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 一檔名為《見字如面》的綜藝節目安安靜靜地火了， 一群“老戲骨”朗讀著普通人們早年的往來書信， 卻使“見字如面”情真意切地感受到過往生活的點滴細節， 以及打動人心的人情味。
節目中的書信大多選自中國人民大學家書博物館， 這裡收藏了5萬多封普通家庭的書信， 曾經和中國最重要的文物一起， 被送進中國國家博物館收藏， 譚安利捐獻的1000多封家書也收藏於此。
譚安利是茶陵人， 在將這些書信捐獻給家書博物館之前， 搬過幾十次家， “衣服和行李都扔了不少， 但隨身物品中總是把這些信藏在最重要的地方。
出走：
考入黃埔軍校,成為中國現代史上第一批女兵
故事要從譚安利的母親譚姍英說起。
茶陵美吉村， 這個如今已不在行政區域規劃中的村莊名字便是譚姍英的出生地。 譚姓是茶陵當地的大族， 國民黨政要譚延闓就出身於這一族。 譚姍英的父親是老同盟會會員， “做過代理員警廳長和湘鄉、零陵縣長的”， 但如同當時一些家境不錯的家庭一樣， 他們的子女卻參加了共產黨。
1923年， 虛歲15的譚珊英考入長沙市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師範學校。
1926年11月下旬， 長沙《大公報》等各大報紙上都刊登了《中央軍事政治學校(黃埔軍校當時的正式名稱， 編者注)政治科招生廣告》， 除了像往常一樣的“中學學歷”等招生條件外， 報紙上還赫然寫著招收男女同校的女兵。
譚珊英這時還沒畢業， 改名譚浩鬱前去報考。 同她一樣的報考者來自全國各地， 甚至還有朝鮮女子。 報考者集中在兩湖和四川， 其中以湖南最多， 僅長沙一地報名者就有2000人， 因為湖南是北伐軍最早進入的省份，
投考動機各不相同。 有的自覺革命， 願為革命披肝瀝膽;有的則是追求婚姻自由， 擺脫包辦婚姻的束縛。 譚珊英屬於前者。 但在長沙考試的第一關， 就把很多女生淘汰了， 譚珊英在回憶錄《黃埔女兵足跡》裡寫道：“第一天是體格檢查， 檢查得非常嚴格， 周身都要看遍， 因此， 我們女師有很多同學怕羞， 不讓醫生檢查， 在這一天就敗下來了。 ”
在湖南第一女師的譚珊英
最終， 湖南考生錄取了曾憲植(曾國藩家族後人， 葉劍英元帥第三任夫人)、謝冰瑩(著名作家， 曾任北平女師大、華北文學院教授， 後赴台任臺灣省立師範學院——後改為臺灣師範大學——教授)、譚珊英、胡筠(革命烈士， 曾任平江工農革命軍司令員， 是紅軍中唯一的女司令)、黃靜汶(中國共產黨員， 建國後歷任上海市婦聯副主任、衛生部婦幼司副司長等職)等61人，
1927年2月12日， 黃埔軍校武漢分校(屬於黃埔第六期)舉行盛大開學典禮。 其中200多位穿著灰色軍裝、戴著灰色軍帽、緊束皮帶、打著綁腿的女兵， 醒目地站在佇列前， 引起參加典禮來賓人們的特別關注。 作為校長的蔣介石也來講話， 許多年後， 譚珊英還記得蔣介石“那削長的臉形”。
在這個國家， 古有娘子軍， 近代有太平天國女兵， 但現代軍隊的女兵， 這還是第一次。
這一批女兵的師資力量很強， 惲代英是政治教官， “一進教室就滿臉笑容， 講課也是和顏悅色， 戴一副近視眼鏡， 服裝非常隨便”;周佛海講授三民主義;鄧演達是政治部主任， “每週星期一在周會上給全體同學做政治報告”; 軍事教官多由鄧演達在保定軍官學校和黃埔軍校前三期畢業生中聘請，徐向前擔任了女兵隊的軍事教官，他後來的妻子黃傑，此時正是女兵一員。
1927年的三八婦女節那天，女兵隊到閱馬廠開慶祝會，宋慶齡、何香凝主持會議，譚珊英和曾憲植兩人背著駁殼槍站在主席臺兩旁守衛。那是這個年輕的姑娘一生中相當自豪的一刻。
退休後，譚安利把大部分精力都花在了整理家書上
革命：
假丈夫劫獄救出真丈夫
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在上海發動政變，在湖北以西的國民革命軍夏鬥寅和楊森部，與蔣介石站在一邊，進攻武漢。
武漢方面由葉挺率部防守，黃埔軍校男兵全部參加戰鬥，女生主要是做宣傳工作，護理受傷同學。
夏鬥寅和楊森最終被擊退，女兵們和軍隊一起凱旋，但他們回來不久，汪精衛也在武漢“分共”。
1927年7月20日，黃埔軍校第六期提前畢業，“每人發10塊錢的遣散費，被命令趕快做新衣服，因為軍裝不能再穿了。”
譚珊英回到了湖南第一女師，繼續她的學業，但她的心不可能再安分了。譚珊英大姐因為參加共產黨，被國民黨槍殺，譚珊英去給她收的屍。她還記得大姐犧牲前說，“不要難過，既然革命就不怕死。”
1930年春，譚珊英瞞著家人，去尋找共產黨。她到了廈門，當時的福建省委書記羅明指派譚珊英負責內部交通和文書，和省軍委秘書陶鑄假扮夫妻作掩護。
鼓浪嶼一座二層樓房，成了他們的辦公室兼臥室。晚上，陶鑄讓譚珊英睡帆布床，他用席子攤在樓板上睡。
在此期間，譚珊英學會了許多秘密工作的技能：用碘酒刷出米湯寫的秘密文件;裝扮成學生，提著裝有手槍和炸藥的花草籃過崗哨;陶鑄早期革命生涯中驚心動魄的廈門劫獄，10分鐘救出了40人，譚珊英在後方做交通聯絡。
那次劫獄，譚珊英的假丈夫陶鑄，救出了時任廈門市委書記劉瑞生、福建團省委書記陳柏生，而後者，在不久後成為譚珊英的真丈夫。
1930年11月，譚珊英去上海，進工廠做秘密工作。陳柏生被營救出獄後也到了上海，在共青團中央工作。譚珊英回憶，“我們一見如故，不久就結婚了。”
上海的生活很艱苦，譚珊英冬天把夏天的衣服送到當鋪，夏天再把冬天的衣服送進當鋪。
除了譚安利兄弟3人外，譚珊英還有一雙兒女。第一個出生在1931年的中秋節，是個女孩兒。女兒出生後，她沒有喂過一口奶，只買了一磅奶粉，就被丈夫陳柏生用絨毯包著，送去了美國人辦的公共育嬰堂。育嬰堂的接收人給他一點車費，可是陳柏生心裡想，我孩子都不要了，還要你的車費嗎?頭也不回，拔腿就往家走。這是譚珊英扔下的第一個孩子，後來，同為黃埔女兵的作家謝冰瑩，以此為題材寫成小說《拋棄》。
後來他們又有了一個男孩。1934年，譚珊英與陳柏生被黨組織派去蘇聯學習，黨組織給了一百元安置小孩，她托朋友把男孩輾轉送回茶陵。但孩子不到一周歲因病夭折。多年後，譚珊英常常對孩子們歎息，“那個男孩兒好漂亮的嘞。”
陶鑄1957年致譚珊英的信函
離亂：
去國還鄉，茶陵才是自己的家
1935年冬，譚珊英和丈夫從蘇聯回國，由於上海黨組織連遭破壞，無法聯繫上。為維持生計，夫妻暫時分開。譚珊英回湖南找工作，先後在長沙修業小學、漢口碼頭工人子弟學校教書，並於1938年春回到茶陵，在縣民眾圖書館當管理員;陳柏生回廣州他父親的商行解決生活問題，並參加了中國青年新聞記者協會，後來也回到了茶陵，於1940年10月因患肺結核病逝
在茶陵，譚珊英生下了兒子陳洣加。本來給孩子取的名字是“洣家”，“洣”是茶陵的洣水，“意思是要以洣水為家”，但是在丈夫去世後，譚珊英只得帶著孩子又離開了茶陵。
1941年，譚珊英投靠二姐，遠赴西安，在市兒童保育院、兩湖小學教書。經人介紹，認識了他的第二任丈夫李華柏。李華柏是國民黨軍隊的一個副團長，這也成了譚珊英後來不幸的一大“罪狀”。譚安利就是1943年在西安出生，他的親生父親是李華柏，但他並沒有隨他的姓。這之後，譚珊英就隨著李華柏，1944年去四川，再去安徽，並在安徽馬鞍山生下男孩譚安陵。1948年秋，
譚珊英離開李華柏，再次回到茶陵。
做過官的譚珊英父親去世前曾經在村裡建了一座兩層樓，“寬敞極了”。可是陳洣加記得，等到他們3兄弟和母親回到茶陵的時候，屋子只有一層可以住人，第二層連樓板都沒鋪。家裡也沒有譚珊英的田地，她只好在村子裡的宗族公共食堂吃飯。好在那時有義倉，專門供給這些從外地陸陸續續回到家的人。直到1950年，譚珊英才有了工作，在小學教書。
1950年春，譚珊英聽說在武漢任中南軍區政治部主任的陶鑄多方打聽她的情況後，趕忙給陶鑄去信問候，並告知自己的情況。陶鑄很快回信，表示“完全可以負責證明”她在福建的革命經歷。
1950年7月，陶鑄為解決譚珊英的工作問題來信，“你的工作除已函告湖南當局通知茶陵縣政府為你設法分配工作外，此次見到譚副主席(時任湖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譚余保——編者注)又當面與之談過，當一定為你設法也。”
譚安利回憶，因為陶鑄的關係，當時母親可以去銀行機關工作，但她還是選擇留在了小學，直到退休。
1957年5月31日，已是中共廣東省委第一書記的陶鑄再次給譚珊英寫信，邀請她去廣州見面，“甚表歡迎也。”這年暑假，14歲的譚安利跟隨母親和大哥陳洣加一起去廣州見到了陶鑄。
譚餘保也見過譚珊英。看到她一個女人帶著3個孩子度日艱難，提議把大兒子陳洣加送給陶鑄撫養。陳洣加以為要從此離開媽媽，嚇得躲在外面不敢回家。譚珊英知道後，只是淡淡地說了一句，“你怕什麼，不想去就不去。”從此再也沒有提起過把兒子送走的事情。
動盪：
用書信來對抗分離
譚珊英、陳柏生夫婦1934在上海
譚珊英的生活並沒有在革命成功後而平靜。文化大革命開始，陶鑄被打倒，譚珊英因為陶鑄的問題被牽連，陶鑄寫給譚珊英的三封書信也被當作“包庇壞人”的罪證材料收走。譚珊英被關牛棚，下放五七幹校。其間整整3年，都無法和家人見面。
此外，譚珊英的國民黨丈夫，也成為“罪證”，譚珊英也表示和他劃清界限。在給大兒子陳洣加的信裡，她寫道：“起初我有點想不通，我的歷史已交代清楚，毫沒隱瞞，為什麼要這樣對我呢?後來一想，整理階級隊伍嘛，和一個國民黨軍官結婚，為什麼不該揪出來鬥爭?”其實她的國民黨丈夫李華柏，早在1950年代“鎮反”時就已經被處決了。
也因為生父李華柏的關係，譚安利的求學之路走得異常艱辛，初中還是當地學聯代表的他，“初中以後靠邊站，不能入團不能入黨。”高考他成績再好也只能被第三類院校錄取，而且唯讀一年又被“掃地出門”。他說，那時候甚至對生父都談不上怨恨，“只是把他看成一個階級敵人，一個反動軍官。”但在一遍遍閱讀家書後，他對父親有了更多的理解，父親也參加了抗日戰爭，只不過走了另一條路。
譚安利11歲時就離家求學，哥哥陳洣加也出門在外，一家人聚少離多，書信便成為彼此關懷和思念的寄託。1961年農曆春節前，譚珊英給譚安利來信：“本來以為你和哥哥都會回來過年，心中感到好不快慰。誰知你倆都不回來……這又多少使我失望。”那時物質匱乏，家中種的菜也被人偷了，譚安利還是隨信收到了母親親手做的糯米粑粑，“十二個糖的，卯了紅點，八個菜的，共二十個。另外給你附來一點臘鴨蒸鹽菜，鴨的味道不錯，不過份(分)量不多，給你嘗嘗”。
在五七幹校的時候，譚珊英早已到了該退休的年紀，卻因為歷史問題懸而未決不能離開。陳洣加和譚安利都在那幾年迎來自己的孩子，作為奶奶的她一心想要請假去照顧，但是請假條交上去，得不到批准，只好自己一個人在幹校，等待自己第一個孫輩降生的消息。
“那個時候講階級情，不講家人感情。”譚安利說，“和家人團聚那是舊的風俗，要破掉，現在才意識到這是不對的。”
餘生：
在家書中撰寫時代印痕
從五七幹校解放後，譚珊英先後在衡陽、湘潭與兒子同住。1975年到內蒙看望二姐，到北京看望老戰友曾志、曾憲植、黃靜汶、張瑞華、黃傑等人，他們或是共和國的革命幹部、或是元帥夫人
1980年底，譚珊英向中共中央組織部去信，要求幫助尋找並歸還陶鑄寫給她的三封信，最終完璧歸趙。
晚年的譚珊英，終於過上了平靜的生活。1982年她收到茶陵縣政府平反恢復名譽的通知，1986年到長沙與黃埔軍校老戰友王容箴、謝翔霄見面，參加了黃埔軍校同學會。與此同時，也開始撰寫回憶錄，記錄自己坎坷而曲折的一生，這些文章在過世後由兒子陳利加、譚安利重新編校，交由海天出版社以《黃埔女兵足跡》為名出版發行。
1992年，坎坷一生的譚珊英，在家鄉茶陵去世，終年83歲。譚安利則在母親逝世前兩年到了深圳，此前他在衡陽機械工業局的一個下屬公司做經理，負責當地機械廠的物資分配。隨著計劃經濟的壁壘打破，這個風光無比的單位連工資都發不下來，他不得不帶領一批人到深圳“打開一扇窗”，並留了下來。
退休以後，譚安利也嘗試著去追回那個時代的記憶。他去廈門參觀過母親參加革命的地方，還去過莫斯科紅場，也到過西安母親教書並和父親相遇的地方。他還去過莫斯科紅場，當年，譚珊英和陳柏生曾經一起站在那裡，看蘇聯閱兵儀式。
更多的時間，譚安利樂於在收藏的家書中勾勒過往歲月的模樣。在如今這個電話、微信、視頻盛行的時代，寫信這種聯繫方式，仿佛隨著他的年齡一起，正在一點一點老去，那些泛黃的紙張也漸漸被這個日新月異的城市所遺忘。譚安利每個星期會跟在長沙的女兒和外孫視頻，“說的只是些日常瑣事，很少寫信”。他也因此更加珍惜收藏的這些家書。
除了把書信捐贈給家書博物館外，譚安利還自費把它們結集出版。至今他已經出版了三本書，他把書名取為《歲月印痕》，但是他記得有人讀完以後跟他說，在這本歲月印痕裡，讀出了時代的印痕。
每當思念家人，譚安利總是反復地整理、閱讀這些書信。這些發黃變脆的家書，能讓他穿越時光，去感受曾經的苦難和幸福。
1980年，譚珊英開始寫回憶錄
參考資料
袁繼成、吳明堂《武漢黃埔女兵》，湖北人民出版社，2014年;
譚安利《安利家書選——五十年親情血脈濃》，中國文聯出版社，2016年;
譚珊英《黃埔女兵足跡》，海天出版社，2009年;
徐美齡《1500封家書，記錄這個株洲家庭的百年沉浮》，《今日女報》，2017年5月24日;
陳卓，《郵票裡的1500次別離》，中國青年報，2017年4月19日。
編輯：依依
“每週星期一在周會上給全體同學做政治報告”; 軍事教官多由鄧演達在保定軍官學校和黃埔軍校前三期畢業生中聘請，徐向前擔任了女兵隊的軍事教官，他後來的妻子黃傑，此時正是女兵一員。1927年的三八婦女節那天，女兵隊到閱馬廠開慶祝會，宋慶齡、何香凝主持會議，譚珊英和曾憲植兩人背著駁殼槍站在主席臺兩旁守衛。那是這個年輕的姑娘一生中相當自豪的一刻。
退休後，譚安利把大部分精力都花在了整理家書上
革命：
假丈夫劫獄救出真丈夫
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在上海發動政變，在湖北以西的國民革命軍夏鬥寅和楊森部，與蔣介石站在一邊，進攻武漢。
武漢方面由葉挺率部防守，黃埔軍校男兵全部參加戰鬥，女生主要是做宣傳工作，護理受傷同學。
夏鬥寅和楊森最終被擊退，女兵們和軍隊一起凱旋，但他們回來不久，汪精衛也在武漢“分共”。
1927年7月20日，黃埔軍校第六期提前畢業，“每人發10塊錢的遣散費，被命令趕快做新衣服，因為軍裝不能再穿了。”
譚珊英回到了湖南第一女師，繼續她的學業，但她的心不可能再安分了。譚珊英大姐因為參加共產黨，被國民黨槍殺，譚珊英去給她收的屍。她還記得大姐犧牲前說，“不要難過，既然革命就不怕死。”
1930年春，譚珊英瞞著家人，去尋找共產黨。她到了廈門，當時的福建省委書記羅明指派譚珊英負責內部交通和文書，和省軍委秘書陶鑄假扮夫妻作掩護。
鼓浪嶼一座二層樓房，成了他們的辦公室兼臥室。晚上，陶鑄讓譚珊英睡帆布床，他用席子攤在樓板上睡。
在此期間，譚珊英學會了許多秘密工作的技能：用碘酒刷出米湯寫的秘密文件;裝扮成學生，提著裝有手槍和炸藥的花草籃過崗哨;陶鑄早期革命生涯中驚心動魄的廈門劫獄，10分鐘救出了40人，譚珊英在後方做交通聯絡。
那次劫獄，譚珊英的假丈夫陶鑄，救出了時任廈門市委書記劉瑞生、福建團省委書記陳柏生，而後者，在不久後成為譚珊英的真丈夫。
1930年11月，譚珊英去上海，進工廠做秘密工作。陳柏生被營救出獄後也到了上海，在共青團中央工作。譚珊英回憶，“我們一見如故，不久就結婚了。”
上海的生活很艱苦，譚珊英冬天把夏天的衣服送到當鋪，夏天再把冬天的衣服送進當鋪。
除了譚安利兄弟3人外，譚珊英還有一雙兒女。第一個出生在1931年的中秋節，是個女孩兒。女兒出生後，她沒有喂過一口奶，只買了一磅奶粉，就被丈夫陳柏生用絨毯包著，送去了美國人辦的公共育嬰堂。育嬰堂的接收人給他一點車費，可是陳柏生心裡想，我孩子都不要了，還要你的車費嗎?頭也不回，拔腿就往家走。這是譚珊英扔下的第一個孩子，後來，同為黃埔女兵的作家謝冰瑩，以此為題材寫成小說《拋棄》。
後來他們又有了一個男孩。1934年，譚珊英與陳柏生被黨組織派去蘇聯學習，黨組織給了一百元安置小孩，她托朋友把男孩輾轉送回茶陵。但孩子不到一周歲因病夭折。多年後，譚珊英常常對孩子們歎息，“那個男孩兒好漂亮的嘞。”
陶鑄1957年致譚珊英的信函
離亂：
去國還鄉，茶陵才是自己的家
1935年冬，譚珊英和丈夫從蘇聯回國，由於上海黨組織連遭破壞，無法聯繫上。為維持生計，夫妻暫時分開。譚珊英回湖南找工作，先後在長沙修業小學、漢口碼頭工人子弟學校教書，並於1938年春回到茶陵，在縣民眾圖書館當管理員;陳柏生回廣州他父親的商行解決生活問題，並參加了中國青年新聞記者協會，後來也回到了茶陵，於1940年10月因患肺結核病逝
在茶陵，譚珊英生下了兒子陳洣加。本來給孩子取的名字是“洣家”，“洣”是茶陵的洣水，“意思是要以洣水為家”，但是在丈夫去世後，譚珊英只得帶著孩子又離開了茶陵。
1941年，譚珊英投靠二姐，遠赴西安，在市兒童保育院、兩湖小學教書。經人介紹，認識了他的第二任丈夫李華柏。李華柏是國民黨軍隊的一個副團長，這也成了譚珊英後來不幸的一大“罪狀”。譚安利就是1943年在西安出生，他的親生父親是李華柏，但他並沒有隨他的姓。這之後，譚珊英就隨著李華柏，1944年去四川，再去安徽，並在安徽馬鞍山生下男孩譚安陵。1948年秋，
譚珊英離開李華柏，再次回到茶陵。
做過官的譚珊英父親去世前曾經在村裡建了一座兩層樓，“寬敞極了”。可是陳洣加記得，等到他們3兄弟和母親回到茶陵的時候，屋子只有一層可以住人，第二層連樓板都沒鋪。家裡也沒有譚珊英的田地，她只好在村子裡的宗族公共食堂吃飯。好在那時有義倉，專門供給這些從外地陸陸續續回到家的人。直到1950年，譚珊英才有了工作，在小學教書。
1950年春，譚珊英聽說在武漢任中南軍區政治部主任的陶鑄多方打聽她的情況後，趕忙給陶鑄去信問候，並告知自己的情況。陶鑄很快回信，表示“完全可以負責證明”她在福建的革命經歷。
1950年7月，陶鑄為解決譚珊英的工作問題來信，“你的工作除已函告湖南當局通知茶陵縣政府為你設法分配工作外，此次見到譚副主席(時任湖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譚余保——編者注)又當面與之談過，當一定為你設法也。”
譚安利回憶，因為陶鑄的關係，當時母親可以去銀行機關工作，但她還是選擇留在了小學，直到退休。
1957年5月31日，已是中共廣東省委第一書記的陶鑄再次給譚珊英寫信，邀請她去廣州見面，“甚表歡迎也。”這年暑假，14歲的譚安利跟隨母親和大哥陳洣加一起去廣州見到了陶鑄。
譚餘保也見過譚珊英。看到她一個女人帶著3個孩子度日艱難，提議把大兒子陳洣加送給陶鑄撫養。陳洣加以為要從此離開媽媽，嚇得躲在外面不敢回家。譚珊英知道後，只是淡淡地說了一句，“你怕什麼，不想去就不去。”從此再也沒有提起過把兒子送走的事情。
動盪：
用書信來對抗分離
譚珊英、陳柏生夫婦1934在上海
譚珊英的生活並沒有在革命成功後而平靜。文化大革命開始，陶鑄被打倒，譚珊英因為陶鑄的問題被牽連，陶鑄寫給譚珊英的三封書信也被當作“包庇壞人”的罪證材料收走。譚珊英被關牛棚，下放五七幹校。其間整整3年，都無法和家人見面。
此外，譚珊英的國民黨丈夫，也成為“罪證”，譚珊英也表示和他劃清界限。在給大兒子陳洣加的信裡，她寫道：“起初我有點想不通，我的歷史已交代清楚，毫沒隱瞞，為什麼要這樣對我呢?後來一想，整理階級隊伍嘛，和一個國民黨軍官結婚，為什麼不該揪出來鬥爭?”其實她的國民黨丈夫李華柏，早在1950年代“鎮反”時就已經被處決了。
也因為生父李華柏的關係，譚安利的求學之路走得異常艱辛，初中還是當地學聯代表的他，“初中以後靠邊站，不能入團不能入黨。”高考他成績再好也只能被第三類院校錄取，而且唯讀一年又被“掃地出門”。他說，那時候甚至對生父都談不上怨恨，“只是把他看成一個階級敵人，一個反動軍官。”但在一遍遍閱讀家書後，他對父親有了更多的理解，父親也參加了抗日戰爭，只不過走了另一條路。
譚安利11歲時就離家求學，哥哥陳洣加也出門在外，一家人聚少離多，書信便成為彼此關懷和思念的寄託。1961年農曆春節前，譚珊英給譚安利來信：“本來以為你和哥哥都會回來過年，心中感到好不快慰。誰知你倆都不回來……這又多少使我失望。”那時物質匱乏，家中種的菜也被人偷了，譚安利還是隨信收到了母親親手做的糯米粑粑，“十二個糖的，卯了紅點，八個菜的，共二十個。另外給你附來一點臘鴨蒸鹽菜，鴨的味道不錯，不過份(分)量不多，給你嘗嘗”。
在五七幹校的時候，譚珊英早已到了該退休的年紀，卻因為歷史問題懸而未決不能離開。陳洣加和譚安利都在那幾年迎來自己的孩子，作為奶奶的她一心想要請假去照顧，但是請假條交上去，得不到批准，只好自己一個人在幹校，等待自己第一個孫輩降生的消息。
“那個時候講階級情，不講家人感情。”譚安利說，“和家人團聚那是舊的風俗，要破掉，現在才意識到這是不對的。”
餘生：
在家書中撰寫時代印痕
從五七幹校解放後，譚珊英先後在衡陽、湘潭與兒子同住。1975年到內蒙看望二姐，到北京看望老戰友曾志、曾憲植、黃靜汶、張瑞華、黃傑等人，他們或是共和國的革命幹部、或是元帥夫人
1980年底，譚珊英向中共中央組織部去信，要求幫助尋找並歸還陶鑄寫給她的三封信，最終完璧歸趙。
晚年的譚珊英，終於過上了平靜的生活。1982年她收到茶陵縣政府平反恢復名譽的通知，1986年到長沙與黃埔軍校老戰友王容箴、謝翔霄見面，參加了黃埔軍校同學會。與此同時，也開始撰寫回憶錄，記錄自己坎坷而曲折的一生，這些文章在過世後由兒子陳利加、譚安利重新編校，交由海天出版社以《黃埔女兵足跡》為名出版發行。
1992年，坎坷一生的譚珊英，在家鄉茶陵去世，終年83歲。譚安利則在母親逝世前兩年到了深圳，此前他在衡陽機械工業局的一個下屬公司做經理，負責當地機械廠的物資分配。隨著計劃經濟的壁壘打破，這個風光無比的單位連工資都發不下來，他不得不帶領一批人到深圳“打開一扇窗”，並留了下來。
退休以後，譚安利也嘗試著去追回那個時代的記憶。他去廈門參觀過母親參加革命的地方，還去過莫斯科紅場，也到過西安母親教書並和父親相遇的地方。他還去過莫斯科紅場，當年，譚珊英和陳柏生曾經一起站在那裡，看蘇聯閱兵儀式。
更多的時間，譚安利樂於在收藏的家書中勾勒過往歲月的模樣。在如今這個電話、微信、視頻盛行的時代，寫信這種聯繫方式，仿佛隨著他的年齡一起，正在一點一點老去，那些泛黃的紙張也漸漸被這個日新月異的城市所遺忘。譚安利每個星期會跟在長沙的女兒和外孫視頻，“說的只是些日常瑣事，很少寫信”。他也因此更加珍惜收藏的這些家書。
除了把書信捐贈給家書博物館外，譚安利還自費把它們結集出版。至今他已經出版了三本書，他把書名取為《歲月印痕》，但是他記得有人讀完以後跟他說，在這本歲月印痕裡，讀出了時代的印痕。
每當思念家人，譚安利總是反復地整理、閱讀這些書信。這些發黃變脆的家書，能讓他穿越時光，去感受曾經的苦難和幸福。
1980年，譚珊英開始寫回憶錄
參考資料
袁繼成、吳明堂《武漢黃埔女兵》，湖北人民出版社，2014年;
譚安利《安利家書選——五十年親情血脈濃》，中國文聯出版社，2016年;
譚珊英《黃埔女兵足跡》，海天出版社，2009年;
徐美齡《1500封家書，記錄這個株洲家庭的百年沉浮》，《今日女報》，2017年5月24日;
陳卓，《郵票裡的1500次別離》，中國青年報，2017年4月19日。
編輯：依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