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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篇親情美文:閻連科《大姐》席慕蓉《從此和你永訣》

閻連科:大姐

大姐是老師。

大姐已經人到中年。 陪伴大姐走過歲月、進入中年的有兩樣東西:病和教書。 病是大姐人生之路上最常見也最難逾越的深淵, 教書則是大姐人生之路上最不可缺少的拐杖。 教書在大姐, 占了她生命很大一塊黃土薄地, 已有二十三年;而病從她十三四歲就已開始, 似乎她的生命之河裡, 總有一股被疾病浸染過的渾流。

我童年最深刻的記憶之一, 就是大姐在病床上疼痛時不絕於耳的哭聲, 腰疼、腿疼, 以至全身的疼痛。 大姐躺在光線昏暗的屋裡, 一家人在一牆之隔的正間發愁,

大姐穿透牆壁的每一聲尖叫, 都深深地刺在父母的臉上, 使父母親那本來瘦削缺血的臉, 更顯出幾分蒼白。 所患何病, 跑遍了鄉間的醫院, 求遍了鄉間的良醫, 也無從知曉。 那時候, 抬著病人去一百裡外的洛陽治病, 在鄉村是很大一件事情, 而在我家, 卻已是三番五次。 不記得我十幾歲以前, 上房的窗臺上, 有什麼時候斷過中藥的藥渣。 每次放學走進院落, 我第一眼要看的, 就是窗臺上有沒有新倒的藥渣。 好在那泥土的窗臺, 從沒使我失望過, 因為有新的藥渣, 就肯定有幾顆做藥引熬過的紅棗。

我們家的家教很嚴, 但不知為什麼沒教育出我叫哥喚姐的習慣。 有次我又去窗臺上撿熬過的紅棗吃, 大姐便抓了幾顆紅棗給我,

母親見了, 說:“讓他喚聲大姐再給他。 ”大姐便把那紅棗擎在空中不動。 我僵持半天, 最終也沒叫出那聲大姐, 大姐眼角便有了淚水, 把紅棗塞在我手裡說:“我也不配做姐, 人家的大姐至少能給弟做一雙鞋穿, 我卻有病, 拖瘦了家裡的日子。 ”從那一刻起, 我下決心再不喚大姐的名字, 一定叫她大姐。 可時光流逝了十餘年, 我卻始終沒喚她一聲大姐。

大姐的病見好轉, 是在我十餘歲以後。 如今只記得在大姐的苦痛聲中, 父親和他的朋友悶了半晌, 來日便抬上大姐, 先乘汽車, 後搭火車, 朝著遙遠的省會鄭州奔去了。 其間, 不斷從鄭州捎回要錢的口信, 我便幫著家人先賣糧食, 後賣樹木, 最後賣了奶奶的棺材板。 幾個月後的一天中午, 陽光爽爽朗朗灑了一地。

我從學校回家, 突然看見大姐端端地坐在陽光裡, 人雖瘦得如一把柴草, 臉上卻蕩漾著甜潤潤的喜色。 她拿一把小糖給我, 母親在一邊說:“快叫大姐, 你大姐的病好了。 ”

我仍然沒能叫出那聲大姐。 在接那糖時, 母親過來厲聲說:“日後你大姐要教書了, 是老師了, 你再喚她的名兒, 我就不讓你吃飯。 ”聽說大姐要做老師, 儘管是民辦學校的, 儘管是教小學低年級, 仍使我充滿驚愕和敬意, 並懷上了對大姐深深的內疚:沒有料到, 我還沒有學會喚姐, 她卻成了老師。 我知道我沒有力量支配我的笨嘴叫姐, 更沒有能力叫她一聲老師。 於是, 我就常常躲著大姐, 期望和她有更少的說話機會。

學校在鎮外的一個蘋果園裡,

離我家二裡地左右。 從此, 我就朝朝暮暮地看著。 剛丟下飯碗, 學生都還在路上, 她已經早早地到校, 立在教室的門口, 翻看她要講的課文或講義;放學時候, 學生都已到家端起了飯碗, 大姐才拿著課本或夾著學生的作業, 搖著她虛弱的身子, 蹣跚地走在鎮外的小路上。 大姐走路時, 時常拿手扶著那做了四個小時手術的腰, 就像扶著一截將要倒下的枯樹。 我總擔心, 她的手離開時, 她會倒下, 可她硬硬地挺著, 給家裡支撐出了幾年平靜的日子。 在那段日子裡, 她只是往腰上貼膏藥, 很少喊疼。 父母千方百計地讓她教書, 也只是為了讓她有一份輕些的活計, 誰料到了年底, 她竟回來說, 期終考試, 她班裡的學生在全校平均分數最高。
母親說:“你別累犯了腰病。 ”她說:“也不能誤了人家孩子的前程。 ”母親說:“你有病, 講課累了可以坐著講。 ”她說:“當老師的坐著, 那在學生們面前像什麼樣子。 ”母親說:“總有一天你會累病的。 ”她說:“不會的, 我的病好了, 除了颳風下雨, 沒啥感覺。 ”

然而, 不幸的事被母親言中了。 幾年後, 她在一次輔導學生升等考試時, 昏倒在講臺上。 抬至醫院, 才發現她的腰上、肩上、肘上、手腕上、膝蓋上, 幾乎身上所有的骨關節處, 都貼有膏藥, 花花一片, 如雨前濃濃淡淡的雲。 望著那白雲、黑雲似的膏藥, 我立在病床前, 心裡翻動著滾燙的熱意, 如同一河緩緩流動著的夏天的水。 這時候, 大姐醒了, 動了動嘴唇, 吃力地睜開了眼, 望著床邊的水瓶。

我說:“大姐, 你喝水吧?”

大姐忽然扭過頭來,眼角噙著淚水,拉住我的手問:“你叫我姐了嗎?”我盯著大姐瘦臉上泛出的淺紅,朝她點了點頭,大姐的嘴角便有了很淡很蒼白的笑……

從那時算起,已經過去了二十年的光陰,現在的我和那時的我大不相同——離家當兵,入黨提幹,成家立業,學寫小說也到了無論自己多麼羞愧,依然被稱為“作家”的田地,連叫大姐都已習慣到不叫反而很難啟口。然而大姐除了年齡的變化,臉上佈滿了人生的艱辛外,再沒什麼異樣了,依舊是終日拿著低年級的課本,或夾著學生的作業,在通往小學的路上搖著她虛弱的身子。到了期末,她回來對母親很平淡地說句,她們班的學生,考試時平均分數最高或升級率最高什麼的。再有變化的,就是大姐依舊扶著貼了膏藥的腰身,走過的那條路的路邊,雜草隨著她蹣跚的腳步,二十餘載地枯枯榮榮。

席慕蓉:從此和你永訣

這個世界上有很多事情,你以為明天一定可以再繼續做的;有很多人,你以為明天一定可以再見到面的;於是,在你暫時放下先或者暫時轉過身的時候,你心中所有的,只是明日又將重聚的希望,有時候甚至連這點希望也不會感覺到。因為,你以為日子既然這樣一天一天地過來的,當然也應該就這樣一天一天地過去。昨天、今天和明天應該是沒有什麼不同的。

但是,就會有那麼一次:在你一放手,一轉身的那一刹那,有的事情就完全改變了。太陽落下去,而在它重新升起以前,有些人,就從此和你永訣了。

就像那天下午,我揮手離開那扇小紅門時一樣。小紅門後面有個小院子,小院子後面有扇綠色的窗戶。我走的時候,窗戶是打開的,裡面是外婆的臥室,外婆坐在床上,面對著窗戶,面對著院子,面對著紅門,是在大聲地哭著的。因為紅門外面走遠了的是她疼愛了二十年的外孫女,終於也要象別人一樣出國留學了的外孫女。我不知道那時候外婆心裡在想些什麼,我只記得,在我把小紅門從身後帶上時,打開的窗戶後面,外婆臉上的淚水正在不斷地流下來。

而那是我第一次看見外婆這樣地激動,心裡不免覺得很難過。儘管在告別前,祖孫二人如何地強顏歡笑,但在那一刹那來臨的時候,平日那樣堅強的外婆終於崩潰了。而我得羞恥地承認,在那時,我心中雖也滿含著離別的痛苦,但能“出國”的興奮仍然是存在著的。也就是因為這個原因,才使我流的淚沒有老人家流的多,也才使我能在帶上小紅門以前,還能揮手向窗戶後面笑一笑。雖然我也兩眼酸熱地走出巷口,但是,在踏上公共汽車後,車子一發動,我吸一口氣,又能去想一些別的事情了。而且,我想,反正我很快就會回來的,反正我們很快又會見面的。而且,我想,我走時,弟弟正站在外婆的身後,有弟弟在,外婆不會哭很久的。外婆真的沒有哭很久,那個夏天以後又過了一個夏天,離第三個夏天還很遠很遠的時候。外婆就走了。

家裡的人並沒有告訴我這個消息。差不多過了一個月,大概正是十二月初旬左右,一個週末的下午,我照例去教華僑子弟學校。那天我到得比較早,學生們還沒來,方桌上擺著一疊國內報紙的航空版,我就坐下來慢慢地翻著。好像就在第二張報紙的副刊上,看到一則短文.一瞥之下,最先看到的是外祖父的名字,我最初以為是說起他生前的事蹟的,可是,再仔細一看標題,竟是史秉鱗先生寫的:“敬挽樂景濤先生德配寶光濂公主。”

而我當時唯一的感覺就是手腳忽然間異常的冰冷,而我才明白,為什麼分別的那一天,老人家是那樣地激動了。難道她已經預感到,小紅門一關上的時候,就是永別的時候嗎?而這次,輪到我在一個異國的黃昏裡,無限懊悔地放聲大哭起來了。

大姐忽然扭過頭來,眼角噙著淚水,拉住我的手問:“你叫我姐了嗎?”我盯著大姐瘦臉上泛出的淺紅,朝她點了點頭,大姐的嘴角便有了很淡很蒼白的笑……

從那時算起,已經過去了二十年的光陰,現在的我和那時的我大不相同——離家當兵,入黨提幹,成家立業,學寫小說也到了無論自己多麼羞愧,依然被稱為“作家”的田地,連叫大姐都已習慣到不叫反而很難啟口。然而大姐除了年齡的變化,臉上佈滿了人生的艱辛外,再沒什麼異樣了,依舊是終日拿著低年級的課本,或夾著學生的作業,在通往小學的路上搖著她虛弱的身子。到了期末,她回來對母親很平淡地說句,她們班的學生,考試時平均分數最高或升級率最高什麼的。再有變化的,就是大姐依舊扶著貼了膏藥的腰身,走過的那條路的路邊,雜草隨著她蹣跚的腳步,二十餘載地枯枯榮榮。

席慕蓉:從此和你永訣

這個世界上有很多事情,你以為明天一定可以再繼續做的;有很多人,你以為明天一定可以再見到面的;於是,在你暫時放下先或者暫時轉過身的時候,你心中所有的,只是明日又將重聚的希望,有時候甚至連這點希望也不會感覺到。因為,你以為日子既然這樣一天一天地過來的,當然也應該就這樣一天一天地過去。昨天、今天和明天應該是沒有什麼不同的。

但是,就會有那麼一次:在你一放手,一轉身的那一刹那,有的事情就完全改變了。太陽落下去,而在它重新升起以前,有些人,就從此和你永訣了。

就像那天下午,我揮手離開那扇小紅門時一樣。小紅門後面有個小院子,小院子後面有扇綠色的窗戶。我走的時候,窗戶是打開的,裡面是外婆的臥室,外婆坐在床上,面對著窗戶,面對著院子,面對著紅門,是在大聲地哭著的。因為紅門外面走遠了的是她疼愛了二十年的外孫女,終於也要象別人一樣出國留學了的外孫女。我不知道那時候外婆心裡在想些什麼,我只記得,在我把小紅門從身後帶上時,打開的窗戶後面,外婆臉上的淚水正在不斷地流下來。

而那是我第一次看見外婆這樣地激動,心裡不免覺得很難過。儘管在告別前,祖孫二人如何地強顏歡笑,但在那一刹那來臨的時候,平日那樣堅強的外婆終於崩潰了。而我得羞恥地承認,在那時,我心中雖也滿含著離別的痛苦,但能“出國”的興奮仍然是存在著的。也就是因為這個原因,才使我流的淚沒有老人家流的多,也才使我能在帶上小紅門以前,還能揮手向窗戶後面笑一笑。雖然我也兩眼酸熱地走出巷口,但是,在踏上公共汽車後,車子一發動,我吸一口氣,又能去想一些別的事情了。而且,我想,反正我很快就會回來的,反正我們很快又會見面的。而且,我想,我走時,弟弟正站在外婆的身後,有弟弟在,外婆不會哭很久的。外婆真的沒有哭很久,那個夏天以後又過了一個夏天,離第三個夏天還很遠很遠的時候。外婆就走了。

家裡的人並沒有告訴我這個消息。差不多過了一個月,大概正是十二月初旬左右,一個週末的下午,我照例去教華僑子弟學校。那天我到得比較早,學生們還沒來,方桌上擺著一疊國內報紙的航空版,我就坐下來慢慢地翻著。好像就在第二張報紙的副刊上,看到一則短文.一瞥之下,最先看到的是外祖父的名字,我最初以為是說起他生前的事蹟的,可是,再仔細一看標題,竟是史秉鱗先生寫的:“敬挽樂景濤先生德配寶光濂公主。”

而我當時唯一的感覺就是手腳忽然間異常的冰冷,而我才明白,為什麼分別的那一天,老人家是那樣地激動了。難道她已經預感到,小紅門一關上的時候,就是永別的時候嗎?而這次,輪到我在一個異國的黃昏裡,無限懊悔地放聲大哭起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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