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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文化:“理趣”代替“情韻”,宋詞唐詩並列,書畫交融競秀

文學與文化都會隨著時代風氣的轉變而發生變化, 較之唐代, 宋代的政治、經濟等社會環境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誠如劉勰《文心雕龍·時序》中說:“文變染乎世情, 興廢系乎時序。 ”宋晁補之也在《石遠叔集序》中所說:“文章視其一時風聲氣俗所為”。

劉勰與《文心雕龍》

基於此理, 當大唐王朝終結, 歷史進入宋代, 其文化風貌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宋代文化表現出許多與唐代文化反其道而行之的特徵, “理趣”代替了“情韻”, 理學大興使得宋代文學精神趨向理性化和自覺化, 推崇氣節、品格, 並努力衝破前代的疆域, 自辟一方天地, 追求藝術上的標新立異, 文體會通, 交互借鏡, 加之商業高度發展, 市民文化催生了詞的興盛。

宋代女詞人李清照

這些作用于文化領域和文人心態, 就使得宋代文化呈現出高度自覺化、極其個性化的文化特徵。 文學史評家張高評指出:“宋代文化的特質之一, 是重視不同領域, 不同學科間的整合融會。 表現在思潮上, 就是儒、釋、道三家的合流, 而造就了理學的昌盛。 表現在文學上, 即是以文為詩, 以文為詞, 以詩為詞, 以賦為詩, 以賦為詞, 以賦為文, 以禪為詩, 以禪為詞, 以禪為文;表現在文學與藝術上,

就成了詩中有畫, 詞中有畫, 畫中有詩, 以禪為畫, 以禪為書等各層面的欣欣向榮, 真可謂千岩競秀, 萬壑爭流了”。

《蘇軾詞》

可見, 宋代的文學具有其不可替代的價值。 文學精神吸收了其他方面有價值的因素, 加之其自身的高度自覺和理性化,

因而, 宋代的文學較之前代更顯得獨特而清晰, 文學與整個社會的關係也表現得更加醒目。

陸遊詩“柳暗花明又一村”意境

宋詩較少唐詩那種渾雅醇厚的韻致, 而多含睿智哲思, 長於在寫景抒懷中寄寓詩人對於歷史、社會、人生、政治等問題的種種見解。

作品中議論之多, 超過了戰國以來的任何朝代。 散文如此, 詩歌亦如此。

宋代徐俯詞情畫意

錢鐘書在《宋詩選注·序言》中就曾說:“宋詩還有個缺陷, 愛講道理, 發議論;道理往往粗淺, 理論往往陳舊, 也煞費筆墨去發揮申說。 這種風氣, 韓愈、白居易以來的唐詩裡已有, 宋代‘理學’或‘道學’的興盛使它普遍流播。……宋代五言七言詩講‘性理’或‘道學’的多得惹厭,而寫愛情的少得可憐。宋人在戀愛生活裡的悲歡離合不反映在他們的詩裡,而常常出現在他們的詞裡”。

錢鐘書夫婦圖

詞在當時被稱為“餘技”,有過於通俗、不登大雅之嫌,宋代市民文化的興盛使詞多用以歌唱,於茶樓、酒肆、風月場流傳,大大的增加了其宣傳力度。由於詞中充盈著鮮活的情感,恣肆的人欲,這與深受理學思想影響的宋詩構成了一種“情理互補”的關係,在豐富了宋代文人創作體裁和內容的同時,共同成就了宋代文學的全面繁榮,宋詞極高的創作水準遂使得後世將之與唐詩並稱,而宋代佛、儒、道的互融最終落實到了文人人格的自重上,兼收並蓄滋養了其文學生命,使其創作得到了昇華,獨立的人格得到了更好的彰顯。

宋代‘理學’或‘道學’的興盛使它普遍流播。……宋代五言七言詩講‘性理’或‘道學’的多得惹厭,而寫愛情的少得可憐。宋人在戀愛生活裡的悲歡離合不反映在他們的詩裡,而常常出現在他們的詞裡”。

錢鐘書夫婦圖

詞在當時被稱為“餘技”,有過於通俗、不登大雅之嫌,宋代市民文化的興盛使詞多用以歌唱,於茶樓、酒肆、風月場流傳,大大的增加了其宣傳力度。由於詞中充盈著鮮活的情感,恣肆的人欲,這與深受理學思想影響的宋詩構成了一種“情理互補”的關係,在豐富了宋代文人創作體裁和內容的同時,共同成就了宋代文學的全面繁榮,宋詞極高的創作水準遂使得後世將之與唐詩並稱,而宋代佛、儒、道的互融最終落實到了文人人格的自重上,兼收並蓄滋養了其文學生命,使其創作得到了昇華,獨立的人格得到了更好的彰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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