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晉墓銘文磚 首次現“廣州”

陶灶:反映了當時東漢時期嶺南地區豪強地主擁有家兵的情況。 陶城堡呈方形結構, 高牆圍繞, 四角都設一處角樓, 可觀察敵情。

位於中軸線上的兩座城樓也有瞭望功能, 人們通過堡內一條固定的樓梯上下。 前後門各有兩名手持斧頭和大刀的衛兵把守。

值得注意的是, 陶屋是嶺南地區漢越文化融合的見證物。 廣州漢墓出土的陶屋, 包括幹欄式、曲尺式、三合式、樓閣式和陶城堡等類型, 其建築形制和裝飾體現著中原文化對嶺南建築的影響, 同時融入嶺南地區特色。

陶灶 (東漢1956年廣州出土):灶上置二釜一鍋, 兩壁間各附三口水缸, 可利用灶堂熱力溫水。 此灶形制設計合理, 是漢代嶺南人注重環保, 對熱能充分利用的最好例證。

陶井, 向全國徵調文物, 廣州特別將這件珍貴文物主動移交北京。 目前展出的四個銅壺構件, 是上世紀70年代的複製品。 而其中龜蛇造型的玄武形銅蓋則為原件。

中國計時儀器史專家華同旭博士指出, 廣州這件計時器應當稱作“元延祐浮箭漏”。 該銅壺滴漏鑄造於元延祐三年分為交州與廣州兩部分。 大概以合浦為界, 合浦以北以東區域劃歸廣州, 合浦以西以南區域劃歸交州。 廣州之名由此而來。 當時的‘廣州’是指一個大的行政區域, 由原交州分出南海、蒼梧、郁林、高粱4郡, 設置廣州, 轄域相當於今天的廣東與廣西東部。 廣交分治, 在嶺南歷史上是件大事。 不僅‘廣州’因此得名, 乃至後來‘廣東省’的出現也與此有密切關係。 ”陳鴻鈞說。

此外, “‘永嘉世, 天下荒, 余廣州, 平且康。 ’從字面注解, 即當四處戰火連天, 人心惶惶的時候, 五嶺以南的廣州卻處於‘平且康’的社會局面。

那時的廣州居民, 可以開設集市, 自由進行商品貿易。 ”

另外三塊銘文為:“永嘉中, 天下災, 但江南, 皆康平。 ”“永嘉世, 九州空, 余吳土, 盛且豐。 ”“永嘉七年癸酉皆宜價市。 ”根據陳鴻鈞的考證, 這些文字, 反映了晉南朝時期中國北方動盪, 南方穩定, 北人南遷, 人民安居的宏大史實。

廣州東漢陶船:平衡舵造船技術領先歐洲逾千年

記者在館內還看見了一艘複製的東漢陶船, 設有船前錨和船尾舵, 是一種軸轉舵裝置, 說明當時廣州造船技術的先進程度, 比歐洲整整早出1000多年。

廣州博物館退休的副研究館員黃慶昌向記者解讀了這只東漢陶船的技術含量。 “東漢陶船1955年廣州市區東漢墓出土, 原件1959年被中國歷史博物館(現國家博物館)調走,

是一艘航行內河和淺海岸的客貨兩用船陶模。 船分前中後三艙。 船艙下麵裝貨、艙室載客, 船尾有瞭望樓。 船前系錨, 後有舵。 船頭兩邊安插槳架三根, 艙內橫架梁擔八條, 以加強船體結構的牢固及加深吃水量。 其中, ‘舵’的發明是對世界造船史的一大貢獻。 有趣的是, 在細節的塑造上還有姿態各異象徵水手與乘客的6個陶俑。 ”

船隻行駛過程中, 舵用來掌控船舶航向, 船隻停泊時, 錨用來固定船隻。 “這是一種真正意義上的軸轉舵裝置, 阿拉伯人大約在10世紀才開始使用舵, 而歐洲人使用平衡舵的時間則在18世紀末至19世紀初, 中國使用舵的時間比歐洲整整要早1000多年。 ”

黃慶昌還注意到一個重要細節:作為隨葬船模,

廣州漢墓發現20多例, 創下全國出土船模最多的省市。 說明嶺南交通“陸事寡而水事眾”的特徵, 成為當時嶺南地區造船和航運交通發達、商業貿易繁榮的反映。 “由此推論, 廣州之所以在海上絲綢之路佔有不可代替的地位, 造船規模宏大、技術先進是一個重要因素。 ”

文、圖/廣報記者黃丹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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