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羲之。 網路圖片。
東晉書聖王羲之的《蘭亭集序》是“天下第一行書”， 自從她問世以來， 石破天驚， 攪動了千萬人的神經！上至皇帝，
有專家指出， 中國文化有三大國寶：《蘭亭集序》、《文心雕龍》和《紅樓夢》。 強哥對這些國寶級文化的瞭解， 只是“業餘中的業餘”， 尤其對《蘭亭集序》， 強哥更不懂得這篇“天下第一行書”之精髓。 然而， 強哥在專注何氏歷史文化的過程中，
《蘭亭集序》的由來
《蘭亭集序》， 又名《蘭亭宴集序》、《蘭亭序》、《臨河序》、《禊序》、《禊貼》和《三月三日蘭亭詩序》等。
東晉穆帝（司馬聃）永和九年（西元353年）三月三日， 書聖王羲之與名流高士謝安、孫綽等四十一人， 在山陰（今浙江紹興）蘭亭舉行風雅聚會。 與會者飲酒賦詩， 各抒情懷， 大家把這次聚會的詩抄錄起來， 匯成詩集， 並推舉聚會召集人、德高望重的王羲之作序。 王羲之欣然接受， 揮毫作序， 記錄了這次雅集。 序中記敘蘭亭周圍山水之美和聚會的歡樂之情， 抒發作者好景不長、生死無常的感慨。 序言共28行324字， 其中“之”字有20多個， 卻沒有一個字雷同。
圖片來源於網路。
何延之與《蘭亭始末記》
唐朝開元年間， 有一篇《蘭亭始末記》問世， 作者是何延之。 《蘭亭始末記》猶如深夜裡的一聲驚雷， “炸醒”了王羲之的萬千“粉絲”， 人們爭相瞭解《蘭亭始末記》對王羲之書寫《蘭亭集序》的全過程， 以及此序後來的收藏、傳世、禦命臨摹、著錄、殉于唐太宗昭陵等進行了深度“大揭秘”。 《蘭亭始末記》對後世產生了巨大影響， 後世對王羲之書寫《蘭亭集序》過程的瞭解， 對《蘭亭集序》真跡去向的探究， 甚至對文章本身的爭議都因它而起。
對於何延之， 我們知之不多， 只知道他當過均州刺史。 他在《蘭亭始末記》的署名是：朝議郎行職方員外郎、上柱國何延之。
《蘭亭始末記》作于唐開元十年（722年）。 它為世人揭開了《蘭亭集序》的秘密：原來， 唐太宗李世民是王羲之的“鐵杆粉絲”， 他利用皇權力圖搜集王羲之的全部作品真跡， 對聞名於世的《蘭亭集序》自然不會放過。 他四處派出了“情報人員”， 終於打探到了《蘭亭集序》真跡在永欣寺和尚辯才手中， 但無論如何， 辯才和尚就是不肯交出《蘭亭集序》真跡。
據《蘭亭始末記》載， 王羲之對《蘭亭集序》“原創本”甚是得意， 將其作為傳家寶， 後傳至七世孫王法極手中。 王法極也精于書法， 後來在永欣寺（浙江湖州）出家當了和尚， 法號智永。 智永禪師臨終之際， 把《蘭亭集序》“原創本”傳給了博學多才、精于琴棋書畫的弟子辯才。
唐太宗李世民得到王羲之《蘭亭集序》真跡後， 敕令當時最著名的幾位大書法家趙模、韓道政、馮承素、諸葛貞等人精心臨摹， 用以賞賜給王公貴族。而王羲之《蘭亭集序》真跡，據說在唐太宗李世民駕崩後，作為隨葬品埋入了昭陵。現在大家看到的《蘭亭集序》是唐朝摹本。
唐朝開元年間以後，歷朝歷代圍繞《蘭亭集序》真跡的去向和何延之《蘭亭始末記》的探究、爭議不斷。
東陽何氏與《蘭亭集序》碑刻
歷史發展到了明朝宣德年間，何氏再次與《蘭亭集序》扯上關係。這回扯上關係的不是文章，而是一方《蘭亭集序》碑刻拓本。
東陽何氏蘭亭石刻。網路圖片。
東陽何氏《蘭亭集序》碑刻長53.2 釐米，寬31.7釐米。據專家考證，東陽何氏《蘭亭集序》碑刻拓本，是最著名的“定武蘭亭”。“定武蘭亭”是怎麼來的，不得而知，但許多人都認為它是當初直接從歐陽詢的墨蹟上翻刻下來的一個本子，深藏於唐朝皇宮。後來，原石在唐末五代十國的戰亂中遺失，直到北宋初年才在河北“定武”被發現。所以，東陽何氏的這塊“蘭亭”碑刻，珍貴就珍貴在它是唐代大書法家歐陽詢所臨的石刻拓本，是所有臨本中的上上品，其筆法、神韻最接近王羲之原作。
那麼，這塊《蘭亭集序》碑刻是怎樣輾轉到東陽何氏手中的?
據明朝隆慶五年(1571年)狀元，官至左諭德兼侍讀的張元忭（浙江山陰[今紹興]人）對東陽何氏《蘭亭集序》碑刻的來歷記載，1127年，金兵南下，攻陷了北宋汴京（今開封），擄走宋徽、欽二帝及眾皇親大臣，皇宮禦府寶藏被搶劫殆盡，北宋滅亡。史稱“靖康之變”。時康王趙構（後成為南宋首任皇帝宋高宗）因不在汴京而倖免於難。金兵退去後，抗金名將、東京（今開封）留守、義烏人宗澤，在清點禦府劫余藏物中發現歐氏定武石刻原石，於第二年（1128年）把這塊石刻用盒子裝好，派人送給當時在揚州的康王趙構。趙構見之喜愛異常。不料金兵得知趙構在揚州，就一路追殺過來，趙構倉促渡江之際，因石重不易攜帶，就命內臣把這塊碑刻悄悄投於揚州石塔寺之井中。從此，此碑刻沉埋井下幾百年。300多年後，到了明朝宣德四年（1429年），揚州石塔寺僧浚井，發現了《蘭亭集序》定武石刻，交給了兩淮轉運使、東陽南上湖人何士英處置。何士英認定這是一件稀世之珍，便將此石送至京師進獻宣德皇帝。宣德皇帝雖然喜歡卻不想佔據此碑刻，又因感念何士英為官清正，兩袖清風，順勢將此碑刻“獎勵”給了何士英，這塊碑刻這才到了何士英手中。何士英告老還鄉時將此碑刻帶回東陽老家南上湖村。此後幾百年，此蘭亭碑刻一直收藏在東陽南上湖何士英的子孫後代手中。明隆慶五年（1571年），何士英的後人何靜虛到京城請狀元張元忭為東陽何氏定武蘭亭序作跋。張元忭遂記下了東陽何氏獲得和收藏此碑刻的來龍去脈。
東陽何氏手中有寶貝的消息不脛而走。東陽縣令黃文炳聞知後，總想找機會去“借觀”。據東陽何氏家譜載，明萬曆年間，喜好文墨的黃文炳來到南上湖村何家，提出“借觀”《蘭亭集序》碑刻的要求，黃是東陽縣令，何家人只好拿碑刻出來。黃見碑欣喜，豈料縣令大人竟趁人不備，將《蘭亭集序》定武碑刻藏入轎中，轎子剛出村口，就被憤怒的何氏子孫和村民攔下了！黃文炳惱羞成怒，命人將碑刻扔出，頓時被摔成了三塊。為保住祖宗留下的寶貝，何家人商定：由三房子孫各分藏一塊。今後如有人觀賞，須三房同意方可；不得輕易給人傳拓，確需傳拓須支付銀兩。這個保護措施起到了作用，控制了此碑刻拓本的數量與外流，因此幾百年來此拓本少之又少。
網路圖片。
因東陽何氏世代的精心保護，《蘭亭集序》定武碑刻躲過了一次次天災人禍。後來，民國政府把南上湖一帶命名為蘭亭鄉，與東陽何氏保護《蘭亭集序》定武碑刻不無關係。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東陽何氏子孫將《蘭亭集序》碑刻捐獻給浙江省博物館，現為“國家一級文物”。（2018-4-26何煥強撰文）
用以賞賜給王公貴族。而王羲之《蘭亭集序》真跡，據說在唐太宗李世民駕崩後，作為隨葬品埋入了昭陵。現在大家看到的《蘭亭集序》是唐朝摹本。唐朝開元年間以後，歷朝歷代圍繞《蘭亭集序》真跡的去向和何延之《蘭亭始末記》的探究、爭議不斷。
東陽何氏與《蘭亭集序》碑刻
歷史發展到了明朝宣德年間，何氏再次與《蘭亭集序》扯上關係。這回扯上關係的不是文章，而是一方《蘭亭集序》碑刻拓本。
東陽何氏蘭亭石刻。網路圖片。
東陽何氏《蘭亭集序》碑刻長53.2 釐米，寬31.7釐米。據專家考證，東陽何氏《蘭亭集序》碑刻拓本，是最著名的“定武蘭亭”。“定武蘭亭”是怎麼來的，不得而知，但許多人都認為它是當初直接從歐陽詢的墨蹟上翻刻下來的一個本子，深藏於唐朝皇宮。後來，原石在唐末五代十國的戰亂中遺失，直到北宋初年才在河北“定武”被發現。所以，東陽何氏的這塊“蘭亭”碑刻，珍貴就珍貴在它是唐代大書法家歐陽詢所臨的石刻拓本，是所有臨本中的上上品，其筆法、神韻最接近王羲之原作。
那麼，這塊《蘭亭集序》碑刻是怎樣輾轉到東陽何氏手中的?
據明朝隆慶五年(1571年)狀元，官至左諭德兼侍讀的張元忭（浙江山陰[今紹興]人）對東陽何氏《蘭亭集序》碑刻的來歷記載，1127年，金兵南下，攻陷了北宋汴京（今開封），擄走宋徽、欽二帝及眾皇親大臣，皇宮禦府寶藏被搶劫殆盡，北宋滅亡。史稱“靖康之變”。時康王趙構（後成為南宋首任皇帝宋高宗）因不在汴京而倖免於難。金兵退去後，抗金名將、東京（今開封）留守、義烏人宗澤，在清點禦府劫余藏物中發現歐氏定武石刻原石，於第二年（1128年）把這塊石刻用盒子裝好，派人送給當時在揚州的康王趙構。趙構見之喜愛異常。不料金兵得知趙構在揚州，就一路追殺過來，趙構倉促渡江之際，因石重不易攜帶，就命內臣把這塊碑刻悄悄投於揚州石塔寺之井中。從此，此碑刻沉埋井下幾百年。300多年後，到了明朝宣德四年（1429年），揚州石塔寺僧浚井，發現了《蘭亭集序》定武石刻，交給了兩淮轉運使、東陽南上湖人何士英處置。何士英認定這是一件稀世之珍，便將此石送至京師進獻宣德皇帝。宣德皇帝雖然喜歡卻不想佔據此碑刻，又因感念何士英為官清正，兩袖清風，順勢將此碑刻“獎勵”給了何士英，這塊碑刻這才到了何士英手中。何士英告老還鄉時將此碑刻帶回東陽老家南上湖村。此後幾百年，此蘭亭碑刻一直收藏在東陽南上湖何士英的子孫後代手中。明隆慶五年（1571年），何士英的後人何靜虛到京城請狀元張元忭為東陽何氏定武蘭亭序作跋。張元忭遂記下了東陽何氏獲得和收藏此碑刻的來龍去脈。
東陽何氏手中有寶貝的消息不脛而走。東陽縣令黃文炳聞知後，總想找機會去“借觀”。據東陽何氏家譜載，明萬曆年間，喜好文墨的黃文炳來到南上湖村何家，提出“借觀”《蘭亭集序》碑刻的要求，黃是東陽縣令，何家人只好拿碑刻出來。黃見碑欣喜，豈料縣令大人竟趁人不備，將《蘭亭集序》定武碑刻藏入轎中，轎子剛出村口，就被憤怒的何氏子孫和村民攔下了！黃文炳惱羞成怒，命人將碑刻扔出，頓時被摔成了三塊。為保住祖宗留下的寶貝，何家人商定：由三房子孫各分藏一塊。今後如有人觀賞，須三房同意方可；不得輕易給人傳拓，確需傳拓須支付銀兩。這個保護措施起到了作用，控制了此碑刻拓本的數量與外流，因此幾百年來此拓本少之又少。
網路圖片。
因東陽何氏世代的精心保護，《蘭亭集序》定武碑刻躲過了一次次天災人禍。後來，民國政府把南上湖一帶命名為蘭亭鄉，與東陽何氏保護《蘭亭集序》定武碑刻不無關係。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東陽何氏子孫將《蘭亭集序》碑刻捐獻給浙江省博物館，現為“國家一級文物”。（2018-4-26何煥強撰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