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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需要讀書和新知』
考古學者羅豐的新著《蒙古國紀行》在年初問世， 這本書生動詳實地記錄了2006年夏， 以中國學者為主的多國考察隊在蒙古的歷史考察之旅。 為了祝賀新書出版， 2018年1月28日， 當年參加這次考察的學者們會聚到北京大學歷史系， 暢談考察中的趣事和這本書所勾起的種種回憶。 他們大多是研究中古史、北方民族史、中亞考古的資深學者， 以下將座談會上各位學者的發言撮要概述， 以便讀者瞭解與蒙古國考察有關的花絮和逸聞。
這本書寫出了一位考古學家的內涵
《蒙古國紀行》新書座談紀要
2006年赴蒙古的考察隊一行二十人， 北京大學歷史系羅新教授是隊長。 在羅豐《蒙古國紀行》出書前， 三聯書店請羅新撰寫推薦語， 他寫道：“讀羅豐此書， 仿佛多年前那個多雨的蒙古之夏， 那種白天坐車飛奔， 晚間在草地紮帳篷的野外生活， 猛然間在眼前重現。 ”
這次也是羅新把大家又重新召集到一起， 並戲稱為“《蒙古國紀行》出版慶功會”。 羅新自己的著作《歷史的高原遊牧》（2010年出版）收錄了他寫的此次考察的詳細日誌， 所以在開場時他說， “這個內容我也寫過啊， 我知道寫不出什麼來的， 沒想到編的這麼好！拿到這本書， 我覺得很吃驚， 這些年來我接觸的跟我們的方向有關係的書， 這本是出的最好的， 沒有之一， 是最好的一本！我一再地跟羅豐說，
7月11日 細雨中的蘇赫巴托廣場
考古發掘要天時、地利、人和都具備
羅新介紹說， 2006年的蒙古國考察， 是由北京大學、新疆吐魯番地區文物局聯合組織的， 由蒙古國家歷史博物館的敖其爾教授帶隊。 在這之前， 2004年時，
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李肖教授， 當年是考察隊副隊長， 時任新疆吐魯番地區文物局局長， 他說， “作為組織方之一， 我們是真應該寫。 第二年（2007）我們又去了一次蒙古， 準備要對回鶻王城進行考古發掘， 第三年我把測量隊都派去了。 但人算不如天算， 後來因為國內方面的原因，
羅新（左）、李肖
北大歷史系張帆教授說，“當年在科布多，雖然我說了要寫東西，但‘非出於至誠’，多半是寫不了，果然後來是寫不了。現在我還保留著兩次去蒙古的帳本，和一堆蒙古的發票，以後可供展覽。2006年去蒙古的時候，我看的是波茲德涅耶夫的《蒙古與蒙古人》，在那兒把這本書的第一卷全看完了。其實我們走的路線和他的路線是正好相反的，他是從西向東走，再由北向南，和我們有很多對上的地方。可惜當時沒有記下來，現在就全忘掉了”。
7月13日 規模宏大的額爾德尼召喇嘛廟
特別感覺到職業考古學家的方法和眼光
北大歷史系王小甫教授參加了2004年的蒙古考察，他認為那次考察是他學術上的轉捩點，“後來我出的《中國中古的族群凝聚》，有五篇文章與蒙古考察有關係，中國的歷史文字記載比較多，周邊的歷史記載少，還是要到當地去看一看，感覺完全不一樣”。羅新接著回憶說，那次回程，乘車從烏蘭巴托到二連浩特，特意穿越絕漠戈壁，沿途艱苦異常，一路看到很多動物屍體，不少是剛死不久的，王小甫老師是以馬革裹屍的決心，橫穿大漠，回到國內，之後他就很少外出考察了。
北大歷史系的党寶海老師回憶起考察隊的另一個細節，“在考察烏裡雅蘇台的關帝廟時（見書中第47節），我特別感覺到，職業考古學家的方法和眼光，比起專門研究歷史的人來說，在田野考察時有特別的長處。當時是黃昏時分，我和孫正軍的任務是協助羅豐老師調查關帝廟大概的結構。關帝廟的建築已經沒有了，只有殘留的基礎，我和孫正軍看到天色已晚，想趕緊測量完離開，而羅豐老師以他一貫的沉著冷靜，告訴我們別急著量，先要把遺址的結構和佈局搞清楚。所以在場地上一起走了兩圈，他說，大概的結構應該已經差不多了。我們倆是沒有概念的，羅老師指揮我們量哪兒就量哪兒，結束後，他在地上簡單畫了一個關帝廟結構的草圖，我們看到的雜亂無章的遺跡，在這個圖上就變得很有秩序了（參見書中第320頁）。回到駐地，我們借助爾冬強老師的照片，看清代烏裡雅蘇台的高圖元地圖，關帝廟的結構圖和羅豐老師現場調查後在地上畫的圖，幾乎是一模一樣的。這讓我對羅豐老師的田野調查經驗非常佩服，他後來告訴我說，在現場就不能著急，要沉得住氣”。
關帝廟碑〔爾冬強攝〕
現場繪製的烏裡雅蘇台關帝廟地址分佈示意圖
北大歷史系的郭潤濤教授參加了前後兩次的蒙古考察，而“2006年這次，準備的非常好，外出考察時準備充分是最為重要的一點。剛才李肖老師沒講，我們這一次帶上了吐魯番文物局的發電機。在野外，太陽一落山，天一下就黑了，真的全黑了，連搭帳篷都看不見。我們當時也有一些其他照明的裝備，幾乎都是沒有用的，但有發電機就完全不同了，大燈很亮，而且爾冬強先生的相機、我們的手機，都可以充電了。天黑以後沒有那麼慌張，我的印象太深了”。他還提到了對烏裡雅蘇台關帝廟碑的研究，郭老師說等時機成熟了，他還會寫出來。
7月19日 燃燒了幾個小時的篝火〔爾冬強攝〕
《蒙古國紀行》的出版與時代的轉向有關
社科院歷史所的吳玉貴研究員參加了2004的考察，他主要談的是這本新書，讀過之後，他認為這本書“做的典雅、舒服，又不張揚，現在做的奢華的書很多，但捧上以後感覺很溫潤的卻不多。而且，羅豐確實寫的很好，我們認識幾十年了，對他在《蒙古國紀行》裡的這種文筆，以前感受還不是太多。他的文筆相比羅新有另外一種妙處，感覺是侃侃而談，一點不亂，跟他平時說話一樣，慢慢地說。現在是不是有一種新的傾向，前不久羅新的《從大都到上都》剛出，現在這本書也出來了，而這兩位都是在書齋裡做學問的，不約而同地都出這樣的書，是不是和時代的轉向有什麼關係？這樣的書不好寫，要有內容，受眾面一下擴大了很多，怎麼能寫的既有專業性，還要照顧到專業外的受眾？尤其是在這之前剛看過羅新的《從大都到上都》，這兩本書正好相映成趣”。
右起：吳玉貴、姚克成等
北大外國語學院的姚克成教授擔任了前後兩次蒙古考察的翻譯和組織工作，他說，“蒙古國21個省，因為參加了這兩次考察，我一共走了18個省，只有3個省沒去。我是蒙古語專業的，這些年跟蒙古有關的書我都買都看，要說學術領域的著作，我覺得羅豐先生這本《蒙古國紀行》含金量高，這本書有偵探的眼光、作家的文筆、學者的知識。但這本書也有不足，主要是人名、地名拼寫較為隨意，像書中蒙古的考古學家那汪，又寫成‘那旺’，前後不一致；還有‘於都斤山’，這是古地名，現在叫‘奧特根騰格爾山’，這在蒙古是聖山。瑕不掩瑜，訂正之後這本書會更好”。
首都師範大學歷史系的孫正軍老師在2006年參加考察時，還是碩士二年級的同學，他說，“我對這次蒙古考察中學術的內容已經沒有什麼印象了，這次讀羅豐老師這本書，對我個人而言，也是把我的記憶重新喚醒，是個人生命史的重新發現。這本書也讓我想到，現在科研經費也多，學者們紛紛走出書齋，大家有能力做各種考察。可在走出去之後呢，往往兩手空空就回來了，最多拍了幾張照片。羅豐老師這本書其實給我們提供了一個範本，也就是考察之後怎麼記錄和寫作，怎麼把學術和普及結合在一起，這和傳統的學術寫作是完全不同的”。
7月14日 矽化木石堆〔爾冬強攝〕
《蒙古國紀行》也許能鼓舞更多的專業學者
給廣大讀者多寫點東西
攝影家爾冬強先生是從上海專程趕來的，會後坐第一班高鐵返回上海，只在北大停留了兩個多小時。他在發言中說：“本來這兩天要下南洋，聽羅新老師說有這麼一個會議，就趕來學習一下。這可能是我人生中最長的一堂課，從2006年到現在前後跨度長達12年，有機會看到老師們在蒙古每天認真地工作，其實也影響了我之後的人生軌跡。像羅新老師、羅豐老師，他們的調查本子是不離手的，在車上、車下、吃飯時，隨時都在記，如果不是在現場做了大量的工作，完全靠回來之後再寫，很難寫的這麼有意思。羅豐老師的學術精神也讓我特別欽佩，我專門開車去過他工作的地方，對我來講，追隨各位老師，做一些視覺文獻的工作，也是餘下來的生命裡比較重要的部分”。
爾冬強
新疆吐魯番學研究院丹青研究員是從蘇州趕來參會的，他說，“在蒙古我拍了很多照片，拍的最多的不是文物，是爾冬強先生的工作照。他是個工作狂，那麼重的設備，他不需要任何人幫忙，每一次他都跑在最前面，我特別敬佩爾先生。另外，我願意為這本書好好寫篇書評，我寫也比較合適，畢竟我是這次考察的參加者”。
責任編輯曾誠也參加了座談，他說，“2016年，羅豐老師把稿子交給我，我當時並沒有想好這本書應該出成什麼樣子，但這是羅老師第一本純學術以外的書稿，我覺得託付是很重的。三聯書店應該把這樣學術性、普及性兼備的書出好。最終決定這本書面貌的，一方面是羅豐老師寫的文字和同行很多老師拍攝的精彩照片，特別是爾冬強先生的作品，這是書的主體內容；另外一方面，來自這本書的內外形式，出於設計師李猛的精心編排和設計。而我的工作，其實是把這兩者密切聯繫起來。這本書最終呈現的樣子，是讓人滿意的，這確實是用心做出來的書，我覺得《蒙古國紀行》也許能鼓舞更多的專業學者在做研究、完成課題之餘，有動力給廣大讀者多寫點東西”。
編輯曾誠展示《蒙古國紀行》的裝幀細節
為全書做整體設計的李猛說，“這本書在做的過程中都仔細看了，我和曾誠在做書的過程中，打消了美編和文字編輯的界限，高度地合作，有不少互相交叉的工作，這也對最終成書的效果有很明顯的影響。我這裡要特別感謝兩個重要視覺元素的提供者，一位是爾冬強先生，沒有他的照片，篇章頁是沒法做的；另外就是書名題簽和書中涉及書寫的部分，都來自李泉匯老師。圖片和書法為羅豐老師這本書達到較高的水準做了很大貢獻”。
⇣ 部分篇章頁 〔爾冬強攝 李泉匯題簽〕
7月22日 廣袤的綠色直撲山巔，沒有色差的過渡
7月23日 轉場的駝隊
7月24日 蒙古高原上展翅高飛的雄鷹
凡是測量，都有意義
北大歷史系的朱玉麒教授並沒有參加兩次蒙古國之旅，但他近年來也常常組織和參與在境外的歷史考察活動，並且《蒙古國紀行》最先成文的一部分就刊發在他主編的《西域文史》輯刊中。他說道：“就像去年我們一起去帕米爾高原，每到一個地方，羅豐都會說，‘測量一下’，很多時候我覺得測量沒有什麼意義，他卻說，‘測量一下’。他認為，凡是測量，都有意義。我們今天看《蒙古國紀行》的時候，除了欣賞他的筆法，這本書裡其實有一個考古學家的內涵。在我讀他的文字的時候，腦子裡有時會浮現他說話的聲音，這本書應該是個固原話的版本，書中有一句，‘我們看到了來接我們的人了’，用普通話念覺得是一個病句，但用固原話來讀，真的是很美妙的、有感情的句子。這本書是我們的榜樣，我們應該學會怎麼用自己的方言把自己的考察記錄下來。”
在座談的最後，本書作者羅豐簡短地談了他的感想，他說：“今天沒想到這麼多人來。這本書的文字部分其實是好多人鼓勵的結果，拿我自己來說，經常喜歡和羅新一塊兒出去旅行，但從來不記比較詳細的筆記，這（2006年）大概是唯一的一次。（之前）每次都是抄個手去轉一圈，第二天回來啥都忘記了。去蒙古這次規定了具體行程，我也響應他的號召，記了比較仔細的筆記。當時記了，但也不知道做啥用處。中華書局的王芳叫我整理一下，我整理了幾天，後來她也沒找我要，我也就扔下算了。一直到前年，朱玉麒經常鼓勵我應該把這個整理完，我才找羅新、爾冬強配了照片，把這個東西弄完。其實主要靠爾冬強的照片，還有編輯和美編的包裝，才變的像一本書，其實沒有多厚。你說我自己嘛，我都不知道怎麼說，因為出去的次數很多，也沒有啥要寫的衝動。現在（書）出來了，我看著也挺好。僅此而已，再沒有別的了。謝謝各位！”
羅豐（右）、丹青
座談在愉快的氣氛中結束，參加蒙古考察的學者一起合影留念。
《蒙古國紀行：從烏蘭巴托到阿爾泰山》
羅豐 著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18-1
ISBN：9787108059611 定價：69.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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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聯書訊 | 2018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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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新（左）、李肖
北大歷史系張帆教授說，“當年在科布多，雖然我說了要寫東西，但‘非出於至誠’，多半是寫不了，果然後來是寫不了。現在我還保留著兩次去蒙古的帳本，和一堆蒙古的發票，以後可供展覽。2006年去蒙古的時候，我看的是波茲德涅耶夫的《蒙古與蒙古人》，在那兒把這本書的第一卷全看完了。其實我們走的路線和他的路線是正好相反的，他是從西向東走，再由北向南，和我們有很多對上的地方。可惜當時沒有記下來，現在就全忘掉了”。
7月13日 規模宏大的額爾德尼召喇嘛廟
特別感覺到職業考古學家的方法和眼光
北大歷史系王小甫教授參加了2004年的蒙古考察，他認為那次考察是他學術上的轉捩點，“後來我出的《中國中古的族群凝聚》，有五篇文章與蒙古考察有關係，中國的歷史文字記載比較多，周邊的歷史記載少，還是要到當地去看一看，感覺完全不一樣”。羅新接著回憶說，那次回程，乘車從烏蘭巴托到二連浩特，特意穿越絕漠戈壁，沿途艱苦異常，一路看到很多動物屍體，不少是剛死不久的，王小甫老師是以馬革裹屍的決心，橫穿大漠，回到國內，之後他就很少外出考察了。
北大歷史系的党寶海老師回憶起考察隊的另一個細節，“在考察烏裡雅蘇台的關帝廟時（見書中第47節），我特別感覺到，職業考古學家的方法和眼光，比起專門研究歷史的人來說，在田野考察時有特別的長處。當時是黃昏時分，我和孫正軍的任務是協助羅豐老師調查關帝廟大概的結構。關帝廟的建築已經沒有了，只有殘留的基礎，我和孫正軍看到天色已晚，想趕緊測量完離開，而羅豐老師以他一貫的沉著冷靜，告訴我們別急著量，先要把遺址的結構和佈局搞清楚。所以在場地上一起走了兩圈，他說，大概的結構應該已經差不多了。我們倆是沒有概念的，羅老師指揮我們量哪兒就量哪兒，結束後，他在地上簡單畫了一個關帝廟結構的草圖，我們看到的雜亂無章的遺跡，在這個圖上就變得很有秩序了（參見書中第320頁）。回到駐地，我們借助爾冬強老師的照片，看清代烏裡雅蘇台的高圖元地圖，關帝廟的結構圖和羅豐老師現場調查後在地上畫的圖，幾乎是一模一樣的。這讓我對羅豐老師的田野調查經驗非常佩服，他後來告訴我說，在現場就不能著急，要沉得住氣”。
關帝廟碑〔爾冬強攝〕
現場繪製的烏裡雅蘇台關帝廟地址分佈示意圖
北大歷史系的郭潤濤教授參加了前後兩次的蒙古考察，而“2006年這次，準備的非常好，外出考察時準備充分是最為重要的一點。剛才李肖老師沒講，我們這一次帶上了吐魯番文物局的發電機。在野外，太陽一落山，天一下就黑了，真的全黑了，連搭帳篷都看不見。我們當時也有一些其他照明的裝備，幾乎都是沒有用的，但有發電機就完全不同了，大燈很亮，而且爾冬強先生的相機、我們的手機，都可以充電了。天黑以後沒有那麼慌張，我的印象太深了”。他還提到了對烏裡雅蘇台關帝廟碑的研究，郭老師說等時機成熟了，他還會寫出來。
7月19日 燃燒了幾個小時的篝火〔爾冬強攝〕
《蒙古國紀行》的出版與時代的轉向有關
社科院歷史所的吳玉貴研究員參加了2004的考察，他主要談的是這本新書，讀過之後，他認為這本書“做的典雅、舒服，又不張揚，現在做的奢華的書很多，但捧上以後感覺很溫潤的卻不多。而且，羅豐確實寫的很好，我們認識幾十年了，對他在《蒙古國紀行》裡的這種文筆，以前感受還不是太多。他的文筆相比羅新有另外一種妙處，感覺是侃侃而談，一點不亂，跟他平時說話一樣，慢慢地說。現在是不是有一種新的傾向，前不久羅新的《從大都到上都》剛出，現在這本書也出來了，而這兩位都是在書齋裡做學問的，不約而同地都出這樣的書，是不是和時代的轉向有什麼關係？這樣的書不好寫，要有內容，受眾面一下擴大了很多，怎麼能寫的既有專業性，還要照顧到專業外的受眾？尤其是在這之前剛看過羅新的《從大都到上都》，這兩本書正好相映成趣”。
右起：吳玉貴、姚克成等
北大外國語學院的姚克成教授擔任了前後兩次蒙古考察的翻譯和組織工作，他說，“蒙古國21個省，因為參加了這兩次考察，我一共走了18個省，只有3個省沒去。我是蒙古語專業的，這些年跟蒙古有關的書我都買都看，要說學術領域的著作，我覺得羅豐先生這本《蒙古國紀行》含金量高，這本書有偵探的眼光、作家的文筆、學者的知識。但這本書也有不足，主要是人名、地名拼寫較為隨意，像書中蒙古的考古學家那汪，又寫成‘那旺’，前後不一致；還有‘於都斤山’，這是古地名，現在叫‘奧特根騰格爾山’，這在蒙古是聖山。瑕不掩瑜，訂正之後這本書會更好”。
首都師範大學歷史系的孫正軍老師在2006年參加考察時，還是碩士二年級的同學，他說，“我對這次蒙古考察中學術的內容已經沒有什麼印象了，這次讀羅豐老師這本書，對我個人而言，也是把我的記憶重新喚醒，是個人生命史的重新發現。這本書也讓我想到，現在科研經費也多，學者們紛紛走出書齋，大家有能力做各種考察。可在走出去之後呢，往往兩手空空就回來了，最多拍了幾張照片。羅豐老師這本書其實給我們提供了一個範本，也就是考察之後怎麼記錄和寫作，怎麼把學術和普及結合在一起，這和傳統的學術寫作是完全不同的”。
7月14日 矽化木石堆〔爾冬強攝〕
《蒙古國紀行》也許能鼓舞更多的專業學者
給廣大讀者多寫點東西
攝影家爾冬強先生是從上海專程趕來的，會後坐第一班高鐵返回上海，只在北大停留了兩個多小時。他在發言中說：“本來這兩天要下南洋，聽羅新老師說有這麼一個會議，就趕來學習一下。這可能是我人生中最長的一堂課，從2006年到現在前後跨度長達12年，有機會看到老師們在蒙古每天認真地工作，其實也影響了我之後的人生軌跡。像羅新老師、羅豐老師，他們的調查本子是不離手的，在車上、車下、吃飯時，隨時都在記，如果不是在現場做了大量的工作，完全靠回來之後再寫，很難寫的這麼有意思。羅豐老師的學術精神也讓我特別欽佩，我專門開車去過他工作的地方，對我來講，追隨各位老師，做一些視覺文獻的工作，也是餘下來的生命裡比較重要的部分”。
爾冬強
新疆吐魯番學研究院丹青研究員是從蘇州趕來參會的，他說，“在蒙古我拍了很多照片，拍的最多的不是文物，是爾冬強先生的工作照。他是個工作狂，那麼重的設備，他不需要任何人幫忙，每一次他都跑在最前面，我特別敬佩爾先生。另外，我願意為這本書好好寫篇書評，我寫也比較合適，畢竟我是這次考察的參加者”。
責任編輯曾誠也參加了座談，他說，“2016年，羅豐老師把稿子交給我，我當時並沒有想好這本書應該出成什麼樣子，但這是羅老師第一本純學術以外的書稿，我覺得託付是很重的。三聯書店應該把這樣學術性、普及性兼備的書出好。最終決定這本書面貌的，一方面是羅豐老師寫的文字和同行很多老師拍攝的精彩照片，特別是爾冬強先生的作品，這是書的主體內容；另外一方面，來自這本書的內外形式，出於設計師李猛的精心編排和設計。而我的工作，其實是把這兩者密切聯繫起來。這本書最終呈現的樣子，是讓人滿意的，這確實是用心做出來的書，我覺得《蒙古國紀行》也許能鼓舞更多的專業學者在做研究、完成課題之餘，有動力給廣大讀者多寫點東西”。
編輯曾誠展示《蒙古國紀行》的裝幀細節
為全書做整體設計的李猛說，“這本書在做的過程中都仔細看了，我和曾誠在做書的過程中，打消了美編和文字編輯的界限，高度地合作，有不少互相交叉的工作，這也對最終成書的效果有很明顯的影響。我這裡要特別感謝兩個重要視覺元素的提供者，一位是爾冬強先生，沒有他的照片，篇章頁是沒法做的；另外就是書名題簽和書中涉及書寫的部分，都來自李泉匯老師。圖片和書法為羅豐老師這本書達到較高的水準做了很大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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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2日 廣袤的綠色直撲山巔，沒有色差的過渡
7月23日 轉場的駝隊
7月24日 蒙古高原上展翅高飛的雄鷹
凡是測量，都有意義
北大歷史系的朱玉麒教授並沒有參加兩次蒙古國之旅，但他近年來也常常組織和參與在境外的歷史考察活動，並且《蒙古國紀行》最先成文的一部分就刊發在他主編的《西域文史》輯刊中。他說道：“就像去年我們一起去帕米爾高原，每到一個地方，羅豐都會說，‘測量一下’，很多時候我覺得測量沒有什麼意義，他卻說，‘測量一下’。他認為，凡是測量，都有意義。我們今天看《蒙古國紀行》的時候，除了欣賞他的筆法，這本書裡其實有一個考古學家的內涵。在我讀他的文字的時候，腦子裡有時會浮現他說話的聲音，這本書應該是個固原話的版本，書中有一句，‘我們看到了來接我們的人了’，用普通話念覺得是一個病句，但用固原話來讀，真的是很美妙的、有感情的句子。這本書是我們的榜樣，我們應該學會怎麼用自己的方言把自己的考察記錄下來。”
在座談的最後，本書作者羅豐簡短地談了他的感想，他說：“今天沒想到這麼多人來。這本書的文字部分其實是好多人鼓勵的結果，拿我自己來說，經常喜歡和羅新一塊兒出去旅行，但從來不記比較詳細的筆記，這（2006年）大概是唯一的一次。（之前）每次都是抄個手去轉一圈，第二天回來啥都忘記了。去蒙古這次規定了具體行程，我也響應他的號召，記了比較仔細的筆記。當時記了，但也不知道做啥用處。中華書局的王芳叫我整理一下，我整理了幾天，後來她也沒找我要，我也就扔下算了。一直到前年，朱玉麒經常鼓勵我應該把這個整理完，我才找羅新、爾冬強配了照片，把這個東西弄完。其實主要靠爾冬強的照片，還有編輯和美編的包裝，才變的像一本書，其實沒有多厚。你說我自己嘛，我都不知道怎麼說，因為出去的次數很多，也沒有啥要寫的衝動。現在（書）出來了，我看著也挺好。僅此而已，再沒有別的了。謝謝各位！”
羅豐（右）、丹青
座談在愉快的氣氛中結束，參加蒙古考察的學者一起合影留念。
《蒙古國紀行：從烏蘭巴托到阿爾泰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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