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走廊發現中國·河西走廊篇 之八民族互動與走廊語言文化的形成
——兼論裕固族語言的特點
鐘進文
河西走廊主要指由黃河向西北方向延伸的一條狹長地帶， 它介於青藏高原支脈祁連山北麓和蒙新大沙漠戈壁之間。 河西走廊自古以來就是東西方經濟、文化交流的要道， 甘青地區很多古老的城鎮和重要文化遺址都分佈在這條交通要道上。 該地區是中央王朝向西部發展、經略大西北的主要基地， 也是中原地區與邊遠少數民族地區的過渡地帶， 是黃土高原和青藏高原的接壤之地， 是農業文化與草原文化的結合部。
一、多種語言聚集的敦煌 敦煌位於河西走廊最西端， 唐代稱沙州， 地處東西交通要道， 有著重要地位。 敦煌向東與河西走廊的酒泉（古稱肅州）、張掖（古稱甘州）相連， 西接哈密， 連通吐魯番盆地， 又是通往天山地區的跳板。 歷史上生活在今新疆境內操突厥語族語言和蒙古語族語言的遊牧民族，
二、民族互動中的吐蕃經卷與吐蕃-漢雙語基層社會 吐蕃佔領敦煌後，
三、回鶻語文在河西走廊的通行 “河西回鶻”有時指甘州回鶻，有時指沙州回鶻，有時又是二者的合稱。總之，它是指自唐末“散處甘、涼、瓜、沙間各立君長，分領族帳”的回鶻人。河西回鶻人建立了甘州回鶻汗國，其所在地是河西走廊的中心地帶，也是西域和中原往來的咽喉。從漠北遷居甘州的回鶻人與當地的漢人、突厥人、吐蕃人相互融合後，文化得到了長足發展。河西走廊西端的敦煌是絲綢之路的南、中、北三條道路西行的出發點，是絲路重鎮。沙州回鶻人利用敦煌在整個絲路中交通樞紐的地位，經營仲介貿易，甘州回鶻人則控制著從中亞進入中原的門戶，借此收取過往商隊的商稅。如此，回鶻人在敦煌至甘州的狹長地帶曾盛極一時，又與周圍各族交往密切。 回鶻文是一種依照粟特字母創制的音素文字，由大約18至22個符號組成（因時間早晚字母數目有所不同）。宋、元時期回鶻語成為河西一帶的通行語言。有研究認為，自10世紀下半葉起，敦煌地區回鶻語的使用呈現劇增態勢。到10世紀晚期，隨著河西地區的回鶻化，敦煌地區使用漢語的人數越來越少，漢語逐漸被回鶻語和其他語言取代。因敦煌藏經洞對文獻的收藏有其偏向性，因而敦煌僅出土了數十件回鶻文寫本，數量相對有限。而其他洞窟出土了大量元代回鶻文文書，這說明河西地區用回鶻文記錄和創作了許多作品，並進行了頗具規模的佛經翻譯工作。 從1028年到1036年，河西回鶻人成為西夏政權的屬民。西夏領地之外的回鶻人和鄰近各族仍有密切的經濟和文化交往。西夏時期，河西回鶻人與黨項人之間在文化交往中彼此影響，社會生活中西夏文、回鶻文並用，且回鶻文在佛經翻譯中發揮著重要作用。 元滅西夏後，有大量回鶻人居住在河西，而分佈在甘州、肅州一帶的回鶻人此時又稱撒裡畏兀兒。撒裡畏兀兒為河西回鶻的一部分，除此以外，河西地區還居住有新疆遷來的西州回鶻人。明清以後隨著河西回鶻勢力的衰微，回鶻文逐漸被忘卻。19世紀末20世紀初，由於敦煌藏經洞的發現，才有一部分回鶻文文獻問世，也讓人們得以瞭解到回鶻語文在河西地區的通行情況。 現存的一些回鶻文碑文也展示出宋元時期回鶻文在河西地區的重要地位。例如，《有元重修文殊寺碑銘》正面為漢文，背面為回鶻文。立碑人是喃答失太子。回鶻文部分不僅提供了元代河西走廊蒙古察合台一支完整的系譜，從而修正了《元史》中的有關錯誤，而且對回鶻文學和語言研究也具有重要意義。《大元肅州路也可達魯花赤世襲之碑》立於1361年，此碑用漢文和回鶻文書寫，記錄了一個唐兀（即西夏）族家族自西夏滅亡後至元末150多年間6代13人的官職世襲情況，反映出直到元末仍有相當數量的回鶻人居住在肅州一帶，並使用回鶻文。
四、從裕固族語言看語言區域特徵的形成 從歷史看今天，更能感受到語言文化的相互交融和吸收。裕固族分別操本族兩種語言，其中西部裕固語屬於突厥語族，東部裕固語屬於蒙古語族。雖然突厥語族和蒙古語族同屬阿勒泰語系，但各有其特點。而且每一種語言在發展過程中都產生了一些新的變異現象。今天我們會看到一個非常有趣的現象，當我們從親屬語言的角度觀察同一語族（甚至同一語系）的各個語言時，會發現它們之間有許多差別；當我們從地域的角度去觀察時，會驚奇地發現它們之間又有許多共性。換句話說，在甘青地區的歷史演變和文化交融過程中，裕固族的語言在阿勒泰語系語言文化的基礎上，與漢藏語系語言文化不斷接觸，逐漸形成了兼有兩種語系特徵而又具有鮮明的區域特色的語言文化體系。 語言的變異以及新的共性的產生，與語言接觸有著密切關係。無論是東部裕固語還是西部裕固語，都屬於與漢語接觸最頻繁、最廣泛的語言，所以，受漢語的影響也最大。這種影響不僅表現在語言結構方面，也表現在使用功能方面。 從語言結構特徵來看，複母音的出現或增多、母音和諧的日趨消失、不送氣的清塞音和清塞擦音與送氣的對立、重音後移等已成為今天裕固族語言在語音方面的顯著特徵。 在突厥語族語言中，分佈在新疆的維吾爾語、哈薩克語、柯爾克孜語、塔塔爾語、烏孜別克語都沒有複母音，而西部裕固語中不僅出現了複母音，而且由於吸收漢語借詞，增加了一些專拼漢語借詞的複母音。這些複母音與從其他語言中借詞而出現的複母音一起構成了西部裕固語母音體系的一部分，並成為與我國突厥語族其他語言相區別的特點之一。同樣，東部裕固語與蒙古語相比，複母音也有不斷增多的趨勢。 母音和諧是阿勒泰語系語言的一大特點。但是，兩種裕固語由於與其他語系語言接觸，並受其影響，母音和諧已產生不同程度的改變。西部裕固語的母音和諧以舌位和諧為主，詞幹與後附加成分的和諧已不夠嚴整，而且西部裕固語的母音和諧在老百姓的口語中極不穩定。東部裕固語的母音和諧雖然相對嚴整一些，但是其借詞不遵循母音和諧律，而該語言中的漢語借詞已經占相當大的比重。分佈在新疆的突厥語族語言，都有濁塞音和濁塞擦音與送氣的清塞音和清塞擦音對立，但是西部裕固語卻沒有濁塞音和濁塞擦音，因而與送氣的清塞音和清塞擦音對立的是不送氣的清塞音和清塞擦音，這可以說是受到了蒙古語等語言的影響。但是，從語言接觸的密度和吸收借詞的多少來看，漢語對西部裕固語的影響又遠遠超過蒙古語。不過漢語的影響也許是間接的，因為北方漢語聲母的清化也是受蒙古語等語言影響而造成的。 另一個重要的語音特徵是，在蒙古語族語言中，蒙古語和達斡爾語重音都在詞首，而同語族的東部裕固語等甘青地區的語言的重音都在詞末，與突厥語族語言一致。同語族語言重音發生位移，顯然與語言接觸中受到的影響有關。東部裕固語長期與屬於突厥語族的西部裕固語相接觸，受其影響，重音後移，而蒙古語和達斡爾語則遠離突厥語族語言，因此重音仍保持在詞首。 除了語音之外，甘青地區語言中的詞彙也有很多由於民族互動而形成的共性特徵。其中漢語借詞是第一大特徵。內蒙古大學保朝魯先生編著的《東部裕固語詞匯》一書收詞2660條，其中漢語借詞143條，占5.4%；藏語借詞77條，占2.9%。另有資料介紹，20世紀50年代語言調查的記音材料中，在東部裕固語2093條詞裡，漢語借詞有500條左右，占23.9%。還有學者將西部裕固語和維吾爾語中的漢語借詞進行比較研究後認為，在突厥語族諸語言中，西部裕固語是漢語借詞比重最大的語言。
五、口頭文學藝術的采借與交融 除了上述語言文化的相互交融、吸收之外，裕固族受其他民族影響在口頭文學藝術方面的采借交融也非常明顯，在此以裕固族吸收“花兒”和《格薩爾》為例。 “花兒”是流行在甘青一帶的一種山歌，最初主要流行在回、撒拉、東鄉、保安、漢等民族中。上世紀70年代初，甘肅師範大學組織民歌調查組深入農牧區搜集民歌，發現地處河西走廊的肅南裕固族也唱“花兒”，後經整理出版的新“花兒”集《手搭涼篷望北京》一書中首次出現了“裕固族花兒”，使“花兒”界為之一驚。 “裕固花兒”是指流行在裕固族群眾中的富有本民族特色的“花兒”，主要在裕固族東部地區的康樂等地流行。據說是來這一帶擀氈或從事其他營生的回、東鄉等族的人們從河湟地區帶過來的，最初只有“河州三令”等幾種曲調，後來逐漸產生了與當地民歌相融合的曲調，並以甘肅省肅南裕固族自治縣康樂區巴音一帶最為盛行。有人曾把這種曲調起名為“巴音令”。現在“花兒”界鑒於各民族特有的“花兒”曲調大都以民族命名，又將“巴音令”改為“裕固令”。“裕固令”與整體上的“河湟花兒”相比，歌詞形式基本一致，曲調卻有明顯的差別。“裕固令”大量滲入了裕固族東部民歌的節奏、旋律、曲式等特點，有些花兒一聽曲首便能感受到裕固族特色。 《格薩爾》早期主要在青藏高原和喜馬拉雅山周邊的地區流傳。據調查報導，藏族史詩《格薩爾》在中國相繼流傳到蒙古族、土族、裕固族、撒拉族、納西族、白族、普米族等民族當中，且在長期的流傳過程中與各民族的社會生活和文化傳統相結合，形成了各具民族文化特色的《格薩爾》。 流傳到裕固族地區的《格薩爾》也形成了不同特色，操東部裕固語的裕固族說唱《格薩爾》擁有散韻結合的形式，操西部裕固語的裕固族完全以散文體為主，沒有吟唱部分。雖然裕固族地區流傳的《格薩爾》的規模和數量不大，但是裕固族地區一直有《格薩爾》在流傳，而且和裕固族的歷史文化緊密聯繫在一起。 最早提及裕固族與格薩爾有關係的是著名學者松巴堪布·益希班覺爾（1704—1788）。他在給六世班禪白丹依喜（1737—1780）的覆信（又稱《問答》）中指出：“在距青海湖北面七八天的路程，有一個地方叫巴董，有一河名叫熊暇河，從這裡到漢族的肅州城的土卡之間有所謂霍爾黃帳部，此亦即所謂撒裡畏吾爾，又稱‘班達霍爾’又稱‘霍屯’”。由此涉及了《格薩爾》中的《霍嶺大戰》。 此外，俄國探險家波塔寧在其1893年出版的著作中介紹了裕固族地區流傳《格薩爾》的情況。蘇聯突厥學家捷尼舍夫在其專著《西部裕固語的結構》(莫斯科，1976年)中附有33篇民間文學短文。他在序言中寫道：“這些短文是1958年我和中國科學院民族語言調查隊一起在裕固草原搜集的。”其中有一篇題為“裕固族歷史傳說”，其內容情節和藏族史詩《格薩爾》中的《霍嶺大戰》基本一致。 格薩爾研究專家王興先先生1987年在肅南裕固族自治縣的部分村鎮和牧場，就《格薩爾》在裕固族地區的流傳情況進行了較為深入的調查，對《格薩爾》流傳的內容、形式、版本、部數以及藝人簡況、風物傳說等掌握了不少第一手資料。但是由於有些著名老藝人的去世，有些珍貴資料因種種原因而散失，所以現在很難反映出《格薩爾》在裕固族地區流傳的全貌。據王興先先生介紹，1958年前，肅南縣境內不僅藏族喜歡演唱《格薩爾》，裕固族中也普遍流傳著《格薩爾》。東部地區的裕固族稱其為《格薩爾》，西部地區的裕固族稱之為《蓋賽爾》。二者之間不僅稱呼有別，內容和形式也有較大的差異。 東部裕固語屬於阿勒泰語系蒙古語族，但是操東部裕固語的裕固族地區流傳的《格薩爾》卻很少有蒙古族的特點，相反，具有較為明顯的藏族特點。西部裕固語屬於阿勒泰語系突厥語族，但是操西部裕固語的裕固族地區流傳的《蓋賽爾》，內容上既受藏族《格薩爾》的影響，也受蒙古族《格斯爾》的影響，形式上又近于衛拉特蒙古部的《格斯爾傳》，這是非常有意思的現象。 雖說裕固族《格薩爾》受藏族《格薩爾》影響。但是裕固族藝人在講述和演唱格薩爾時，都會根據本民族的歷史、語言、生活習俗及審美意識等進行不同程度的加工改造,使其成為具有裕固族特色的《格薩爾》。可以說藏族《格薩爾》流傳到裕固族地區後就形成了《裕固族納木塔爾》。“納木塔爾”是藏語rnam_thar的音譯，意思是“歷史傳說、歷史演義”等，裕固族把本民族和格薩爾有關的傳說故事稱為“納木塔爾”。 上世紀50年代，蘇聯突厥學家捷尼舍夫在操西部裕固語的裕固族地區搜集到一篇《裕固族納木塔爾》，這是一篇與裕固族歷史文化密切相關的關於格薩爾的傳說故事。其主要內容的漢譯文大致如下：早先我們是信奉經典的，我們的可汗帶著我們走了。那時候我們的人很多，約有10萬人以上。我們是從西至-哈至走的，後來到了出太陽的山上。走了幾個月，又走到了千佛洞萬佛峽，我們就住在那兒了，在那兒生活了三輩子。生活了三輩子後，我們的王爺搶了格薩爾汗的可敦（妻子）。把她帶到了千佛洞萬佛峽。後來格薩爾帶著人來找他的可敦，而且和我們發生了戰爭。後來大家把老人都請來，商量往哪兒走。妥氏的頭人妥恩麥爾蓋說：“去吧！去吧！到生長兔兒條的地方去吧！走吧！走吧！朝生長紅柳條的地方走吧！”於是，留下了二位老人，一位是妥恩麥爾蓋，一位是楊立多仁。然後大家就上路了。 這是一篇典型的複合型民間歷史傳說，既有裕固族由“西至-哈至”東遷入關的歷史內容，又有裕固族或其祖先和格薩爾發生戰爭的歷史事件。這篇傳說和藏族史詩《格薩爾》中《霍嶺大戰》的情節基本一致，也可以說是《霍嶺大戰》的變體或散文形式，但是它和裕固族地區流傳的其他《格薩爾》（或《蓋賽爾》）故事有不同之處。其他傳說故事主要圍繞著格薩爾與阿卡喬冬進行殊死鬥爭這個中心來鋪陳情節，從敘述角度而言，是將《格薩爾》故事作為客體來敘述的；而這篇傳說則是把《霍嶺大戰》的情節作為主體來敘述，自始至終把它看作“裕固族歷史”的一部分。 上述是內容方面的交融和吸收。除此之外，演唱形式也有自己的特點。操東部裕固語的裕固族藝人說唱的《格薩爾》，主要是根據藏族《格薩爾》的手抄本，又按照裕固族本民族的傳統文化進行了口頭改編。其中的《霍嶺大戰》縮寫本僅有藏文原著的1/4，是懂藏文的裕固族知識份子按照裕固族藝人自己的說唱內容和形式用藏文編寫而成的。這個本子對研究藏族《格薩爾》史詩如何演變成裕固族藝人用雙語(東部裕固語、藏語)說唱《格薩爾》的特殊傳承方式具有重要意義。其表述形式是韻散結合，即敘述是散文，吟唱是韻文，敘述時用東部裕固語，吟唱時用藏語。敘述和吟唱雖然分別使用了不同民族的語言，但在操東部裕固語的裕固族藝人口中卻是那麼的和諧統一，形成了一種完美的藝術形式。從聽眾的欣賞情態看，也是井然有序、富有表情的，並未因為藝人用藏語吟唱而感到陌生。在這裡，藝人與聽眾、吟唱與欣賞，都表現出一種相互依存、相得益彰的效果。 藝人在說唱中用東部裕固語解釋藏語吟唱的韻文部分，這種敘述性的解釋，從史詩的總體脈絡來看，它雖不是唱詞的繼續和發展，而是唱詞的重複，但從解釋的具體層次看，它將隱寓於詩行中的情感與意義明朗化、情節化了，起到了連綴故事的作用。用裕固語解釋藏語吟唱韻文的敘述部分和原有的裕固語敘述部分相銜接，使以東部裕固語說唱的《格薩爾》成為一種完整的散文式史詩故事。也正是在這個解釋性的敘述中，用東部裕固語說唱《格薩爾》的裕固族藝人充分發揮和顯示了他們采借、改編藏族史詩《格薩爾》的聰明才智。他們在消化吸收並不斷融進本民族歷史文化特質的過程中，將藏族史詩《格薩爾》裕固化，使其成為裕固族民間文學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總之，河西走廊自古以來就是文明彙聚、民族共生的地方。在這裡，人、社會、文化、自然形成耦合系統，培育出了跨語言、跨文化的生態哲學、生存智慧和生命倫理，並且反過來影響當地民眾的實踐模式。考察民族互動與走廊語言文化的形成，有助於我們認識河西走廊的人居環境，也可以豐富和深化我們的民族關係研究。我們不僅要研究歷史與現實中的民族交往，更要研究各民族之間圍繞人的生存，在民間知識、生存智慧和倫理美德各個領域，如何互相欣賞、學習、交流，在長期交往中形成包容平等的民族共生關係。
【作者系中央民族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院長、教授，主要研究中國少數民族語言文學；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專案“中國當代少數民族作家資料庫建設及其研究”（項目號：15ZDB082）的階段性成果。】
依四百餘人的姓名來區分其族屬，其中吐蕃人署名時往往冠以吐蕃氏族等名稱，來自其他民族的寫、校者也用吐蕃文字署名，除少數人以吐蕃文字的音譯轉寫形式保留著自己民族的姓名之外，多數人起了吐蕃式的名字。從其姓氏看，他們中有一批冠有張、王、周、李、宋、陰、翟、索、令狐等姓氏的漢人或漢化的少數民族人士，更多的是在名前冠“康”的西域康居人、冠“安”的安國人、冠“白”或“米”的龜茲人、冠“裡”的於闐人、冠“土”的吐谷渾人以及冠“支”的月氏僧人等，還有冠以瓜、沙、甘、涼、庭、宕、河、岷等地區名稱以表示本人系來自該州郡的非吐蕃人士。由此可見，河西吐蕃經卷是地地道道的多民族直接協作的產物。 吐蕃在統治河西走廊的過程中，將大量非吐蕃人口吸納到作戰隊伍和行政系統中，推動了吐蕃語言的使用。據研究，在吐蕃的軍隊中，有一支被稱作“雜虜”的雜牌軍，其中有黨項人、羌人、漢人、吐谷渾人、突厥人等。這支軍隊與吐蕃軍隊協同作戰，說明其中的非吐蕃人已經成為吐蕃語言的使用者。 吐蕃語對敦煌語言有著持久的影響。在吐蕃統治敦煌的時期，產生了使用吐蕃-漢雙語的基層社會。有關這一基層社會的吐蕃語文書最早出現於吐蕃統治時期，但是一份10世紀的關於“五姓”算命法的吐蕃語寫本表明，早期建立的吐蕃-漢雙語社區在10世紀下半葉歸義軍時期仍然存在。 在吐蕃統治河西時期，隨著吐蕃語、吐蕃文在敦煌各族民眾和社會領域的廣泛推行，漸漸地，漢人中形成了用吐蕃文拼寫漢語的習慣，由此一部分漢文書用吐蕃文轉抄下來，這一傳統建立於吐蕃時期，卻一直延續到歸義軍時期。雖然吐蕃勢力後來退出了敦煌，但語言文化的習俗一旦形成則不易消失。三、回鶻語文在河西走廊的通行 “河西回鶻”有時指甘州回鶻，有時指沙州回鶻，有時又是二者的合稱。總之，它是指自唐末“散處甘、涼、瓜、沙間各立君長，分領族帳”的回鶻人。河西回鶻人建立了甘州回鶻汗國，其所在地是河西走廊的中心地帶，也是西域和中原往來的咽喉。從漠北遷居甘州的回鶻人與當地的漢人、突厥人、吐蕃人相互融合後，文化得到了長足發展。河西走廊西端的敦煌是絲綢之路的南、中、北三條道路西行的出發點，是絲路重鎮。沙州回鶻人利用敦煌在整個絲路中交通樞紐的地位，經營仲介貿易，甘州回鶻人則控制著從中亞進入中原的門戶，借此收取過往商隊的商稅。如此，回鶻人在敦煌至甘州的狹長地帶曾盛極一時，又與周圍各族交往密切。 回鶻文是一種依照粟特字母創制的音素文字，由大約18至22個符號組成（因時間早晚字母數目有所不同）。宋、元時期回鶻語成為河西一帶的通行語言。有研究認為，自10世紀下半葉起，敦煌地區回鶻語的使用呈現劇增態勢。到10世紀晚期，隨著河西地區的回鶻化，敦煌地區使用漢語的人數越來越少，漢語逐漸被回鶻語和其他語言取代。因敦煌藏經洞對文獻的收藏有其偏向性，因而敦煌僅出土了數十件回鶻文寫本，數量相對有限。而其他洞窟出土了大量元代回鶻文文書，這說明河西地區用回鶻文記錄和創作了許多作品，並進行了頗具規模的佛經翻譯工作。 從1028年到1036年，河西回鶻人成為西夏政權的屬民。西夏領地之外的回鶻人和鄰近各族仍有密切的經濟和文化交往。西夏時期，河西回鶻人與黨項人之間在文化交往中彼此影響，社會生活中西夏文、回鶻文並用，且回鶻文在佛經翻譯中發揮著重要作用。 元滅西夏後，有大量回鶻人居住在河西，而分佈在甘州、肅州一帶的回鶻人此時又稱撒裡畏兀兒。撒裡畏兀兒為河西回鶻的一部分，除此以外，河西地區還居住有新疆遷來的西州回鶻人。明清以後隨著河西回鶻勢力的衰微，回鶻文逐漸被忘卻。19世紀末20世紀初，由於敦煌藏經洞的發現，才有一部分回鶻文文獻問世，也讓人們得以瞭解到回鶻語文在河西地區的通行情況。 現存的一些回鶻文碑文也展示出宋元時期回鶻文在河西地區的重要地位。例如，《有元重修文殊寺碑銘》正面為漢文，背面為回鶻文。立碑人是喃答失太子。回鶻文部分不僅提供了元代河西走廊蒙古察合台一支完整的系譜，從而修正了《元史》中的有關錯誤，而且對回鶻文學和語言研究也具有重要意義。《大元肅州路也可達魯花赤世襲之碑》立於1361年，此碑用漢文和回鶻文書寫，記錄了一個唐兀（即西夏）族家族自西夏滅亡後至元末150多年間6代13人的官職世襲情況，反映出直到元末仍有相當數量的回鶻人居住在肅州一帶，並使用回鶻文。
四、從裕固族語言看語言區域特徵的形成 從歷史看今天，更能感受到語言文化的相互交融和吸收。裕固族分別操本族兩種語言，其中西部裕固語屬於突厥語族，東部裕固語屬於蒙古語族。雖然突厥語族和蒙古語族同屬阿勒泰語系，但各有其特點。而且每一種語言在發展過程中都產生了一些新的變異現象。今天我們會看到一個非常有趣的現象，當我們從親屬語言的角度觀察同一語族（甚至同一語系）的各個語言時，會發現它們之間有許多差別；當我們從地域的角度去觀察時，會驚奇地發現它們之間又有許多共性。換句話說，在甘青地區的歷史演變和文化交融過程中，裕固族的語言在阿勒泰語系語言文化的基礎上，與漢藏語系語言文化不斷接觸，逐漸形成了兼有兩種語系特徵而又具有鮮明的區域特色的語言文化體系。 語言的變異以及新的共性的產生，與語言接觸有著密切關係。無論是東部裕固語還是西部裕固語，都屬於與漢語接觸最頻繁、最廣泛的語言，所以，受漢語的影響也最大。這種影響不僅表現在語言結構方面，也表現在使用功能方面。 從語言結構特徵來看，複母音的出現或增多、母音和諧的日趨消失、不送氣的清塞音和清塞擦音與送氣的對立、重音後移等已成為今天裕固族語言在語音方面的顯著特徵。 在突厥語族語言中，分佈在新疆的維吾爾語、哈薩克語、柯爾克孜語、塔塔爾語、烏孜別克語都沒有複母音，而西部裕固語中不僅出現了複母音，而且由於吸收漢語借詞，增加了一些專拼漢語借詞的複母音。這些複母音與從其他語言中借詞而出現的複母音一起構成了西部裕固語母音體系的一部分，並成為與我國突厥語族其他語言相區別的特點之一。同樣，東部裕固語與蒙古語相比，複母音也有不斷增多的趨勢。 母音和諧是阿勒泰語系語言的一大特點。但是，兩種裕固語由於與其他語系語言接觸，並受其影響，母音和諧已產生不同程度的改變。西部裕固語的母音和諧以舌位和諧為主，詞幹與後附加成分的和諧已不夠嚴整，而且西部裕固語的母音和諧在老百姓的口語中極不穩定。東部裕固語的母音和諧雖然相對嚴整一些，但是其借詞不遵循母音和諧律，而該語言中的漢語借詞已經占相當大的比重。分佈在新疆的突厥語族語言，都有濁塞音和濁塞擦音與送氣的清塞音和清塞擦音對立，但是西部裕固語卻沒有濁塞音和濁塞擦音，因而與送氣的清塞音和清塞擦音對立的是不送氣的清塞音和清塞擦音，這可以說是受到了蒙古語等語言的影響。但是，從語言接觸的密度和吸收借詞的多少來看，漢語對西部裕固語的影響又遠遠超過蒙古語。不過漢語的影響也許是間接的，因為北方漢語聲母的清化也是受蒙古語等語言影響而造成的。 另一個重要的語音特徵是，在蒙古語族語言中，蒙古語和達斡爾語重音都在詞首，而同語族的東部裕固語等甘青地區的語言的重音都在詞末，與突厥語族語言一致。同語族語言重音發生位移，顯然與語言接觸中受到的影響有關。東部裕固語長期與屬於突厥語族的西部裕固語相接觸，受其影響，重音後移，而蒙古語和達斡爾語則遠離突厥語族語言，因此重音仍保持在詞首。 除了語音之外，甘青地區語言中的詞彙也有很多由於民族互動而形成的共性特徵。其中漢語借詞是第一大特徵。內蒙古大學保朝魯先生編著的《東部裕固語詞匯》一書收詞2660條，其中漢語借詞143條，占5.4%；藏語借詞77條，占2.9%。另有資料介紹，20世紀50年代語言調查的記音材料中，在東部裕固語2093條詞裡，漢語借詞有500條左右，占23.9%。還有學者將西部裕固語和維吾爾語中的漢語借詞進行比較研究後認為，在突厥語族諸語言中，西部裕固語是漢語借詞比重最大的語言。
五、口頭文學藝術的采借與交融 除了上述語言文化的相互交融、吸收之外，裕固族受其他民族影響在口頭文學藝術方面的采借交融也非常明顯，在此以裕固族吸收“花兒”和《格薩爾》為例。 “花兒”是流行在甘青一帶的一種山歌，最初主要流行在回、撒拉、東鄉、保安、漢等民族中。上世紀70年代初，甘肅師範大學組織民歌調查組深入農牧區搜集民歌，發現地處河西走廊的肅南裕固族也唱“花兒”，後經整理出版的新“花兒”集《手搭涼篷望北京》一書中首次出現了“裕固族花兒”，使“花兒”界為之一驚。 “裕固花兒”是指流行在裕固族群眾中的富有本民族特色的“花兒”，主要在裕固族東部地區的康樂等地流行。據說是來這一帶擀氈或從事其他營生的回、東鄉等族的人們從河湟地區帶過來的，最初只有“河州三令”等幾種曲調，後來逐漸產生了與當地民歌相融合的曲調，並以甘肅省肅南裕固族自治縣康樂區巴音一帶最為盛行。有人曾把這種曲調起名為“巴音令”。現在“花兒”界鑒於各民族特有的“花兒”曲調大都以民族命名，又將“巴音令”改為“裕固令”。“裕固令”與整體上的“河湟花兒”相比，歌詞形式基本一致，曲調卻有明顯的差別。“裕固令”大量滲入了裕固族東部民歌的節奏、旋律、曲式等特點，有些花兒一聽曲首便能感受到裕固族特色。 《格薩爾》早期主要在青藏高原和喜馬拉雅山周邊的地區流傳。據調查報導，藏族史詩《格薩爾》在中國相繼流傳到蒙古族、土族、裕固族、撒拉族、納西族、白族、普米族等民族當中，且在長期的流傳過程中與各民族的社會生活和文化傳統相結合，形成了各具民族文化特色的《格薩爾》。 流傳到裕固族地區的《格薩爾》也形成了不同特色，操東部裕固語的裕固族說唱《格薩爾》擁有散韻結合的形式，操西部裕固語的裕固族完全以散文體為主，沒有吟唱部分。雖然裕固族地區流傳的《格薩爾》的規模和數量不大，但是裕固族地區一直有《格薩爾》在流傳，而且和裕固族的歷史文化緊密聯繫在一起。 最早提及裕固族與格薩爾有關係的是著名學者松巴堪布·益希班覺爾（1704—1788）。他在給六世班禪白丹依喜（1737—1780）的覆信（又稱《問答》）中指出：“在距青海湖北面七八天的路程，有一個地方叫巴董，有一河名叫熊暇河，從這裡到漢族的肅州城的土卡之間有所謂霍爾黃帳部，此亦即所謂撒裡畏吾爾，又稱‘班達霍爾’又稱‘霍屯’”。由此涉及了《格薩爾》中的《霍嶺大戰》。 此外，俄國探險家波塔寧在其1893年出版的著作中介紹了裕固族地區流傳《格薩爾》的情況。蘇聯突厥學家捷尼舍夫在其專著《西部裕固語的結構》(莫斯科，1976年)中附有33篇民間文學短文。他在序言中寫道：“這些短文是1958年我和中國科學院民族語言調查隊一起在裕固草原搜集的。”其中有一篇題為“裕固族歷史傳說”，其內容情節和藏族史詩《格薩爾》中的《霍嶺大戰》基本一致。 格薩爾研究專家王興先先生1987年在肅南裕固族自治縣的部分村鎮和牧場，就《格薩爾》在裕固族地區的流傳情況進行了較為深入的調查，對《格薩爾》流傳的內容、形式、版本、部數以及藝人簡況、風物傳說等掌握了不少第一手資料。但是由於有些著名老藝人的去世，有些珍貴資料因種種原因而散失，所以現在很難反映出《格薩爾》在裕固族地區流傳的全貌。據王興先先生介紹，1958年前，肅南縣境內不僅藏族喜歡演唱《格薩爾》，裕固族中也普遍流傳著《格薩爾》。東部地區的裕固族稱其為《格薩爾》，西部地區的裕固族稱之為《蓋賽爾》。二者之間不僅稱呼有別，內容和形式也有較大的差異。 東部裕固語屬於阿勒泰語系蒙古語族，但是操東部裕固語的裕固族地區流傳的《格薩爾》卻很少有蒙古族的特點，相反，具有較為明顯的藏族特點。西部裕固語屬於阿勒泰語系突厥語族，但是操西部裕固語的裕固族地區流傳的《蓋賽爾》，內容上既受藏族《格薩爾》的影響，也受蒙古族《格斯爾》的影響，形式上又近于衛拉特蒙古部的《格斯爾傳》，這是非常有意思的現象。 雖說裕固族《格薩爾》受藏族《格薩爾》影響。但是裕固族藝人在講述和演唱格薩爾時，都會根據本民族的歷史、語言、生活習俗及審美意識等進行不同程度的加工改造,使其成為具有裕固族特色的《格薩爾》。可以說藏族《格薩爾》流傳到裕固族地區後就形成了《裕固族納木塔爾》。“納木塔爾”是藏語rnam_thar的音譯，意思是“歷史傳說、歷史演義”等，裕固族把本民族和格薩爾有關的傳說故事稱為“納木塔爾”。 上世紀50年代，蘇聯突厥學家捷尼舍夫在操西部裕固語的裕固族地區搜集到一篇《裕固族納木塔爾》，這是一篇與裕固族歷史文化密切相關的關於格薩爾的傳說故事。其主要內容的漢譯文大致如下：早先我們是信奉經典的，我們的可汗帶著我們走了。那時候我們的人很多，約有10萬人以上。我們是從西至-哈至走的，後來到了出太陽的山上。走了幾個月，又走到了千佛洞萬佛峽，我們就住在那兒了，在那兒生活了三輩子。生活了三輩子後，我們的王爺搶了格薩爾汗的可敦（妻子）。把她帶到了千佛洞萬佛峽。後來格薩爾帶著人來找他的可敦，而且和我們發生了戰爭。後來大家把老人都請來，商量往哪兒走。妥氏的頭人妥恩麥爾蓋說：“去吧！去吧！到生長兔兒條的地方去吧！走吧！走吧！朝生長紅柳條的地方走吧！”於是，留下了二位老人，一位是妥恩麥爾蓋，一位是楊立多仁。然後大家就上路了。 這是一篇典型的複合型民間歷史傳說，既有裕固族由“西至-哈至”東遷入關的歷史內容，又有裕固族或其祖先和格薩爾發生戰爭的歷史事件。這篇傳說和藏族史詩《格薩爾》中《霍嶺大戰》的情節基本一致，也可以說是《霍嶺大戰》的變體或散文形式，但是它和裕固族地區流傳的其他《格薩爾》（或《蓋賽爾》）故事有不同之處。其他傳說故事主要圍繞著格薩爾與阿卡喬冬進行殊死鬥爭這個中心來鋪陳情節，從敘述角度而言，是將《格薩爾》故事作為客體來敘述的；而這篇傳說則是把《霍嶺大戰》的情節作為主體來敘述，自始至終把它看作“裕固族歷史”的一部分。 上述是內容方面的交融和吸收。除此之外，演唱形式也有自己的特點。操東部裕固語的裕固族藝人說唱的《格薩爾》，主要是根據藏族《格薩爾》的手抄本，又按照裕固族本民族的傳統文化進行了口頭改編。其中的《霍嶺大戰》縮寫本僅有藏文原著的1/4，是懂藏文的裕固族知識份子按照裕固族藝人自己的說唱內容和形式用藏文編寫而成的。這個本子對研究藏族《格薩爾》史詩如何演變成裕固族藝人用雙語(東部裕固語、藏語)說唱《格薩爾》的特殊傳承方式具有重要意義。其表述形式是韻散結合，即敘述是散文，吟唱是韻文，敘述時用東部裕固語，吟唱時用藏語。敘述和吟唱雖然分別使用了不同民族的語言，但在操東部裕固語的裕固族藝人口中卻是那麼的和諧統一，形成了一種完美的藝術形式。從聽眾的欣賞情態看，也是井然有序、富有表情的，並未因為藝人用藏語吟唱而感到陌生。在這裡，藝人與聽眾、吟唱與欣賞，都表現出一種相互依存、相得益彰的效果。 藝人在說唱中用東部裕固語解釋藏語吟唱的韻文部分，這種敘述性的解釋，從史詩的總體脈絡來看，它雖不是唱詞的繼續和發展，而是唱詞的重複，但從解釋的具體層次看，它將隱寓於詩行中的情感與意義明朗化、情節化了，起到了連綴故事的作用。用裕固語解釋藏語吟唱韻文的敘述部分和原有的裕固語敘述部分相銜接，使以東部裕固語說唱的《格薩爾》成為一種完整的散文式史詩故事。也正是在這個解釋性的敘述中，用東部裕固語說唱《格薩爾》的裕固族藝人充分發揮和顯示了他們采借、改編藏族史詩《格薩爾》的聰明才智。他們在消化吸收並不斷融進本民族歷史文化特質的過程中，將藏族史詩《格薩爾》裕固化，使其成為裕固族民間文學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總之，河西走廊自古以來就是文明彙聚、民族共生的地方。在這裡，人、社會、文化、自然形成耦合系統，培育出了跨語言、跨文化的生態哲學、生存智慧和生命倫理，並且反過來影響當地民眾的實踐模式。考察民族互動與走廊語言文化的形成，有助於我們認識河西走廊的人居環境，也可以豐富和深化我們的民族關係研究。我們不僅要研究歷史與現實中的民族交往，更要研究各民族之間圍繞人的生存，在民間知識、生存智慧和倫理美德各個領域，如何互相欣賞、學習、交流，在長期交往中形成包容平等的民族共生關係。
【作者系中央民族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院長、教授，主要研究中國少數民族語言文學；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專案“中國當代少數民族作家資料庫建設及其研究”（項目號：15ZDB082）的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