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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產能政策取得階段性成果,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待縱深推進

在相當程度上去產能是行業間利益再分配的結果, 並以抬高其他行業成本為代價, 擠壓了其他行業的利潤空間和投資需求。 這不但可能對資源配置產生扭曲影響, 而且一旦外需擴張中斷或出現逆轉, 則去產能的可持續性將面臨問題。

(去產能政策確實取得了階段性成果, 但這仍然無法取代其他根本性的改革,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需要進一步向縱深推進。 圖/視覺中國)

徐奇淵/文

去產能政策落實過程中, 中國經濟在2016年出現企穩, 並在2017年實現超預期增長。 化解過剩產能的政策不僅取得了實效, 而且獲得了世界鋼鐵協會、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各方的高度評價。 在此背景下, 十九大報告和2018年3月的政府工作報告都再次強調, 要進一步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這就需要我們對“去產能”的政策及其影響進行評估, 以有助於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進一步順利推進。

目前, 去產能政策取得了重大進展, 不過在相當程度上這是行業間利益再分配的結果, 並以抬高其他行業成本為代價, 擠壓了其他行業的利潤空間和投資需求。 這不但可能對資源配置產生扭曲影響, 而且一旦外需擴張中斷或出現逆轉, 則去產能的可持續性將面臨問題。

從中長期角度來看, 利益在不同行業間的再分配, 不但削弱了整體工業企業的投資增速, 也可能對潛在產出增速產生衝擊。 因此, 去產能政策確實取得了階段性成果, 但這仍然無法取代其他根本性的改革,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需要進一步向縱深推進。

去產能政策取得重大進展

2015年末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出後, 以“去產能、去杠杆、去庫存、降成本、補短板”為重點的改革任務得到了有力的貫徹落實。

其中, 去產能是供給側改革的重中之重, 並在過去兩年中取得了重要進展:2016年、2017年, 煤炭領域退出產能4.4億噸。 同一時期, 鋼鐵行業累計化解過剩產能1.15億噸, 同時1.4億噸“地條鋼”得到全面清理。 以上兩大領域的“十三五”去產能目標, 都有望在2018年提前完成。

同時, 去產能相關行業經營改善、利潤狀況大幅回暖。 2015年, 煤炭、鋼鐵行業的利潤分別為441億元、526億元, 2016年兩者分別為1091億元、1659億元, 2017年更是達到2959億元、3419億元。 此外, 電解鋁、水泥、平板玻璃等行業的過剩產能也得到了進一步化解, 職工安置問題也得到了有序、妥善解決。

去產能政策的成效進一步體現為:(1)原有產能過剩企業的資產負債表變得更為健康,

(2)商業銀行的不良貸款率下降、資產品質提升, 金融市場穩定性提升。 從資料上看, 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的資產負債率, 在2016年、2017年分別下降了0.4個百分點、0.3個百分點。 同時, 非金融企業部門的整體杠杆率(即負債占GDP比例), 其多年來的上升勢頭在2016年得到遏制, 甚至在2017年還出現了下降。 同時, 商業銀行體系的不良率, 也在2016年終結了升勢並趨於穩定。 2017年該比例已降至1.74%, 較2016年的高點下降了0.02個百分點。 同時, 關注類貸款比例, 也從2016年9月的高點4.1%降至了2017年末的3.5%。

去產能背景下:

工業分行業PPI分化顯著

去產能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對產量構成了約束, 抬升了上游產品價格。 以煤炭行業為例, 由於煤炭行業的產量受限、市場集中度提高,

同時伴隨外需回暖, 煤炭價格猛漲。 2016年初, 全國電煤價格指數大致為320元/噸。 2016年末, 則突破了530元/噸。 2017年上半年, 價格穩中有降, 但下半年又有所上升, 2018年2月更是達到了567元/噸的高點。

相應地, 2016年全年, 全國煤炭企業主營業務收入下降1.6%, 但是利潤卻大幅上升224%。 2017年全年, 煤炭企業主營業務收入增速轉正, 實現了25.9%的增速, 利潤更是猛增了291%。 煤炭價格的大幅變化, 通過動力煤、燃料煤等管道向中、下游行業傳遞。 除煤炭業之外, 一些礦產、化工行業面臨類似情況。 但是, 一般的製造業的處境則完全不同, 由於上游成本迅速抬升, 而且這些成本難以完全轉嫁, 因此工業分行業的經營狀況出現了較大分化。

行業分化首先表現為行業PPI指數的分化。 去產能政策發生在2015年之後, 因此可以對比分行業的PPI定基指數在2017年與2015年的變化。可以看到:30個工業細分行業(只有30個行業有年度PPI資料)的PPI通脹率當中,10個行業的PPI增速大幅高於工業部門的總體增速(5.1%)。這10個行業中,有9個行業是礦產資源的開採、冶煉和加工行業,以及化工類行業。其中,漲幅最高的煤炭開採和洗選業,PPI漲幅達到31%,漲幅第二的黑色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即鋼鐵行業),PPI漲幅為26%。

其他20個行業的PPI同比增速,則低於平均增速。這些行業主要是家電、傢俱、紡織、皮革、食品、醫藥、娛樂用品等輕工業,也包括機械儀錶、汽車製造等製造業。其中,有15個行業PPI同比增速低於2%、13個行業PPI增速低於1%、9個行業PPI增速接近0%或為負增長。

可見,以重工業為主的上游原材料價格上升明顯,而輕工業和機器設備為主的下游企業的產成品價格上升幅度有限,這意味著上游企業利潤有了顯著改善的同時,下游企業的利潤壓力仍然較大。

去產能背景下:

工業分行業利潤分化明顯

同樣基於2015年、2017年兩個時期,比較39個工業行業的利潤增速改善情況。可以看到:首先,10個行業的利潤增速改善幅度大於同期整體工業企業的改善幅度(後者為23.3個百分點)。其中,煤炭開採和洗選業的利潤改善幅度高達425個百分點。這10大行業,除了專用設備製造業、造紙及紙製品業之外,其餘8類均為礦產資源開採、冶煉和加工行業,以及化工行業等重工業。

同時,還有16個行業的利潤增速沒有改善,甚至還出現了惡化。其中電力、熱力、燃氣及水的生產和供應業,2017年其利潤增速為-10.7%,較2015年增速下降了32個百分點。這些顯然與電煤價格的大幅上升、成本急升有關。這種成本上升的壓力甚至引發了反彈。2018年1月四大全國性電企聯名向發改委告急,實際上四大電企的燃煤發電業務虧損面已經較大,發電企業面臨尷尬的境地。可見,與整體工業部門同期利潤增速的大幅改善相比,這16個行業的情況形成了鮮明對比。

在利潤增速改善最大的10個行業中,只有專用設備製造業不屬於礦產資源、原材料、化工業。將該行業剔除後,觀察9類行業,可以發現:2015年全年,這9類行業的加總利潤為12177億元,在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總利潤中占比為19%。而在2017年全年,這9類行業的加總利潤上升至20926億元,增長72%,其同口徑占比上升至28%。如果看總體的工業企業利潤改善情況,2017年較2015年增長了18.3%,但是如果剔除上述9個行業,則剩下30個行業的整體利潤總額增速僅為5.6%。

對於工業企業的分化,如果注意到,礦產資源和化工類行業是國有企業為主的上游行業、重工業,而其他行業、尤其是16個利潤增速缺乏改善的行業,則是典型的非國有企業為主的下游行業、輕工業。

行業分化導致固定資產投資走弱

首先,2015年之後的固定資產投資增速下滑主要來自工業部門。從固定資產投資名義值看,2015年增速為10.0%,2016年、2017年增速分別為8.1%、7.2%。如果分產業觀察,第三產業投資增速在2015年為10.6%,此後兩年分別為10.9%、9.5%,基本平穩。第二產業的投資增速2015年為8.0%,此後兩年分別為3.5%和3.2%,下滑明顯。可見,2015年以來名義投資增速的下降,主要來自於第二產業投資的增速下降。如果考慮PPI指數變化,這一結論將更加得到強化。

再看採礦業、製造業兩大類投資:採礦業在2015年的投資增速為-8.8%,在2016年、2017年利潤大幅改善的情況下,其投資增速卻分別為-20.4%、-10.0%,增速不僅為負,而且還低於2015年。同樣,製造業的投資增速在2015年為8.1%,此後兩年分別為4.2%,4.8%,也都明顯低於2015年。可見,不論是利潤大幅改善的採礦業,還是利潤改善較為有限的製造業,兩類投資增速普遍走弱,這共同導致了2015年之後總體固定資產投資增速的走弱。

為何利潤增速明顯好轉,而工業投資增速卻持續下滑?可以從兩方面來理解:其一,盈利狀況大幅改善的行業,主要集中在上游去產能的行業,而在去產能背景下,這類行業本身就難以大幅擴大投資。其二,下游行業面臨的成本大幅攀升,利潤改善幅度相當有限,甚至有的行業狀況有所惡化,因此也缺乏投資熱情。

還是比較2017年和2015年整體工業部門的利潤狀況,可以看到:與2015年相比,2017年工業部門的總體利潤增加了11633億元,其中僅僅9大類上游行業(主要是去產能行業)就貢獻了8750億元,增量貢獻達75%,而這些行業在2015年的總體利潤占比僅為19%。這是一個有趣的“二八現象”。

在上述75%的貢獻當中,煤炭開採和洗選業、黑色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化學原料及化學製品製造業,三類行業對利潤增量的貢獻分別達到22個百分點、25個百分點、13個百分點。

要注意到,其他30個行業在2015年的利潤占比為81%,但是對同期利潤增量的貢獻僅為25%。這正是“二八現象”的另外一端。

與此同時,還有16個行業的利潤增速不但沒有改善,甚至還出現了惡化,這與前述9大行業形成了鮮明對比。還是以電力、熱力、燃氣及水的生產和供應業為例,2015年其利潤增速為13.5%,但是此後兩年由於煤炭價格快速上升,2016年和2017年該行業利潤總額增速分別為 -14.3%、-10.7%。盈利狀況惡化,相應導致該行業的投資增速幾乎滑向了零增長。這些行業的投資走弱,也對整體投資增速下降形成了拖累。

進一步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去產能行業的經營狀況好轉,以外部需求的超預期回暖為背景,而且還在相當程度上是行業之間利益再分配的結果,並以抬高其他行業成本為代價,擠佔了其他行業的利潤空間。在此對應關係當中,去產能行業更多集中於上游行業、重工業、國有企業,而其他行業更多集中於下游行業、輕工業、非國有企業。這不但可能對資源配置產生扭曲影響,而且一旦外需擴張中斷或出現逆轉,則去產能的可持續性將面臨問題。

從中長期角度來看,利益在上述兩大類企業之間的再分配,不但削弱了整體工業企業的投資增速,也可能不利於提高經濟的潛在產出增速,甚至可能產生一定的負面衝擊。

因此,去產能政策確實取得了階段性成果,但這仍然無法取代其他根本性的改革,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需要進一步向縱深推進。

其一,推動去產能的具體方式,需要從行政去產能,更多地向市場化、法制化轉變,探索尋找化解過剩產能的長效機制。“去產能”在短時期內大見成效,行政部門的執行力起到了重要作用,去產能過程中政府的作用不可或缺。從長遠看,市場化方式去產能是經濟轉型和產業升級的必由之路。如何在行政去產能的基礎上,以市場化、法制化建立起去產能的長效機制?在這方面,日本的歷史經驗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上世紀70年代末,日本通過行政力量進行去產能,也取得了顯著成效,但是也產生了一些矛盾。隨後在1981年至1982年,當時的日本通產省出臺了一系列法律、政策,以市場化、法制化的方式建立起長效機制以應對產能過剩問題,並為此後一段時間日本經濟的穩定增長提供了動力。

其二,鞏固去產能的成果,需要深入推進體制改革。目前“去產能”政策取得了進展,但是行業間的利益再分配方式難以在中長期具有可持續性,尤其是如果外部需求擴張中斷或出現逆轉,則現有的“去產能”政策框架還可能帶來滯脹風險。

從根本上而言,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需要“實質推進國有企業改革,在產能過剩行業和自然壟斷性行業的改革有突破性進展,建立有利於各類企業創新發展、公平競爭發展的體制機制”。十九大報告也指出,要“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同時,“加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經濟體制改革必須以完善產權制度和要素市場化配置為重點,實現產權有效激勵、要素自由流動、價格反應靈活、競爭公平有序、企業優勝劣汰”。目前“去產能”政策確實取得了重大進展,但是不能滿足於現狀,而是要利用“去產能”政策取得的成果、及其創造的有利條件,著力推進國有企業改革、完善要素價格形成機制,進一步向縱深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研究員,編輯:蘇琦)

(本文首刊於2018年4月16日出版的《財經》雜誌)

因此可以對比分行業的PPI定基指數在2017年與2015年的變化。可以看到:30個工業細分行業(只有30個行業有年度PPI資料)的PPI通脹率當中,10個行業的PPI增速大幅高於工業部門的總體增速(5.1%)。這10個行業中,有9個行業是礦產資源的開採、冶煉和加工行業,以及化工類行業。其中,漲幅最高的煤炭開採和洗選業,PPI漲幅達到31%,漲幅第二的黑色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即鋼鐵行業),PPI漲幅為26%。

其他20個行業的PPI同比增速,則低於平均增速。這些行業主要是家電、傢俱、紡織、皮革、食品、醫藥、娛樂用品等輕工業,也包括機械儀錶、汽車製造等製造業。其中,有15個行業PPI同比增速低於2%、13個行業PPI增速低於1%、9個行業PPI增速接近0%或為負增長。

可見,以重工業為主的上游原材料價格上升明顯,而輕工業和機器設備為主的下游企業的產成品價格上升幅度有限,這意味著上游企業利潤有了顯著改善的同時,下游企業的利潤壓力仍然較大。

去產能背景下:

工業分行業利潤分化明顯

同樣基於2015年、2017年兩個時期,比較39個工業行業的利潤增速改善情況。可以看到:首先,10個行業的利潤增速改善幅度大於同期整體工業企業的改善幅度(後者為23.3個百分點)。其中,煤炭開採和洗選業的利潤改善幅度高達425個百分點。這10大行業,除了專用設備製造業、造紙及紙製品業之外,其餘8類均為礦產資源開採、冶煉和加工行業,以及化工行業等重工業。

同時,還有16個行業的利潤增速沒有改善,甚至還出現了惡化。其中電力、熱力、燃氣及水的生產和供應業,2017年其利潤增速為-10.7%,較2015年增速下降了32個百分點。這些顯然與電煤價格的大幅上升、成本急升有關。這種成本上升的壓力甚至引發了反彈。2018年1月四大全國性電企聯名向發改委告急,實際上四大電企的燃煤發電業務虧損面已經較大,發電企業面臨尷尬的境地。可見,與整體工業部門同期利潤增速的大幅改善相比,這16個行業的情況形成了鮮明對比。

在利潤增速改善最大的10個行業中,只有專用設備製造業不屬於礦產資源、原材料、化工業。將該行業剔除後,觀察9類行業,可以發現:2015年全年,這9類行業的加總利潤為12177億元,在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總利潤中占比為19%。而在2017年全年,這9類行業的加總利潤上升至20926億元,增長72%,其同口徑占比上升至28%。如果看總體的工業企業利潤改善情況,2017年較2015年增長了18.3%,但是如果剔除上述9個行業,則剩下30個行業的整體利潤總額增速僅為5.6%。

對於工業企業的分化,如果注意到,礦產資源和化工類行業是國有企業為主的上游行業、重工業,而其他行業、尤其是16個利潤增速缺乏改善的行業,則是典型的非國有企業為主的下游行業、輕工業。

行業分化導致固定資產投資走弱

首先,2015年之後的固定資產投資增速下滑主要來自工業部門。從固定資產投資名義值看,2015年增速為10.0%,2016年、2017年增速分別為8.1%、7.2%。如果分產業觀察,第三產業投資增速在2015年為10.6%,此後兩年分別為10.9%、9.5%,基本平穩。第二產業的投資增速2015年為8.0%,此後兩年分別為3.5%和3.2%,下滑明顯。可見,2015年以來名義投資增速的下降,主要來自於第二產業投資的增速下降。如果考慮PPI指數變化,這一結論將更加得到強化。

再看採礦業、製造業兩大類投資:採礦業在2015年的投資增速為-8.8%,在2016年、2017年利潤大幅改善的情況下,其投資增速卻分別為-20.4%、-10.0%,增速不僅為負,而且還低於2015年。同樣,製造業的投資增速在2015年為8.1%,此後兩年分別為4.2%,4.8%,也都明顯低於2015年。可見,不論是利潤大幅改善的採礦業,還是利潤改善較為有限的製造業,兩類投資增速普遍走弱,這共同導致了2015年之後總體固定資產投資增速的走弱。

為何利潤增速明顯好轉,而工業投資增速卻持續下滑?可以從兩方面來理解:其一,盈利狀況大幅改善的行業,主要集中在上游去產能的行業,而在去產能背景下,這類行業本身就難以大幅擴大投資。其二,下游行業面臨的成本大幅攀升,利潤改善幅度相當有限,甚至有的行業狀況有所惡化,因此也缺乏投資熱情。

還是比較2017年和2015年整體工業部門的利潤狀況,可以看到:與2015年相比,2017年工業部門的總體利潤增加了11633億元,其中僅僅9大類上游行業(主要是去產能行業)就貢獻了8750億元,增量貢獻達75%,而這些行業在2015年的總體利潤占比僅為19%。這是一個有趣的“二八現象”。

在上述75%的貢獻當中,煤炭開採和洗選業、黑色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化學原料及化學製品製造業,三類行業對利潤增量的貢獻分別達到22個百分點、25個百分點、13個百分點。

要注意到,其他30個行業在2015年的利潤占比為81%,但是對同期利潤增量的貢獻僅為25%。這正是“二八現象”的另外一端。

與此同時,還有16個行業的利潤增速不但沒有改善,甚至還出現了惡化,這與前述9大行業形成了鮮明對比。還是以電力、熱力、燃氣及水的生產和供應業為例,2015年其利潤增速為13.5%,但是此後兩年由於煤炭價格快速上升,2016年和2017年該行業利潤總額增速分別為 -14.3%、-10.7%。盈利狀況惡化,相應導致該行業的投資增速幾乎滑向了零增長。這些行業的投資走弱,也對整體投資增速下降形成了拖累。

進一步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去產能行業的經營狀況好轉,以外部需求的超預期回暖為背景,而且還在相當程度上是行業之間利益再分配的結果,並以抬高其他行業成本為代價,擠佔了其他行業的利潤空間。在此對應關係當中,去產能行業更多集中於上游行業、重工業、國有企業,而其他行業更多集中於下游行業、輕工業、非國有企業。這不但可能對資源配置產生扭曲影響,而且一旦外需擴張中斷或出現逆轉,則去產能的可持續性將面臨問題。

從中長期角度來看,利益在上述兩大類企業之間的再分配,不但削弱了整體工業企業的投資增速,也可能不利於提高經濟的潛在產出增速,甚至可能產生一定的負面衝擊。

因此,去產能政策確實取得了階段性成果,但這仍然無法取代其他根本性的改革,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需要進一步向縱深推進。

其一,推動去產能的具體方式,需要從行政去產能,更多地向市場化、法制化轉變,探索尋找化解過剩產能的長效機制。“去產能”在短時期內大見成效,行政部門的執行力起到了重要作用,去產能過程中政府的作用不可或缺。從長遠看,市場化方式去產能是經濟轉型和產業升級的必由之路。如何在行政去產能的基礎上,以市場化、法制化建立起去產能的長效機制?在這方面,日本的歷史經驗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上世紀70年代末,日本通過行政力量進行去產能,也取得了顯著成效,但是也產生了一些矛盾。隨後在1981年至1982年,當時的日本通產省出臺了一系列法律、政策,以市場化、法制化的方式建立起長效機制以應對產能過剩問題,並為此後一段時間日本經濟的穩定增長提供了動力。

其二,鞏固去產能的成果,需要深入推進體制改革。目前“去產能”政策取得了進展,但是行業間的利益再分配方式難以在中長期具有可持續性,尤其是如果外部需求擴張中斷或出現逆轉,則現有的“去產能”政策框架還可能帶來滯脹風險。

從根本上而言,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需要“實質推進國有企業改革,在產能過剩行業和自然壟斷性行業的改革有突破性進展,建立有利於各類企業創新發展、公平競爭發展的體制機制”。十九大報告也指出,要“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同時,“加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經濟體制改革必須以完善產權制度和要素市場化配置為重點,實現產權有效激勵、要素自由流動、價格反應靈活、競爭公平有序、企業優勝劣汰”。目前“去產能”政策確實取得了重大進展,但是不能滿足於現狀,而是要利用“去產能”政策取得的成果、及其創造的有利條件,著力推進國有企業改革、完善要素價格形成機制,進一步向縱深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研究員,編輯:蘇琦)

(本文首刊於2018年4月16日出版的《財經》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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