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中國軍網綜合
“紅岩上紅梅開， 千里冰霜腳下踩， 三九嚴寒何所懼， 一片丹心向陽開。 ”伴著這首耳熟能詳的《紅梅贊》， 大型民族歌劇《江姐》與它所塑造的光輝形象， 帶著一縷紅梅的清香， 走過了半個多世紀的時光。 時代變遷、歲月更迭， 歌劇《江姐》歷久彌新， 持續散發著革命英雄主義的永恆光輝。 紅岩精神、紅梅品格帶著在生死考驗中鑄就的紅色基因， 在華夏兒女波瀾壯闊的奮進歷程中,內化為中華民族精神的一部分， 深入到千千萬萬人的心中。 對於人民軍隊傳承紅色基因， 打造強軍文化也帶來深刻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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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姐》：一個民族的心靈雕像
■章文曌
歌劇《江姐》經典場景“繡紅旗”
2017年12月， 江蘇無錫， 第三屆中國歌劇節。
這是歌劇《江姐》自2007年第五次複排以來的第118場演出， 也是自1964年首演後的第1064場演出。 這期間， 江姐的扮演者萬馥香、蔣祖繢、鄭慧榮、孫少蘭、趙冬蘭、楊維忠、金曼、鐵金、王莉、伊泓遠、哈暉、曲丹等五代空軍文藝工作者， 經歷了整整50多年的接續傳承。 舞臺上演出的王莉， 正是第五代江姐扮演者的主要代表。
紅梅綻放， 幾度芳華。 回首歌聲飄過的歲月， 曾經的艱辛與輝煌， 曾經的堅守與執著， 仿佛仍在耳畔迴響， 給後來者以遐思和力量。
望水想川江， 夢裡登紅岩
空政文工團一直有歌劇創作的傳統，
在歌劇《江姐》推出之前， 當時全國已經有幾十個版本的《紅岩》劇碼在上演。 即使如此， 閻肅依然對歌劇《江姐》的創作充滿信心。
這一年， 閻肅帶著《紅岩》小說， 在結婚後第一次探親休假連去帶回20天的時間裡， 寫了18天的劇本。 可謂是：“望水想川江， 夢裡登紅岩”。
1962年10月劇本初稿完成後， 羊鳴、姜春陽、金砂三位作曲家便全身心地撲向音樂創作中。
這一稿一個音符也不要， 重新生活， 重新寫
“如醉如癡如狂”， 這是當年幾位年輕文藝工作者的創作狀態。 歌曲《我愛祖國的藍天》首唱秦萬檀曾經描述過這樣一個細節：當時， 姜春陽躲在蚊帳裡，打著手電筒作曲，手中一邊寫，口中一邊哼，兩手還不時打著拍子，就像指揮一個大樂團似的，晃得床板嘎吱嘎吱響。同屋的人勸他歇一會兒，他依然邊打拍子邊唱，如同走火入魔了一樣。作曲羊鳴回憶當時的情景感歎：“其間的過程如同煉獄一樣艱難，每個細胞都得處於興奮狀態，體力消耗非常大。我那時不能動感情，一動感情就哭，壓力大得都快神經錯亂了。”
凝聚心血的初稿完成後，空政文工團組織了第一稿的作品審查會。參加審查的同志普遍反映《江姐》在文學上站住了，有人物、有情節、有層次、有高潮。而對於譜曲，大家仍不是很滿意，覺得旋律不好聽。會議結束時，時任空政文工團政委陸友做了結論：“劇本還要修改，這一稿音樂全部作廢。一個音符也不要，重新生活，重新寫。”政委陸友是魯藝音樂系二期學員，其他幾位領導黃河、牛暢、劉敬賢也都是獨當一面的作曲家，他們深知《江姐》的音樂應該達到一個什麼樣的狀態。
誰也不知道，當年幾位年輕人在走出會議室的片刻在想什麼，但當時那份落寞直到多年過去，仍然讓他們記憶猶新。
重整行裝到全國采風
儘管作曲們思想壓力很大，但他們並沒有灰心，而是覺得有能力、有信心圍繞“新”字創作。就這樣，幾位主創再次振作精神，重整行裝到全國采風去了。
懷揣著劇本的主創們，多次採訪小說《紅岩》的作者羅廣斌、楊益言和江竹筠烈士的親屬，走訪健在的川中地下黨員，再次加深了對於劇中人物的理解。
在音樂方面，羊鳴等人先後學習了京劇、河北梆子、川劇、越劇、滬劇、婺劇、評劇等劇種和四川清音、四川揚琴、金錢板、杭州灘簧、金華灘簧等民間說唱音樂。當然，他們不只是單一地學幾段唱腔，找幾段素材，而是在積澱著悠久中華文化的地方戲曲中，學習與民間音樂有關聯的所有知識。
生活是藝術的源泉，當幾位作曲將這種化民族音樂於人物刻畫之中、不拘一格又極具民族風格的創新實踐再次進行彙報時，終於得到文工團上下的一致認可。
在初稿一個音符也不要的情況下二次作曲，無異于從倒塌的廢墟中重新規劃另立新樓。然而，也正是這樣的曲折，才夯實了《江姐》音樂深厚的根基。幾位年輕創作者，在那個激情燃燒的歲月裡，秉持著一種韌勁，一步步讓歌劇《江姐》不斷邁向藝術精品的境界。
《紅梅贊》上報給劉亞樓司令員，他當即拍板：“好，就是它了！”
1963年9月，作品通過審查後，《江姐》進入了試唱階段。排練伊始，時任空軍司令員劉亞樓給文工團提出八個字的要求：精雕細刻，打造精品。
文工團人尊敬劉亞樓，不僅僅由於他是空軍司令員，更由於他深諳文藝創作的規律。對於歌劇《江姐》的修改提議，大到主題結構，小到唱詞唱腔，他總能夠說到點子上。從劇碼創排到後來走遍全國，劉亞樓關於《江姐》的批示多達52次，在病重期間仍然關心著演出情況，甚至在逝世前的病榻邊依舊放著《江姐》劇本。
劉亞樓最先提到的問題就是主題歌的創作與打磨，他認為主題歌沒有成為全劇的主旋律，可以借鑒一些地方的戲曲和民歌，也可以移植和摹仿，但一定要有自己的特色。劉亞樓的意見，得到創作者的深深認同。與此同時，創作主題曲的任務也就成為了當務之急。
一天傍晚，創作組幾個人散步，閻肅拿出一個朋友約他寫的《紅梅贊》，跟大家討論。詞還沒念完，就被三位作曲搶走了。“紅岩上紅梅開，千里冰霜腳下踩……”伴隨一個個深情動人的字元，作曲羊鳴的耳畔，仿佛又響起了在成都聽到過的四川清音、在杭州聽到過的絲弦彈唱……經過一系列反復的試唱、加工，一曲形象鮮明、曲調優美、情感深沉的《紅梅贊》終於定稿。歌曲很快上報給劉亞樓司令員，他當即拍板：“好，就是它了！”
“紅岩上紅梅開”，簡單的6個字，把中國文化中象徵不屈風骨的紅梅形象，和中國共產黨人追求革命理想的偉大品格藝術地嫁接起來，不但成為革命者高潔品質的象徵，也成為共產黨人堅守信仰的形象化宣示。
這首歌不僅成為了江姐的化身，也為其他很多唱段提供了動機，成為整部歌劇音樂的支點。熟悉這部歌劇的人會發現，很多段音樂的起始都與《紅梅贊》有著異曲同工之妙。在排練場的駐地，創作者們聽到演員在唱，孩子們在唱，就連食堂的大師傅也一邊和麵一邊唱“紅岩上紅梅開……”，這使創作者們對於主題歌充滿了信心。
沖出三峽到海洋
1964年9月4日，歷經上百場的內部試演，空政文工團在中國兒童劇場面向公眾首演歌劇《江姐》，連續演出的26場，場場爆滿。
1964年10月13日晚，在人民大會堂小禮堂，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党和國家領導人一同觀看了演出。第二天，《人民日報》等各大報紙都在頭版顯著位置刊登了毛主席觀看《江姐》的消息和同演職人員合影的照片。隨後的一天晚上，毛主席專門在中南海接見了閻肅，並贈給他一套親筆簽名的精裝《毛澤東選集》，勉勵他寫出更多的作品，為社會主義文藝事業做出更大的貢獻。閻肅堅定地說：“我一定好好努力！”這脫口而出的七個字成為閻肅踐行一輩子的諾言，而那一光榮時刻，更化作了空政文工團永遠的珍貴記憶。
“沖出三峽到海洋”這句《江姐》開場川江號子中的歌詞，描述的是滾滾東去的長江，似乎也預示著《江姐》在後來數十年的輝煌。
在為中央首長的演出得到肯定後，歌劇《江姐》開啟了全國巡演。一年間為部隊、黨政機關、工廠、學校等公演257場，成為讓人歎為觀止的文化景象，創造了中國歌劇史上的奇跡。
經過“文革”期間10餘年的沉寂，1977年5月23日，空政文工團經過修改重新上演歌劇《江姐》，1978年又由上海電影製片廠搬上銀幕。1984年，在《江姐》首演二十周年之際，歌劇《江姐》第三次複排。1991年建黨70周年時，歌劇《江姐》作為獻禮劇碼第四次複排。2007年《江姐》五度排演時，壓縮了半個多小時的篇幅，修改達265處，刪減2430字。正是這種持續的、流動中的常演常新，為《江姐》曾經和現在的輝煌，作了一個令人信服的注腳。
黨的十八大以來，第五代《江姐》開啟了大範圍的基層巡演。和半個世紀前一樣，《江姐》所到之處，立刻掀起紅色旋風。不少單位以上黨課的方式重溫經典。原空八軍副政委邱漢文看完演出後，拉著“江姐”扮演者曲丹的手激動地說：“60年代我就看過《江姐》，今天有幸再次觀看，依然能感受到《江姐》強大的藝術感染力。”歌劇《江姐》跨越半個世紀的五度唱響，就這樣在老人家樸實的言語中如此有歷史感的二次相遇。
並非尾聲
五十餘載鬥轉星移，當年的年輕人很多已然兩鬢披霜，編劇閻肅、作曲金砂兩位主創已經故去，而舞臺上一代代演員卻用青春，詮釋著江姐永遠年輕的形象。
《江姐》讓我們在重溫中國革命歷史的時候，清晰感受到在那艱難歲月裡有那麼一群人，他們可以為了自己的信仰而超越生死的界限，甚至向死而生。這就是《江姐》的可貴之處。50多年間的每一次複排，它都把共產黨人的信仰和理想追求，用藝術的形式淋漓盡致地展現了出來。這使得它超越了時代的局限，超越了一般藝術作品的審美意義，給人們帶來了綿延半個世紀的心靈震撼。
在歌劇《江姐》一路走來的歷程中，許多經實踐檢驗的藝術創演規律，許多在波折反復中凝練總結出的啟示經驗，在今天依然具有強烈的現實意義，值得我們借鑒與遵循。正如空政文工團團長張天宇所說：“歌劇《江姐》走到現在，我相信還會有第六次、第七次複排，空軍的一代代藝術家也應該把這部歌劇一直演下去。”誠哉斯言。大潮浩蕩，變革雲湧，歷史的演進和文藝的發展從來都是螺旋式上升、波浪式前進的。《江姐》早已超越了一部劇作本身，它不斷反覆運算的過程，正是延續藝術薪火、傳承紅色基因的過程。而播火者，永遠都在。
（文中圖片由郭幸福拍攝）
與經典相逢
——從歌劇《江姐》談起
■栗振宇
歌劇《江姐》在50多年時間裡歷經5次複排，“江姐”扮演者已經延續到第五代，這種景象在當代文藝史上，可謂鮮矣。
50多年來，歌劇《江姐》從一部文藝作品，逐步累積為一種影響深遠的文化現象；“江姐”這個人物形象，也成為人們心目中有著豐富精神意蘊的文化符號。歌劇《江姐》50多年的傳承過程，就像一條不斷延伸的林中路，印刻著一代代軍事文藝工作者隨時間堅定前行的足跡，也折射出半個多世紀以來紅色文藝經典在國人文化接受中的分量。不管何時何地，每一次與它相逢，它總是能讓人迅速進入到一個獨特的世界，不由得心潮湧動，從心底生髮起超越現實的深度思考和精神力量。
這就是經典文藝作品的魅力，回想我們民族的悠久綿長的文化史，從遠古的精衛填海、夸父追日、愚公移山等神話傳說開始，那一部部文化經典，為什麼直到現在仍然讓我們怦然心動？就是因為這些文化經典以一種屬於我們民族所特有的審美方式和視角，總能扣住人的心弦，激起人的情感共鳴，讓人在迷茫中找到堅定自信，在風雨滄桑中得到挺起脊樑的力量。它們攜帶著個性鮮明的文化基因，共同構築起我們民族的文化山河和精神家園。我們祖祖輩輩就生活在這樣的精神家園裡。從這個角度說，每一次與經典相逢，就是一次文化返鄉。常與經典相逢，就是一種積極的文化自覺。
常與經典相逢，在當前多元文化生態下，尤其有著非同尋常的意義。在多元語境下，文化選擇可以多元，表達方式可以多樣，但多元與多樣給人們帶來的不僅是選擇的自由，與之伴隨的還有選擇的艱難，作別傳統的不安和對不確定性的焦慮……多元文化覆蓋下的心靈呼喚，恰恰是對精神支柱的強烈要求。而經典文藝作品所提供的，正是一種強大精神支撐。它如同燭照心靈的燈火，引導人們自覺從紛繁複雜中剝離出來，進入到關於價值與人生的思考之維。特別是那些經過時間洗練的紅色文藝經典，其講述的故事離我們並不久遠。每一次與它們相逢，其實都是在與我們的來路對話，與無數英烈的靈魂對話。“什麼是信念，應該堅定怎樣的信念，並為之艱苦奮鬥？什麼是英雄，什麼樣的人能成為英雄，為什麼事業奮鬥才是英雄？人生的價值是什麼，幸福生活從哪裡來，怎樣奮鬥最幸福”等，都將在這種對話中獲得答案。歌劇《江姐》誕生于上個世紀60年代，卻能夠在90後甚至更年輕的群體中獲得認同，就生動說明這一事實。所以從根本上說，與經典相逢，收穫的是自我體認，激起的是文化自信，找到的是文化之根。
當高樓大廈在我國大地上遍地林立時，中華民族精神的大廈也應該巍然聳立。相信歌劇《江姐》將不斷續寫新的故事，相信更多人將在與經典相逢中獲得力量，成就精彩。
姜春陽躲在蚊帳裡，打著手電筒作曲，手中一邊寫，口中一邊哼，兩手還不時打著拍子，就像指揮一個大樂團似的，晃得床板嘎吱嘎吱響。同屋的人勸他歇一會兒，他依然邊打拍子邊唱，如同走火入魔了一樣。作曲羊鳴回憶當時的情景感歎：“其間的過程如同煉獄一樣艱難，每個細胞都得處於興奮狀態，體力消耗非常大。我那時不能動感情，一動感情就哭，壓力大得都快神經錯亂了。”凝聚心血的初稿完成後，空政文工團組織了第一稿的作品審查會。參加審查的同志普遍反映《江姐》在文學上站住了，有人物、有情節、有層次、有高潮。而對於譜曲，大家仍不是很滿意，覺得旋律不好聽。會議結束時，時任空政文工團政委陸友做了結論：“劇本還要修改，這一稿音樂全部作廢。一個音符也不要，重新生活，重新寫。”政委陸友是魯藝音樂系二期學員，其他幾位領導黃河、牛暢、劉敬賢也都是獨當一面的作曲家，他們深知《江姐》的音樂應該達到一個什麼樣的狀態。
誰也不知道，當年幾位年輕人在走出會議室的片刻在想什麼，但當時那份落寞直到多年過去，仍然讓他們記憶猶新。
重整行裝到全國采風
儘管作曲們思想壓力很大，但他們並沒有灰心，而是覺得有能力、有信心圍繞“新”字創作。就這樣，幾位主創再次振作精神，重整行裝到全國采風去了。
懷揣著劇本的主創們，多次採訪小說《紅岩》的作者羅廣斌、楊益言和江竹筠烈士的親屬，走訪健在的川中地下黨員，再次加深了對於劇中人物的理解。
在音樂方面，羊鳴等人先後學習了京劇、河北梆子、川劇、越劇、滬劇、婺劇、評劇等劇種和四川清音、四川揚琴、金錢板、杭州灘簧、金華灘簧等民間說唱音樂。當然，他們不只是單一地學幾段唱腔，找幾段素材，而是在積澱著悠久中華文化的地方戲曲中，學習與民間音樂有關聯的所有知識。
生活是藝術的源泉，當幾位作曲將這種化民族音樂於人物刻畫之中、不拘一格又極具民族風格的創新實踐再次進行彙報時，終於得到文工團上下的一致認可。
在初稿一個音符也不要的情況下二次作曲，無異于從倒塌的廢墟中重新規劃另立新樓。然而，也正是這樣的曲折，才夯實了《江姐》音樂深厚的根基。幾位年輕創作者，在那個激情燃燒的歲月裡，秉持著一種韌勁，一步步讓歌劇《江姐》不斷邁向藝術精品的境界。
《紅梅贊》上報給劉亞樓司令員，他當即拍板：“好，就是它了！”
1963年9月，作品通過審查後，《江姐》進入了試唱階段。排練伊始，時任空軍司令員劉亞樓給文工團提出八個字的要求：精雕細刻，打造精品。
文工團人尊敬劉亞樓，不僅僅由於他是空軍司令員，更由於他深諳文藝創作的規律。對於歌劇《江姐》的修改提議，大到主題結構，小到唱詞唱腔，他總能夠說到點子上。從劇碼創排到後來走遍全國，劉亞樓關於《江姐》的批示多達52次，在病重期間仍然關心著演出情況，甚至在逝世前的病榻邊依舊放著《江姐》劇本。
劉亞樓最先提到的問題就是主題歌的創作與打磨，他認為主題歌沒有成為全劇的主旋律，可以借鑒一些地方的戲曲和民歌，也可以移植和摹仿，但一定要有自己的特色。劉亞樓的意見，得到創作者的深深認同。與此同時，創作主題曲的任務也就成為了當務之急。
一天傍晚，創作組幾個人散步，閻肅拿出一個朋友約他寫的《紅梅贊》，跟大家討論。詞還沒念完，就被三位作曲搶走了。“紅岩上紅梅開，千里冰霜腳下踩……”伴隨一個個深情動人的字元，作曲羊鳴的耳畔，仿佛又響起了在成都聽到過的四川清音、在杭州聽到過的絲弦彈唱……經過一系列反復的試唱、加工，一曲形象鮮明、曲調優美、情感深沉的《紅梅贊》終於定稿。歌曲很快上報給劉亞樓司令員，他當即拍板：“好，就是它了！”
“紅岩上紅梅開”，簡單的6個字，把中國文化中象徵不屈風骨的紅梅形象，和中國共產黨人追求革命理想的偉大品格藝術地嫁接起來，不但成為革命者高潔品質的象徵，也成為共產黨人堅守信仰的形象化宣示。
這首歌不僅成為了江姐的化身，也為其他很多唱段提供了動機，成為整部歌劇音樂的支點。熟悉這部歌劇的人會發現，很多段音樂的起始都與《紅梅贊》有著異曲同工之妙。在排練場的駐地，創作者們聽到演員在唱，孩子們在唱，就連食堂的大師傅也一邊和麵一邊唱“紅岩上紅梅開……”，這使創作者們對於主題歌充滿了信心。
沖出三峽到海洋
1964年9月4日，歷經上百場的內部試演，空政文工團在中國兒童劇場面向公眾首演歌劇《江姐》，連續演出的26場，場場爆滿。
1964年10月13日晚，在人民大會堂小禮堂，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党和國家領導人一同觀看了演出。第二天，《人民日報》等各大報紙都在頭版顯著位置刊登了毛主席觀看《江姐》的消息和同演職人員合影的照片。隨後的一天晚上，毛主席專門在中南海接見了閻肅，並贈給他一套親筆簽名的精裝《毛澤東選集》，勉勵他寫出更多的作品，為社會主義文藝事業做出更大的貢獻。閻肅堅定地說：“我一定好好努力！”這脫口而出的七個字成為閻肅踐行一輩子的諾言，而那一光榮時刻，更化作了空政文工團永遠的珍貴記憶。
“沖出三峽到海洋”這句《江姐》開場川江號子中的歌詞，描述的是滾滾東去的長江，似乎也預示著《江姐》在後來數十年的輝煌。
在為中央首長的演出得到肯定後，歌劇《江姐》開啟了全國巡演。一年間為部隊、黨政機關、工廠、學校等公演257場，成為讓人歎為觀止的文化景象，創造了中國歌劇史上的奇跡。
經過“文革”期間10餘年的沉寂，1977年5月23日，空政文工團經過修改重新上演歌劇《江姐》，1978年又由上海電影製片廠搬上銀幕。1984年，在《江姐》首演二十周年之際，歌劇《江姐》第三次複排。1991年建黨70周年時，歌劇《江姐》作為獻禮劇碼第四次複排。2007年《江姐》五度排演時，壓縮了半個多小時的篇幅，修改達265處，刪減2430字。正是這種持續的、流動中的常演常新，為《江姐》曾經和現在的輝煌，作了一個令人信服的注腳。
黨的十八大以來，第五代《江姐》開啟了大範圍的基層巡演。和半個世紀前一樣，《江姐》所到之處，立刻掀起紅色旋風。不少單位以上黨課的方式重溫經典。原空八軍副政委邱漢文看完演出後，拉著“江姐”扮演者曲丹的手激動地說：“60年代我就看過《江姐》，今天有幸再次觀看，依然能感受到《江姐》強大的藝術感染力。”歌劇《江姐》跨越半個世紀的五度唱響，就這樣在老人家樸實的言語中如此有歷史感的二次相遇。
並非尾聲
五十餘載鬥轉星移，當年的年輕人很多已然兩鬢披霜，編劇閻肅、作曲金砂兩位主創已經故去，而舞臺上一代代演員卻用青春，詮釋著江姐永遠年輕的形象。
《江姐》讓我們在重溫中國革命歷史的時候，清晰感受到在那艱難歲月裡有那麼一群人，他們可以為了自己的信仰而超越生死的界限，甚至向死而生。這就是《江姐》的可貴之處。50多年間的每一次複排，它都把共產黨人的信仰和理想追求，用藝術的形式淋漓盡致地展現了出來。這使得它超越了時代的局限，超越了一般藝術作品的審美意義，給人們帶來了綿延半個世紀的心靈震撼。
在歌劇《江姐》一路走來的歷程中，許多經實踐檢驗的藝術創演規律，許多在波折反復中凝練總結出的啟示經驗，在今天依然具有強烈的現實意義，值得我們借鑒與遵循。正如空政文工團團長張天宇所說：“歌劇《江姐》走到現在，我相信還會有第六次、第七次複排，空軍的一代代藝術家也應該把這部歌劇一直演下去。”誠哉斯言。大潮浩蕩，變革雲湧，歷史的演進和文藝的發展從來都是螺旋式上升、波浪式前進的。《江姐》早已超越了一部劇作本身，它不斷反覆運算的過程，正是延續藝術薪火、傳承紅色基因的過程。而播火者，永遠都在。
（文中圖片由郭幸福拍攝）
與經典相逢
——從歌劇《江姐》談起
■栗振宇
歌劇《江姐》在50多年時間裡歷經5次複排，“江姐”扮演者已經延續到第五代，這種景象在當代文藝史上，可謂鮮矣。
50多年來，歌劇《江姐》從一部文藝作品，逐步累積為一種影響深遠的文化現象；“江姐”這個人物形象，也成為人們心目中有著豐富精神意蘊的文化符號。歌劇《江姐》50多年的傳承過程，就像一條不斷延伸的林中路，印刻著一代代軍事文藝工作者隨時間堅定前行的足跡，也折射出半個多世紀以來紅色文藝經典在國人文化接受中的分量。不管何時何地，每一次與它相逢，它總是能讓人迅速進入到一個獨特的世界，不由得心潮湧動，從心底生髮起超越現實的深度思考和精神力量。
這就是經典文藝作品的魅力，回想我們民族的悠久綿長的文化史，從遠古的精衛填海、夸父追日、愚公移山等神話傳說開始，那一部部文化經典，為什麼直到現在仍然讓我們怦然心動？就是因為這些文化經典以一種屬於我們民族所特有的審美方式和視角，總能扣住人的心弦，激起人的情感共鳴，讓人在迷茫中找到堅定自信，在風雨滄桑中得到挺起脊樑的力量。它們攜帶著個性鮮明的文化基因，共同構築起我們民族的文化山河和精神家園。我們祖祖輩輩就生活在這樣的精神家園裡。從這個角度說，每一次與經典相逢，就是一次文化返鄉。常與經典相逢，就是一種積極的文化自覺。
常與經典相逢，在當前多元文化生態下，尤其有著非同尋常的意義。在多元語境下，文化選擇可以多元，表達方式可以多樣，但多元與多樣給人們帶來的不僅是選擇的自由，與之伴隨的還有選擇的艱難，作別傳統的不安和對不確定性的焦慮……多元文化覆蓋下的心靈呼喚，恰恰是對精神支柱的強烈要求。而經典文藝作品所提供的，正是一種強大精神支撐。它如同燭照心靈的燈火，引導人們自覺從紛繁複雜中剝離出來，進入到關於價值與人生的思考之維。特別是那些經過時間洗練的紅色文藝經典，其講述的故事離我們並不久遠。每一次與它們相逢，其實都是在與我們的來路對話，與無數英烈的靈魂對話。“什麼是信念，應該堅定怎樣的信念，並為之艱苦奮鬥？什麼是英雄，什麼樣的人能成為英雄，為什麼事業奮鬥才是英雄？人生的價值是什麼，幸福生活從哪裡來，怎樣奮鬥最幸福”等，都將在這種對話中獲得答案。歌劇《江姐》誕生于上個世紀60年代，卻能夠在90後甚至更年輕的群體中獲得認同，就生動說明這一事實。所以從根本上說，與經典相逢，收穫的是自我體認，激起的是文化自信，找到的是文化之根。
當高樓大廈在我國大地上遍地林立時，中華民族精神的大廈也應該巍然聳立。相信歌劇《江姐》將不斷續寫新的故事，相信更多人將在與經典相逢中獲得力量，成就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