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
書論研究的主流是關於《蘭亭序》真偽問題的兩次大論辯。
第一次論辯高潮是1965年，
論辯雙方的代表人物是郭沫若和高二適。
當年6月， 時任中國科學院院長的郭沫若在《文物》雜誌上， 發表了一篇《從王謝墓誌出土論〈蘭亭序〉的真偽》一文。 該文推斷《蘭亭序》乃是一贗品， 並非王羲之的作品， 理由二：一是從出土的王謝墓誌（晉代）來看， 《蘭亭序》失去了晉人慣用的帶有隸書筆意的筆法， 因此斷定它不是晉代遺留下來的作品。
郭沫若在閱讀
二是從文章的內容來看， 其作者是在王羲之所作《臨河序》的基礎上加工而寫成的， 因為文章前半部描寫歡快之情， 寫得很流暢， 後半部突然悲痛起來， 這與晉人達觀以及王羲之本人性格大相徑庭， 故值得懷疑。
郭沫若認為， 《蘭亭序》從文到帖皆系後人偽託， 其偽託者即是王羲之七世孫隋代智永和尚。
郭文發表後， 專攻章草的江蘇省文史研究館館員高二適看了， 第一個站在對立面的立場表示異議， 寫了一篇《〈蘭亭序〉的真偽駁議》要與郭沫若爭論。 高文堅持《蘭亭序》仍為晉代王羲之手筆， 並非後人之偽作， 其論點與郭文針鋒相對。
高二適圖
該文認為，
高二適《章草節錄書譜橫幅》
高二適指出， 王字本身有發展過程， 它脫胎於舊時代而又高於舊時代， 向行書方面發展， 故能稱之為“書聖”， 其理由即在此也。 再者， 從美學的觀點上看， 《蘭亭序》書法、文思之瀟灑、飄逸， 與東晉士族的風貌也相吻合。
《蘭亭序》
一時間， 從中央到地方的報刊均刊登了有關《蘭亭序》真偽的論文。 當時參加爭論的學者， 除郭、高二位外， 有龍潛、啟功、于碩、徐玉森、趙萬里、史樹青、沈尹默、高承祚、嚴北溟等人。
郭沫若書法
雙方爭論的焦點， 在於流傳至今的晉代王羲之所寫的《蘭亭序》是真的還是後人之偽作。 前者為肯定派， 以高二適為首；後者為否定派， 以郭沫若為首。 兩派爭論不休， 因雙方都沒有充足證據， 故此爭論， 最後也沒有結論。 不過由於受到特定的政治氣候的影響， 絕大多數論者都站在維護郭文觀點一邊， “順風倒”的現象最為突出。
高二適《行草橫披》
1976年“文革”結束，蘭亭論辯新的高潮再度掀起，到1981年10月紹興“中國書學研究交流會”時，蘭亭論辯的文章竟可以憑數量的優勢被單獨列為一個專題小組，由此將蘭亭論辯的第二次高潮推向頂端。與第一次高潮形成有趣對比的是，在第二次高潮中，絕大多數蘭亭論辯作者的立場、觀點均與郭沫若相左，而深信《蘭亭序》從文到帖皆系王羲之本人所作，這既是人們思維方法趨向多維與成熟的標誌，也是人們漠視“權威”，以追求真理為己任的學術性格確立的結果。大約到1982年以後，蘭亭論辯的高潮漸漸消逝。
郭沫若書法作品
高二適《行草橫披》
1976年“文革”結束，蘭亭論辯新的高潮再度掀起，到1981年10月紹興“中國書學研究交流會”時，蘭亭論辯的文章竟可以憑數量的優勢被單獨列為一個專題小組，由此將蘭亭論辯的第二次高潮推向頂端。與第一次高潮形成有趣對比的是，在第二次高潮中，絕大多數蘭亭論辯作者的立場、觀點均與郭沫若相左，而深信《蘭亭序》從文到帖皆系王羲之本人所作，這既是人們思維方法趨向多維與成熟的標誌，也是人們漠視“權威”，以追求真理為己任的學術性格確立的結果。大約到1982年以後，蘭亭論辯的高潮漸漸消逝。
郭沫若書法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