論書》雲:“右軍筆法如孟子道性善，莊周談自然”，“餘嘗以右軍父子草書比之文章:右軍似左氏，大令似莊周。由晉以來，難得脫然都無風塵氣似二王者。”張懷瑾《書斷·中》雲:“虞則內含剛柔，歐則外露筋骨，君子藏器，以虞為優”，“真行之書，雖於大令亦別成一體，森森焉若武庫矛戟，潤色寡于虞世南。……傷于清雅之致。”君子藏器，溫潤而不失威嚴，即是“德”，為中國書法增加思想性，既增加非藝術標準，應該指出的是中國文化藝術精神中“思想性”是第一位的。何焯喻虞永興為儒家之顏子，喻李邕為儒家之孟子，喻褚河南為道家之莊周。既為書法增加了思想性，其書學源流即從此而來。儒道思想是中國文化的傳統思想，將書家在書統上的地位與顏子、孟子、莊周在文化傳統上的地位相媲美，可見何焯欲維護正統之書學思想與文化藝術精神。

何氏書宗魏晉維護書法正統，厚古而薄今，于勝國書家均有不足之意。《祝京兆書述跋》:“用筆渾厚圓足，中廉鍔森然，非枝山先生決無此書，功腕力.惜所值紙濕而毫又弱，如策駑駘上峻阪意所欲至，蹇蹶弗前稍減色耳。”何評祝京兆用筆渾厚圓足，功腕力，野逸而有林泉高致。惜流宕無法，故為奇詭。由於祝枝山性情放蕩不羈，不拘小節，為書多求靈性與痛快，不免有時失筆散亂。故為何氏所不取。這亦說明何焯維護書法正統，書宗魏晉，厚古薄今之書學思想。

何焯書學思想之述評

“近時吳中何氏焯汪氏份，以時文宣導學者，而經術亦衰。”在當時的校勘學家中，何焯是沿明人評點古書的結習來做工夫的。何焯題識在書本上的內容，除記載刊本異同、文字正俗外，還有論人、論事、論經時大略的評語，與乾嘉學派學者們校書的趨向截然不同。雖然崔高維先生在《義門讀書記》中評價何焯雲:“其所考訂，成有依據。”然何焯考證亦有不足之處，何氏所校過於細密，近時文批評，又未有用後來校勘家家法。義門喜臨晉、唐法帖，善讀書，日事點勘，其作書惟用陸燎若一人所制筆。他的書法完全是廣博、精深的學養中滋養出來的，近代學者馬宗霍曾指出何焯書法與學問的關係，故“小真行書不習而工，校之習而工者為雅，以其澤古既深而自有韻味也。”所作真行書並人能品，劉熙載將其小真書列入佳品上。清梁章钜論本朝書家自張照外即推何義門，且將何焯與同時之陳香泉、薑西溟、林吉人並舉。認為何焯與康熙進士林估齊名，至於行草林估遠遜義門一籌。何焯之書評與其自身之書風有背離之處。“近書家惟三人，薑葦間、陳香泉、何義門。何臨仿唐人甚熟，實得古人筆法，只自己面目稍重，塌著筆描字，不是提著筆寫字”。何焯書風秀韻不俗，用筆雖古，因其書法多雜以碑氣，個性稍重而乏韻。

北碑往往存有隸書遺意，何焯把褚遂良由北碑之中繼承下來微存的隸意，硬說成是篆隸筆法。其根源則來源於清代中前期在金石學帶動下的有關篆隸書體及篆隸書體與其他書體關係的反思。康有為《廣藝舟雙楫》之際，碑學和碑派書法早已深入人心。增廣包世臣而兼取阮說，特辟《尊碑》《卑唐》，評論魏碑淵源，康氏確實從中發現了北碑的內在美質，令人信服地證明了碑學的意義。體現了“尊碑”、“卑唐”的思想心理，確立了崇碑貶帖，尊碑卑唐的典型。“唐人解講結構，自賢于宋明，然以古為師，以魏晉繩之，則卑唐已甚，若從唐人手，則終身淺薄，無複有窺見古人之日。”何焯言《崔敬邕墓誌》在唐楷之上，實開阮元“倡碑”、康有為“卑唐”之先河。

3. 維護大統。何焯之書學欲維護書法正統，厚古而薄今，而於元明書家頗有微詞。正如《山谷論書》雲:“右軍筆法如孟子道性善，莊周談自然”，“餘嘗以右軍父子草書比之文章:右軍似左氏，大令似莊周。由晉以來，難得脫然都無風塵氣似二王者。”張懷瑾《書斷·中》雲:“虞則內含剛柔，歐則外露筋骨，君子藏器，以虞為優”，“真行之書，雖於大令亦別成一體，森森焉若武庫矛戟，潤色寡于虞世南。……傷于清雅之致。”君子藏器，溫潤而不失威嚴，即是“德”，為中國書法增加思想性，既增加非藝術標準，應該指出的是中國文化藝術精神中“思想性”是第一位的。何焯喻虞永興為儒家之顏子，喻李邕為儒家之孟子，喻褚河南為道家之莊周。既為書法增加了思想性，其書學源流即從此而來。儒道思想是中國文化的傳統思想，將書家在書統上的地位與顏子、孟子、莊周在文化傳統上的地位相媲美，可見何焯欲維護正統之書學思想與文化藝術精神。

何氏書宗魏晉維護書法正統，厚古而薄今，于勝國書家均有不足之意。《祝京兆書述跋》:“用筆渾厚圓足，中廉鍔森然，非枝山先生決無此書，功腕力.惜所值紙濕而毫又弱，如策駑駘上峻阪意所欲至，蹇蹶弗前稍減色耳。”何評祝京兆用筆渾厚圓足，功腕力，野逸而有林泉高致。惜流宕無法，故為奇詭。由於祝枝山性情放蕩不羈，不拘小節，為書多求靈性與痛快，不免有時失筆散亂。故為何氏所不取。這亦說明何焯維護書法正統，書宗魏晉，厚古薄今之書學思想。

何焯書學思想之述評

“近時吳中何氏焯汪氏份，以時文宣導學者，而經術亦衰。”在當時的校勘學家中，何焯是沿明人評點古書的結習來做工夫的。何焯題識在書本上的內容，除記載刊本異同、文字正俗外，還有論人、論事、論經時大略的評語，與乾嘉學派學者們校書的趨向截然不同。雖然崔高維先生在《義門讀書記》中評價何焯雲:“其所考訂，成有依據。”然何焯考證亦有不足之處，何氏所校過於細密，近時文批評，又未有用後來校勘家家法。義門喜臨晉、唐法帖，善讀書，日事點勘，其作書惟用陸燎若一人所制筆。他的書法完全是廣博、精深的學養中滋養出來的，近代學者馬宗霍曾指出何焯書法與學問的關係，故“小真行書不習而工，校之習而工者為雅，以其澤古既深而自有韻味也。”所作真行書並人能品，劉熙載將其小真書列入佳品上。清梁章钜論本朝書家自張照外即推何義門，且將何焯與同時之陳香泉、薑西溟、林吉人並舉。認為何焯與康熙進士林估齊名，至於行草林估遠遜義門一籌。何焯之書評與其自身之書風有背離之處。“近書家惟三人，薑葦間、陳香泉、何義門。何臨仿唐人甚熟，實得古人筆法，只自己面目稍重，塌著筆描字，不是提著筆寫字”。何焯書風秀韻不俗，用筆雖古，因其書法多雜以碑氣，個性稍重而乏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