甚是唏噓， 想起了一個我非常喜歡的人：哥哥張國榮。 2003年4月1日， 這位萬千粉絲鍾愛的超級巨星在香港文華酒店高層縱身一跳， 結束了他歷時46年， 絢爛輝煌的一生—“元兇”正是抑鬱症。
彼時我還沒有走上心理分析之路， 對抑鬱症不甚了了， 只是感慨， 像哥哥這樣的人， 同時擁有旁人難以企及的名聲、金錢、才華、美貌和寵愛， 居然也有過不去的坎。
但其實， 在星光璀璨、活色生香的娛樂圈裡， 深陷抑鬱深淵的明星名人， 遠遠比我們想像的多得多。 且不說已然隕落的張國榮、陳寶蓮、翁美玲、陳百強、李恩珠、崔真實、羅賓·威廉姆斯等等；就是仍然活躍在銀幕和公眾視野之內，
大Ｓ曾在娛樂節目直播中衝口而出說， “我好想拿刀殺死媽媽”；消沉時的陸毅， 把自己關在家中打電玩、酗酒甚至自殘；陳坤需要用藥物來治療抑鬱症；白岩松曾每天都想自殺……我相信， 這些只不過是冰山一角， 畢竟對於視形象如同生命的大眾偶像來說， 承認自己“正能量”外表下有一顆灰暗的心， 需要非凡勇氣。
異化的狂歡
那麼， 抑鬱與明星、名人之間， 是否真存在高關聯度？抑或只是他們的故事更容易吸引公眾眼球而已？
說真的， 抑鬱這個“病”特別有意思。 10年前， 大家都不知道它是怎麼回事。
然而， 現如今情況卻恰恰相反。 自崔永元現身說法以來， 這幾年越來越多抑鬱症患者站出來為自己“正名”， 使抑鬱症變成了一個家喻戶曉的大眾詞彙。
一開始， 我們喜聞樂見。 但沒多久後， 又漸漸覺得有點兒不對勁。 隨著大眾對抑鬱症認識程度的提高， 產生的是另一個詭異現象， 即對抑鬱者的標籤化， 甚或是， 異化。
標籤化的源頭往往是雙重的。
另一種， 是對他者的異化。 正如我們聽到喬任梁自殺， 第一反應是震驚， 然後恍然大悟， “他有抑鬱症啊， 難怪呢”。
這種惋惜之餘松一口氣的反應底下，
沒錯， 抑鬱症的可怕之處在於， 它風險極高， 最嚴重的後果是死亡， 不由得人不心存畏懼。
“他有病， 所以才會這樣（自殺）”。 潛臺詞是：我是健康的， 這種風險與我無關。 如是， 人們就將自我與他者死亡帶來的衝擊和恐懼隔離開來。
開扒喬任梁的性取向和性癖好， 有同樣效果：“他是同性戀”， “他愛玩SM”—標籤越多越好， 悲劇漸漸演變成八卦與鬧劇， 異化的狂歡中， 恐懼消失了—至於同性戀和SM是不是事實，
心靈的代價
然而， 任何對同類的異化都是有代價的， 這個代價不僅是由被異化者， 而往往是由所有人共同承擔。
對抑鬱者的異化， 直接而顯而易見的後果， 就是斬斷了彼此之間同理的橋樑。
一個人被當成了“病人”、“另一種人”， 意味著他對生命的思考、感受和態度， 都失去了與身邊的人相互探討和理解的資格。
我很理解崔永元的努力。 在抑鬱症大眾認知度極低的過往， 抑鬱者向親友傾吐時， 換來的總是“你不要這麼悲觀”， “想開一點就好了”這類不走心的回應。 這種痛苦不被承認的感受， 往往比痛苦本身更讓人絕望。
只是到了抑鬱症已被當成流行症候群的今天， 抑鬱者的境況又是否得到了真正的改善呢？並不。
如果說對於抑鬱， 人們過往採取的是否認的防禦機制， 否認那種對生命深入思考帶來的黑暗狀態， 以及影響人類生命態度的各種未知因素；那如今， 他們只是換了一種新的防禦， 且稱之為“分裂”， 把抑鬱當成一種“病”， 一種“異常”， 與普通人、正常人、健康人區分開來。
要知道， 對抑鬱者來說， 他們需要的並不僅是治療， 與治癒的希望同等重要的， 是被認真對待， 理解和聆聽。 但時至今日， 這種真正的擁抱尚未能發生。
當然了， 我們會說， 這又能怪誰呢？人們對黑暗和死亡的恐懼是如此深入骨髓。 但我們卻不知道， 在對抑鬱不斷地分裂和異化的過程中， 黑暗的危險並沒有被消除，而是在成比例地不斷增長。
因為—抑鬱，並不專屬於抑鬱症患者，它就像暗夜裡的精靈一樣，時刻潛伏在我們每一個人內心。
靈魂的黑夜
在此不得不先談及一點常識。事關涉及抑鬱的相關詞彙在精神醫學和心理學的譜系中又多又亂，很多人連抑鬱症與抑鬱情緒、抑鬱狀態的區別都搞不清，更別說抑鬱症又分那麼多種，一會分給神經症，一會分給雙相，一會又屬於精神障礙。
專業知識不贅言。但作為普通人，首要且有必要知道的是，抑鬱≠抑鬱症。
抑鬱這個詞，本身與“病”沒有什麼關係，它描述的只是一種狀態，一種傾向於混沌與黑暗的心靈狀態。
如果嫌這個描述太混沌，亦可以把它理解為由一組相對低落的情緒情感隨機攪拌而成的心境：悲傷、沮喪、孤獨、未知、不確定等。這些情緒我們全不陌生，但抑鬱意味著不只是短暫地經驗，而是持續與它們呆在一起。幾小時，幾天，幾周，甚至更久。
失戀的女孩，步入危機的中年人，名落孫山的學生，年景時不好的農民，競爭失利時的白領，被妻子嫌棄時的丈夫，對人生感到困惑的青年人……每個人或多或少，或長或短，都在人生中經歷過這樣的狀態。我自己就挺容易抑鬱，從事心理工作後依然如此。有沒有人從不抑鬱？沒見過。
人類對於抑鬱有過很多比喻，美國心理治療師湯瑪斯·摩爾說那是“靈魂的黑夜”，甚妙。妙在於白天與黑夜，是一個自然更迭的現象，無可避免。中國那句老話，“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說的是同樣道理， 一個正常人，必然時喜時怒，時悲時歡。
說這麼多，不過是為了論證：抑鬱是每個人都會經歷的一種心靈狀態，並無好壞之分。
然而，情緒雖無好壞，人卻有好惡。
抑鬱的時候，人的活力下降，無精打采，不僅自己感覺難受，連帶身邊的人也受累；而亢奮則不一樣，亢奮讓人魅力四射，感覺超棒。所以人喜歡亢奮，喜歡那些被標定為“好”的情緒感受，高興、愉悅、興奮、平靜；同時討厭抑鬱，討厭憤怒、悲傷、恐懼，把它們視為“壞”情緒，一如洪水猛獸，巴不得它們永遠不存在。
有一個詞叫“陽光抑鬱症”，它道出了人們對待抑鬱心境和壞情緒的通常辦法—用快樂，或者說正能量，戰勝悲傷。
當我們看到一個哭泣的孩子時，通常說的第一句話是什麼？“別哭”！
朋友不開心，我們總是想盡辦法哄他一笑，帶他去嗨，讓他亢奮起來，而不是說“我建議你哭一下”。
“別哭”就是我們對待壞情緒和壞心境的態度：它是不好的，必須減輕甚至消滅它！消滅的手段多種多樣，精神分析講《101種防禦機制》，什麼合理化，壓抑，否認，人人都有自己的獨門絕技。
然而，人真的能消滅抑鬱和壞情緒嗎？並不。那就像對永晝的追求一樣徒勞。
通常是這樣的：Ａ對Ｂ的言行感到厭惡，可是你覺得這樣不好，於是假裝不在意，Ｂ便變本加厲，終有一天，Ａ忍無可忍，徹底失去理智—悲劇發生了。
同樣地，一個人抑鬱，為了對抗抑鬱，他看喜劇、聽笑話，強迫自己微笑，強迫自己嗨起來，內在那個下墜的意願便因為得不到表達而積聚著越來越強的勢能……
越陽光，越危險
如是，我們便能理解人們對待抑鬱者所採取的那種態度了。
當我們或多或少，都在用陽光的面具防禦著內在潛藏的抑鬱時，我們會害怕抑鬱者：因為處於靈魂的暗夜中的人，會引發我們內在的暗流與之共鳴。
這太可怕了！
只好趕緊拋出一句“想開點”，草草結束談話，好讓自己能馬上甩開剛剛腦子裡那一閃而過的陰鬱，繼續去嗨。或者，打發他去看醫生，督促他吃藥，好讓他也儘快跟我們一起嗨起來。
殊不知，對抑鬱者的這種否定和異化，同時也是對我們自身的靈魂暗夜的否定和異化。因為，當他們被異化為“病的”，意味著我們需要更清晰地標定自己的“健康”，否則，我們將感覺自己變得和他們一樣危險。
於是，人們需要更多的陽光和正能量，去進一步壓制自身內在的黑暗。
這個遊戲中，誰是最大的受害者？
我的答案是：越陽光，越危險！
我不是否定陽光，陽光是很好的，前提是你能同時接納自身的光與影。但那些只被允許普照陽光，完全無法在人前展露陰鬱的人，卻是相當危險的—特愛面子的人，責任心特別強的人，被賦予社會期待特別高的人（如老師、醫生、社工等“高尚職業”），莫不如是。
而當中最為極端的，就是明星，及以正面形象著稱的各界名人。
偶像是為人所崇拜、所供奉的。他們的位置在神壇上，而非人群中。他們身上承載的是海量公眾的理想化期待，被期待完美—儘管每個人心中完美的標準不盡相同。
為了維持自己的地位，明星和名人總是在努力滿足這些期待。他們在人前保持完美的笑容，得體的談吐，靚麗的妝容；通宵拍戲累成狗還要正能量滿滿昂首挺胸；與情敵親密合照暗吞牙血更不在話下……
這些都算了，畢竟作為在都市打拼的苦逼族，我們在日常生活中不也經常是一臉自己都鄙夷的假笑？但至少我們回到家還能卸下面具，沒事和老婆吵個架，週末裝死不出門，打打孩子罵罵狗。明星和名人卻很難。他們的情感和私生活，身材的每一寸變化，甚至家中垃圾桶翻出來的安全套，都是隨時有可能上頭條的。
明星因為情緒問題行差踏錯，得到諒解是不易的，後果卻有可能極其嚴重。當時，經紀公司和明星本人的做法可能是盡力隱瞞病情硬撐。結果是喬任梁非常愧疚，向劇組道歉之餘，還自罰了半數片酬—嗚呼，愧疚和自罪，正是很多最終步向毀滅的抑鬱症患者內心沉重的十字架。
講真，單就拍戲遲到這件事來說，並沒有誰真正做錯事。重度抑鬱者肯定不適合做熬夜拍戲這種高壓力的工作，他崩潰了，連帶劇組和導演一塊兒崩潰，如今導演又淪為了網路暴力的祭品，這是一個消極的多米諾骨牌效應。
悲劇真正的根源，在於我們整個社會對抑鬱的反應機制所存在的問題—抗拒抑鬱，只會產生更嚴重的抑鬱症風險。
那麼面對抑鬱，乃至抑鬱症，我們應該做什麼？說起來有點可怕。湯瑪斯·摩爾說的：不必抵觸靈魂的黑夜，相反當擁抱它，當你全然地擁抱它時，它便給你巨大的能量。
喜悅時微笑，興奮時大叫，悲傷時哭泣，這是東方哲人一直追求的真實和自然的狀態。既然我們歡迎快樂，為何卻要抗拒悲傷？
當人們說“抑鬱讓我們痛苦，我們當然不歡迎它”時，我們只是沒有看到，在我們抗拒抑鬱，強迫自己與自然的心緒對抗，對外界強顏歡笑的時候，其實已經產生了比抑鬱本身更大的痛苦。
很多人以為，好的心理治療，會像止痛藥一樣，能在短時間內把“病人”的抑鬱狀態和其他壞情緒消除，讓他很快就重新變得幸福和快樂。然而事實並非如此，真正的療愈需要這麼一個過程：沉入抑鬱中，沉入那些悲傷、沮喪、失望、痛苦甚至絕望當中，體會它，看著它，理解它—直到能夠從痛苦中獲得對人生真正深刻的領悟。
此時，抑鬱並不是被消滅，而是轉化為不可思議的心靈的養分。
要知道，這世上盡有一些抑鬱的天才哲學家和文學家，對人性深刻的理解正是由此而來。他們是尼采、川端康成、赫爾曼·黑塞、托爾斯泰、海明威、羅素、盧梭、叔本華……
我們來做一次事後諸葛亮式的幻想：假如喬任梁能和崔永元一樣，敢於站出來，公佈自己患上了抑鬱症，敢於停下工作接受治療而不是硬撐著去拍戲，結果會不會不一樣？
更重要的是，未來我們是否能夠擁有這麼一片土壤：讓每一個人，包括聚光燈下的名人、明星，都能自由（而不是羞恥）地展現和擁抱自己靈魂的黑夜？
黑暗的危險並沒有被消除，而是在成比例地不斷增長。因為—抑鬱，並不專屬於抑鬱症患者，它就像暗夜裡的精靈一樣，時刻潛伏在我們每一個人內心。
靈魂的黑夜
在此不得不先談及一點常識。事關涉及抑鬱的相關詞彙在精神醫學和心理學的譜系中又多又亂，很多人連抑鬱症與抑鬱情緒、抑鬱狀態的區別都搞不清，更別說抑鬱症又分那麼多種，一會分給神經症，一會分給雙相，一會又屬於精神障礙。
專業知識不贅言。但作為普通人，首要且有必要知道的是，抑鬱≠抑鬱症。
抑鬱這個詞，本身與“病”沒有什麼關係，它描述的只是一種狀態，一種傾向於混沌與黑暗的心靈狀態。
如果嫌這個描述太混沌，亦可以把它理解為由一組相對低落的情緒情感隨機攪拌而成的心境：悲傷、沮喪、孤獨、未知、不確定等。這些情緒我們全不陌生，但抑鬱意味著不只是短暫地經驗，而是持續與它們呆在一起。幾小時，幾天，幾周，甚至更久。
失戀的女孩，步入危機的中年人，名落孫山的學生，年景時不好的農民，競爭失利時的白領，被妻子嫌棄時的丈夫，對人生感到困惑的青年人……每個人或多或少，或長或短，都在人生中經歷過這樣的狀態。我自己就挺容易抑鬱，從事心理工作後依然如此。有沒有人從不抑鬱？沒見過。
人類對於抑鬱有過很多比喻，美國心理治療師湯瑪斯·摩爾說那是“靈魂的黑夜”，甚妙。妙在於白天與黑夜，是一個自然更迭的現象，無可避免。中國那句老話，“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說的是同樣道理， 一個正常人，必然時喜時怒，時悲時歡。
說這麼多，不過是為了論證：抑鬱是每個人都會經歷的一種心靈狀態，並無好壞之分。
然而，情緒雖無好壞，人卻有好惡。
抑鬱的時候，人的活力下降，無精打采，不僅自己感覺難受，連帶身邊的人也受累；而亢奮則不一樣，亢奮讓人魅力四射，感覺超棒。所以人喜歡亢奮，喜歡那些被標定為“好”的情緒感受，高興、愉悅、興奮、平靜；同時討厭抑鬱，討厭憤怒、悲傷、恐懼，把它們視為“壞”情緒，一如洪水猛獸，巴不得它們永遠不存在。
有一個詞叫“陽光抑鬱症”，它道出了人們對待抑鬱心境和壞情緒的通常辦法—用快樂，或者說正能量，戰勝悲傷。
當我們看到一個哭泣的孩子時，通常說的第一句話是什麼？“別哭”！
朋友不開心，我們總是想盡辦法哄他一笑，帶他去嗨，讓他亢奮起來，而不是說“我建議你哭一下”。
“別哭”就是我們對待壞情緒和壞心境的態度：它是不好的，必須減輕甚至消滅它！消滅的手段多種多樣，精神分析講《101種防禦機制》，什麼合理化，壓抑，否認，人人都有自己的獨門絕技。
然而，人真的能消滅抑鬱和壞情緒嗎？並不。那就像對永晝的追求一樣徒勞。
通常是這樣的：Ａ對Ｂ的言行感到厭惡，可是你覺得這樣不好，於是假裝不在意，Ｂ便變本加厲，終有一天，Ａ忍無可忍，徹底失去理智—悲劇發生了。
同樣地，一個人抑鬱，為了對抗抑鬱，他看喜劇、聽笑話，強迫自己微笑，強迫自己嗨起來，內在那個下墜的意願便因為得不到表達而積聚著越來越強的勢能……
越陽光，越危險
如是，我們便能理解人們對待抑鬱者所採取的那種態度了。
當我們或多或少，都在用陽光的面具防禦著內在潛藏的抑鬱時，我們會害怕抑鬱者：因為處於靈魂的暗夜中的人，會引發我們內在的暗流與之共鳴。
這太可怕了！
只好趕緊拋出一句“想開點”，草草結束談話，好讓自己能馬上甩開剛剛腦子裡那一閃而過的陰鬱，繼續去嗨。或者，打發他去看醫生，督促他吃藥，好讓他也儘快跟我們一起嗨起來。
殊不知，對抑鬱者的這種否定和異化，同時也是對我們自身的靈魂暗夜的否定和異化。因為，當他們被異化為“病的”，意味著我們需要更清晰地標定自己的“健康”，否則，我們將感覺自己變得和他們一樣危險。
於是，人們需要更多的陽光和正能量，去進一步壓制自身內在的黑暗。
這個遊戲中，誰是最大的受害者？
我的答案是：越陽光，越危險！
我不是否定陽光，陽光是很好的，前提是你能同時接納自身的光與影。但那些只被允許普照陽光，完全無法在人前展露陰鬱的人，卻是相當危險的—特愛面子的人，責任心特別強的人，被賦予社會期待特別高的人（如老師、醫生、社工等“高尚職業”），莫不如是。
而當中最為極端的，就是明星，及以正面形象著稱的各界名人。
偶像是為人所崇拜、所供奉的。他們的位置在神壇上，而非人群中。他們身上承載的是海量公眾的理想化期待，被期待完美—儘管每個人心中完美的標準不盡相同。
為了維持自己的地位，明星和名人總是在努力滿足這些期待。他們在人前保持完美的笑容，得體的談吐，靚麗的妝容；通宵拍戲累成狗還要正能量滿滿昂首挺胸；與情敵親密合照暗吞牙血更不在話下……
這些都算了，畢竟作為在都市打拼的苦逼族，我們在日常生活中不也經常是一臉自己都鄙夷的假笑？但至少我們回到家還能卸下面具，沒事和老婆吵個架，週末裝死不出門，打打孩子罵罵狗。明星和名人卻很難。他們的情感和私生活，身材的每一寸變化，甚至家中垃圾桶翻出來的安全套，都是隨時有可能上頭條的。
明星因為情緒問題行差踏錯，得到諒解是不易的，後果卻有可能極其嚴重。當時，經紀公司和明星本人的做法可能是盡力隱瞞病情硬撐。結果是喬任梁非常愧疚，向劇組道歉之餘，還自罰了半數片酬—嗚呼，愧疚和自罪，正是很多最終步向毀滅的抑鬱症患者內心沉重的十字架。
講真，單就拍戲遲到這件事來說，並沒有誰真正做錯事。重度抑鬱者肯定不適合做熬夜拍戲這種高壓力的工作，他崩潰了，連帶劇組和導演一塊兒崩潰，如今導演又淪為了網路暴力的祭品，這是一個消極的多米諾骨牌效應。
悲劇真正的根源，在於我們整個社會對抑鬱的反應機制所存在的問題—抗拒抑鬱，只會產生更嚴重的抑鬱症風險。
那麼面對抑鬱，乃至抑鬱症，我們應該做什麼？說起來有點可怕。湯瑪斯·摩爾說的：不必抵觸靈魂的黑夜，相反當擁抱它，當你全然地擁抱它時，它便給你巨大的能量。
喜悅時微笑，興奮時大叫，悲傷時哭泣，這是東方哲人一直追求的真實和自然的狀態。既然我們歡迎快樂，為何卻要抗拒悲傷？
當人們說“抑鬱讓我們痛苦，我們當然不歡迎它”時，我們只是沒有看到，在我們抗拒抑鬱，強迫自己與自然的心緒對抗，對外界強顏歡笑的時候，其實已經產生了比抑鬱本身更大的痛苦。
很多人以為，好的心理治療，會像止痛藥一樣，能在短時間內把“病人”的抑鬱狀態和其他壞情緒消除，讓他很快就重新變得幸福和快樂。然而事實並非如此，真正的療愈需要這麼一個過程：沉入抑鬱中，沉入那些悲傷、沮喪、失望、痛苦甚至絕望當中，體會它，看著它，理解它—直到能夠從痛苦中獲得對人生真正深刻的領悟。
此時，抑鬱並不是被消滅，而是轉化為不可思議的心靈的養分。
要知道，這世上盡有一些抑鬱的天才哲學家和文學家，對人性深刻的理解正是由此而來。他們是尼采、川端康成、赫爾曼·黑塞、托爾斯泰、海明威、羅素、盧梭、叔本華……
我們來做一次事後諸葛亮式的幻想：假如喬任梁能和崔永元一樣，敢於站出來，公佈自己患上了抑鬱症，敢於停下工作接受治療而不是硬撐著去拍戲，結果會不會不一樣？
更重要的是，未來我們是否能夠擁有這麼一片土壤：讓每一個人，包括聚光燈下的名人、明星，都能自由（而不是羞恥）地展現和擁抱自己靈魂的黑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