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馬一浮的最高評價來自梁漱溟：“千年國粹， 一代儒宗。 ”近年《馬一浮全集》得以出版， 馬一浮學名方略為世人所知， 單一個“仁”字， 就窮盡了儒釋道之義理， 比如孔子論仁， 就統攝了佛學的四悉檀。
——題記
1963年， 左起：外甥女丁敬涵、馬一浮、內侄女湯淑芳， 在金華縣城
馬一浮教大學畢業生這樣認識過去：“歷史之演變， 只是心理之表現。 因為萬事皆根於心， 其動機往往始於一二人， 其後遂成為風俗。 換言之， 即成為社會一般意識。 故一人之謬誤， 可以造成舉世之謬誤。 ”
此時正值抗戰危機中， 浙江大學避難泰和， 馬一浮也作為難民之一員， 應浙大校長竺可楨之邀， 以大師名義， 于正式課程之外， 設“特別講座”， 教授國學。
馬先生此言， 點明了聖人的歷史指路人角色， 在今天的學者看來， 或偏頗或局限或忤逆， 但卻由此向後人揭開了這名“現代三聖”之一聖的思想體系架構，
馬一浮認為， 國家命脈系于文化， 文化植根於思想。 思想一定是成體系的， 是將各種知識融會貫通後的人生涵養。 孔子所謂“知不務多， 而務審其所知”， 馬一浮將這裡的“知”解讀為思想體系。 當代人對傳統文化、儒家思想體系是有畏難情結的， 馬一浮先生的學問就被公認為1963年， 左起：外甥女丁敬涵、馬一浮、內侄女湯淑芳， 在金華縣城深奧， 不要說今人， 就是馬先生當年在複性書院授課的弟子， 也多感到聽不懂。 但馬先生本義， 卻是“知”這個思想體系不在其大小，
馬先生這樣教授“為往聖繼絕學”：“此理不為堯存， 不為桀亡， 在聖不增， 在凡不減。 ”對比本文篇首馬先生的“唯心史觀”， 如此一變一不變， 馬先生在複性書院開講的第一句話就直取其真諦：“天下之道， 常變而已矣！唯知常而後能應變， 語變而後能顯常。 ”因其如此， 馬先生強調“人皆可以為堯舜”：“學者只是狃于習俗， 不知聖賢分上事即吾性分內事， 不肯承當， 故有終身讀書， 只為見聞所囿， 滯在知識邊便謂已足， 不知更有向上事， 汩沒自性， 空過一生。 ”人人都可以用一生時間構建自己的“知”，
抗戰前期《宜山會語》講學時的馬一浮
複性書院
1939年， 抗戰烽火已經燒遍華北、華東及長江中下游、華南的廣州、南寧等地， 複性書院此時在後方的四川樂山開辦， 馬一浮先生針對救亡問題， 只是告誡學生要判別現在， “勿重視現實”：“因現實主義即是勢力主義， 而理想主義乃理性主義也。 ”馬一浮說：“吾國家民族， 方在被侵略中。 彼侵略國者， 正是一種現實勢力。 須知勢力是一時的， 有盡的。 正義公理是永久的， 是必申的。 ”
早年的馬一浮過著隱士般的生活， 二十歲其妻亡故之後終身未再娶， 讀書寫字愛好元曲， 沒有捲入任何政治乃至學術紛爭。 民國初年當了幾天教育部秘書就請辭而去， 北大蔡元培校長邀請就任文科學長， 馬一浮回以“古聞來學， 未聞往教”拒絕。 對於教育，馬一浮自有自己的理想，根據前述，也可叫做理性：“聚三十歲以下粗明經術小學，兼通先秦各派學術源流者一二百人，甄
選寧缺勿濫，優給廩餼，供給中外圖籍，延聘老師宿儒及外國學者若干人，分別指導。假以歲月，使於西洋文字精通一國，能為各體文詞，兼通希臘、拉丁文，庶幾中土學者可與世界相見。國本初張，與民更始，一新耳目。十年、廿年之後，必有人材蔚然興起，此非一國之幸，亦世界文化溝通之先聲也。”
國難當頭，政府始有保國保種乃至保儒的想法。國民政府撥了一筆款項，支持創辦書院，行政院院長孔祥熙發電報，請馬一浮入川主持。馬一浮有言在先：“書院之設，為專明吾國學術本原，使學者得自由研究，養成通儒，以深造自得為歸。譬之佛家有教外別傳，應超然於學制系統之外，不受任何制限。”馬一浮提出，書院的經費必須完全是來自社會捐贈。政府撥給的款項，僅被視為一種社會性的捐款，以保證不受官方的干涉。在他看來，書院必須獨立存在，如果有國家權力的參與，必將轉而為世俗的政治目的服務，書院的根本宗旨也就失落了。對此，國民政府沒有表示異議，允諾“始終以賓禮相待”。
熊十力也是參與創辦書院的元老。在熊十力看來，創辦書院是一件大事，書院應該由國家主辦，搞得像模像樣，保證充足的資金，擴大招生，並為學生的出路考慮，即對口就業；馬一浮卻低調得多，強調山林佛道般地辦學，自己出山講學已是不得已而為之，所以堅持書院的獨立性，不受政府機關的支配，學生寧缺毋濫，出路問題自己解決，強調書院不是謀出路的工具。書院開始招生，共有八百多人報名。遴選之下，只招了三十多個學生，教師、教工、雜役，總共六十多人。馬一浮的固執佔據了上風，熊十力離開樂山，二人早年的親密無間就此告一段落。
樂山烏尤寺已找不到舊日複性書院的蹤影
西湖隱士
複性書院所在四川樂山烏尤寺，離馬一浮的出生地仁壽不遠。1883年馬一浮出生時，其父是仁壽知縣，但馬一浮只在仁壽、成都長到6歲，便舉家遷回祖上原籍浙江上虞。馬一浮晚號“蠲叟”，似在感念回報故地。
馬一浮九歲能誦《楚辭》《昭明文選》，十六歲參加紹興縣試，與周作人、周樹人等同考，榜列第一，並被浙江巨紳湯壽潛看中，選為東床，與湯壽潛的女兒結婚。1901年，馬一浮的父親、二姐、妻子相繼去世，年方二十的馬一浮自此終身不娶，也為此深得湯府的厚愛與支持。湯壽潛是縱橫清廷和商界的實業家，清末著名的立憲派人物，辛亥時被推舉為浙江軍政府都督。戊戌變法後科舉廢，馬一浮到上海學習英法拉丁文，與謝無量、馬君武等創辦《二十世紀翻譯世界雜誌》，向國人譯介西方文化。後又受聘於清政府，前往美國的清廷美國留學生監督公署任職，一年時間，飽讀了《亞里斯多德政治學》《佛教原理論》《日爾曼社會主義》《社會平權論》等書，流連于黑
格爾、赫胥黎、達爾文、孔德、拜倫、但丁、莎士比亞、康得，遍涉修辭學、倫理學、心理學等等。
馬一浮紀念館在西湖花港觀魚公園內，地處蘇堤映波橋畔，瀕臨西南湖的蔣莊。蔣莊原名小萬柳堂，原為無錫廉惠卿別業，蔣國榜購得後改建，俗稱蔣莊
馬一浮後又赴日本學習日文和德文，並將一部德文版馬克思《資本論》帶回中國自己閱讀，此時是1904年，馬一浮是將馬克思《資本論》引進中國的第一人。
但從24歲起，馬一浮從西學中跳脫出來，寄居杭州外西湖廣化寺，廣讀36400餘冊《四庫全書》，32歲于民國初年的變局中，潛心於《論語》及程顥、程頤的伊洛之學，並在當世後世的時代社會變遷中，堅持經不可廢，並因與潮流不合而遺世獨立。
如此稟賦超然學貫中西，又何以在而立之年重返國故，終成一代大儒？要知孔子“知不務多，而務審其所知”之後，乃是下文“行不務多，而務審其所由。言不務多，而務審其所謂”。馬先生說：“對於現在，不僅判斷，卻要據自己判斷去實行，故屬於行得多。對於未來，所負責任較重，乃是本於自己所知所行，以為後來做先導，是屬於言得較多。”馬一浮的由博覽世界轉而貫通理學而成一代宗師，代表的是其對未來的判斷。在此馬先生提出佛教的因果律，認為自然界、人事界，皆不能外於因果律，絕無無因而至之事，現在事實是果，其所以致此者，非一朝一夕之故，這就是因。秉持因果律，學者的眼光會放得長遠，十年二十年只能算近因，一二百年之上才能算遠因。而以現在為因，未來亦必有果。今日人們的言論，不管是對於現實社會的滿意或者不滿，感覺其尚有不善或不美，皆可影響未來。馬一浮認為所以要“審其所謂”，必須選擇精當，不可輕易亂講話。抗戰末期，南懷瑾到複性書院探訪馬一浮，就聽他說，年輕時輕易寫作，回顧起來，很想自己把它燒毀。
馬一浮紀念館
從二十多歲到五十多歲，馬一浮棲居杭州孤山，漸漸成為一位長髯飄飄的國學大師、書法高人。其間有蘇曼殊來訪，記錄“此間有馬處士一浮，其人無書不讀，不慧曾兩次相見，談論娓娓，令人忘饑也。”同鄉後學胡蘭成也來訪。又有好友李叔同與之共同研究佛學，李叔同終於在杭州虎跑定慧寺出家。任教于北京大學的梁漱溟以後學自居訪問馬一浮，他的同事熊十力後也前來拜訪，三人結為至交。熊十力來訪時二人素無往來，以著作《新唯識論》的手稿投書求見，50歲的馬一浮對熊十力《新唯識論》倍加推崇，興奮地親自回訪熊十力，為之作序。
學界都知道杭州有一位世外高人馬一浮，並且總是拒絕外界的講學出山之邀。1936年竺可楨任浙江大學校長，兩次登門拜訪，又托先生左右好友代為遊說，希望延請先生任教。馬一浮給中間人寫信回復說：“弟平日所講，不在學校之科，亦非初學所能喻。誠恐扞隔不入，未必有益，不如其已，非以距人自高也。今竺君複再三挽人來說，弟亦不敢輕量天下士，不復堅持初見。因謂若果有學生向學真切，在學校科目系統之外，自願研究，到門請業，亦未嘗不可。”其實等於提出了要求，可以出山講學，但不願意受到學校學科的束縛和限制。並且提出，不是到大學當“教授”“老師”，必須以“大師”之名以待。
《竺可楨日記》記載了此事並讓我們得以瞭解此事的下文：“據張雲一浮提出一方案，謂其所授課不能在普通學程以內，此點餘可允許，當為外國的一種Seminar（研究班課程）。但一浮並欲學校稱其謂國學大師，而其學程為國學研究會，則在座者均不贊同，餘亦以為不可。大師之名有類佛號；名曰會，則必呈請黨部，有種種麻煩矣。餘允再與面洽。”直至抗戰開始，大家患難之交，難民馬一浮也需要有個工作，而流徙中的大學行政制度也不那麼嚴格，雙方方才達成一致，因此有了馬一浮於學科體制外講學于南遷中浙江大學的《泰和會語》《宜山會語》。
六藝之學
馬一浮先生順應因緣，不講學則已，講學則系統托出自己的畢生心血與成就，也是馬一浮學術思想的核心內容——楷定國學於六藝之學。馬先生說：“現在要講國學，第一須楷定國學名義。……舉此一名，該攝諸學，唯六藝足以當之。六藝者，即是《詩》《書》《禮》《樂》《易》《春秋》也。此是孔子之教，吾國二千餘年來普遍承認一切學術之原皆出於此，其餘都是六藝之支流。故六藝可以該攝諸學，諸學不能該攝六藝。今楷定國學者，即六藝之學，用此代表一切固有學術，廣大精微，無所不備。”
一錘定音，馬一浮終結了長時間以來學界對“國學”定義的眾說紛紜——如果說國學就是傳統文化，過於寬泛，因為傳統的人創造出的文化都叫傳統文化；如果認為國學等於儒學，又過於狹隘，因為中國一向以儒釋道三家並稱；如果規定國學就是儒釋道，又不能清楚地究其源頭。馬先生之“楷定”國學，卻不是為了搶佔話語權的“確定”，他說：“學問，天下之公，言確定則似不可移易，不許他人更立異義，近於自專。今言楷定，則仁智各見……”
馬一浮篆刻
及至複性書院開課，院名“複性”，表達了馬一浮教育思想的精准定位，他說：“學術，人心所以紛歧，皆由溺于所習而失之，複其性則然矣。複則無妄，無妄即誠也。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教之為道，在複其性而已矣。今所以為教者，皆囿于習而不知有性。故今揭明複性之義，以為宗趣。”教育從來都是吵吵嚷嚷的大論壇，喧囂者都是執著于自己所習而迷失了方向，教育的真諦在於“複性”。
複性書院的課程設置，由馬一浮精心擬定，能清晰地反映出他的思想架構：首先是“群經大義”，闡發六經的精義，用六藝統攝一切文化；然後繼之以“四科”：玄學、義學、禪學、理學。這四者在不同程度上都融合了儒、釋、道三教思想的精髓。另外，書院還擬開設西方哲學一科，以期對西方的思想文化也能夠有所旁通。
馬一浮認為國學就是六藝之學，是我們這個現代民族國家最古老的學術文化源頭。這個學術文化源頭在歷史發展的長河中，尤其是在民族、國家或者更大的群體遇到如何生存與發展的問題時，將會統領人心，做出最自然、最合理、最實在的歷史選擇，看起來偶然的選擇，其實在各民族學術文化源頭中，早已涵蘊，此“即吾人自所具有之義理”，“義理雖為人心所具有，不致思則不得，故學原於思”，所以一切道理，一切德性，皆在為一心所具有，應該代代傳承，永遠開發而更新。因此，我們應對學術文化之源頭（六藝之學）不斷適時思考，以推進學術文化之“日新”，此乃千古不易之真理。因此，馬先生所說的“六藝該攝一切學術”是就其根源，應適時開發，日日新，又日新。所以馬一浮先生說：“六藝之道是前進的，決不是倒退的，均勿誤為開倒車；是日新的，決不是腐舊的。”
馬一浮曾喟然長歎：“世界無盡，眾生無盡，聖人之願力亦無有盡。人類未來之生命方長，歷史經過之時間尚短，天地之道只是個‘至誠無息’，聖人之道只是個‘純亦不已’，往者過，來者續，本無一息之停。此理決不會中斷，人心決定是同然。”
1931年冬,馬一浮與姐姐(右一)一家在杭州延定巷寓所合影
明心盡性
在複性書院的籌備過程中，蔣介石曾于重慶有幸得以宴請馬一浮，並且請教時局之勢、治國之道。馬一浮沒有推卻，思量再三說道：“唯先儒有兩句話可以奉告：唯誠可以感人，唯虛可以接物，此是治國的根本法。”實際上，蔣公如果聽過馬先生在浙江大學講課，立國之理是講得清楚明白的。中國古來的傳統，歷來是文教之治，讀書人在庶民之上，言傳身教，以達到治理社會的示範效果。但馬一浮指出“讀書而不窮理，只是增長習氣。察識而不涵養，只是用智用私。”讀書要學而時習之，窮盡道理，“心能入理，便有主宰。義理為主，此心常存。”讀書人讀書一定要過這一道坎，才能避免私心滿溢，人心“攀援馳逐，意念紛飛，必至昏昧。”以昏昧之心，處理面對的事情，就真的是謬以千里了。相反，若讀書而窮理，察識而有涵養，“涵養愈深醇，則察識愈精密。見得道理，明明白白，胸中更無餘疑。一切計較利害之私，自然消失。逢緣遇境，隨處皆能自主，皆有受用，然後方可以濟艱危，處患難，當大任，應大變……”馬先生還說過：“古人之書固不可不讀，須是自己實去修證，然後有入處，否則即讀聖賢書亦是枉然。”這就揭示了中國的文教傳統，自堯舜禹三代以後，沒有從根本上造福古老中國的原因。
“始于立國，終於化成天下，須從一身之言行做起”，“從自己心體上將義理顯發出來，除去病痛，才可以為立身之根本。知道立身，才可以為立國之根本。一切學術以此為基，六藝之道即從此入。”義理圓融之後，馬一浮先生又回到六藝之道，回到學術本身。所以馬先生被稱為融會貫通的理學家，相比之下，熊十力在貫通學理方面就稍顯“理障”，而梁漱溟則過多糾結於學問的經世致用，難以自拔。
綜觀馬一浮先生一生的著作，約有300萬字，其中最重要的是《泰和會語》《宜山會語》《複性書院講錄》和《爾雅台答問》四種，這些著作都是馬先生述而不作的講課或書信答問輯錄，從形式上等同於孔子
《論語》，或釋迦牟尼佛教言。
1957年5月，周恩來陪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伏羅希洛夫拜訪馬一浮，左一為省長沙文漢，左二周恩來，左三蔣國榜，蔣莊。當時杭州報紙有很多宣傳。
君子不器
在馬一浮上述講課或書信中，隨處可見引用佛經的痕跡，多處講到儒佛相通。先生說：“儒佛等是間名，心性人所同具，古來達德，莫不始於知性，終於盡性。”“《華嚴》可以通《易》，《法華》可以通《詩》，苟能神會心解，得意忘言於文字之外，則義學、禪學悟道之言，亦可以與諸儒經說大義相通。”儒佛在馬一浮看來不僅相通，他甚至認為，只有從佛學裡翻過跟頭的人，真正體悟了世間皆苦，懂得因果律而擁有慈悲之人，才有可能真正瞭解儒學。
馬一浮在複性書院講《論語大義》，以孔門弟子問仁孔子有不同的回答為例，說明孔子“鹹具四種悉檀，此是詩教妙義”——
（四悉檀者，出天臺教義。悉言遍，檀言施，華梵兼舉也。一、世界悉檀。世界為隔別分限之義。人之根器，各有所限，隨宜分別次第為說，名世界悉檀。二、為人悉檀。即謂因材施教，專為此一類機說，令其得入，名為人悉檀。三、對治悉檀。謂應病與藥，對治其人病痛而說。四、第一義悉檀。即稱理而說也。）如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世界悉檀也。答子貢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為人悉檀也。答司馬牛曰：“仁者其言也訒。”答樊遲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對治悉檀也。答顏淵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第一義悉檀也。
可以說，馬一浮是晚清以來，中國現代學者當中佛學造詣最深湛的一位。他的佛學造詣之高，間或使得身邊同修之人，不乏有出世修行的念頭，其中最為人所知的，就是李叔同削髮而為弘一法師。還有一位叫彭遜之的同修，馬一浮並不贊成其出家，後來彭出家卻沒能戒掉貪嗔癡，和寺裡的小僧人吵架，又憤而離寺還俗。其間馬一浮對彭的家庭子女勤加撫養，多方照顧。
在複性書院，馬一浮曾經給弟子講，如果以大乘佛學來解釋儒學義理，“彼此印證”，可以說“無往而不合”。他還透露自己的功夫秘技，自己所以對聖賢語言尚能知得下落，就是因為“從此得來”。
如果說，講學內容只能算“言曰從”，只是為了幫助後學建立學問，那麼馬一浮先生在講學和書信之外，大量的詩作和書法，是他學問圓融精深的另一個載體。馬一浮曾經對人講，你看我的詩，就會瞭解我的學問。誠然，其詩其書呈現的是先生學問精神中最生動的一面。可惜，如熊十力評價：“馬一浮的學問，能參百家之奧。其特別之表現在詩，後人能讀者幾乎等於零也。”
1962年，胡蘭成在日本報章上發表文章《當代大儒馬一浮》：“近從家鄉來者口中聽聞，馬一浮在杭州健康無事。馬一浮先生今已八十餘歲，乃一代卓絕之大儒，而其隱含于心的黃老精神，則可比西漢揚雄，又有似五代陳摶。”1967年，一代儒宗馬一浮病逝於杭州。“吾詩當傳，恨中國此時太寂寞耳。”自撰的墓誌銘早已在1958年寫好：
……
惟適性以盡命兮，如久客之歸休。
委形而去兮，乘化而遊。
蟬蛻於茲壤兮，依先人之故丘。
身與名其俱泯兮，曾何有夫去留。
對於教育，馬一浮自有自己的理想，根據前述，也可叫做理性：“聚三十歲以下粗明經術小學，兼通先秦各派學術源流者一二百人，甄選寧缺勿濫，優給廩餼，供給中外圖籍，延聘老師宿儒及外國學者若干人，分別指導。假以歲月，使於西洋文字精通一國，能為各體文詞，兼通希臘、拉丁文，庶幾中土學者可與世界相見。國本初張，與民更始，一新耳目。十年、廿年之後，必有人材蔚然興起，此非一國之幸，亦世界文化溝通之先聲也。”
國難當頭，政府始有保國保種乃至保儒的想法。國民政府撥了一筆款項，支持創辦書院，行政院院長孔祥熙發電報，請馬一浮入川主持。馬一浮有言在先：“書院之設，為專明吾國學術本原，使學者得自由研究，養成通儒，以深造自得為歸。譬之佛家有教外別傳，應超然於學制系統之外，不受任何制限。”馬一浮提出，書院的經費必須完全是來自社會捐贈。政府撥給的款項，僅被視為一種社會性的捐款，以保證不受官方的干涉。在他看來，書院必須獨立存在，如果有國家權力的參與，必將轉而為世俗的政治目的服務，書院的根本宗旨也就失落了。對此，國民政府沒有表示異議，允諾“始終以賓禮相待”。
熊十力也是參與創辦書院的元老。在熊十力看來，創辦書院是一件大事，書院應該由國家主辦，搞得像模像樣，保證充足的資金，擴大招生，並為學生的出路考慮，即對口就業；馬一浮卻低調得多，強調山林佛道般地辦學，自己出山講學已是不得已而為之，所以堅持書院的獨立性，不受政府機關的支配，學生寧缺毋濫，出路問題自己解決，強調書院不是謀出路的工具。書院開始招生，共有八百多人報名。遴選之下，只招了三十多個學生，教師、教工、雜役，總共六十多人。馬一浮的固執佔據了上風，熊十力離開樂山，二人早年的親密無間就此告一段落。
樂山烏尤寺已找不到舊日複性書院的蹤影
西湖隱士
複性書院所在四川樂山烏尤寺，離馬一浮的出生地仁壽不遠。1883年馬一浮出生時，其父是仁壽知縣，但馬一浮只在仁壽、成都長到6歲，便舉家遷回祖上原籍浙江上虞。馬一浮晚號“蠲叟”，似在感念回報故地。
馬一浮九歲能誦《楚辭》《昭明文選》，十六歲參加紹興縣試，與周作人、周樹人等同考，榜列第一，並被浙江巨紳湯壽潛看中，選為東床，與湯壽潛的女兒結婚。1901年，馬一浮的父親、二姐、妻子相繼去世，年方二十的馬一浮自此終身不娶，也為此深得湯府的厚愛與支持。湯壽潛是縱橫清廷和商界的實業家，清末著名的立憲派人物，辛亥時被推舉為浙江軍政府都督。戊戌變法後科舉廢，馬一浮到上海學習英法拉丁文，與謝無量、馬君武等創辦《二十世紀翻譯世界雜誌》，向國人譯介西方文化。後又受聘於清政府，前往美國的清廷美國留學生監督公署任職，一年時間，飽讀了《亞里斯多德政治學》《佛教原理論》《日爾曼社會主義》《社會平權論》等書，流連于黑
格爾、赫胥黎、達爾文、孔德、拜倫、但丁、莎士比亞、康得，遍涉修辭學、倫理學、心理學等等。
馬一浮紀念館在西湖花港觀魚公園內，地處蘇堤映波橋畔，瀕臨西南湖的蔣莊。蔣莊原名小萬柳堂，原為無錫廉惠卿別業，蔣國榜購得後改建，俗稱蔣莊
馬一浮後又赴日本學習日文和德文，並將一部德文版馬克思《資本論》帶回中國自己閱讀，此時是1904年，馬一浮是將馬克思《資本論》引進中國的第一人。
但從24歲起，馬一浮從西學中跳脫出來，寄居杭州外西湖廣化寺，廣讀36400餘冊《四庫全書》，32歲于民國初年的變局中，潛心於《論語》及程顥、程頤的伊洛之學，並在當世後世的時代社會變遷中，堅持經不可廢，並因與潮流不合而遺世獨立。
如此稟賦超然學貫中西，又何以在而立之年重返國故，終成一代大儒？要知孔子“知不務多，而務審其所知”之後，乃是下文“行不務多，而務審其所由。言不務多，而務審其所謂”。馬先生說：“對於現在，不僅判斷，卻要據自己判斷去實行，故屬於行得多。對於未來，所負責任較重，乃是本於自己所知所行，以為後來做先導，是屬於言得較多。”馬一浮的由博覽世界轉而貫通理學而成一代宗師，代表的是其對未來的判斷。在此馬先生提出佛教的因果律，認為自然界、人事界，皆不能外於因果律，絕無無因而至之事，現在事實是果，其所以致此者，非一朝一夕之故，這就是因。秉持因果律，學者的眼光會放得長遠，十年二十年只能算近因，一二百年之上才能算遠因。而以現在為因，未來亦必有果。今日人們的言論，不管是對於現實社會的滿意或者不滿，感覺其尚有不善或不美，皆可影響未來。馬一浮認為所以要“審其所謂”，必須選擇精當，不可輕易亂講話。抗戰末期，南懷瑾到複性書院探訪馬一浮，就聽他說，年輕時輕易寫作，回顧起來，很想自己把它燒毀。
馬一浮紀念館
從二十多歲到五十多歲，馬一浮棲居杭州孤山，漸漸成為一位長髯飄飄的國學大師、書法高人。其間有蘇曼殊來訪，記錄“此間有馬處士一浮，其人無書不讀，不慧曾兩次相見，談論娓娓，令人忘饑也。”同鄉後學胡蘭成也來訪。又有好友李叔同與之共同研究佛學，李叔同終於在杭州虎跑定慧寺出家。任教于北京大學的梁漱溟以後學自居訪問馬一浮，他的同事熊十力後也前來拜訪，三人結為至交。熊十力來訪時二人素無往來，以著作《新唯識論》的手稿投書求見，50歲的馬一浮對熊十力《新唯識論》倍加推崇，興奮地親自回訪熊十力，為之作序。
學界都知道杭州有一位世外高人馬一浮，並且總是拒絕外界的講學出山之邀。1936年竺可楨任浙江大學校長，兩次登門拜訪，又托先生左右好友代為遊說，希望延請先生任教。馬一浮給中間人寫信回復說：“弟平日所講，不在學校之科，亦非初學所能喻。誠恐扞隔不入，未必有益，不如其已，非以距人自高也。今竺君複再三挽人來說，弟亦不敢輕量天下士，不復堅持初見。因謂若果有學生向學真切，在學校科目系統之外，自願研究，到門請業，亦未嘗不可。”其實等於提出了要求，可以出山講學，但不願意受到學校學科的束縛和限制。並且提出，不是到大學當“教授”“老師”，必須以“大師”之名以待。
《竺可楨日記》記載了此事並讓我們得以瞭解此事的下文：“據張雲一浮提出一方案，謂其所授課不能在普通學程以內，此點餘可允許，當為外國的一種Seminar（研究班課程）。但一浮並欲學校稱其謂國學大師，而其學程為國學研究會，則在座者均不贊同，餘亦以為不可。大師之名有類佛號；名曰會，則必呈請黨部，有種種麻煩矣。餘允再與面洽。”直至抗戰開始，大家患難之交，難民馬一浮也需要有個工作，而流徙中的大學行政制度也不那麼嚴格，雙方方才達成一致，因此有了馬一浮於學科體制外講學于南遷中浙江大學的《泰和會語》《宜山會語》。
六藝之學
馬一浮先生順應因緣，不講學則已，講學則系統托出自己的畢生心血與成就，也是馬一浮學術思想的核心內容——楷定國學於六藝之學。馬先生說：“現在要講國學，第一須楷定國學名義。……舉此一名，該攝諸學，唯六藝足以當之。六藝者，即是《詩》《書》《禮》《樂》《易》《春秋》也。此是孔子之教，吾國二千餘年來普遍承認一切學術之原皆出於此，其餘都是六藝之支流。故六藝可以該攝諸學，諸學不能該攝六藝。今楷定國學者，即六藝之學，用此代表一切固有學術，廣大精微，無所不備。”
一錘定音，馬一浮終結了長時間以來學界對“國學”定義的眾說紛紜——如果說國學就是傳統文化，過於寬泛，因為傳統的人創造出的文化都叫傳統文化；如果認為國學等於儒學，又過於狹隘，因為中國一向以儒釋道三家並稱；如果規定國學就是儒釋道，又不能清楚地究其源頭。馬先生之“楷定”國學，卻不是為了搶佔話語權的“確定”，他說：“學問，天下之公，言確定則似不可移易，不許他人更立異義，近於自專。今言楷定，則仁智各見……”
馬一浮篆刻
及至複性書院開課，院名“複性”，表達了馬一浮教育思想的精准定位，他說：“學術，人心所以紛歧，皆由溺于所習而失之，複其性則然矣。複則無妄，無妄即誠也。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教之為道，在複其性而已矣。今所以為教者，皆囿于習而不知有性。故今揭明複性之義，以為宗趣。”教育從來都是吵吵嚷嚷的大論壇，喧囂者都是執著于自己所習而迷失了方向，教育的真諦在於“複性”。
複性書院的課程設置，由馬一浮精心擬定，能清晰地反映出他的思想架構：首先是“群經大義”，闡發六經的精義，用六藝統攝一切文化；然後繼之以“四科”：玄學、義學、禪學、理學。這四者在不同程度上都融合了儒、釋、道三教思想的精髓。另外，書院還擬開設西方哲學一科，以期對西方的思想文化也能夠有所旁通。
馬一浮認為國學就是六藝之學，是我們這個現代民族國家最古老的學術文化源頭。這個學術文化源頭在歷史發展的長河中，尤其是在民族、國家或者更大的群體遇到如何生存與發展的問題時，將會統領人心，做出最自然、最合理、最實在的歷史選擇，看起來偶然的選擇，其實在各民族學術文化源頭中，早已涵蘊，此“即吾人自所具有之義理”，“義理雖為人心所具有，不致思則不得，故學原於思”，所以一切道理，一切德性，皆在為一心所具有，應該代代傳承，永遠開發而更新。因此，我們應對學術文化之源頭（六藝之學）不斷適時思考，以推進學術文化之“日新”，此乃千古不易之真理。因此，馬先生所說的“六藝該攝一切學術”是就其根源，應適時開發，日日新，又日新。所以馬一浮先生說：“六藝之道是前進的，決不是倒退的，均勿誤為開倒車；是日新的，決不是腐舊的。”
馬一浮曾喟然長歎：“世界無盡，眾生無盡，聖人之願力亦無有盡。人類未來之生命方長，歷史經過之時間尚短，天地之道只是個‘至誠無息’，聖人之道只是個‘純亦不已’，往者過，來者續，本無一息之停。此理決不會中斷，人心決定是同然。”
1931年冬,馬一浮與姐姐(右一)一家在杭州延定巷寓所合影
明心盡性
在複性書院的籌備過程中，蔣介石曾于重慶有幸得以宴請馬一浮，並且請教時局之勢、治國之道。馬一浮沒有推卻，思量再三說道：“唯先儒有兩句話可以奉告：唯誠可以感人，唯虛可以接物，此是治國的根本法。”實際上，蔣公如果聽過馬先生在浙江大學講課，立國之理是講得清楚明白的。中國古來的傳統，歷來是文教之治，讀書人在庶民之上，言傳身教，以達到治理社會的示範效果。但馬一浮指出“讀書而不窮理，只是增長習氣。察識而不涵養，只是用智用私。”讀書要學而時習之，窮盡道理，“心能入理，便有主宰。義理為主，此心常存。”讀書人讀書一定要過這一道坎，才能避免私心滿溢，人心“攀援馳逐，意念紛飛，必至昏昧。”以昏昧之心，處理面對的事情，就真的是謬以千里了。相反，若讀書而窮理，察識而有涵養，“涵養愈深醇，則察識愈精密。見得道理，明明白白，胸中更無餘疑。一切計較利害之私，自然消失。逢緣遇境，隨處皆能自主，皆有受用，然後方可以濟艱危，處患難，當大任，應大變……”馬先生還說過：“古人之書固不可不讀，須是自己實去修證，然後有入處，否則即讀聖賢書亦是枉然。”這就揭示了中國的文教傳統，自堯舜禹三代以後，沒有從根本上造福古老中國的原因。
“始于立國，終於化成天下，須從一身之言行做起”，“從自己心體上將義理顯發出來，除去病痛，才可以為立身之根本。知道立身，才可以為立國之根本。一切學術以此為基，六藝之道即從此入。”義理圓融之後，馬一浮先生又回到六藝之道，回到學術本身。所以馬先生被稱為融會貫通的理學家，相比之下，熊十力在貫通學理方面就稍顯“理障”，而梁漱溟則過多糾結於學問的經世致用，難以自拔。
綜觀馬一浮先生一生的著作，約有300萬字，其中最重要的是《泰和會語》《宜山會語》《複性書院講錄》和《爾雅台答問》四種，這些著作都是馬先生述而不作的講課或書信答問輯錄，從形式上等同於孔子
《論語》，或釋迦牟尼佛教言。
1957年5月，周恩來陪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伏羅希洛夫拜訪馬一浮，左一為省長沙文漢，左二周恩來，左三蔣國榜，蔣莊。當時杭州報紙有很多宣傳。
君子不器
在馬一浮上述講課或書信中，隨處可見引用佛經的痕跡，多處講到儒佛相通。先生說：“儒佛等是間名，心性人所同具，古來達德，莫不始於知性，終於盡性。”“《華嚴》可以通《易》，《法華》可以通《詩》，苟能神會心解，得意忘言於文字之外，則義學、禪學悟道之言，亦可以與諸儒經說大義相通。”儒佛在馬一浮看來不僅相通，他甚至認為，只有從佛學裡翻過跟頭的人，真正體悟了世間皆苦，懂得因果律而擁有慈悲之人，才有可能真正瞭解儒學。
馬一浮在複性書院講《論語大義》，以孔門弟子問仁孔子有不同的回答為例，說明孔子“鹹具四種悉檀，此是詩教妙義”——
（四悉檀者，出天臺教義。悉言遍，檀言施，華梵兼舉也。一、世界悉檀。世界為隔別分限之義。人之根器，各有所限，隨宜分別次第為說，名世界悉檀。二、為人悉檀。即謂因材施教，專為此一類機說，令其得入，名為人悉檀。三、對治悉檀。謂應病與藥，對治其人病痛而說。四、第一義悉檀。即稱理而說也。）如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世界悉檀也。答子貢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為人悉檀也。答司馬牛曰：“仁者其言也訒。”答樊遲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對治悉檀也。答顏淵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第一義悉檀也。
可以說，馬一浮是晚清以來，中國現代學者當中佛學造詣最深湛的一位。他的佛學造詣之高，間或使得身邊同修之人，不乏有出世修行的念頭，其中最為人所知的，就是李叔同削髮而為弘一法師。還有一位叫彭遜之的同修，馬一浮並不贊成其出家，後來彭出家卻沒能戒掉貪嗔癡，和寺裡的小僧人吵架，又憤而離寺還俗。其間馬一浮對彭的家庭子女勤加撫養，多方照顧。
在複性書院，馬一浮曾經給弟子講，如果以大乘佛學來解釋儒學義理，“彼此印證”，可以說“無往而不合”。他還透露自己的功夫秘技，自己所以對聖賢語言尚能知得下落，就是因為“從此得來”。
如果說，講學內容只能算“言曰從”，只是為了幫助後學建立學問，那麼馬一浮先生在講學和書信之外，大量的詩作和書法，是他學問圓融精深的另一個載體。馬一浮曾經對人講，你看我的詩，就會瞭解我的學問。誠然，其詩其書呈現的是先生學問精神中最生動的一面。可惜，如熊十力評價：“馬一浮的學問，能參百家之奧。其特別之表現在詩，後人能讀者幾乎等於零也。”
1962年，胡蘭成在日本報章上發表文章《當代大儒馬一浮》：“近從家鄉來者口中聽聞，馬一浮在杭州健康無事。馬一浮先生今已八十餘歲，乃一代卓絕之大儒，而其隱含于心的黃老精神，則可比西漢揚雄，又有似五代陳摶。”1967年，一代儒宗馬一浮病逝於杭州。“吾詩當傳，恨中國此時太寂寞耳。”自撰的墓誌銘早已在1958年寫好：
……
惟適性以盡命兮，如久客之歸休。
委形而去兮，乘化而遊。
蟬蛻於茲壤兮，依先人之故丘。
身與名其俱泯兮，曾何有夫去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