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遊記》中， 只有孫悟空有完整的童年記錄， 這包括了他的被賜名、飲食、交友、求學、情感和無意識的生死哲思， 幾乎涵蓋了現代“童年”問題的全部重要面向。
上世紀初， 梁啟超意識到文學與兒童的關係， 宣導為兒童著譯小說， 並身體力行。 據胡從經 《晚清兒童文學鉤沉》 記載， 近代兒童文學理論的建設， 自梁啟超始， 魯迅後來在散文 《祝中俄文字之交》 裡回憶：“我們曾在梁啟超所辦的 《時務報》上， 看見了 《福爾摩斯包探案》 的變化……焦士威奴 (通譯儒勒·凡爾納) 所做的號稱科學小說的《海底旅行》 之類的新奇……”為兒童翻譯、為兒童創作， 使中國的兒童能夠接觸到世界進步文學的風潮， 更重要的是， “兒童”的觀念被建構了起來， 生髮出新的功能與需要。 譬如我們有了專門的兒童報刊、兒童戲劇、兒童音樂。 在此之前， “兒童”的形象在文學中雖然是存在的， 卻並沒有被有意識地建構起知識化的生活史、教育史、醫療史、情緒史等等。
文學雖然從未遺忘兒童， 但兒童的生活卻並不是十分清晰的。 人們最熟悉的 《世說新語》 中， 有不少書寫兒童的例子。 《世說新語》 為兒童開闢了一個書寫類型， 兒童不只是隱藏在“家訓”“蒙學”等文字後面若隱若現的影子， 也可以是一群天資不凡的神童。 神童不僅表現出超越常人的才智， 也暗示了一種對“成人主導兒童”的既定秩序的叛逆。 但無論是“出言不遜”的趣味特徵， 還是品性卓異的事蹟， 都帶有逸聞軼事的性質， 展現的是兒童在一個瞬間的表現， 而不是成長的過程， 其中涉及到了一點教育的成果，
古代文學作品中還有一些兒童的書寫， 如哪吒、紅孩兒、善財童子， 非常接近榮格所定義的“永遠的少年”， 即永遠以兒童的形象出現， 獲得了人們的喜愛， 為許多人的童年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如邪惡叛逆的男孩或長生不老的兒童， 以及兒童英雄。 但神童、童神與兒童英雄之間還是有微妙的差別， 神童和兒童英雄都是人， 兒童英雄因為其克服逆境的超自然表現可能接近於半神， 童神則是神話中的神。
描述兒童生活的文獻， 由於是成人的手筆， 實現的意圖自然也是成人化的。 在中國， 既然現代童年的概念到清末才被有意識的建立起來， 那麼我們回看從前的作品， 會發現 《西遊記》 幾乎是一部“累積型”寫作的兒童生活史。
自《取經詩話》 中引入“猴行者”形象以後， 孫悟空在“西遊故事”群落中的戲份日益加重、越來越喧賓奪主， 如果我們仔細留意的話，
有一個細節很有意思， 孫悟空因為怕死走出花果山求取長生不老的本領。 他拜師須菩提， 也學會了變化之法與騰挪術， 那麼他到底有沒有學會長生不老的本領呢？ 沒有。 但在第三回， 孫悟空問龍王借兵器， 龍王不認識他， 對來路不明的孫悟空很客氣， 問“上仙幾時修道， 授何仙術？”悟空道， “我自生身之後， 出家修行， 得一個無生無滅之體。 ”孫悟空是撒謊壯膽嗎？ 那麼等他酒醉壽終到了地府與十王耍賴時說的， “我老孫修仙了道，與天齊壽，超升三界之外，跳出五行之中，為何著人拘我？”恐怕是真話。他一直到死，才知道自己沒有學成“不死”，之前他一直以為自 己已經學成，這才有了後來惱羞成怒，勾銷生死簿的又一出鬧劇。孫悟空有“非凡的出生”，卻死得稀裡糊塗，死得氣急敗壞，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他對於自己求道成果的誤解和對於不死的幻想。而死亡這件事，只能檢驗一次。這是一個普遍經驗，發生在大鬧天宮的“壯舉”之前，是一隻靈猴無意識地驗證生命制約，跨越死生零度的體驗。我們很難區分童年孫悟空對於自身局限的認知是出於妄自尊大還是真切的誤解，但作為“累積型”創作類型的 《西遊記》，“兒童”心理的表述可以是我們重讀古代文學中“兒童生活經驗”的重要範例。
（作者為青年作家）
“我老孫修仙了道，與天齊壽，超升三界之外，跳出五行之中，為何著人拘我？”恐怕是真話。他一直到死，才知道自己沒有學成“不死”，之前他一直以為自 己已經學成，這才有了後來惱羞成怒，勾銷生死簿的又一出鬧劇。孫悟空有“非凡的出生”，卻死得稀裡糊塗，死得氣急敗壞，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他對於自己求道成果的誤解和對於不死的幻想。而死亡這件事，只能檢驗一次。這是一個普遍經驗，發生在大鬧天宮的“壯舉”之前，是一隻靈猴無意識地驗證生命制約，跨越死生零度的體驗。我們很難區分童年孫悟空對於自身局限的認知是出於妄自尊大還是真切的誤解，但作為“累積型”創作類型的 《西遊記》，“兒童”心理的表述可以是我們重讀古代文學中“兒童生活經驗”的重要範例。（作者為青年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