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幫閒、幫忙、幫兇與扯淡
魯迅講， 中國統治者只在兩種情況下關心到中國知識份子或者需要知識份子。 第一種情況， 統治者剛剛掌權時， “偃武修文”， 需要知識份子來加以粉飾， 此時知識份子扮演歌功頌德的幫閒角色。
在統治發生危機， 無計可施時， 病急亂投醫， 統治者開始垂聽知識份子的“治國平天下”的意見， 而知識份子也覺得英雄終於有用武之地了， 於是高高興興地“出山”了， 這時的知識份子成了“幫忙”。
魯迅非常尖銳地指出司馬相如之類， 包括屈原， 不過是統治者的幫閒或幫忙。 屈原的《離騷》不過是“想幫忙而不得”的產物。
司馬相如、屈原之類的人都確信自己的才華不僅是寫詩、下棋， 做清客， 而願作“幫忙”， 幫忙而不得於是發發牢騷。 當主人作惡之時， “幫忙”“幫閒”就成為“幫兇”。
幫兇的特點在於“使血案中沒有血跡， 也沒有血腥氣”， 使統治者的殺人食人了無血跡。 無論幫忙幫閒， 都需要才華， 司馬相如和屈原的作品至今仍有人讀， 因為有才氣。 可怕的是有幫忙、幫閒之志， 無幫忙、幫閒之才， 這樣的人就稱為“扯淡”。
二、“二醜”
“二醜”出自紹興戲曲， 在舞臺上扮演清客的角色， 清客、幕僚也就是幫閒。 但是一方面他幫主人的閑， 一方面又向觀眾做鬼臉， 說“你看， 這個公子多蠢啦、多笨啦”， 表示與主人劃清界限。 “二醜”是不忠實的奴才。
知識份子聰明而敏感， 主人氣焰正盛之時， 他心甘情願做主人的幫忙幫閒；主人氣焰不足將要崩潰之時， 他敏感到了， 就開始做不忠實的幫忙幫閒， 結果成為“二醜”。
三、隱士
魯迅把中國文學尤其是唐朝文學劃分為兩種：廊廟文學與山林文學。
西方隱士是宗教性的， 因信仰而隱， 因此西方隱士常常同時又是苦行僧， 不斷對自己施以苦刑， 做精神追求。 中國隱士是政治性的， 幫忙、幫閒不成便去做隱士。
隱士是“身在山林而心存魏闕”， 一有機會， 便由隱士自然轉為幫忙幫閒， 算是“候補的幫忙幫閒”。 在中國做隱士還有一個好處：易出名。 出名之後成為高士， 名聲若傳到皇帝耳中， 也許有機會得到重用。 由此， 隱士成為一種資本， 做隱士可以提高地位， 成為進一步做幫忙幫閒的資本。
可見官是要謀的， 隱也是要謀的， 官和隱沒有本質區別。 隱士看似悠閒， 陶淵明“采菊東籬下， 悠然見南山”， 但“悠然見南山”也需要物質基礎， 陶淵明有奴才給他做飯、種地。 餓著肚子， 陶淵明無論如何也悠然不起來。
隱士並非不食煙火， 也要追求物質的東西。 魯迅分析隱士心理：“泰山崩， 黃河溢， 隱士目無見， 耳不聞， 他心平如水”， 但是“苟有議及自己們或他們一夥的”， 則“雖在千里之外， 半句之微”， 他也是“耳聰目明， 奮袂而起”。 這真可謂入木三分。
四、君子和雅人
孟子說：“君子遠庖廚。 ”君子要吃牛羊肉， 但又害怕看到牛羊被殺時發抖的樣子。 這是君子的特點， 也是其內在的矛盾。 魯迅加以誇張的嘲諷， 說君子將牛羊趕得遠遠的， 然後“心安理得， 天趣盎然， 剔剔牙齒， 摸摸肚皮， 萬物皆備於我了”。
這樣的雅人其實是俗的， 他畢竟要吃牛羊肉。 作為人， 永不能避開俗世。 問題在於， 他既要吃牛羊肉，又要遠遠地逃避牛羊的痛苦掙扎，也就是說他害怕看殘酷的事情，對殘酷的事情採取一種回避的態度，藉以保全自己的“性靈”。
魯迅講了兩個笑話。有一個人希望天下人都死掉，只剩下自己和一個好看的姑娘，這看起來很“性靈”，但仍不夠，因為還得吃飯，所以還要有一個賣大米的。又一個人希望秋天時，他吐半口血，由一個侍女扶著，病懨懨地去看海棠。
這看起來非常的雅。秋天，病懨懨地看海棠，還要吐血。但只能吐半口，因為吐多了，人是要死的。可見再有詩意，再雅，他也知道人得活著。這兩個笑話深刻指出自命君子、雅人的知識份子其實脫離不了俗世。
而這種雅，這種君子之志，不過是對血腥、對殘酷的回避。他們用病懨懨地看海棠之類的雅事來掩蓋吃-人殺-人的血淋淋的現實。
自命君子、雅人的文人，一方面他們自身充滿矛盾，他們不可能不俗，得吃飯，得活著；另一方面在現實中起到的作用是對歷史血腥的掩飾。由此可以看出，魯迅對林語堂、周作人的閒適小品持如此嚴厲的批評態度，不是沒有道理的。
五、革命小販
有一個叫楊邨人的人，大革命時期曾參加革命，大革命失敗後便離開革命隊伍。據說是因為“家有老父母”。其實是否幹革命並不重要，問題在於，他曾經幹革命，卻出賣自己的朋友，在文章中攻擊當年的革命戰友，包括魯迅。
魯迅於是作文“罵”他。楊邨人回信說自己有苦衷，兩頭不討好：當年的革命戰友對我不好，當局者對我也不好。原因何在？魯迅指出就是因為你只是“革命小販”。你拿革命來做買賣，但在當局者看來，你門面太小，資本不夠。
當局者看中“永遠的闊人”：革命前是闊人，革命後還是闊人。這樣的人永遠不吃虧。還有一種人徹底地背叛革命，不惜拿朋友的血染紅自己的帽子。而“革命小販”指的就是背叛自己的信仰，但膽子太小，背叛不夠徹底的知識份子。
六、“革命工頭”、“奴隸總管”
這是魯迅與周揚論戰時提出的概念：他們是革命者，甚至是領導人，但扮演的角色仍是奴役他人的工頭。魯迅常說，我老是覺得背後有人拿鞭子在狠狠地抽我，把我當奴隸，要我為他們幹活，我每回回過頭來稍示反抗，還說我對革命不夠努力，要我拼命幹，但他其實不過是個工頭。
打著革命的旗號，實際上還是個奴隸主。魯迅在20世紀30年代便概括出了“革命工頭”“奴隸總管”的概念：過去的統治者是封建帝王或資本家，而現在的統治者，卻打著革命旗幟，是革命者。革命者如何成為工頭和奴隸總管，其中包含著豐富的經驗和教訓。
七、文壇三戶
魯迅觀察20世紀30年代文壇，發現三種類型的作家。第一種是破落戶，當年曾經紅過一陣子，但現在“邊緣化”了，家境大不如前，於是他就撫今追昔，常常吟誦著“十年一覺揚州夢”“襟上杭州舊酒痕”，很有些“顧影自憐”的味道。
第二種是暴發戶。破落戶還是有一定資本的，暴發戶則是由於偶然原因，突然出名。於是他買很多的書，“房間裡有《諸子集成》，但是他看不懂；案頭上有石印駢文，但是他讀不斷”。
他一方面吟唱著“襟上杭州舊酒痕”，但又害怕人們看不到他已不再是當年的舊長袍，已經是西裝筆挺了，於是乎“沾沾自喜”。最可怕的是剛暴發沒多久便即破落的暴發破落戶，他們既失去了沾沾自喜的確信，又沒有顧影自憐的風姿。
這類人有兩個發展前景。向積極方面發展，就成為洋場惡少，充滿流氓氣，是為“才子加流氓”；向消極方面發展，便成為癟三，到處討吃，得一頓飯而已。魯迅對這種文人是看透了的，所以他說：“我寧願向潑辣的妓女立正，也不要向死樣活力的文人打繃。”
八、京派與海派
北京是明清帝都，上海是各國租界。帝都多官，租界多商。文人在京則近官，涉海則近商。京派是官的幫忙幫閒，海派是商的幫忙幫閒。從官那裡得食，在中國傳統中是不大光彩的，所以影影綽綽。
北京文人頻頻向官方暗遞秋波，但只能“暗遞”，還不能公開投靠，公開就要受譴責，所以只能“隱”。當商的幫忙幫閒，其情狀則“顯”。
北京文人與上海文人有明顯不同，上海文人往往洋洋得意、躊躇滿志；北京文人則穩重、城府很深的樣子。糟糕的是，單純做官的幫忙或單純做商的幫忙都不行了，於是南北合流，把斷磚、舊襪、皮袍與洋服、巧克力合在一起，形成一派京海大雜燴。
九、大眾的幫忙、幫閒
他打著大眾的旗號，做大眾的代言人。其實，他的個體意志服從於大眾意志，做的是大眾的幫忙幫閒。應該說這是魯迅的一大發現。
在傳統社會裡，知識份子主要是官的幫忙幫閒，到了近代社會，也即在中國現代化過程中，中國知識份子不但繼續做官的幫忙幫閒，而且有做商的幫忙幫閒，大眾的幫忙幫閒的危險。
針對上述狀況，魯迅提出了知識份子的理想狀態。他說：“凡有改革，最初總是覺悟的知識者的任務。”這些知識份子必須“有研究、能思索、有決斷、有毅力”，總的說就是能獨立思考，有個體精神自由獨立人格的知識份子。
在與大眾的關係上，“他也用權，但不騙人；他利導卻並非迎合；他不看輕自己，以為是大家的戲子，也不看輕別人，把別人當作自己的嘍囉”。自尊自重同時又尊重別人，他與大眾是平等的，可以作大眾的事業，卻又保持著個體的獨立性。
魯迅又提出了“包圍論”。他說，無論什麼人，尤其是“猛人”，周圍都有一群包圍者。人們無法與之直接見面，只能通過包圍他的人去瞭解他。
包圍者往往起兩方面作用，一方面他歪曲“猛人”的形象；另一方面，他使“猛人”逐漸變得昏庸，成為包圍者的傀儡。這樣的包圍者常常是由知識份子扮演，也是幫忙幫閒之一種，既可怕又可憎。
魯迅善於取綽號，用綽號高度概括對手的特點，神情畢肖，如“革命工頭”、“革命小販”，這些綽號永遠跟隨著對手，天涯海角也甩不掉。
錢理群，1939年1月30日生於四川重慶，祖籍浙江杭州。1956年考入北京大學，後併入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1978年考取北京大學中文系文學專業研究生，師從王瑤、嚴家炎先生攻讀現代文學，1981年畢業，獲文學碩士學位。同年留校任教，先後任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現代文學專業博士生導師。2002年退休。是我國著名人文學者，魯迅、周作人研究專家，主要從事中國現代文學的研究與教學。 主要著作有：《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與吳福輝、溫儒敏等合作），《心靈的探尋》，《二十世紀中國文學三人談》（與黃子平、陳平原合作），《周作人傳》，《周作人論》，《心系黃河——著名泥沙專家強尼》，《豐富的痛苦——堂吉訶德和哈姆雷特的東移》，《人之患》，《大小舞臺之間——曹禺戲劇新論》，《繪圖本中國文學史》（與董乃斌、吳曉東等合作），《精神的煉獄》，《名作重讀》，《世紀末的沉思》，《壓在心上的墳》，《1948：天地玄黃》，《漫說文化》（與陳平原、黃子平合作）等。
本文轉載於《讀書文摘》2014年4期，原文摘自《北大演講錄——話說周氏兄弟》。
他既要吃牛羊肉，又要遠遠地逃避牛羊的痛苦掙扎，也就是說他害怕看殘酷的事情，對殘酷的事情採取一種回避的態度，藉以保全自己的“性靈”。魯迅講了兩個笑話。有一個人希望天下人都死掉，只剩下自己和一個好看的姑娘，這看起來很“性靈”，但仍不夠，因為還得吃飯，所以還要有一個賣大米的。又一個人希望秋天時，他吐半口血，由一個侍女扶著，病懨懨地去看海棠。
這看起來非常的雅。秋天，病懨懨地看海棠，還要吐血。但只能吐半口，因為吐多了，人是要死的。可見再有詩意，再雅，他也知道人得活著。這兩個笑話深刻指出自命君子、雅人的知識份子其實脫離不了俗世。
而這種雅，這種君子之志，不過是對血腥、對殘酷的回避。他們用病懨懨地看海棠之類的雅事來掩蓋吃-人殺-人的血淋淋的現實。
自命君子、雅人的文人，一方面他們自身充滿矛盾，他們不可能不俗，得吃飯，得活著；另一方面在現實中起到的作用是對歷史血腥的掩飾。由此可以看出，魯迅對林語堂、周作人的閒適小品持如此嚴厲的批評態度，不是沒有道理的。
五、革命小販
有一個叫楊邨人的人，大革命時期曾參加革命，大革命失敗後便離開革命隊伍。據說是因為“家有老父母”。其實是否幹革命並不重要，問題在於，他曾經幹革命，卻出賣自己的朋友，在文章中攻擊當年的革命戰友，包括魯迅。
魯迅於是作文“罵”他。楊邨人回信說自己有苦衷，兩頭不討好：當年的革命戰友對我不好，當局者對我也不好。原因何在？魯迅指出就是因為你只是“革命小販”。你拿革命來做買賣，但在當局者看來，你門面太小，資本不夠。
當局者看中“永遠的闊人”：革命前是闊人，革命後還是闊人。這樣的人永遠不吃虧。還有一種人徹底地背叛革命，不惜拿朋友的血染紅自己的帽子。而“革命小販”指的就是背叛自己的信仰，但膽子太小，背叛不夠徹底的知識份子。
六、“革命工頭”、“奴隸總管”
這是魯迅與周揚論戰時提出的概念：他們是革命者，甚至是領導人，但扮演的角色仍是奴役他人的工頭。魯迅常說，我老是覺得背後有人拿鞭子在狠狠地抽我，把我當奴隸，要我為他們幹活，我每回回過頭來稍示反抗，還說我對革命不夠努力，要我拼命幹，但他其實不過是個工頭。
打著革命的旗號，實際上還是個奴隸主。魯迅在20世紀30年代便概括出了“革命工頭”“奴隸總管”的概念：過去的統治者是封建帝王或資本家，而現在的統治者，卻打著革命旗幟，是革命者。革命者如何成為工頭和奴隸總管，其中包含著豐富的經驗和教訓。
七、文壇三戶
魯迅觀察20世紀30年代文壇，發現三種類型的作家。第一種是破落戶，當年曾經紅過一陣子，但現在“邊緣化”了，家境大不如前，於是他就撫今追昔，常常吟誦著“十年一覺揚州夢”“襟上杭州舊酒痕”，很有些“顧影自憐”的味道。
第二種是暴發戶。破落戶還是有一定資本的，暴發戶則是由於偶然原因，突然出名。於是他買很多的書，“房間裡有《諸子集成》，但是他看不懂；案頭上有石印駢文，但是他讀不斷”。
他一方面吟唱著“襟上杭州舊酒痕”，但又害怕人們看不到他已不再是當年的舊長袍，已經是西裝筆挺了，於是乎“沾沾自喜”。最可怕的是剛暴發沒多久便即破落的暴發破落戶，他們既失去了沾沾自喜的確信，又沒有顧影自憐的風姿。
這類人有兩個發展前景。向積極方面發展，就成為洋場惡少，充滿流氓氣，是為“才子加流氓”；向消極方面發展，便成為癟三，到處討吃，得一頓飯而已。魯迅對這種文人是看透了的，所以他說：“我寧願向潑辣的妓女立正，也不要向死樣活力的文人打繃。”
八、京派與海派
北京是明清帝都，上海是各國租界。帝都多官，租界多商。文人在京則近官，涉海則近商。京派是官的幫忙幫閒，海派是商的幫忙幫閒。從官那裡得食，在中國傳統中是不大光彩的，所以影影綽綽。
北京文人頻頻向官方暗遞秋波，但只能“暗遞”，還不能公開投靠，公開就要受譴責，所以只能“隱”。當商的幫忙幫閒，其情狀則“顯”。
北京文人與上海文人有明顯不同，上海文人往往洋洋得意、躊躇滿志；北京文人則穩重、城府很深的樣子。糟糕的是，單純做官的幫忙或單純做商的幫忙都不行了，於是南北合流，把斷磚、舊襪、皮袍與洋服、巧克力合在一起，形成一派京海大雜燴。
九、大眾的幫忙、幫閒
他打著大眾的旗號，做大眾的代言人。其實，他的個體意志服從於大眾意志，做的是大眾的幫忙幫閒。應該說這是魯迅的一大發現。
在傳統社會裡，知識份子主要是官的幫忙幫閒，到了近代社會，也即在中國現代化過程中，中國知識份子不但繼續做官的幫忙幫閒，而且有做商的幫忙幫閒，大眾的幫忙幫閒的危險。
針對上述狀況，魯迅提出了知識份子的理想狀態。他說：“凡有改革，最初總是覺悟的知識者的任務。”這些知識份子必須“有研究、能思索、有決斷、有毅力”，總的說就是能獨立思考，有個體精神自由獨立人格的知識份子。
在與大眾的關係上，“他也用權，但不騙人；他利導卻並非迎合；他不看輕自己，以為是大家的戲子，也不看輕別人，把別人當作自己的嘍囉”。自尊自重同時又尊重別人，他與大眾是平等的，可以作大眾的事業，卻又保持著個體的獨立性。
魯迅又提出了“包圍論”。他說，無論什麼人，尤其是“猛人”，周圍都有一群包圍者。人們無法與之直接見面，只能通過包圍他的人去瞭解他。
包圍者往往起兩方面作用，一方面他歪曲“猛人”的形象；另一方面，他使“猛人”逐漸變得昏庸，成為包圍者的傀儡。這樣的包圍者常常是由知識份子扮演，也是幫忙幫閒之一種，既可怕又可憎。
魯迅善於取綽號，用綽號高度概括對手的特點，神情畢肖，如“革命工頭”、“革命小販”，這些綽號永遠跟隨著對手，天涯海角也甩不掉。
錢理群，1939年1月30日生於四川重慶，祖籍浙江杭州。1956年考入北京大學，後併入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1978年考取北京大學中文系文學專業研究生，師從王瑤、嚴家炎先生攻讀現代文學，1981年畢業，獲文學碩士學位。同年留校任教，先後任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現代文學專業博士生導師。2002年退休。是我國著名人文學者，魯迅、周作人研究專家，主要從事中國現代文學的研究與教學。 主要著作有：《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與吳福輝、溫儒敏等合作），《心靈的探尋》，《二十世紀中國文學三人談》（與黃子平、陳平原合作），《周作人傳》，《周作人論》，《心系黃河——著名泥沙專家強尼》，《豐富的痛苦——堂吉訶德和哈姆雷特的東移》，《人之患》，《大小舞臺之間——曹禺戲劇新論》，《繪圖本中國文學史》（與董乃斌、吳曉東等合作），《精神的煉獄》，《名作重讀》，《世紀末的沉思》，《壓在心上的墳》，《1948：天地玄黃》，《漫說文化》（與陳平原、黃子平合作）等。
本文轉載於《讀書文摘》2014年4期，原文摘自《北大演講錄——話說周氏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