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爾·德勒茲（1925-1995）法國作家、哲學家， 後現代主義的主要代表人之一。 1925年生於巴黎， 1944年中學畢業後進入巴黎索邦大學哲學系就讀， 開始致力於哲學研究。
《〈荒島〉及其他文本》
作者：（法）吉爾·德勒茲
譯者：董樹寶 胡新宇 曹偉嘉
版本：南京大學出版社
2018年4月
■ 延伸閱讀
《資本主義與精神分裂
（卷二）：千高原》
作者：（法）菲力克斯·加塔利
吉爾·德勒茲
譯者：薑宇輝
版本：上海書店出版社
2010年12月
德勒茲思考這個問題的時候， 是27歲。 那一年， 是德勒茲開始中學教書匠生涯的第二年。 那一年， 一個最終只存活了一年零八個月的雜誌《新女性（Nouveau Femina）》要出一期關於“荒島（Les îles désertes）”的特刊。 這個雜誌的前身是1922年創刊的《女性（Femina）》，
“什麼是荒島”與“什麼是導師”
這篇一直沒有發表的關於“荒島”的手稿， 與德勒茲早期的哲學史家式寫作迥然不同：它不依託和針對任何特定的哲學家，
因此， “什麼是荒島？”與“什麼是導師？”兩個問題可以聯繫起來理解。 導師不是“大眾教師（professeurs publics）”， 正如“為了讓一座島嶼不再是荒蕪的， 確實光有人居住在島上是遠遠不夠的。 ”這個同構性， 隱含著一個基本的欲望運動。
德勒茲借用了地理學中對荒島的一個分類：一個是由珊瑚、火山等有機體生成的自發性、始源性島嶼， 一個是脫離大陸的偶發性、漂移性島嶼。 前者“重新創造”， 後者製造“分離”。 魯濱孫以沉船上所剩之物為資本， “重新創造”資產階級日常生活， 好像勞作創造了價值。 蘇珊娜與大陸生活相“分離”， 在荒島上找到了大陸生活的複製品。 魯濱孫不需要夏娃， 蘇珊娜不需要亞當， 荒島神話因此破產了。 “荒島是起源， 不過是第二起源。 ”荒島給予我們“重複”的法則， 一個總是可以劫後餘生、重建家園的空間。 神話只給出一個時刻， 災難就意味著末日。
那麼導師呢？荒島是導師的夢想，導師是荒島的純粹意識。“一座島嶼是荒無人煙的，我們認為這一點在哲學上應該是正常的。”導師不能充當亞當和夏娃，去生產人類；導師為漂泊者提供荒島，提供運動和關係的節點。一座島嶼之所以不是荒蕪的，不在於有人居住，而在於有人流動，有人帶來魯濱孫的資本，又帶走星期五的勞動；有人帶來蘇珊娜的大陸記憶，又帶走荒島上的複製品。居住則是個死概念，人一旦固著在荒島裡，就也成為荒島之荒蕪的一部分。
“在重新開始的理想中，有某種東西先於開始本身，這種東西重啟了開始本身，從而在時間中深化它、延遲它。”這個“無法追憶之物或這種更深邃之物”就是“欲望”，荒島是欲望的質料，導師是欲望的形式。然而，欲望並沒有因此得到完全說明。
德勒茲的世紀：不僅僅是顛覆
國內讀者可能比較熟悉德勒茲（與瓜塔里合著）的《反俄狄浦斯》（1972）和《千高原》（1980）。《千高原》如同無數散佈的平臺搭建的碎片整體，這是德勒茲的寫作風格，也是他的哲學主張。《〈荒島〉及其他文本》彙聚了德勒茲1953年至1974年間幾乎所有的零散發表，雖然也像一個碎片的整體，但顯然不是德勒茲有意識的風格，而是歷史的刻畫。編者有意按照時間順序排列文章，是“為了避免把任意一種偏見強加給文本的意義或定位”。但從德勒茲的哲學主張來看，時間也是一種意義或定位的強加。法國哲學家之所以充滿莫測的魅力，就在於他們總是敢於（欲求）漂泊，在漂泊中使用“導師”的力量、借助“荒島”的推力。然後，漂著漂著，他們就自己成了新的導師，自己成了新的荒島。
德勒茲的這本身後編選的文集，無疑就回答了這樣一個問題：1953年至1974年間，德勒茲是如何從一個個荒島出發而成為導師的？我們當然可以從德勒茲早期著作中窺見端倪：1953年至1972年二十年間（其中有8年的出版空白期），德勒茲出版了10本著作，分別關於哲學家休謨、尼采、康得、柏格森、斯賓諾莎，作家普魯斯特和薩赫·馬索赫。1969年，德勒茲在巴黎大學（索邦）進行了博士論文答辯，也正是從1968年開始，德勒茲從他所依附的哲學史荒島“分離”出來，開始“重-新創造”自己的哲學：《差異與重複》（1968）、《意義的邏輯》（1969）和《反俄狄浦斯》（1972）……1969年，福柯在評論德勒茲的《差異與重複》和《意義的邏輯》的一篇名為《哲學劇場》的文章中，說出了那句膾炙人口但未必讓人了然於心的話：“但也許有一天，將是德勒茲的世紀”。
那麼，為什麼會有“德勒茲的世紀”？因為曾經有“柏拉圖的世紀”“笛卡爾的世紀”“啟蒙的世紀”……但德勒茲與哲學史的關係不僅僅是顛覆：“斯賓諾莎或尼采的批判和破壞力量是無與倫比的，不過，這種理論永遠迸發於一種肯定、一種快樂，永遠迸發於一種對肯定和快樂的狂熱，迸發於一種對生命的渴求，而反對他所遭受的摧殘與折磨。”德勒茲讚賞和熱愛他所寫的哲學家和作家，對這種“肯定和快樂”的背叛者如黑格爾，卻毫不寬容：“讓生命去‘負載’，用各種重負壓倒生命，將生命與國家和宗教相調和，將死亡刻寫在生命之中，殘酷地使生命臣服於否定，讓生命承負著內疚和不良意識”。
因此，“德勒茲的世紀”就像偵探小說叢書《黑色系列（La Série Noire）》（1966年已出1000本）所進行的革命：沒有探索與發現真相的天才偵探，“問題在於對差錯的令人震驚的補償。”員警與罪犯，主人與奴隸，統治者與被統治者，善與惡，真與假，理性與非理性，我們在傳統哲學框架裡所能想到的所有二元對立，都處於一種深度的滲透、共謀、補償和平衡關係之中。德勒茲通過伊波利特的《邏輯與實存》告訴我們：沒有本質的本體論，只有意義的本體論。
世界不是真與假、現實與想像、絕對知識與經驗知識的對立，而是“戲仿（parodie）”。康得的《判斷力批判》也不是前兩個批判的補充，而是它們的奠基：諸官能的協調是理性與實踐的基礎，“所有被規定的協調都歸諸這一未受規定的自由協調，而後者使前者成為可能。”無利害的快感、無概念的圖式，就是想像力的法則，想像力向知性和理性發出信號，使“每一官能都變得可以為其自身而自由的遊戲”。柏格森也不問“為什麼存在某種事物，而不是什麼也不存在”，而是問“為什麼是這種綿延（durée）的張力？”，為什麼是這種速度、比例和頻率？“存在就是差異，不是不變的或無差異的，也不是只作為錯誤運動的矛盾”。綿延就是生命衝動的現實化和分化，生命衝動轉化為行為，就成為差異。這種與差異同一的存在設定，使“思維與存在之間的差異在絕對之中被超越了”。存在與差異之間的這種絕對同一性，就是意義。憑著這個差異/存在的意義世界，哲學擁有了一種詩意生命特有的抗議力量：盧梭用疾病保存自己的美德欲望，用消除記憶來清退激情——因為“我們永遠是在已逝的過往中愛一個人”，激情是記憶特有的疾病；雷蒙·魯塞爾用詞的重複開啟意義的差異，在解放性的重複中使獨一無二的事物內化於自身，從而使語言超越了（停留於）自身的空洞，讓世界從這空洞中呈現出來；埃克塞羅斯用行星思想建立形而上學之後的“荒誕玄學”，用漂移代替對立，用遊戲取代相對和絕對的形而上學關係：“帶著歡樂和悲傷，沒有歡樂和悲傷”。
這就是德勒茲的世紀：“肯定和快樂”的哲學。
□湯明潔（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
災難就意味著末日。那麼導師呢？荒島是導師的夢想，導師是荒島的純粹意識。“一座島嶼是荒無人煙的，我們認為這一點在哲學上應該是正常的。”導師不能充當亞當和夏娃，去生產人類；導師為漂泊者提供荒島，提供運動和關係的節點。一座島嶼之所以不是荒蕪的，不在於有人居住，而在於有人流動，有人帶來魯濱孫的資本，又帶走星期五的勞動；有人帶來蘇珊娜的大陸記憶，又帶走荒島上的複製品。居住則是個死概念，人一旦固著在荒島裡，就也成為荒島之荒蕪的一部分。
“在重新開始的理想中，有某種東西先於開始本身，這種東西重啟了開始本身，從而在時間中深化它、延遲它。”這個“無法追憶之物或這種更深邃之物”就是“欲望”，荒島是欲望的質料，導師是欲望的形式。然而，欲望並沒有因此得到完全說明。
德勒茲的世紀：不僅僅是顛覆
國內讀者可能比較熟悉德勒茲（與瓜塔里合著）的《反俄狄浦斯》（1972）和《千高原》（1980）。《千高原》如同無數散佈的平臺搭建的碎片整體，這是德勒茲的寫作風格，也是他的哲學主張。《〈荒島〉及其他文本》彙聚了德勒茲1953年至1974年間幾乎所有的零散發表，雖然也像一個碎片的整體，但顯然不是德勒茲有意識的風格，而是歷史的刻畫。編者有意按照時間順序排列文章，是“為了避免把任意一種偏見強加給文本的意義或定位”。但從德勒茲的哲學主張來看，時間也是一種意義或定位的強加。法國哲學家之所以充滿莫測的魅力，就在於他們總是敢於（欲求）漂泊，在漂泊中使用“導師”的力量、借助“荒島”的推力。然後，漂著漂著，他們就自己成了新的導師，自己成了新的荒島。
德勒茲的這本身後編選的文集，無疑就回答了這樣一個問題：1953年至1974年間，德勒茲是如何從一個個荒島出發而成為導師的？我們當然可以從德勒茲早期著作中窺見端倪：1953年至1972年二十年間（其中有8年的出版空白期），德勒茲出版了10本著作，分別關於哲學家休謨、尼采、康得、柏格森、斯賓諾莎，作家普魯斯特和薩赫·馬索赫。1969年，德勒茲在巴黎大學（索邦）進行了博士論文答辯，也正是從1968年開始，德勒茲從他所依附的哲學史荒島“分離”出來，開始“重-新創造”自己的哲學：《差異與重複》（1968）、《意義的邏輯》（1969）和《反俄狄浦斯》（1972）……1969年，福柯在評論德勒茲的《差異與重複》和《意義的邏輯》的一篇名為《哲學劇場》的文章中，說出了那句膾炙人口但未必讓人了然於心的話：“但也許有一天，將是德勒茲的世紀”。
那麼，為什麼會有“德勒茲的世紀”？因為曾經有“柏拉圖的世紀”“笛卡爾的世紀”“啟蒙的世紀”……但德勒茲與哲學史的關係不僅僅是顛覆：“斯賓諾莎或尼采的批判和破壞力量是無與倫比的，不過，這種理論永遠迸發於一種肯定、一種快樂，永遠迸發於一種對肯定和快樂的狂熱，迸發於一種對生命的渴求，而反對他所遭受的摧殘與折磨。”德勒茲讚賞和熱愛他所寫的哲學家和作家，對這種“肯定和快樂”的背叛者如黑格爾，卻毫不寬容：“讓生命去‘負載’，用各種重負壓倒生命，將生命與國家和宗教相調和，將死亡刻寫在生命之中，殘酷地使生命臣服於否定，讓生命承負著內疚和不良意識”。
因此，“德勒茲的世紀”就像偵探小說叢書《黑色系列（La Série Noire）》（1966年已出1000本）所進行的革命：沒有探索與發現真相的天才偵探，“問題在於對差錯的令人震驚的補償。”員警與罪犯，主人與奴隸，統治者與被統治者，善與惡，真與假，理性與非理性，我們在傳統哲學框架裡所能想到的所有二元對立，都處於一種深度的滲透、共謀、補償和平衡關係之中。德勒茲通過伊波利特的《邏輯與實存》告訴我們：沒有本質的本體論，只有意義的本體論。
世界不是真與假、現實與想像、絕對知識與經驗知識的對立，而是“戲仿（parodie）”。康得的《判斷力批判》也不是前兩個批判的補充，而是它們的奠基：諸官能的協調是理性與實踐的基礎，“所有被規定的協調都歸諸這一未受規定的自由協調，而後者使前者成為可能。”無利害的快感、無概念的圖式，就是想像力的法則，想像力向知性和理性發出信號，使“每一官能都變得可以為其自身而自由的遊戲”。柏格森也不問“為什麼存在某種事物，而不是什麼也不存在”，而是問“為什麼是這種綿延（durée）的張力？”，為什麼是這種速度、比例和頻率？“存在就是差異，不是不變的或無差異的，也不是只作為錯誤運動的矛盾”。綿延就是生命衝動的現實化和分化，生命衝動轉化為行為，就成為差異。這種與差異同一的存在設定，使“思維與存在之間的差異在絕對之中被超越了”。存在與差異之間的這種絕對同一性，就是意義。憑著這個差異/存在的意義世界，哲學擁有了一種詩意生命特有的抗議力量：盧梭用疾病保存自己的美德欲望，用消除記憶來清退激情——因為“我們永遠是在已逝的過往中愛一個人”，激情是記憶特有的疾病；雷蒙·魯塞爾用詞的重複開啟意義的差異，在解放性的重複中使獨一無二的事物內化於自身，從而使語言超越了（停留於）自身的空洞，讓世界從這空洞中呈現出來；埃克塞羅斯用行星思想建立形而上學之後的“荒誕玄學”，用漂移代替對立，用遊戲取代相對和絕對的形而上學關係：“帶著歡樂和悲傷，沒有歡樂和悲傷”。
這就是德勒茲的世紀：“肯定和快樂”的哲學。
□湯明潔（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