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魯蓋爾1556年的這幅畫作常被認為是資本主義血腥競爭的寫照
金融洋躍進， 準備好了嗎？
【編者按：本文原載《明報》2018年3月26日， 又經作者盧荻先生做個別修改授權保馬推送。
3月5日， 《政府工作報告》中列出的對今年政府工作的建議， 包括“放寬或取消銀行、證券、基金管理、期貨、金融資產管理公司等外資股比限制， 統一中外資銀行市場准入標準”。
這一政策方針的較為具體內容， 其實早在去年11月份已有透露， 並在社會上引發激烈的爭論， 以至於在今次人大會議上有代表提出質疑、要求修改。 而同樣是在會議期間， 在3月9日， 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和兩位副行長易綱、潘功勝舉行中外記者招待會， 為這個有關金融服務業的市場准入政策提供依據， 並進而引申到更根本的解除跨境資本流動的管制、達致資本專案可兌換的目標。 這反映出， 中國金融“洋躍進”蓄勢待發， 必定是2018年經濟決策的主題。
2018年3月9日央行行長周小川， 副行長易綱， 副行長、國家外匯管理局局長潘功勝就“金融改革與發展”相關問題回答中外記者提問。
外資准入與經濟模式
關於市場准入新政策， 2017年11月份由財政部副部長朱光耀透露的內容是：
· 將單個或多個外國投資者直接或間接投資證券、基金管理、期貨公司的投資比例限制放寬至51%，
· 將取消對中資銀行和金融資產管理公司的外資單一持股不超過20%， 合計持股不超過25%的持股比例限制， 實施內外一致的銀行業股權投資比例規則；
· 三年後將單個或多個外國投資者投資設立經營人身保險業務的保險公司的投資比例放寬至51%， 五年後投資比例不受限制。
這麼快速和深度的金融開放， 就中國本身而言可說是空前的， 就國際比較看也是不常見。 不難理解， 在三至五年之內， 中國金融服務業的政策框架和行業結構將會徹底改觀， 而因為金融在整體經濟中的核心地位， 這又將進而對中國的經濟模式帶來根本性影響。
方向很可能是經濟將更趨金融化、投機化。 其實， 自2008年以來， 中國經濟已是呈現大幅度朝向金融投機化的趨勢， 表現為銀行貸款總額和全社會融資總量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急劇擴張， 資產市場的波動和震盪加劇， 同時生產性投資增長速度大幅下滑。 在全社會融資中， 銀行貸款是最受嚴格監管的， 而各種影子銀行業務的膨脹、貸款之外的各種融資的更加快速擴張， 正反映出監管的疏漏、缺失。
造成監管不足的直接原因， 是監管機構與金融機構的難以避免的資訊不對稱， 也就是監管體系的發展滯後於市場主體的金融創新，雖則包括銀行在內的金融機構在法律上和政治上大都是被國家高度控制的。以現有的政策框架尚且出現嚴重的監管不足局面，那麼，隨著在政治上不受控制、在法律上受控制程度也只能更低、而金融創新能力更強的外資金融機構的大舉進入，在這種情況下，中國金融業能否形成充分的監管，遏止經濟金融投機化的趨勢，前景實在不樂觀。
資本帳戶開放是終極目標
上述監管不足情況所反映的，其實是中國金融政策框架、行業結構中防範經濟金融投機化的第一道防線的破裂，這道防線指的是商業銀行與證券市場的分隔，正是這種破裂導致銀行資金大量流到了金融投機領域。而將來外資金融機構的進入，還勢必嚴重衝擊更有根本意義的第二道防線，即，跨境資本流動管制。
早在1990年代，解除跨境資本流動管制就成為世界範圍的主導決策導向，這主要是由作為儲備貨幣發行國、同時是最大的貿易逆差國（從而是最需要佔用其他國家的儲蓄）的美國所推動的，其集中標誌是要求修改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章程，使它的管轄範圍從經常帳戶擴展至資本帳戶。推動這個要求的熱潮，至1997年9月份在香港舉行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年會時達到頂峰。而當時恰恰是東亞貨幣和金融危機爆發，並演變成經濟和社會發展災難。所以，隨著東亞事態的惡化，以及隨後整個發展中世界此起彼落爆發類似危機，這個要求也就擱置下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轉向稍為審慎的立場，要求解除資本管制必須有適當的經濟條件和金融政策框架。
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
而推動解除資本管制的主要路徑，正是要求開放金融服務業的外資進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美國財政部、經濟合作和發展組織等等，都是強烈要求各國這樣做，尤其是要將之列入世界貿易組織的正式要求。這兩者的關聯不難理解，畢竟外資金融機構的資金配置是為了追求最高回報，邏輯上自是要求讓資金流動的最大自由，包括跨境流動。況且，美國金融機構與美元霸權是不可分的，所謂“華爾街-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美國財政部綜合體”，實在是世界全球金融市場的主導者，這些機構的運作終究也就必須與美國佔用其他國家的儲蓄這個目標相一致。
金融洋躍進，誰的利益所在？
上述中國財政部副部長在去年11月份的宣佈內容，其實是中美元首北京會晤的結果，而所透露的金融開放政策，其實是與再之前美國國會通過的決議要求相一致。顯然，中國的金融開放是美國的利益所在，而中國之願意接受要求，應該是隱含著繳納“維穩費”的意味，意圖換取美國的不對抗、不搗亂，換取安定發展的時間和空間。
然而金融開放的既得利益者未必限於美國，可以觀察到，還應該有中國內部的金融資本集團及其政治代表，畢竟它們本性上也是追求資金流動的最大自由。
猶記得，2012年曾有世界銀行與中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聯名發表的報告《中國2030》，其核心政策建議，就包括了金融開放、解除資本管制，這份報告當時在中國社會甚至政府內部引發嚴重爭議。至2015年三月份，周小川明確宣佈，要在當年之內開放資本帳戶，這個宣佈甚至令至同場開會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拉加德也忍不住提醒要審慎、不要走得太快。隨後在六月份的一個論壇上，人民銀行和發展研究中心的官員紛紛鼓吹儘快開放資本市場和實現資本項目自由化，認為這是必須建立起來的基本制度，對開放會導致系統風險和危機的判斷高度懷疑、對不同意為開放設定時限的意見嚴厲批評。
馬克思《資本論》
悲劇的是，至七月份就爆發了規模空前的上海股災，中國政府幾經“暴力救市”才好不容易遏制了金融危機。再然後，至八月份就出現人民幣匯率暴跌，貶值壓力一直持續至2017年。有理由和根據相信，這些系統風險和震盪，是與前述兩道防線的漏洞以至破裂直接相關的，包括國外熱錢的流入和國內資金的外逃，而總的背景是美國佔用其他國家的儲蓄、以及美國為應對危機而採取的數量寬鬆導致全球流動性氾濫。
關於金融開放，周小川曾經倡言：“在危機期間，因為市場比較動亂，所以負面效果就會顯得比較突出，在經濟比較正常的情況下，可能正面的作用就會比較大。”既然要將金融開放作為基本制度，意味著深信危機是特例，沒有危機是常態。在3月9日的新聞招待會上，稍後接任人民銀行行長職位的易綱，也好像很穩健地說：“在開放的同時，非常重要的一條就是要把控好風險，使我們的監管水準和開放的程度相適應，這樣就能夠在開放中防範好風險，使得中國的居民和全世界的投資者在中國市場上更加的便利，配置資源的效率更高。”這是頗有深信風險是可控的意味，也就是從金融市場的角度看風險，而欠缺從國際貨幣體系的角度看危機的現實性。
這些話，究竟是對現實世界的真實理解，還是立場上為了配合金融資本的利益，確實耐人尋味。
2018年3月13日
轉自保馬 作者 盧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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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明：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不構成投資意見，並不代表本平臺立場。文中的論述和觀點，敬請讀者注意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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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監管體系的發展滯後於市場主體的金融創新，雖則包括銀行在內的金融機構在法律上和政治上大都是被國家高度控制的。以現有的政策框架尚且出現嚴重的監管不足局面，那麼，隨著在政治上不受控制、在法律上受控制程度也只能更低、而金融創新能力更強的外資金融機構的大舉進入，在這種情況下，中國金融業能否形成充分的監管，遏止經濟金融投機化的趨勢，前景實在不樂觀。資本帳戶開放是終極目標
上述監管不足情況所反映的，其實是中國金融政策框架、行業結構中防範經濟金融投機化的第一道防線的破裂，這道防線指的是商業銀行與證券市場的分隔，正是這種破裂導致銀行資金大量流到了金融投機領域。而將來外資金融機構的進入，還勢必嚴重衝擊更有根本意義的第二道防線，即，跨境資本流動管制。
早在1990年代，解除跨境資本流動管制就成為世界範圍的主導決策導向，這主要是由作為儲備貨幣發行國、同時是最大的貿易逆差國（從而是最需要佔用其他國家的儲蓄）的美國所推動的，其集中標誌是要求修改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章程，使它的管轄範圍從經常帳戶擴展至資本帳戶。推動這個要求的熱潮，至1997年9月份在香港舉行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年會時達到頂峰。而當時恰恰是東亞貨幣和金融危機爆發，並演變成經濟和社會發展災難。所以，隨著東亞事態的惡化，以及隨後整個發展中世界此起彼落爆發類似危機，這個要求也就擱置下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轉向稍為審慎的立場，要求解除資本管制必須有適當的經濟條件和金融政策框架。
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
而推動解除資本管制的主要路徑，正是要求開放金融服務業的外資進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美國財政部、經濟合作和發展組織等等，都是強烈要求各國這樣做，尤其是要將之列入世界貿易組織的正式要求。這兩者的關聯不難理解，畢竟外資金融機構的資金配置是為了追求最高回報，邏輯上自是要求讓資金流動的最大自由，包括跨境流動。況且，美國金融機構與美元霸權是不可分的，所謂“華爾街-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美國財政部綜合體”，實在是世界全球金融市場的主導者，這些機構的運作終究也就必須與美國佔用其他國家的儲蓄這個目標相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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