犍陀羅佛教藝術有很高的知名度， 國外有關的論著可謂汗牛充棟。 而在國內， 對犍陀羅佛教藝術做深入研究和全面介紹才剛剛起步。 此前國內學界一直將犍陀羅視為域外， 但實際上， 犍陀羅文明和中國文明存在著千絲萬縷的聯繫， 對犍陀羅文明的研究， 有助於我們理解中國自身文明的特點和發展軌跡。
古代犍陀羅地區示意圖 圖片來源《犍陀羅文明史》
犍陀羅是古典時代人類文明的熔爐， 印度文明、伊朗文明、希臘文明， 以及草原文明在這裡相遇、碰撞和融合， 造就了獨一無二的具有世界主義色彩的犍陀羅文明。 這裡是佛教的飛翔之地， 佛教在這裡獲得新的活力， 飛躍進入東亞， 發展成為世界性宗教；這裡是犍陀羅藝術的繁榮之地， 東亞文明的很多宗教元素， 可以在這裡找到源頭；這裡是人類歷史的一次“全球化”的嘗試， 軸心時代的五大思想高峰及其帶來的文明成果，
犍陀羅的地理位置非常特殊， 處在亞歐大陸的心臟地帶。 在繁榮的時期， 這片核心面積只有20多萬平方公里的地方， 成為絲綢之路的貿易中心和佛教世界的信仰中心。 其西邊是興都庫什山， 東北是喀喇昆侖山。 東邊到印度河，
巴米揚遺址
在犍陀羅故地， 遍佈著數量眾多的人類文明遺跡。 除了作為文明中心的布路沙不邏和位於印度河以東的塔克西拉， 還有北邊的斯瓦特、位於貝格拉姆（Begram）地區的迦畢試故地、保存眾多佛陀聖物的那竭和哈達、漢文文獻中提到的烏仗那國（布特卡拉遺址所在地）、瑪律丹縣的塔拜克遺址等， 可謂星光璀璨。 今天阿富汗的首都喀布爾以及巴基斯坦的白沙瓦地區， 都在犍陀羅的文化和地理範圍之內。 距離喀布爾很近的艾娜克， 以銅礦開採著稱， 貴霜時期， 這裡成為一個重要的經濟中心和佛教信仰中心， 出土了大量精美的佛教藝術品。
僅僅在塔克西拉地區的發現，就足以令人震驚。馬歇爾爵士（Sir John HubertMarshall）憑著自己對希臘克里特島挖掘的經驗，為犍陀羅地區的發掘，尤其是塔克西拉（漢文文獻中的“怛叉始羅”）傾注了畢生的心血。分屬三個時期的古城，包括皮爾丘（Bhir Mound）、錫爾卡普（Sirkap）和錫爾蘇克（Sirsukh），都出土了大量改變歷史圖景的遺跡和文物。錫爾卡普的雙頭鷹廟，是一座佛教窣堵波；法王塔（Dharmarajika Stupa）和焦裡安（Jaulian）遺址、莫赫拉莫拉都（Mohra Moradu）寺院遺址等，見證了佛教在這裡的繁榮景象。數量眾多的裝飾盤和多達四十餘位的希臘君主的錢幣，見證了希臘文化在這裡與佛教信仰及本土文化的融合。5世紀初，法顯在這裡留學六年之久；他的後來者玄奘大師也在此停留兩年，可見此處在佛教世界和網路中的地位。
塔克西拉遺址
犍陀羅在東方中文文獻和西方文獻中都留下了痕跡。中國西行巡禮求法的僧人們描述了犍陀羅的佛教聖跡和聖物，漢文譯經很多來自犍陀羅地區，留下了諸如貴霜君主迦膩色伽供養僧團、推動佛教發展的記錄。而古希臘羅馬的史學家和旅行者，留下了自己的所見所聞。早在西元前5世紀，西方已經聽聞犍陀羅之名。甚至在亞歷山大東征之前，希臘商人和移民已經到達了巴克特裡亞地區。中國史籍中現存最早的有關犍陀羅的記載出現在西漢時期，在《三輔黃圖》中記載，漢武帝曾賞賜給董偃千塗國上貢的玉晶，這個“千塗國”就是犍陀羅。魏晉南北朝時期漢文史料中出現的“罽賓”，比如《漢書•西域傳》所指的罽賓，並不是今天的喀什米爾，而是犍陀羅地區。在魏晉南北朝時期，犍陀羅是佛教的中心，這裡“多出聖達，屢值明師，博貫群經，特深禪法”，而且保存著數量眾多的佛陀聖物，還有最高的佛教建築雀離浮圖。在印度本土，佛教反而衰落了。所以，很多西行巡禮僧人，在犍陀羅巡禮聖物和學習之後，並不渡過印度河繼續前行，而是打道回府。
中國所接受的實際上是經過了中亞文明尤其是貴霜傳統重新塑造的佛教。這些傳統包括大乘佛教與小乘佛教的興替、菩薩的出現、彌勒和阿彌陀信仰的興起，乃至佛像的出現，等等。這些今人以為是佛教固有特徵的內容，實際上並非印度早期佛教的東西，而是在貴霜等地重新添加和發明的。
其實，犍陀羅文明的影響，並不局限于犍陀羅地區。其影響的範圍，甚至越過蔥嶺進入塔里木盆地。一般而言，犍陀羅文明輸出留下的痕跡，主要有兩個，第一是犍陀羅的佛教藝術風格；第二是佉盧文撰寫的佛教和世俗文書。真實的歷史很可能是：人類歷史上真正意義的第一尊佛像，是在犍陀羅被“發明”出來的；同時，第一部真正意義上的“紙本”佛經，也是在犍陀羅被製作出來的。
從佛經來說，釋迦牟尼於西元前528年涅槃，佛陀的教義基本上是口耳相傳，並沒有書面的文本存在。犍陀羅地區是世界上最早出現和使用文本佛經的地區。佛經書寫和犍陀羅語之間存在密切的關係：貴霜帝國鼓勵佛教寫經和文本文學，使大量口耳相傳的佛教經典書面化。這推動了犍陀羅語的發展和繁榮。犍陀羅語也成為佛教早期經典的重要書寫語言。甚至可以說，佛經的原典語言是犍陀羅語，而不是梵語。從150年左右，中國開始翻譯佛經，可以說，中國的佛經最早就是從犍陀羅語翻譯過來的。貴霜在其中扮演了主導性的角色。迦膩色伽等貴霜君主推崇大乘佛教的文本化經典，一方面，大乘佛教的文獻從此被視為佛的指導，成為帶有權威性的佛典——這些佛典被具有菩薩犧牲精神的佛教傳法僧帶到東方；另一方面，出現了大量佛教文學作品和佛教文本，迦膩色伽時代的世友尊者和馬鳴菩薩，都是這一潮流中的佼佼者。比如《法句經》，1994年在哈達地區發現的犍陀羅語寫本是目前保存最早的文本，時間大約是在西元10到30年之間，堪稱世界上現存最早的佛教寫本。犍陀羅語或者說佉盧文書的俗語，如同歐洲中世紀的拉丁語一樣，在宗教傳播中擔當語言仲介的角色。在梵語雅語和婆羅迷文取代犍陀羅語之前，它都是佛教傳播的重要媒介。
佛像細部及佉盧銘文，3—4世紀，平山鬱夫絲綢之路美術館
佛教在犍陀羅地區發生了重要的變化。傳統認為，佛教是從印度傳入中國的。嚴格說，中國所接受的佛教並非直接從印度傳來，佛教在中亞地區尤其是貴霜帝國經過了一番洗禮。中國所接受的實際上是經過了中亞文明尤其是貴霜傳統重新塑造的佛教。這些傳統包括大乘佛教與小乘佛教的興替、菩薩的出現、彌勒和阿彌陀信仰的興起，乃至佛像的出現，等等。這些今人以為是佛教固有特徵的內容，實際上並非印度早期佛教的東西，而是在貴霜等地重新添加和發明的。貴霜時代開啟了佛教的一個重要時期：佛教發生了可謂根本性的變化，大乘佛教開始興起，佛像出現，阿彌陀信仰、淨土觀念、彌勒信仰等諸多佛教以前並不具備的元素開始出現，並為以後佛教傳入中國奠定了基礎。貴霜在佛教傳入中國的過程中扮演了無可替代的角色。它在當時既是絲綢之路的樞紐，又是世界佛教中心。同時，希臘文明的特徵被深深融入佛教，使佛教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這種變化不但包括藝術風格的變化，比如佛像在這一時期產生了，也包括教義的變化，比如佛陀的形象從一個人間導師變成了無所不能的神聖領域的統治者。
犍陀羅藝術的重要特徵，也是其成為人類文明結晶的原因，在於其藝術自由化和開放性。在犍陀羅佛教藝術中，可看到不同文明元素在其中扮演著自己的角色。佛陀莊嚴、賢明、仁慈的形象，有希臘美男子的風度，又帶有本地社會生活的痕跡，甚至白毫可能來自西亞的宗教傳統。
在犍陀羅地區，佛陀的形象出現了，並被賦予了很多特徵。比如三十二相，成為佛教造像必須遵守的基本要求，也就是佛陀生來就有的三十二種異相，比如手過膝相、眉間白毫相等。很多學者都認為，佛陀的形象應該是借鑒了王者的形象，受到了不同文明的影響，比如白毫，可能來自伊朗文明傳統。犍陀羅的佛像靜穆莊嚴，帶有超越世俗的神聖美感，但同時又具有高度寫實的精神。從1833年西方學者在喀布爾河畔發現禪定的佛陀形象，就猜測佛陀的形象帶有鮮明的古希臘藝術風格。佛像的出現，可謂是各種文明融合的產物。富歇甚至認為，佛像是以希臘的阿波羅神像為範本塑造的，其發明者可能是巴克特裡亞和犍陀羅的希臘居民。雖然現在對於佛像產生的地點仍眾說紛紜，但是犍陀羅佛像獨有的自由融合的藝術氣質，應該是不同文明交流的結晶。犍陀羅的佛陀雕像，多採用青灰色的雲母片岩，塑造出佛陀靜穆莊嚴的風格，讓人有時光凝滯的感覺。
佛陀立像，白沙瓦博物館。這是一種典型的所謂阿波羅式佛像，容貌帶希臘人特徵。
儘管歷史上的釋迦牟尼很可能從來沒有到過犍陀羅，但是很多佛本生故事發生的地點，就被放在犍陀羅。大量的聖跡和佛陀遺物，造就了犍陀羅的佛教中心地位。佛陀自己沒到過犍陀羅沒關係，他的前世到過就可以了。在這些重要的佛本生故事中，最為關鍵的是燃燈佛授記——通過燃燈佛給釋迦牟尼的前世儒童授記，給釋迦牟尼在未來成佛提供神聖性和合法性，而這一關鍵的本生故事，其發生的地點，被放在了今天的賈拉拉巴德，也就是漢文文獻中的那竭。通過佛本生故事再造聖跡，這是犍陀羅塑造自己佛教中心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碰巧的是，在犍陀羅出土的佛本生浮雕中，數量最多的就是燃燈佛授記。這一主題，很多時候跟佛傳故事放在一起，被視為佛傳故事的開端。
燃燈佛授記，斯瓦特，2世紀，大都會博物館
犍陀羅藝術的重要特徵，也是其成為人類文明結晶的原因，在於其藝術自由化和開放性。在犍陀羅佛教藝術中，可看到不同文明元素在其中扮演著自己的角色。佛陀莊嚴、賢明、仁慈的形象，有希臘美男子的風度，又帶有本地社會生活的痕跡，甚至白毫可能來自西亞的宗教傳統。犍陀羅藝術既是高度宗教化的，又是世俗化的，兩者很好地融合在一起。佛教強調眾生平等，本就是一種包容精神。在婆羅門教將外來者稱為“彌離車”（mleccha）並排除在種姓之外時，佛教的眾生平等獲得了希臘君主們的熱烈擁護。與商業和都市的結合，讓佛教從開始就跟富裕階層結成緊密的聯盟。物質的豐富給佛教的繁榮提供了基礎。在苦行之外，供養和佈施成為追求解脫的新法門。犍陀羅佛教文本如同圖像一樣，充滿著對繁榮景象的描述：富麗堂皇的都市建築、衣著華麗的仕女、喧囂的街市等。但被翻譯為漢語時，這些部分很多被裁掉。如果對比馬鳴的原始文本和漢文譯經，能夠清晰地看出這一點。犍陀羅曾經繁榮數百年的文明，在佛教傳入中國後不久，就盡數化為泥塵，不復繁華。減掉這部分內容的描述，恐怕是擔心混淆了譯經的重點吧。可是，這些在當時的犍陀羅，才正是重點啊！
犍陀羅浮雕，饗宴，集美博物館
犍陀羅藝術吸納了大量不同文明的符號、理念和神祇，造就了其世界主義的面貌和特徵。佛教雕像中的帝釋天、梵天本是印度教的神祇，在佛教裡他們卻臣服於佛陀；帶有民間信仰特徵的般闍迦和鬼子母，則混合了印度和希臘的理念與藝術形象；佛陀本生故事裡，出現了迦樓羅；那伽或者“龍”作為佛陀的禮贊者或者異教的象徵，出現在佛傳故事裡；希臘風格的裝飾、建築、神祇頻頻出現在各種佛教藝術中。作為佛陀“保護神”的執金剛神，形象來自于古希臘的大力士赫拉克利斯。其他的風神、海神等，都在犍陀羅雕像中留下痕跡，並以之為載體傳入東亞，對人類文明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出土了大量精美的佛教藝術品。僅僅在塔克西拉地區的發現，就足以令人震驚。馬歇爾爵士（Sir John HubertMarshall）憑著自己對希臘克里特島挖掘的經驗，為犍陀羅地區的發掘，尤其是塔克西拉（漢文文獻中的“怛叉始羅”）傾注了畢生的心血。分屬三個時期的古城，包括皮爾丘（Bhir Mound）、錫爾卡普（Sirkap）和錫爾蘇克（Sirsukh），都出土了大量改變歷史圖景的遺跡和文物。錫爾卡普的雙頭鷹廟，是一座佛教窣堵波；法王塔（Dharmarajika Stupa）和焦裡安（Jaulian）遺址、莫赫拉莫拉都（Mohra Moradu）寺院遺址等，見證了佛教在這裡的繁榮景象。數量眾多的裝飾盤和多達四十餘位的希臘君主的錢幣，見證了希臘文化在這裡與佛教信仰及本土文化的融合。5世紀初，法顯在這裡留學六年之久；他的後來者玄奘大師也在此停留兩年，可見此處在佛教世界和網路中的地位。
塔克西拉遺址
犍陀羅在東方中文文獻和西方文獻中都留下了痕跡。中國西行巡禮求法的僧人們描述了犍陀羅的佛教聖跡和聖物，漢文譯經很多來自犍陀羅地區，留下了諸如貴霜君主迦膩色伽供養僧團、推動佛教發展的記錄。而古希臘羅馬的史學家和旅行者，留下了自己的所見所聞。早在西元前5世紀，西方已經聽聞犍陀羅之名。甚至在亞歷山大東征之前，希臘商人和移民已經到達了巴克特裡亞地區。中國史籍中現存最早的有關犍陀羅的記載出現在西漢時期，在《三輔黃圖》中記載，漢武帝曾賞賜給董偃千塗國上貢的玉晶，這個“千塗國”就是犍陀羅。魏晉南北朝時期漢文史料中出現的“罽賓”，比如《漢書•西域傳》所指的罽賓，並不是今天的喀什米爾，而是犍陀羅地區。在魏晉南北朝時期，犍陀羅是佛教的中心，這裡“多出聖達，屢值明師，博貫群經，特深禪法”，而且保存著數量眾多的佛陀聖物，還有最高的佛教建築雀離浮圖。在印度本土，佛教反而衰落了。所以，很多西行巡禮僧人，在犍陀羅巡禮聖物和學習之後，並不渡過印度河繼續前行，而是打道回府。
中國所接受的實際上是經過了中亞文明尤其是貴霜傳統重新塑造的佛教。這些傳統包括大乘佛教與小乘佛教的興替、菩薩的出現、彌勒和阿彌陀信仰的興起，乃至佛像的出現，等等。這些今人以為是佛教固有特徵的內容，實際上並非印度早期佛教的東西，而是在貴霜等地重新添加和發明的。
其實，犍陀羅文明的影響，並不局限于犍陀羅地區。其影響的範圍，甚至越過蔥嶺進入塔里木盆地。一般而言，犍陀羅文明輸出留下的痕跡，主要有兩個，第一是犍陀羅的佛教藝術風格；第二是佉盧文撰寫的佛教和世俗文書。真實的歷史很可能是：人類歷史上真正意義的第一尊佛像，是在犍陀羅被“發明”出來的；同時，第一部真正意義上的“紙本”佛經，也是在犍陀羅被製作出來的。
從佛經來說，釋迦牟尼於西元前528年涅槃，佛陀的教義基本上是口耳相傳，並沒有書面的文本存在。犍陀羅地區是世界上最早出現和使用文本佛經的地區。佛經書寫和犍陀羅語之間存在密切的關係：貴霜帝國鼓勵佛教寫經和文本文學，使大量口耳相傳的佛教經典書面化。這推動了犍陀羅語的發展和繁榮。犍陀羅語也成為佛教早期經典的重要書寫語言。甚至可以說，佛經的原典語言是犍陀羅語，而不是梵語。從150年左右，中國開始翻譯佛經，可以說，中國的佛經最早就是從犍陀羅語翻譯過來的。貴霜在其中扮演了主導性的角色。迦膩色伽等貴霜君主推崇大乘佛教的文本化經典，一方面，大乘佛教的文獻從此被視為佛的指導，成為帶有權威性的佛典——這些佛典被具有菩薩犧牲精神的佛教傳法僧帶到東方；另一方面，出現了大量佛教文學作品和佛教文本，迦膩色伽時代的世友尊者和馬鳴菩薩，都是這一潮流中的佼佼者。比如《法句經》，1994年在哈達地區發現的犍陀羅語寫本是目前保存最早的文本，時間大約是在西元10到30年之間，堪稱世界上現存最早的佛教寫本。犍陀羅語或者說佉盧文書的俗語，如同歐洲中世紀的拉丁語一樣，在宗教傳播中擔當語言仲介的角色。在梵語雅語和婆羅迷文取代犍陀羅語之前，它都是佛教傳播的重要媒介。
佛像細部及佉盧銘文，3—4世紀，平山鬱夫絲綢之路美術館
佛教在犍陀羅地區發生了重要的變化。傳統認為，佛教是從印度傳入中國的。嚴格說，中國所接受的佛教並非直接從印度傳來，佛教在中亞地區尤其是貴霜帝國經過了一番洗禮。中國所接受的實際上是經過了中亞文明尤其是貴霜傳統重新塑造的佛教。這些傳統包括大乘佛教與小乘佛教的興替、菩薩的出現、彌勒和阿彌陀信仰的興起，乃至佛像的出現，等等。這些今人以為是佛教固有特徵的內容，實際上並非印度早期佛教的東西，而是在貴霜等地重新添加和發明的。貴霜時代開啟了佛教的一個重要時期：佛教發生了可謂根本性的變化，大乘佛教開始興起，佛像出現，阿彌陀信仰、淨土觀念、彌勒信仰等諸多佛教以前並不具備的元素開始出現，並為以後佛教傳入中國奠定了基礎。貴霜在佛教傳入中國的過程中扮演了無可替代的角色。它在當時既是絲綢之路的樞紐，又是世界佛教中心。同時，希臘文明的特徵被深深融入佛教，使佛教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這種變化不但包括藝術風格的變化，比如佛像在這一時期產生了，也包括教義的變化，比如佛陀的形象從一個人間導師變成了無所不能的神聖領域的統治者。
犍陀羅藝術的重要特徵，也是其成為人類文明結晶的原因，在於其藝術自由化和開放性。在犍陀羅佛教藝術中，可看到不同文明元素在其中扮演著自己的角色。佛陀莊嚴、賢明、仁慈的形象，有希臘美男子的風度，又帶有本地社會生活的痕跡，甚至白毫可能來自西亞的宗教傳統。
在犍陀羅地區，佛陀的形象出現了，並被賦予了很多特徵。比如三十二相，成為佛教造像必須遵守的基本要求，也就是佛陀生來就有的三十二種異相，比如手過膝相、眉間白毫相等。很多學者都認為，佛陀的形象應該是借鑒了王者的形象，受到了不同文明的影響，比如白毫，可能來自伊朗文明傳統。犍陀羅的佛像靜穆莊嚴，帶有超越世俗的神聖美感，但同時又具有高度寫實的精神。從1833年西方學者在喀布爾河畔發現禪定的佛陀形象，就猜測佛陀的形象帶有鮮明的古希臘藝術風格。佛像的出現，可謂是各種文明融合的產物。富歇甚至認為，佛像是以希臘的阿波羅神像為範本塑造的，其發明者可能是巴克特裡亞和犍陀羅的希臘居民。雖然現在對於佛像產生的地點仍眾說紛紜，但是犍陀羅佛像獨有的自由融合的藝術氣質，應該是不同文明交流的結晶。犍陀羅的佛陀雕像，多採用青灰色的雲母片岩，塑造出佛陀靜穆莊嚴的風格，讓人有時光凝滯的感覺。
佛陀立像，白沙瓦博物館。這是一種典型的所謂阿波羅式佛像，容貌帶希臘人特徵。
儘管歷史上的釋迦牟尼很可能從來沒有到過犍陀羅，但是很多佛本生故事發生的地點，就被放在犍陀羅。大量的聖跡和佛陀遺物，造就了犍陀羅的佛教中心地位。佛陀自己沒到過犍陀羅沒關係，他的前世到過就可以了。在這些重要的佛本生故事中，最為關鍵的是燃燈佛授記——通過燃燈佛給釋迦牟尼的前世儒童授記，給釋迦牟尼在未來成佛提供神聖性和合法性，而這一關鍵的本生故事，其發生的地點，被放在了今天的賈拉拉巴德，也就是漢文文獻中的那竭。通過佛本生故事再造聖跡，這是犍陀羅塑造自己佛教中心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碰巧的是，在犍陀羅出土的佛本生浮雕中，數量最多的就是燃燈佛授記。這一主題，很多時候跟佛傳故事放在一起，被視為佛傳故事的開端。
燃燈佛授記，斯瓦特，2世紀，大都會博物館
犍陀羅藝術的重要特徵，也是其成為人類文明結晶的原因，在於其藝術自由化和開放性。在犍陀羅佛教藝術中，可看到不同文明元素在其中扮演著自己的角色。佛陀莊嚴、賢明、仁慈的形象，有希臘美男子的風度，又帶有本地社會生活的痕跡，甚至白毫可能來自西亞的宗教傳統。犍陀羅藝術既是高度宗教化的，又是世俗化的，兩者很好地融合在一起。佛教強調眾生平等，本就是一種包容精神。在婆羅門教將外來者稱為“彌離車”（mleccha）並排除在種姓之外時，佛教的眾生平等獲得了希臘君主們的熱烈擁護。與商業和都市的結合，讓佛教從開始就跟富裕階層結成緊密的聯盟。物質的豐富給佛教的繁榮提供了基礎。在苦行之外，供養和佈施成為追求解脫的新法門。犍陀羅佛教文本如同圖像一樣，充滿著對繁榮景象的描述：富麗堂皇的都市建築、衣著華麗的仕女、喧囂的街市等。但被翻譯為漢語時，這些部分很多被裁掉。如果對比馬鳴的原始文本和漢文譯經，能夠清晰地看出這一點。犍陀羅曾經繁榮數百年的文明，在佛教傳入中國後不久，就盡數化為泥塵，不復繁華。減掉這部分內容的描述，恐怕是擔心混淆了譯經的重點吧。可是，這些在當時的犍陀羅，才正是重點啊！
犍陀羅浮雕，饗宴，集美博物館
犍陀羅藝術吸納了大量不同文明的符號、理念和神祇，造就了其世界主義的面貌和特徵。佛教雕像中的帝釋天、梵天本是印度教的神祇，在佛教裡他們卻臣服於佛陀；帶有民間信仰特徵的般闍迦和鬼子母，則混合了印度和希臘的理念與藝術形象；佛陀本生故事裡，出現了迦樓羅；那伽或者“龍”作為佛陀的禮贊者或者異教的象徵，出現在佛傳故事裡；希臘風格的裝飾、建築、神祇頻頻出現在各種佛教藝術中。作為佛陀“保護神”的執金剛神，形象來自于古希臘的大力士赫拉克利斯。其他的風神、海神等，都在犍陀羅雕像中留下痕跡，並以之為載體傳入東亞，對人類文明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