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錯了吧？商鞅會懂堯舜之道？
一點不錯。 法家的商鞅最先向秦王宣講的是“堯舜之道”。 有史為證：
孝公既見衛鞅， 語事良久， 孝公時時睡，
以上這段話出自《史記*商君列傳》。 說的是商鞅三見秦孝公的事。
商鞅三見秦孝公， 先後說以帝道、王道與霸道。 而其中的帝道便是指堯舜之道。
商鞅第一次見秦孝公， 大談特談當年的三皇五帝如何以無為治國。 可只是他一人在說， 秦孝公就是聽， 且聽著聽著， 便睡著了。 事後， 秦孝公便責怪引見商鞅的景監道：你帶來的這個人就會誇誇其談， 盡說些大而無用的虛話， 怎麼能重用？
而當第二次再見秦孝公時， 商鞅不再說什麼堯舜之道， 而是改說王道了。 所謂的王道， 便是象周文王那樣， 開創出一個大周盛世。 這一次秦孝公似乎聽進去了一點。 然而， 秦孝公認為要成為一個象周文王那樣的聖賢之君， 且名揚天下， 時間實在是太久了，
於是,商鞅此時完全懂得秦孝公的心思了。 第三次見秦孝公的時候， 他便對孝公大談“稱霸”之道。 說得秦孝公心花怒放， 頓然對商鞅讚賞不已。
而再後來的歷史， 很多人都知道的。 商鞅得到了孝公重用， 實施變法， “富國強兵”， 為秦國後來的一統天下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一直以來， 人們對法家本質特徵的認識便是法家講術謀。
而我認為這還不是太為準確。 確切的說法當是：法家只講目的， 而為了達到目的則可以不擇手段。
這一點， 法家大師商鞅便是最好說明。
作為法家的商鞅就必定是只講刑名之術麼？其實也不一定。
他到底講什麼術， 得看什麼術能達到自己的目的。
商鞅的人生目標是要得到君王的重用， 要“幹大事”， 功成名就， 從而得到權勢與富貴。
他本是衛國人， 雖然父親是衛國國君， 卻因母親是國君一不得寵的小妾， 於是便“子隨母賤”。 雖是很有才結， 也仍然根本在衛國沒什麼地位。 於是他便跑到魏國去， 幸運地得到了魏國國相公叔座的常識。
而天下英雄眾多， 秦王也不是來者不拒， 什麼人都會用的。
而商鞅則下定了決心， 一定要得到秦王的認可， 不達目的不甘休。
為了打動秦王， 他事先準備好了三套方案， 而且知道其中必定會有一套是適用于秦王的。
事實也正是如此。
商鞅為何講“法”？是因為他身為法家麼？錯！是因為法家之術正對秦王的味口。
若當時的秦孝公是個堯舜之君，那他商鞅所推行的也就極可能是“堯舜之道”，而不會有史上著名的“商鞅變法”，搞什麼“一家犯法，十家同罪”、“父子不得同屋”，什麼“壹民”、“貧民”、“弱民”、“辱民”之類，讓天下百姓活得如狗豬狗。
堯舜之道與法家之術對於天下人來說無疑會是天壤之別。然而對於商鞅來說這兩者卻是亳無差別的——都不過是達到他的人生目的手段罷了。
對於商鞅以及後來所有的法家來說，手段是不講善惡，不講道德與否，而只講有效與無效的，好用與不好用。能有效達到目的手段便是好手段，否則便是壞的。
什麼叫唯利是圖？這就是。
很多人都知道,唯利是圖的商鞅”作法自斃”了,而大秦帝國也亡了.
更重要的是似乎法家學說也變得臭名昭著,無人敢用敢宣揚了。
法家從此就滅亡，其學說也銷聲匿跡了？
似乎是。
眾所周知，從漢武帝之後不是“獨尊儒術”了麼？而中國人傳統文化三大塊不也是儒、道、釋，而根本沒有法家的蹤影麼？
然而，正如後來又有很多人所看出的，一切不過是“儒表法裡”。
“儒表法裡”之說，可能很多人是不會認同的。幾千年來，中國文化的主流明明不就是儒家文化，四書五經，三綱五常嘛！
而我也不太贊同“儒表法裡”之說。當然也不同意“儒家之說”。
明明就仍然還是純粹的法家的湯藥嘛！
何以這麼說？
既然法家的商鞅在前面已經做出了榜樣，為了實現自己的目的，照樣可以向秦孝公講講堯舜之道，難道其後來的法家就不能也同樣講其它道，如儒道、釋道、老莊之道麼？
反正不管是什麼道，都不過是為了達到目的手段。
想當年秦始皇把一統天下，千秋萬代作為自己的目的，採取的是法家的手段。
再看其後的無數帝王，他們的目的與秦始皇無並無二，只不過是採取的手段不同罷了——不再行“法術”，而是講“儒術”。
為何？大秦帝國的命運已經證明，法家學說這種手段雖然對“一統天下”的目的能在短期內起到較好效果，但對於“千秋萬代”這一關鍵目的的實現卻是非常的不利，所以不能再採用。
而“儒道釋”的手段雖說實際上仍然還是並沒有讓任何一位帝王的江山千秋萬代，但比起大秦帝國來說，實在是長得太多了。所以這種手段雖然不是十全十美的，但卻是“最不壞”的。
如此一分析，也許就能解釋現實之中，人們對所謂的“國學”所持觀感差別如此之大，甚至常常是相對相反。有些人十分崇拜“國學”，而有些人則視“國學”如盜賊——前者只是看到“國學”本身，認為“國學”是目的，看到“國學”中所講的“道德仁義禮”、或“忠孝仁義”，自然便認為“國學”之好。
而另外一些人則跳出“國學”之外看，看到了“國學”說得再好聽，也不過是手段——帝王們為了自己“一統天下，千秋萬代”而實施的手段。其最終目的不過是“愚民”與“順民”——如此一來，豈能對“國學”有好感？
然而“國學”到底是帝王們的目的還是手段呢？這個問題的回答可以仁都見仁，智者見智麼？
或者答案只能有一個？
這實在是一個複雜的問題。
我們文化的“博大精深”不正是表現如此麼？
商鞅為何講“法”？是因為他身為法家麼？錯！是因為法家之術正對秦王的味口。
若當時的秦孝公是個堯舜之君，那他商鞅所推行的也就極可能是“堯舜之道”，而不會有史上著名的“商鞅變法”，搞什麼“一家犯法，十家同罪”、“父子不得同屋”，什麼“壹民”、“貧民”、“弱民”、“辱民”之類，讓天下百姓活得如狗豬狗。
堯舜之道與法家之術對於天下人來說無疑會是天壤之別。然而對於商鞅來說這兩者卻是亳無差別的——都不過是達到他的人生目的手段罷了。
對於商鞅以及後來所有的法家來說，手段是不講善惡，不講道德與否，而只講有效與無效的，好用與不好用。能有效達到目的手段便是好手段，否則便是壞的。
什麼叫唯利是圖？這就是。
很多人都知道,唯利是圖的商鞅”作法自斃”了,而大秦帝國也亡了.
更重要的是似乎法家學說也變得臭名昭著,無人敢用敢宣揚了。
法家從此就滅亡，其學說也銷聲匿跡了？
似乎是。
眾所周知，從漢武帝之後不是“獨尊儒術”了麼？而中國人傳統文化三大塊不也是儒、道、釋，而根本沒有法家的蹤影麼？
然而，正如後來又有很多人所看出的，一切不過是“儒表法裡”。
“儒表法裡”之說，可能很多人是不會認同的。幾千年來，中國文化的主流明明不就是儒家文化，四書五經，三綱五常嘛！
而我也不太贊同“儒表法裡”之說。當然也不同意“儒家之說”。
明明就仍然還是純粹的法家的湯藥嘛！
何以這麼說？
既然法家的商鞅在前面已經做出了榜樣，為了實現自己的目的，照樣可以向秦孝公講講堯舜之道，難道其後來的法家就不能也同樣講其它道，如儒道、釋道、老莊之道麼？
反正不管是什麼道，都不過是為了達到目的手段。
想當年秦始皇把一統天下，千秋萬代作為自己的目的，採取的是法家的手段。
再看其後的無數帝王，他們的目的與秦始皇無並無二，只不過是採取的手段不同罷了——不再行“法術”，而是講“儒術”。
為何？大秦帝國的命運已經證明，法家學說這種手段雖然對“一統天下”的目的能在短期內起到較好效果，但對於“千秋萬代”這一關鍵目的的實現卻是非常的不利，所以不能再採用。
而“儒道釋”的手段雖說實際上仍然還是並沒有讓任何一位帝王的江山千秋萬代，但比起大秦帝國來說，實在是長得太多了。所以這種手段雖然不是十全十美的，但卻是“最不壞”的。
如此一分析，也許就能解釋現實之中，人們對所謂的“國學”所持觀感差別如此之大，甚至常常是相對相反。有些人十分崇拜“國學”，而有些人則視“國學”如盜賊——前者只是看到“國學”本身，認為“國學”是目的，看到“國學”中所講的“道德仁義禮”、或“忠孝仁義”，自然便認為“國學”之好。
而另外一些人則跳出“國學”之外看，看到了“國學”說得再好聽，也不過是手段——帝王們為了自己“一統天下，千秋萬代”而實施的手段。其最終目的不過是“愚民”與“順民”——如此一來，豈能對“國學”有好感？
然而“國學”到底是帝王們的目的還是手段呢？這個問題的回答可以仁都見仁，智者見智麼？
或者答案只能有一個？
這實在是一個複雜的問題。
我們文化的“博大精深”不正是表現如此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