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一個機體來講， 文化很重要。 這裡要講講儒家文化對宋朝的危害。
從仁宗後期至神宗朝， 王安石、司馬光、蘇軾、韓琦等等， 文章學問光輝燦爛， 其中有些人也非常務實， 可為什麼北宋後期政治經濟始終沒有起色， 最終在金國的入侵下暗淡收場？
我們可以對比一下宋與明。 從西元1069年王安石變法開始， 到西元1127年靖康之恥， 共58年的時間。
那麼， 明朝滅亡前58年在幹什麼？從李自成攻陷北京城的西元1644年上溯58年， 西元1586年是萬曆十四年， 離著名的“萬曆十五年”就差一年， 張居正曾進行了著名的“一條鞭法”改革。
改革，
這是為什麼呢？為什麼改革會失敗？
我們還是從王安石變法說起。 王相公絕對是人才， 而且是不小心就會讓人誤以為是穿越客的人才。 比如他宣導的免疫法。 宋代力役種類很多， 有保管公物之役、督收賦稅之役、追捕盜賊之役、傳遞命令之役。 當時， 北宋政府將民眾按照財產的多少分為九等， 下五等一律免役。 表面上看照顧到了弱勢群體， 然而實際上享有特權的， 還包括官員家庭、寺廟僧侶、城市居民、行商坐賈和單身男女。 也就是說， 帝國境內數量可觀的家庭和人口，
王安石有改革方案， 就是改派役為雇役， 讓民眾將其應服之役折合成“免役錢”交給官府， 由官府雇人當差。 原來不服役的官戶和寺觀則出一半， 叫助役錢。 用現代話講， 就是“差役貨幣化”。 好處很多啊， 農家出錢不出力， 不耽誤生產；所有人一律出錢， 比較公道；忙不過來的人騰出了時間， 社會閒散人員多了一條生路；便於實現差役專業化，
王安石罷相之後， 司馬光當政， 新法不管好壞， 一律廢除。 來回這麼一折騰， 元氣大傷。 反正就是這麼多牛人， 而且是文章道德名垂千古的牛人， 愣是把北宋最後幾十年攪成了一鍋粥。
從馬後炮的角度來看， 原因當然可以列出很多， 比如王安石本人的操切之心， 急於求成；比如用人不當， 諸多小人混進改革隊伍， 歪嘴和尚把經念歪了。 在正史裡面， 鄧綰是典型投機分子， 呂惠卿也是負面人物。
最根本的原因， 就是儒家文化的幼稚與偏執。
主要有三個組成部分：
第一， 人才來源依賴科舉。 科舉沒問題， 問題是科舉內容， 學儒能幹嘛？選拔出來的人文章一流，
第二， 儒家評價標準依賴道德。 道德至上對於個人修養來說是好的， 放到辦事上就容易迂腐， 放到別人身上就容易“綁架”。 只要這個人道德不行， 其他什麼都不行， 想出來的辦法也不行， 有好的效果也不行， 一棍子打死。 而且， 動不動一頂大帽子扣下來， 攻擊別人的道德問題甚至不用證據。 按易中天先生的推導， 邏輯就是這樣的：王安石是有道德的。 所以， 王安石變法是道德的。 變法是道德的。 所以， 反對變法是不道德的。 司馬光和蘇軾反對變法。 所以， 司馬光和蘇軾是小人。
第三， 人才使用依賴派別。 不歸於我這一派的， 再厲害也不用；歸我這一派的， 什麼人都可以用。 當然， 這個邏輯反過來也成立， 我不屬於那一派， 有利於百姓和朝廷也不去；屬於那一派， 怎麼著都幹。 沒有敬畏精神， 沒有妥協精神， 王安石反對司馬光的一切， 司馬光反對王安石的一切。 最後的結果是什麼呢？君臣之間失去默契， 宋徽宗打著“新黨”的旗號， 卻行專權之實， 大臣再也不能制約皇帝， 大宋終於走向了衰亡。 而且， 在之後的明清，大臣的力量進一步衰退，最後淪為了“奴才”。當然，這怪不得王安石變法。
所以文化對於管理很重要。
所以文化對於管理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