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土聖母是中華最古之祖， 土地最尊之神；汾陰後土祠又是海內祠廟之冠， 北京天壇之源。 它作為華夏根祖文化的源頭， 已越來越顯現出其深邃的歷史文化內涵。
每年農曆三月十八， 無數海外華僑都要到此尋根問祖， 慕名而來， 祭祀後土。 作者供圖
汾陰後土祠， 位於山西省萬榮縣西南40公里榮河鎮廟前村的黃河東岸上， 始建于漢武帝元鼎四年（前113）， 距今已有2130多年的歷史。
據《前漢書·郊祀志》《前漢書·武帝紀》等記載， 漢武帝劉徹迷信鬼神， 他即位時， 國都長安只有祭天的地方， 沒有祭地的地方。 而一心要選擇祭地（後土）場所的劉徹， 選擇遠離長安的汾陰縣建祠以祭祀後土主要有兩方面原因：一是在他即位前， 漢文帝時期就傳汾陰縣今廟前村北的汾水（唐宋以後改稱汾河）之上發現了象徵國家權力的“周鼎”， 他即位24年後， 即元狩六年（前122）， 又在此發現了“禹鼎”（一說“周鼎”）， 認為這裡是“皇祐元始”， 會給國家和百姓帶來福祉的寶地。 故在發現“禹鼎”的當年， 劉徹便選擇在此祭祀後土， 還根據所出“禹鼎”將年號“元狩”改為“元鼎”，
中國自古以來， 一直把土地、五穀作為關乎國計民生的兩件頭等大事， 並視它們為神來祭祀， 先後塑造出社神（土地神、後土神）和稷神（穀神）， 上至帝王， 下至百姓， 每年虔誠地按時致祭， 以祈盼風調雨順， 國泰民安。
後土為何人？根據《國語》《左傳》《漢書》等文獻記載， “後土”為太昊（中國古代東夷首領）和炎帝之間共工氏的兒子， 名叫句龍， “能平水土”（一說“九土”）， 讓他當負責治理山川土地的後土官，
從西漢中期開始， 隨著社會分工的逐步細化， 祭祀活動逐漸從綜合性場所分離出來， 開始建造獨立的分門別類的祭祀建築， 後土祠就是其中主要的一項。 因此， 汾陰後土祠是迄今中國具有確切建造年代、建築物一直延續至今的最早的和歷史最悠久的祠廟建築， 為以後規範化的後土祠禮制建築開了先河， 萬榮由此成為國家在此舉行盛大祭祀後土大典的中心和聖地。 兩千多年的滄桑歷史積澱了厚重的後土文化， 汾陰後土祠堪稱“中國祠廟之冠”和“中國後土祠的鼻祖”。
汾陰後土祠自建造以來，
據金天會十五年（1137）勒石的《汾陰後土祠廟貌碑》所刻廟貌圖顯示， 宋真宗時後土祠南北長達732步， 合1204.14米， 東西寬達320步， 合526.4米， 總面積達950.79畝， 合633859.29平方米， 是現存後土祠面積的25倍， 比北京故宮面積還要大。 我國著名建築學家傅熹年先生繪製有《北宋汾陰後土祠鳥瞰圖》， 可資復原後土祠的依據。 到明萬曆年間， 由於黃河沖刷， 脽丘塌陷， 後土祠不得不擇地遷建。 清順治十二年（1655）黃河氾濫， 遷建後的後土祠又被淹沒， 只倖存了春秋樓等一兩座建築。 康熙元年（1662）秋， 黃河再決口， 後土祠所剩建築蕩然無存。 同治九年（1870）， 榮河縣（從宋真宗開始， 汾陰後土祠屬榮河縣地， 直至1954年與萬泉縣合併，稱萬榮縣至今，原榮河縣治所現為榮河鎮）知縣戴儒珍於廟前村北的高崖上擇地複建，就是我們今天所看到的萬榮後土廟。它坐北朝南，由南向北沿中軸線上有山門、戲臺、獻殿、享亭、聖母殿、秋風樓。獻殿兩側為東西五虎殿，聖母殿東側為碑亭，呈“品”字形的三座戲臺更為萬榮後土廟獨有。
已故著名建築學家梁思成先生在其所著《中國古代建築史》中高度評價北宋汾陰後土祠：“宋朝的祠祀分為三個等級，後土廟是按照最高等級標準修建的……與文獻所載北宋東京宮殿大致相同。”又說：“明清故宮建築在總體佈局上是繼承著前代經驗而進一步發展的。如果拿宋代的後土廟……和故宮相比較，不難看出它們之間的主體建築的空間處理和主要與次要建築群的排列關係上有很多相同之點。”汾陰後土祠在建築佈局、建築結構等方面都與北宋東京宮殿建築、明清北京故宮建築有淵源關係，可見其在中國建築歷史、建築科學和建築技術方面佔有極為重要的地位。
根據《前漢書·郊祀志》《前漢書》武帝紀、宣帝紀、元帝紀、成帝紀、哀帝紀、《後漢書·光武帝紀》《舊唐書·玄宗紀》《宋史·禮志一》等記載，自漢武帝第一個踏上汾陰縣祭祀後土開始，到宋真宗最後一個帝王在汾陰縣祭祀後土，先後有漢武帝、宣帝、元帝、成帝、東漢光武帝、前秦苻堅、唐玄宗、宋真宗等8位帝王親蒞汾陰縣主祭後土共19次，以漢武帝祭祀5次（一說8次）為最多，歷時1124年。其中西漢成帝建始元年（前32）、綏和二年（前7）兩次將汾陰縣祭祀後土移至長安北郊，後又兩次恢復在汾陰縣祭祀後土，歷時150年。
漢武帝從元鼎四年(前113)開始，至天漢元年(前100)的14年中,先後5次親往汾陰縣祭祀後土，可見其極為重視汾陰之地。他在祭祀後土時有感而發,用漢賦形式寫下膾炙人口的《秋風辭》：秋風起兮白雲飛，草木黃落兮雁南歸。蘭有秀兮菊有芳，懷佳人兮不能忘。泛樓船兮濟汾河，橫中流兮揚素波。簫鼓鳴兮發棹歌，歡樂極兮哀情多。少壯幾時兮奈老何！
萬榮後土廟秋風樓三層現存有元大德十一年(1307)董若沖刻石的《秋風辭》碑，另在二層存有清同治十三年(1874)《漢武帝秋風辭碑》。
據光緒版《山西通志》記載，唐玄宗李隆基開元年間在汾陰縣祭祀後土，“獲寶鼎,因改汾陰縣為寶鼎縣。”
開元二十年(732)冬十月，唐玄宗二次來汾陰縣祭後土。先到潞州(今長治)，後到太原，于“庚申，如汾陰，祀後土。大赦，免供頓州今歲稅。賜文武官階、勳、爵，諸州侍老帛，武德以來功臣後及唐隆功臣三品以上一子官。民酺三日。十二月辛未，至自汾陰。”
北宋初年已定在距京城汴京之北7公里處祭祀後土，但宋真宗于大中祥符四年(1011)卻到汾陰縣祭祀後土，而且是歷史上在汾陰縣祭祀後土規模最大的一次，為後世留下深遠的影響。特別是宋真宗禦制、禦書和篆額的著名《汾陰二聖配饗銘》(俗稱“蕭牆碑”)，把宋太祖趙匡胤、宋太宗趙光義二聖也配于汾陰後土祠中，並對廟宇大加修飾，從現存廟內金刻《汾陰後土祠廟貌碑》，可窺見宋金時期萬榮後土廟當時的盛況。
《汾陰二聖配饗銘》碑由五方碑石拼成，無碑座，碑身高2.52米，通寬7.14米，曾淹沒于黃河泥砂中，1962年發掘出土，現嵌于萬榮後土廟東碑亭內。在碑前原有高6尺的4尊鐵人，鑄于宋大中祥符四年(1011),是宋真宗在汾陰縣祭祀後土時作焚爐之具用的。明代晚期，當地人認為鐵人能鎮黃河水災,故移至西門外黃河一側鎮之，現已不存。另外，宋真宗在祭祀後土的當年，曾在後土廟立有兩座紀念碑刻，一為《祀汾陰壇頌》，王文貞公旦撰文，尹照古書，原立大寧殿后。另有《汾陰朝覲壇頌》，王欽若撰文，原立朝覲壇。現在兩座碑均已不存。
汾陰後土祠所處的廟前村一帶，因為將後土文化、黃河文化、汾河文化、先周文化、青銅文化等多種文化薈萃一處，為研究和弘揚優秀傳統文化、進行文化旅遊開發建設奠定了深厚的文化底蘊。
楊子榮
直至1954年與萬泉縣合併，稱萬榮縣至今，原榮河縣治所現為榮河鎮）知縣戴儒珍於廟前村北的高崖上擇地複建，就是我們今天所看到的萬榮後土廟。它坐北朝南，由南向北沿中軸線上有山門、戲臺、獻殿、享亭、聖母殿、秋風樓。獻殿兩側為東西五虎殿，聖母殿東側為碑亭，呈“品”字形的三座戲臺更為萬榮後土廟獨有。已故著名建築學家梁思成先生在其所著《中國古代建築史》中高度評價北宋汾陰後土祠：“宋朝的祠祀分為三個等級，後土廟是按照最高等級標準修建的……與文獻所載北宋東京宮殿大致相同。”又說：“明清故宮建築在總體佈局上是繼承著前代經驗而進一步發展的。如果拿宋代的後土廟……和故宮相比較，不難看出它們之間的主體建築的空間處理和主要與次要建築群的排列關係上有很多相同之點。”汾陰後土祠在建築佈局、建築結構等方面都與北宋東京宮殿建築、明清北京故宮建築有淵源關係，可見其在中國建築歷史、建築科學和建築技術方面佔有極為重要的地位。
根據《前漢書·郊祀志》《前漢書》武帝紀、宣帝紀、元帝紀、成帝紀、哀帝紀、《後漢書·光武帝紀》《舊唐書·玄宗紀》《宋史·禮志一》等記載，自漢武帝第一個踏上汾陰縣祭祀後土開始，到宋真宗最後一個帝王在汾陰縣祭祀後土，先後有漢武帝、宣帝、元帝、成帝、東漢光武帝、前秦苻堅、唐玄宗、宋真宗等8位帝王親蒞汾陰縣主祭後土共19次，以漢武帝祭祀5次（一說8次）為最多，歷時1124年。其中西漢成帝建始元年（前32）、綏和二年（前7）兩次將汾陰縣祭祀後土移至長安北郊，後又兩次恢復在汾陰縣祭祀後土，歷時150年。
漢武帝從元鼎四年(前113)開始，至天漢元年(前100)的14年中,先後5次親往汾陰縣祭祀後土，可見其極為重視汾陰之地。他在祭祀後土時有感而發,用漢賦形式寫下膾炙人口的《秋風辭》：秋風起兮白雲飛，草木黃落兮雁南歸。蘭有秀兮菊有芳，懷佳人兮不能忘。泛樓船兮濟汾河，橫中流兮揚素波。簫鼓鳴兮發棹歌，歡樂極兮哀情多。少壯幾時兮奈老何！
萬榮後土廟秋風樓三層現存有元大德十一年(1307)董若沖刻石的《秋風辭》碑，另在二層存有清同治十三年(1874)《漢武帝秋風辭碑》。
據光緒版《山西通志》記載，唐玄宗李隆基開元年間在汾陰縣祭祀後土，“獲寶鼎,因改汾陰縣為寶鼎縣。”
開元二十年(732)冬十月，唐玄宗二次來汾陰縣祭後土。先到潞州(今長治)，後到太原，于“庚申，如汾陰，祀後土。大赦，免供頓州今歲稅。賜文武官階、勳、爵，諸州侍老帛，武德以來功臣後及唐隆功臣三品以上一子官。民酺三日。十二月辛未，至自汾陰。”
北宋初年已定在距京城汴京之北7公里處祭祀後土，但宋真宗于大中祥符四年(1011)卻到汾陰縣祭祀後土，而且是歷史上在汾陰縣祭祀後土規模最大的一次，為後世留下深遠的影響。特別是宋真宗禦制、禦書和篆額的著名《汾陰二聖配饗銘》(俗稱“蕭牆碑”)，把宋太祖趙匡胤、宋太宗趙光義二聖也配于汾陰後土祠中，並對廟宇大加修飾，從現存廟內金刻《汾陰後土祠廟貌碑》，可窺見宋金時期萬榮後土廟當時的盛況。
《汾陰二聖配饗銘》碑由五方碑石拼成，無碑座，碑身高2.52米，通寬7.14米，曾淹沒于黃河泥砂中，1962年發掘出土，現嵌于萬榮後土廟東碑亭內。在碑前原有高6尺的4尊鐵人，鑄于宋大中祥符四年(1011),是宋真宗在汾陰縣祭祀後土時作焚爐之具用的。明代晚期，當地人認為鐵人能鎮黃河水災,故移至西門外黃河一側鎮之，現已不存。另外，宋真宗在祭祀後土的當年，曾在後土廟立有兩座紀念碑刻，一為《祀汾陰壇頌》，王文貞公旦撰文，尹照古書，原立大寧殿后。另有《汾陰朝覲壇頌》，王欽若撰文，原立朝覲壇。現在兩座碑均已不存。
汾陰後土祠所處的廟前村一帶，因為將後土文化、黃河文化、汾河文化、先周文化、青銅文化等多種文化薈萃一處，為研究和弘揚優秀傳統文化、進行文化旅遊開發建設奠定了深厚的文化底蘊。
楊子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