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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學流行雖好,但別把你的儒家讀到地底下去了!

這些年國學熱甚囂塵上, 從四書五經到弟子規, 甚至在個別城市, 二十四孝都被重新包裝成宣傳畫, 號之曰“新二十四孝”, 用以裝點門面競選文明衛生城市。

舉國皆國學, 就把國學讀懂了嗎?恐怕未必。 許多人不過拿六經之一二句注我, 以為自得於心, 且聊作談資。

僅以《論語》為例, 例如被某些人引以為中華文化精髓的“中庸”, 不過將其解作這也行、那也行的佛系態度。

可是這種“好好先生”, 恰好是孔子所深惡痛絕的“德之賊”, 偏偏是這種人盡皆知的謬誤, 常常被貫以聖人之口。

“中國兩千年之政,秦政也。 ”(譚嗣同語)春秋之後無儒家, 今人都知禮教吃人, 可是禮教不等同於儒家, 先秦儒家固然難辭其咎, 卻不必為此負責。 而今人重讀《論語》, 往往又將某些教條性的東西重新拾起, 需知孔子因材施教, 許多話不是對著你說。

那些片面宣傳富貴如浮雲, 號召忠、信、節、義、敬、敏等道德準則的人, 不僅僅是耍流氓, 更不知是何居心。 失去特定的約束和前提條件, 道德如何成其為道德?更有用《論語》為心靈雞湯做注腳者, 亦是滑天下之大稽。

今人學習儒家, 首在一個“誠”字, 捫心自問和反躬自省是基本功, 然而僅僅如此恐還不夠, 遇上自我感覺良好的人, 如果大家都拍他馬屁, “誠”則不免為“偽”, 因此另一個標準是“善者快”, “惡者痛”(鄉人之善者好之, 其不善者惡之)。

是的, 《論語》從不講什麼以德報怨的混帳話, 打了右臉給左臉不是儒家, 背後沒有天堂做最終審判, 不以直報怨, 誰來審判,

何以報德。

至於那些條條綱綱的禮和規矩, 也不該簡單地理解為對個人性的束縛, 發自本心地遵守與著手, 恰好是人之尊貴的自覺體現。 不應將禮與禮教等同起來, 歷朝歷代何曾無禮?

《<春秋>的牢騷與夢想》一書亦指出, 文明需要某種秩序感, “你有我有全都有”無異於開歷史倒車,

禮樂文化表面上為不平等月臺, 反而事實上為各個階層爭取了相對自由。

從《春秋》讀懂孔子的牢騷與夢想

至於人所詬病的三綱五常, 純是漢儒發明, 孔子強調的是義務本位, 訴諸的是普遍感情, 立規矩的目的亦只在於自我實現, 在於“求仁得仁”,在於“從心所欲(而不逾矩)”。

因此,“學而時習”說的不是搖頭晃腦,而是不斷地付諸實踐,喜從中來不能斷絕謂之“說”。今人如若非要從《論語》中尋一二句座右銘,不妨從“當仁不讓于師”、“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做起,問心無愧之後再及其餘。

畢竟“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這太低,是公民基本素養,“己欲立而立人”,這又太高,一般人做不來。

其實孔子之道,即便是他的弟子何曾做到,門下之徒總是被敲敲打打,高足顏回屢遭表揚,但他是個悶葫蘆,許多言行都不可得而知。而被孔子定義為魯鈍的曾子,則不失為我們學習的物件,因其魯鈍故能專攻。

他的日三省吾身早已廣為人知,終其一生,“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這是人人皆可學的,所謂著手處不可不低,不要扯那麼多大話,用大白話粗略地說就是,“活幹了沒,坑朋友沒,功課做了沒?”

"我這一生,如履薄冰,你說我能走到對岸嗎?"

但是這就夠了嗎?如果僅限於道德規訓,要它何益。曾子晚年幡然醒悟,說出了一番震古鑠今的話,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醇厚如此,盪氣迴腸。戰戰兢兢,良有所以。道德自律不是目的,“任重而道遠”才是不得不如此的原因。不遊移、不模糊、不浮淺,讀來使人意氣大增,尋思著做點什麼。

而這話一旦改為,“士必弘毅,任重道遠”,意思不變,味道全無,《弟子規》裡全是此類,連意思也未必多好。

又曾子曰:“可以讬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

可見“三省吾身”當有“托孤寄命”之志與力,無此你拿什麼來談大節不虧。匹夫匹婦老死山間而不失節,事有何難,至於後世專拿婦女失節說事者,純屬末流的末流,何足道哉。

孔子說“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向來以為有今日之憂,是因為往日無慮,其實憂愁何曾一刻沒有,因為心懷遠慮,而輕視近憂罷了。

師法儒家而成為“謙謙自了漢”,這個鍋某些人恐怕得自己背。

國渣國粹一線之隔,閱讀取捨焉能不慎。

此文推薦給@國學頻道

在於“求仁得仁”,在於“從心所欲(而不逾矩)”。

因此,“學而時習”說的不是搖頭晃腦,而是不斷地付諸實踐,喜從中來不能斷絕謂之“說”。今人如若非要從《論語》中尋一二句座右銘,不妨從“當仁不讓于師”、“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做起,問心無愧之後再及其餘。

畢竟“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這太低,是公民基本素養,“己欲立而立人”,這又太高,一般人做不來。

其實孔子之道,即便是他的弟子何曾做到,門下之徒總是被敲敲打打,高足顏回屢遭表揚,但他是個悶葫蘆,許多言行都不可得而知。而被孔子定義為魯鈍的曾子,則不失為我們學習的物件,因其魯鈍故能專攻。

他的日三省吾身早已廣為人知,終其一生,“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這是人人皆可學的,所謂著手處不可不低,不要扯那麼多大話,用大白話粗略地說就是,“活幹了沒,坑朋友沒,功課做了沒?”

"我這一生,如履薄冰,你說我能走到對岸嗎?"

但是這就夠了嗎?如果僅限於道德規訓,要它何益。曾子晚年幡然醒悟,說出了一番震古鑠今的話,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醇厚如此,盪氣迴腸。戰戰兢兢,良有所以。道德自律不是目的,“任重而道遠”才是不得不如此的原因。不遊移、不模糊、不浮淺,讀來使人意氣大增,尋思著做點什麼。

而這話一旦改為,“士必弘毅,任重道遠”,意思不變,味道全無,《弟子規》裡全是此類,連意思也未必多好。

又曾子曰:“可以讬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

可見“三省吾身”當有“托孤寄命”之志與力,無此你拿什麼來談大節不虧。匹夫匹婦老死山間而不失節,事有何難,至於後世專拿婦女失節說事者,純屬末流的末流,何足道哉。

孔子說“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向來以為有今日之憂,是因為往日無慮,其實憂愁何曾一刻沒有,因為心懷遠慮,而輕視近憂罷了。

師法儒家而成為“謙謙自了漢”,這個鍋某些人恐怕得自己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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