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 2017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的終評結果在微信朋友圈裡刷了屏。 新疆吉木乃通天洞遺址、山東章丘焦家遺址、陝西高陵楊官寨遺址、寧夏彭陽姚河原西周遺址、河南新鄭鄭韓故城遺址、陝西西安秦漢櫟陽城遺址、河南洛陽東漢帝陵考古調查與發掘、江西鷹潭龍虎山大上清宮遺址、吉林安圖金代長白山神廟遺址、四川彭山江口明末戰場遺址榮膺“十大”榜單。
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在業內被稱為“十大”， 它與“六大”（中國社會科學院主辦的中國六大考古新發現）雙峰並峙， 同為國內田野考古新發現的最高獎項，
2017年是田野考古的“大年”， 高品質的項目十分集中。 因此， 中國考古學會理事長、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王巍在4月10日的“十大”終評結果發佈會上宣佈， 此次進入初評的26個項目中， 除了10項“入選項目”外， 其餘16項均當選“入圍項目”， 與以往有所不同。
“不用再跟推土機搶時間了”
說到近幾年的田野考古工作， 王巍深有感觸：“中國考古正在發生可喜的變化， 那就是主動發掘越來越多， 配合基建的考古很少了， 那些跟著推土機走的日子基本絕跡。 ”以往， 考古人和推土機搶時間的故事， 我們聽到過不少。 但現在， 情況已徹底好轉。 “考古學家現在有機會把主要的精力投入到學術研究上，
在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李伯謙看來， 入選“十大”的考古專案， 其歷史、科學、藝術價值突出， 並且在推動考古學學科發展的過程中， 能夠提出新的材料、新的資訊、新的研究成果。 歸納起來， 此次進入初評的26個項目地域分佈範圍廣， 南北從黑龍江到廣西， 東西從新疆到山東沿海；時代跨度大， 從舊石器時代到元明清；遺址類別多樣， 有洞穴、墓葬、城址、帝陵及祭祀遺址等。
李伯謙說：“這些考古項目從一個側面勾畫出了中國古代文明的不同階段， 連綴起來就是一部中國簡史。 ”
同獲“十大”“六大”兩項殊榮
此次“十大”中， 通天洞遺址、焦家遺址、長白山神廟遺址同時也是2017年度“六大”的入選專案，
通天洞遺址是我國新疆境內發現的第一個舊石器時代洞穴遺址。 項目發掘領隊、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員于建軍認為， 這可能是目前新疆地區最早的銅石並用時代遺址， 並在青銅時代—早期鐵器時代多次使用。 王巍說， 通天洞遺址讓我們看到了一支來自北亞或中亞北部的人群進入到中國的活動遺跡， 他們的石器製作傳統與我們（如山頂洞人）的是不一樣的。 此外， 洞穴內的植物遺存為5000年前小麥傳入中國提供了最早的實證。
焦家遺址地處泰沂山系北側的山前平原地帶， 主要時代為大汶口文化中晚期階段和漢代， 發現有城牆、壕溝、墓葬、房址、陶窯等極為豐富的大汶口文化遺存。
長白山神廟遺址位於吉林安圖， 為金代皇家所修建， 是近年來發掘的保存狀況最好、揭露面積最大， 也是最為重要的金代建築遺址之一。 項目發掘領隊、吉林大學邊疆考古研究中心副教授趙俊傑認為， 這是中原地區以外首次通過考古發掘揭露的國家山祭遺存， 也是邊疆考古和北方民族考古的重大突破。 “對探索中華文化多樣性、多民族統一國家的形成與發展具有深遠意義。
老遺址帶來新驚喜
鄭韓故城遺址位於新鄭市市區及其周圍一帶， 是首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之一， 素有“露天博物館”之稱， 考古人在這裡已經工作了20餘年。 這樣一處老遺址， 卻令人驚喜地首次發現了規模宏大的北城門和有防禦作用的甕城， 探明了春秋時期北城門的結構為一陸門一水門， 印證了史書對鄭國“渠門”的記載。 此外， 發現的鄭國三號車馬坑出土車48輛、馬124匹， 被考古人譽為“繼鄭公大墓時隔16年後的又一力作”。 王巍激動地說：“這是迄今為止， 國內發現的車、馬數量最多的一個遺址。 ”
東漢帝陵的考古調查是一項時間久、任務重的工作。 東漢帝陵共有12座， 有11座在洛陽境內， 分佈於邙山和洛南兩個陵區。在古人“生於蘇杭，葬於北邙”理念的影響下，邙山上有很多封土堆，要找出哪些是東漢帝陵，其工作難度可想而知。經過前後15年的不懈努力，現已明確了東漢帝陵墓塚的基本特徵。陵園遺址佈局也逐漸明晰，即採用內外陵園制度。這些重要的考古材料為今後東漢帝陵的保護工作提供了重要支撐。
公共考古成為“實際的步驟”
在“十大”考古新發現的標準制定過程中，充分考慮了文物考古發現與社會公眾之間的共用情況。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霍巍說：“公眾的關注和參與度是我們評選裡一項非常重要的指標。在公共考古領域，我們應該進一步加強引導社會各界正確認識考古學，正確認識考古學在研究中華文明起源、形成和發展中所起到的作用。”
在這方面，江口明末戰場遺址就有成功的經驗。該遺址位於四川眉山江口鎮岷江河道內，經確認為張獻忠沉銀地點，遺址的形成可能與文獻中記載的明末大西軍將領張獻忠與明代參將楊展“江口之戰”這一歷史事件直接相關。在發掘遺址的同時，開展公共考古活動，面向社會公開招募志願者，從幾百位報名者中，篩選出8位志願者，參與工地的發掘全過程，這在全國尚屬首次。霍巍坦言：“通過和志願者的磨合，我們形成了一個非常好的互動模式，讓公共考古不再是一句形式上的話，而是一個實際的步驟。”
對於考古人來說，每年的仲春時節既是提交前一年田野工作成績單之時，更是同行相聚、交流資訊之時。接下來，他們又要回到工作隊，投入到新的工作中去。“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而這也正是考古的魅力。
原標題：透過“十大”看古代文明簡史
作者：楊陽
分佈於邙山和洛南兩個陵區。在古人“生於蘇杭，葬於北邙”理念的影響下，邙山上有很多封土堆，要找出哪些是東漢帝陵，其工作難度可想而知。經過前後15年的不懈努力，現已明確了東漢帝陵墓塚的基本特徵。陵園遺址佈局也逐漸明晰，即採用內外陵園制度。這些重要的考古材料為今後東漢帝陵的保護工作提供了重要支撐。公共考古成為“實際的步驟”
在“十大”考古新發現的標準制定過程中，充分考慮了文物考古發現與社會公眾之間的共用情況。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霍巍說：“公眾的關注和參與度是我們評選裡一項非常重要的指標。在公共考古領域，我們應該進一步加強引導社會各界正確認識考古學，正確認識考古學在研究中華文明起源、形成和發展中所起到的作用。”
在這方面，江口明末戰場遺址就有成功的經驗。該遺址位於四川眉山江口鎮岷江河道內，經確認為張獻忠沉銀地點，遺址的形成可能與文獻中記載的明末大西軍將領張獻忠與明代參將楊展“江口之戰”這一歷史事件直接相關。在發掘遺址的同時，開展公共考古活動，面向社會公開招募志願者，從幾百位報名者中，篩選出8位志願者，參與工地的發掘全過程，這在全國尚屬首次。霍巍坦言：“通過和志願者的磨合，我們形成了一個非常好的互動模式，讓公共考古不再是一句形式上的話，而是一個實際的步驟。”
對於考古人來說，每年的仲春時節既是提交前一年田野工作成績單之時，更是同行相聚、交流資訊之時。接下來，他們又要回到工作隊，投入到新的工作中去。“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而這也正是考古的魅力。
原標題：透過“十大”看古代文明簡史
作者：楊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