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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馬史事]歷史上的茶引是如何改為茶票的?

說起來, 中國歷史上茶葉交易的“茶引制”改為“茶票制”, 和晚清重臣左宗棠有關。

左宗棠在擔任陝甘總督前, 曾在安化隱居八年,

安化是黑茶故鄉, 黑茶運銷在清代盛極一時, 安化最盛時期, 茶號多達200多家, 產銷達20000引之巨(15萬擔, 合8952噸)。 他居住的小淹, 正好是甘肅引商採購黑茶的中心。 崇尚經世致用的左宗棠必定也是有深刻的瞭解, 對茶市情形十分熟悉。

左宗棠後來擔任陝甘總督, 改革西北茶務所採取了一系列措施, 特別是“以票代引”, 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左宗棠為湖南黑茶的發展作出了卓越的貢獻。

從唐代開始, 茶葉就屬朝廷統銷商品, 稱“榷(que)茶”, 按照現代說法是“計畫茶”, 就像煙草局的香煙專賣。 茶引”的最初性質是茶葉的販運憑證, 相當於“賣茶許可證”, 當時採用“引茶制”, 由茶商向朝廷領取引票, 持引至產地收購、製作、運輸。 引票就是朝廷允准的茶葉購銷指標。

左宗棠看到茶引制弊病積深, 不改革不行了, 於是效仿原兩江總督陶澍在官鹽經營上發放鹽票的辦法, 在茶葉經營管理中也實行茶票制度, 他上書說:“國家按引收課, 東南唯鹽, 西北唯茶。 茶務雖課額甚微, 不足與鹽務相比, 然以引課有無為官私之別, 與鹽務固無異也。 道光年間, 兩江鹽務廢馳, 先臣陶澍力排眾議, 於准北奏改鹽票, 鹺納頓起, 且有溢額;曾國藩克復金陵, 猶賴票鹽為入款第一大宗, 其明驗也。 鹽可改票, 茶何不可?……。 今擬仿准鹽之例, 以票代引。 ”

絲綢之路上的黑黃金

1873年朝廷准奏, “改引為票, 曾設南櫃。 ”

當時的具體規定是:每票50引, 合茶51.2擔(老秤)。 承領人至少得領1票, 並且必須在陝甘一帶有房屋不動產, 與此同時, 實行同行3家連環保結, 屬歷史上的株連作法, 也是合同擔保的雛形。 清政府規定每票徵稅銀258兩, 初領時先收100兩, 將茶運送到蘭州入庫時, 再補繳交其餘的158兩。 在繳納課稅後, 可自由經營(楊自舟、董文延、聶豐年:《清末至抗戰期間副茶行銷西北簡述》)。

豁免積欠,

補貼稅金。 “豁免積欠課銀, 停止應徵雜捐”(《甘肅通志》卷22《建置志·茶法》)把茶商以前所欠的茶稅全部免掉, 而且不准再亂收其他雜費。 左宗棠經過與湖南巡撫協商, 對持有陝甘茶票的茶商運茶過湖南境時, 只徵收稅金2成, 其餘8成由陝甘都督府補貼, 在湖南應解甘肅協餉內劃抵。 這一措施一舉兩得, 既激發了茶商運銷茶葉的積極性, 又解決了甘肅協餉曆外拖欠的問題。

其後左宗棠再進行一系列的西北茶務整頓, 茶銷業逐漸復蘇。 僅蘭州地區經營茶葉貿易的商號就增至40餘家, 所發茶票逐年增加, 每年經銷的茶葉多達數百萬斤。 1873年試發放835張茶票, 被茶商一搶而空;光緒元年(1875年)第一案茶票的發行量達到了1462票, 合計4386噸。

左宗棠西北茶務制度的改革特別是改茶引為茶票的舉措,

極大地促進了以安化黑茶為主的湖南黑茶的發展, 有效地解決了黑茶邊銷和出口俄國的貿易問題, 也為以後邊茶供銷政策的制訂奠定了基礎。

民國時期, 由於茶葉生意的繁榮, 逐漸衍生了茶莊、“茶票”和中國絲茶銀行。 1925年, “中國絲茶銀行”發行有5元的代茶幣, 印刷精美, 紅黃色, 鏤空花邊, 4個角印有“伍”字。 上面自右至左橫印“中國絲茶銀行”6字。 當中是扁橢圓形的採茶圖, 左右兩旁均豎寫“伍圓”字樣, 外加灰色鏤空花邊, 再在兩旁各豎寫“天津”兩字。 “採茶圖”下麵自右至左橫寫“憑票即付國幣伍圓”8字, 再下麵自右而左橫印“中華民國十四年”7字。

1949年後, 隨著國家金融體系的建設, 用以茶葉交易的“提貨憑證”慢慢退出了市場, 2012年6月,香港茶票交易中心把茶票這種文化傳承下來,同時開創一種茶交易的新模式。“茶票”的複出讓沉睡了大半個世紀的“茶票”重新回到在人們的視野中。

慶豐祥陳年普洱

2012年6月,香港茶票交易中心把茶票這種文化傳承下來,同時開創一種茶交易的新模式。“茶票”的複出讓沉睡了大半個世紀的“茶票”重新回到在人們的視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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