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城市， 同一個民族一樣， 若忘記自己的歷史， 忽略自己的文化傳統， 也就失去創新的根基， 缺乏向前發展的精神動力。 也可以說， 沒有了靈魂。 我們今天生活在其中的瀋陽市， 被史家稱為“一朝發祥地， 兩代帝王都”。 悠悠兩千三百年， 瀋陽從一個軍事哨所， 到現代大都市。 其發展過程， 充滿了先祖們奮鬥的血汗， 卓越的智慧， 不屈不撓的毅力。 豪邁剛烈的精神品格……這一切， 凝聚成以瀋陽為代表的關東文化的獨特風貌。 對這種文化風貌的探究、展現和弘揚， 是當代瀋陽人承擔的義不容辭的歷史使命。 不必諱言，
“九一八”後民族商業逐漸凋落
“九一八”事變後， 東北經濟逐漸殖民地化。 與其他經濟門類相比， 商業零售業、餐飲服務業尚不在經濟統制之列，
但是與其他經濟門類相比， 商業零售業、餐飲服務業只涉及民眾的日常生活需要， 所以並不在日偽當局的經濟統制之列， 尚屬 “統制產業”之外的 “自由產業”。 同時， 商業雖然不如其他產業那樣關乎經濟命脈， 卻與民眾的日常生活息息相關， 殖民者甚至對商業實行了某種程度的鼓勵， 以營造一種社會安定、商業繁榮的假像。
然而， 覆巢之下焉有完卵？隨著殖民者日益嚴苛的經濟統制和經濟侵略政策的實施，
就是今天的絕大多數老字型大小只是用了當年的名字而已， 已經理不出一個清晰的傳承關係了， 歷史的斷裂正是出現在上世紀三四十年代。
經過研究導致老字型大小陸續陷入絕境的有這樣幾個原因：
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社會動盪。 特別是在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後， 消費不旺， 市場蕭條。
第二個原因是日偽當局對上游原材料的嚴格管控， 導致商業企業無米下鍋， 坐吃山空。
第三個原因就是侵略者對民族資本的無情掠奪。
本土商業與外資競爭形成商業繁榮局面
民國初期， 東北商業有了較快發展。 據學者董瑞軍統計， “1917年， 東北華人商會共計191個， 其中奉天省最多， 達66個；吉林省35個， 黑龍江省27個， 熱河省63個。 僅奉天（今瀋陽）一市的商鋪就有3000餘家。 ”到了奉張政權執政時期， 東北的貿易和商業更加繁榮， 很多老字型大小都是在此時達到了它們的鼎盛期。 以瀋陽為例， 到1924年， 全市商戶數量已經達到6598戶， 其中有83%是民國初年以來從業的， 到了“九一八”事變前， 又增到1.4萬戶， 有各類市場14處， 包括糧棧、貨棧、雜貨鋪、當鋪、錢莊、藥鋪、飯鋪、皮貨鋪等十多類行業。 如此眾多的商會、店鋪， 說明了東北工商業的空前盛況。
當時， 在東北各大城市中都形成了一些規模較大的商業街和老字型大小， 例如瀋陽的四平街（即中街）、哈爾濱中央大街、大連青泥窪橋（今天津街一帶）這些今天聞名全國的著名商業街都是在100多年前就已形成規模。
在瀋陽，四平街、北市場，以東北民族商業為主；春日町和南市場，以日資商業企業為主，形成了日資和東北民間資本互相競爭的局面，也共同營造出市場繁榮的局面。
慶豐潤記帽店
瀋陽的慶豐潤記帽店始建于清咸豐年間，店址在城內四平街鐘樓老稻香村舊址處，它所製作的帽子品質好、信譽高，在民間極受歡迎，故有“頭頂慶豐潤，腳踩內金生”之佳話流傳。1932年，慶豐潤記帽店破產倒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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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金生鞋店
清末民初，在瀋陽城內中街有一家內金生鞋店，其布鞋品優價廉，每日顧客盈門。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內金生被迫停業。1946年，王中和、梁品三等人在中街拐角處又恢復了內金生鞋店。瀋陽解放後，內金生才恢復了生機，與潤記帽店合併，定名“內金生鞋帽店”，歷經興衰坎坷，近年來拆遷倒閉。
那時的瀋陽人就不屑于做小生意，其原因是本地人大部分都是駐邊軍人和軍人家屬的後代，重征戰騎射和身體勞作，而缺乏商業傳統。所以許多商機就被外地人搶去了，那些被當時的人們稱做“山東老侉”等的外地人，就有機會從針頭線腦裡出息成大財主，使得在中街上，操一口“侉了吧唧”口音的人，一般都是不敢小瞧的。現如今，諸如此類的對比，也會帶給我們傷痛的感覺。因為我們比起外地人的商業頭腦，還是有差距的。
300多年來，中街孕育出了許多知名的老店，也留下了自己的文化傳統，其中的經商之道更是令人受益無窮。瀋陽市文史研究館研究員齊守成研究認為，肩擔手提的小商小販變身一代代豪門巨賈，但秉持的經營理念卻從未動搖，那就是都把自己的品牌和信譽視為生命，這是老字型大小留給我們的巨大財富。同時，不辭辛苦的創業精神和獨樹一幟的商業文化也是保持老字型大小生意長盛不衰的登龍之術。
創業
外地口音的很多是有身份人
康熙二十年（1681年），盛京城內滿族八旗大戶講究穿戴，尤其喜歡綾羅綢緞等繡花產品，絲線用量相當大。然而，瀋陽本地人壓根覺察不到的商機，卻被遠在山東的黃縣人牢牢叼住。從17世紀開始，成群結幫的黃縣人就從山東往瀋陽肩背擔挑地販運絲線來賣。
“不管後來這些老字型大小如何輝煌，在創業之初，他們都經歷了常人難以想像的苦難。”據介紹，單氏兄弟經營的老天合，起初時規模很小，每天除在店鋪銷售一些外，主要是靠雇人不分冬夏、肩挑手提走村串戶兜售。這樣寒冬酷暑、狂風暴雨，一日不停，最終水滴石穿，積微成著。在針頭線腦裡，“黃縣幫”出息成了瀋陽的大財主。
在中街經商的除了“黃縣幫兒”壟斷了百貨業，其他行業也多是來自關內的一些買賣人。如鞋店、帽店、茶莊等的老闆，都是河北人。細究起來，中街的商號中，真正的瀋陽人當財東的卻不是很多，只有萃華金店的財東是光緒年間本地錫伯族的財主，可他竟然也不用本地人來經營管理，而是聘用了河北人做經理，於是店裡大小櫃夥和工匠沿用河北人久而成習，也成為中街一支有名的“關裡幫兒”。
這針頭線腦的小生意，瀋陽人想不到做、不屑於做，竟讓“黃縣幫兒”一做就做了三百多年，靠的就是不怕苦、不怕累、“闖關東”的創業精神。
想想個中原因，可能與瀋陽原住居民的民族成因有關。瀋陽城畢竟是由軍事要塞發展起來的，原住居民大多是駐邊軍人和軍人家屬的後代。他們有著濃重的征戰騎射和身體勞作的心理遺傳，而缺乏商業的傳統，較少知機識竅、開源節流一類的文化積澱。性格上粗剛俠義有餘，精巧睿智嫌平。儘管當地人沒大惡意地瘧稱關裡人是“山東老侉”、“河北棒子”、“老西子”、“南蠻子”，可在中街上，操一口侉了吧唧口音的人，一般都是不敢隨便小瞧的，沒準兒他就是哪家財東、掌櫃、大帳房什麼的。因為這也是中街有身份人的一個特徵，就像現在一些電視小品裡，一表現有錢的大款時，張口說話就帶廣東腔一樣。
現今提倡的創新精神，其實早在二三百年前，就被中街老字型大小的財東、掌櫃所用。比如懸壺濟世天益堂，財東雖為武家，但分為兩大支：正支堂號為“金玉堂”，另一支堂號為“德善堂”。由於分配上的紅利控股之爭，決定以武步元為天益堂經理，常年駐櫃，改紅利為東六西四，即東家六成、身股為四成。武步元認為原經理櫃夥思想因循守舊、不求進取，遂將其辭退重新啟用新人，並對天益堂進行了一系列的“改革”。
首先是改變櫃上夥計的衣著。早先站櫃臺的穿長袍馬褂，戴小帽頭，冬天穿棉袍氈鞋。後改為按潮流換裝，穿戴整齊才能上櫃檯，換衣服的錢不足可由櫃上借支，陸續償還，這在同行業中是首家。
用人
大絲房不用當地人
在內金生鞋店開業之前，四平街還有一家內賓生鞋店頗有名氣，內金生鞋店這麼一開業，兩家店鋪在一街相持，生意上的競爭很是激烈。當時出任內金生經理的康遇周，為人十分精明，而且能言善辯，是鞋業中的行家裡手。他認為要使店鋪在中街站穩腳跟，必須用高品質的產品打開銷路，而高品質的產品需要高品質的人才來打造。於是他首先從城內另一家鞋店（大興峻）不惜重金聘過來具有經營能力和技藝高超的制鞋能手，在內金生的後店建廠，另在生產過程中親自把好材料關與品質關。中街上的大絲房，在用人上都有自己的規矩，每家幾百號櫃夥中，包括十幾歲的小夥計在內，竟找不出一個當地人來。用人是靠老櫃夥們從老家黃縣和鄰縣的蓬萊接領親屬、鄉鄰出來學徒的，當地人一律婉拒。
待客
不吃飯也能送你二裡地
黃縣人不僅從老家帶來半點不摻假的上好絲線，還帶來從他們老家發源的孔孟之道，講禮儀、重人和，待人接物要謙和溫良等規矩，使得中街的商業文化更具“人情味”與和諧禮儀關係的顯著特點。
研究認為，“黃縣幫兒”客居瀋陽，作為漂泊者本能有種自衛意識，遂練就一身和氣儒道、巧於周旋的本領，個個謙和面善、能說會道，不吃飯也能送你二裡地。當時瀋陽流行一句話，叫做“黃縣嘴子，蓬萊腿子”就足以證明這一點。
後來的多家老字型大小也秉承了這種“和氣儒道”的商業觀念。比如內金生鞋店嚴守“買賣不成仁義在”的傳統生意經，要求店上夥計凡到內金生鞋店來的顧客不分貴賤老少，都要“來必迎、去必送”，務必讓到內金生來的買主乘興而來、滿意而歸。
宣傳
名人照片擺進櫥窗
舊時，中街附近居住著很多王公大臣、軍政要員等顯要人物，他們不僅是這些老字型大小爭搶拉攏的最大主顧，也是使老字型大小店內生金的最好招牌。譬如我們非常熟知的張作霖的五姨太、張學良以及趙四小姐等，以及一些軍政要員，都是上述金店、鞋店、帽店的定門主顧。
日偽統治時期，溥儀作為傀儡皇帝要“登基”，大典所用物品大多是在中街的著名老店裡定制的。當時萃華金店受命承制“皇冠”，冠型沿用清代傳統形制，上邊矗立黃金蟠龍柱雕，頂嵌一顆大珍珠，整個工藝嵌鑲鏤雕，精緻複雜，大顯高超技藝。慶豐潤記帽店受命承制“皇帽”一頂，娘娘、大臣用的“官帽”數頂，帽店僅根據朝冠圖和官帽圖，用玄狐皮精心手工做成。內金生鞋店受命承制“皇靴”一雙，“朝靴”一百雙。
事後，這些老字型大小因出色地交了這個“皇差”，自然名聲鵲起，這幾家因此借機將照片擺進櫥窗，招徠生意，直至偽滿垮臺。
經營
實行“三包”還可中獎
運用超前理念、重視廣告宣傳工作，最早當屬天益堂。他們在櫃檯上免費贈送藥濾子、紗布袋，使顧客不因煎藥降低藥效，服用湯藥沒有渣子，以此博取好評，樹立聲譽。另外還隨藥贈送成藥說明的小冊子，在手冊封面，印有天益堂的門臉全照及製作參茸虎骨酒和丸散的照片；內頁介紹二百餘種自產成藥的品名、主治、功能、用量、用法和禁忌等知識，凡顧客來都贈送一本，以此擴大成藥宣傳。
後來的內金生鞋店，也想出許多促銷的新辦法，如“買鞋掛彩”，即買雙鞋還可以中獎。還實行“三包”：包退、包換、包修。只要鞋底斷折、開幫綻線，無論何時買的都按三包處理。這些經營措施出臺後，內金生的產品有口皆碑，顧客蜂擁而至。
這些老字型大小有個共同特點，那就是歷史悠久，同時又大多在上世紀20年代達到了鼎盛時期，這一方面是當時東北經濟的全面發展對第三產業的帶動作用，同時也與東北執政當局為抗衡日本商業資本大量進入所採取的一系列鼓勵民族工業發展的政策有關。
例如瀋陽的四平街（即中街）、哈爾濱中央大街、大連青泥窪橋（今天津街一帶）這些今天聞名全國的著名商業街都是在100多年前就已形成規模。在瀋陽，四平街、北市場，以東北民族商業為主；春日町和南市場，以日資商業企業為主，形成了日資和東北民間資本互相競爭的局面，也共同營造出市場繁榮的局面。
慶豐潤記帽店
瀋陽的慶豐潤記帽店始建于清咸豐年間，店址在城內四平街鐘樓老稻香村舊址處，它所製作的帽子品質好、信譽高，在民間極受歡迎，故有“頭頂慶豐潤，腳踩內金生”之佳話流傳。1932年，慶豐潤記帽店破產倒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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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金生鞋店
清末民初，在瀋陽城內中街有一家內金生鞋店，其布鞋品優價廉，每日顧客盈門。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內金生被迫停業。1946年，王中和、梁品三等人在中街拐角處又恢復了內金生鞋店。瀋陽解放後，內金生才恢復了生機，與潤記帽店合併，定名“內金生鞋帽店”，歷經興衰坎坷，近年來拆遷倒閉。
那時的瀋陽人就不屑于做小生意，其原因是本地人大部分都是駐邊軍人和軍人家屬的後代，重征戰騎射和身體勞作，而缺乏商業傳統。所以許多商機就被外地人搶去了，那些被當時的人們稱做“山東老侉”等的外地人，就有機會從針頭線腦裡出息成大財主，使得在中街上，操一口“侉了吧唧”口音的人，一般都是不敢小瞧的。現如今，諸如此類的對比，也會帶給我們傷痛的感覺。因為我們比起外地人的商業頭腦，還是有差距的。
300多年來，中街孕育出了許多知名的老店，也留下了自己的文化傳統，其中的經商之道更是令人受益無窮。瀋陽市文史研究館研究員齊守成研究認為，肩擔手提的小商小販變身一代代豪門巨賈，但秉持的經營理念卻從未動搖，那就是都把自己的品牌和信譽視為生命，這是老字型大小留給我們的巨大財富。同時，不辭辛苦的創業精神和獨樹一幟的商業文化也是保持老字型大小生意長盛不衰的登龍之術。
創業
外地口音的很多是有身份人
康熙二十年（1681年），盛京城內滿族八旗大戶講究穿戴，尤其喜歡綾羅綢緞等繡花產品，絲線用量相當大。然而，瀋陽本地人壓根覺察不到的商機，卻被遠在山東的黃縣人牢牢叼住。從17世紀開始，成群結幫的黃縣人就從山東往瀋陽肩背擔挑地販運絲線來賣。
“不管後來這些老字型大小如何輝煌，在創業之初，他們都經歷了常人難以想像的苦難。”據介紹，單氏兄弟經營的老天合，起初時規模很小，每天除在店鋪銷售一些外，主要是靠雇人不分冬夏、肩挑手提走村串戶兜售。這樣寒冬酷暑、狂風暴雨，一日不停，最終水滴石穿，積微成著。在針頭線腦裡，“黃縣幫”出息成了瀋陽的大財主。
在中街經商的除了“黃縣幫兒”壟斷了百貨業，其他行業也多是來自關內的一些買賣人。如鞋店、帽店、茶莊等的老闆，都是河北人。細究起來，中街的商號中，真正的瀋陽人當財東的卻不是很多，只有萃華金店的財東是光緒年間本地錫伯族的財主，可他竟然也不用本地人來經營管理，而是聘用了河北人做經理，於是店裡大小櫃夥和工匠沿用河北人久而成習，也成為中街一支有名的“關裡幫兒”。
這針頭線腦的小生意，瀋陽人想不到做、不屑於做，竟讓“黃縣幫兒”一做就做了三百多年，靠的就是不怕苦、不怕累、“闖關東”的創業精神。
想想個中原因，可能與瀋陽原住居民的民族成因有關。瀋陽城畢竟是由軍事要塞發展起來的，原住居民大多是駐邊軍人和軍人家屬的後代。他們有著濃重的征戰騎射和身體勞作的心理遺傳，而缺乏商業的傳統，較少知機識竅、開源節流一類的文化積澱。性格上粗剛俠義有餘，精巧睿智嫌平。儘管當地人沒大惡意地瘧稱關裡人是“山東老侉”、“河北棒子”、“老西子”、“南蠻子”，可在中街上，操一口侉了吧唧口音的人，一般都是不敢隨便小瞧的，沒準兒他就是哪家財東、掌櫃、大帳房什麼的。因為這也是中街有身份人的一個特徵，就像現在一些電視小品裡，一表現有錢的大款時，張口說話就帶廣東腔一樣。
現今提倡的創新精神，其實早在二三百年前，就被中街老字型大小的財東、掌櫃所用。比如懸壺濟世天益堂，財東雖為武家，但分為兩大支：正支堂號為“金玉堂”，另一支堂號為“德善堂”。由於分配上的紅利控股之爭，決定以武步元為天益堂經理，常年駐櫃，改紅利為東六西四，即東家六成、身股為四成。武步元認為原經理櫃夥思想因循守舊、不求進取，遂將其辭退重新啟用新人，並對天益堂進行了一系列的“改革”。
首先是改變櫃上夥計的衣著。早先站櫃臺的穿長袍馬褂，戴小帽頭，冬天穿棉袍氈鞋。後改為按潮流換裝，穿戴整齊才能上櫃檯，換衣服的錢不足可由櫃上借支，陸續償還，這在同行業中是首家。
用人
大絲房不用當地人
在內金生鞋店開業之前，四平街還有一家內賓生鞋店頗有名氣，內金生鞋店這麼一開業，兩家店鋪在一街相持，生意上的競爭很是激烈。當時出任內金生經理的康遇周，為人十分精明，而且能言善辯，是鞋業中的行家裡手。他認為要使店鋪在中街站穩腳跟，必須用高品質的產品打開銷路，而高品質的產品需要高品質的人才來打造。於是他首先從城內另一家鞋店（大興峻）不惜重金聘過來具有經營能力和技藝高超的制鞋能手，在內金生的後店建廠，另在生產過程中親自把好材料關與品質關。中街上的大絲房，在用人上都有自己的規矩，每家幾百號櫃夥中，包括十幾歲的小夥計在內，竟找不出一個當地人來。用人是靠老櫃夥們從老家黃縣和鄰縣的蓬萊接領親屬、鄉鄰出來學徒的，當地人一律婉拒。
待客
不吃飯也能送你二裡地
黃縣人不僅從老家帶來半點不摻假的上好絲線，還帶來從他們老家發源的孔孟之道，講禮儀、重人和，待人接物要謙和溫良等規矩，使得中街的商業文化更具“人情味”與和諧禮儀關係的顯著特點。
研究認為，“黃縣幫兒”客居瀋陽，作為漂泊者本能有種自衛意識，遂練就一身和氣儒道、巧於周旋的本領，個個謙和面善、能說會道，不吃飯也能送你二裡地。當時瀋陽流行一句話，叫做“黃縣嘴子，蓬萊腿子”就足以證明這一點。
後來的多家老字型大小也秉承了這種“和氣儒道”的商業觀念。比如內金生鞋店嚴守“買賣不成仁義在”的傳統生意經，要求店上夥計凡到內金生鞋店來的顧客不分貴賤老少，都要“來必迎、去必送”，務必讓到內金生來的買主乘興而來、滿意而歸。
宣傳
名人照片擺進櫥窗
舊時，中街附近居住著很多王公大臣、軍政要員等顯要人物，他們不僅是這些老字型大小爭搶拉攏的最大主顧，也是使老字型大小店內生金的最好招牌。譬如我們非常熟知的張作霖的五姨太、張學良以及趙四小姐等，以及一些軍政要員，都是上述金店、鞋店、帽店的定門主顧。
日偽統治時期，溥儀作為傀儡皇帝要“登基”，大典所用物品大多是在中街的著名老店裡定制的。當時萃華金店受命承制“皇冠”，冠型沿用清代傳統形制，上邊矗立黃金蟠龍柱雕，頂嵌一顆大珍珠，整個工藝嵌鑲鏤雕，精緻複雜，大顯高超技藝。慶豐潤記帽店受命承制“皇帽”一頂，娘娘、大臣用的“官帽”數頂，帽店僅根據朝冠圖和官帽圖，用玄狐皮精心手工做成。內金生鞋店受命承制“皇靴”一雙，“朝靴”一百雙。
事後，這些老字型大小因出色地交了這個“皇差”，自然名聲鵲起，這幾家因此借機將照片擺進櫥窗，招徠生意，直至偽滿垮臺。
經營
實行“三包”還可中獎
運用超前理念、重視廣告宣傳工作，最早當屬天益堂。他們在櫃檯上免費贈送藥濾子、紗布袋，使顧客不因煎藥降低藥效，服用湯藥沒有渣子，以此博取好評，樹立聲譽。另外還隨藥贈送成藥說明的小冊子，在手冊封面，印有天益堂的門臉全照及製作參茸虎骨酒和丸散的照片；內頁介紹二百餘種自產成藥的品名、主治、功能、用量、用法和禁忌等知識，凡顧客來都贈送一本，以此擴大成藥宣傳。
後來的內金生鞋店，也想出許多促銷的新辦法，如“買鞋掛彩”，即買雙鞋還可以中獎。還實行“三包”：包退、包換、包修。只要鞋底斷折、開幫綻線，無論何時買的都按三包處理。這些經營措施出臺後，內金生的產品有口皆碑，顧客蜂擁而至。
這些老字型大小有個共同特點，那就是歷史悠久，同時又大多在上世紀20年代達到了鼎盛時期，這一方面是當時東北經濟的全面發展對第三產業的帶動作用，同時也與東北執政當局為抗衡日本商業資本大量進入所採取的一系列鼓勵民族工業發展的政策有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