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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川禎浩:拓本奇緣

我是以中國現代史為專業的大學老師。 “現在的中國究竟是怎麼了?”突然被這麼問時, 最近常常窮於作答。 另一方面, 有時也會有人來拜託判讀卷軸上的漢字。 大家總覺得, 既然是研究中國的專家, 認字兒應該不在話下吧。 這次披露的奇談, 原本也是從這類別人拜託的小調查開始的。

我出身於山形縣莊內地區的農家。 1996年末, 也就是二十多年前回故鄉時, 老家菩提寺的住持詢問, 能不能幫忙調查一下寺廟本堂正殿內貼著的拓本有什麼來歷。 那是一座叫宗蓮寺的寺廟, 屬淨土真宗, 天井上貼著百餘枚一尺見方的大字拓本。

以前也沒留意過, 被這麼一說, 那麼漂亮的拓本的確與鄉下寺廟不太相配。 但這座寺廟創建於明治二十二年(1889), 並沒有什麼悠久的歷史。 住持只知道這些拓本似乎是老早以前, 那位叫常盤大定的著名學者送給寺裡的。

1996年12月31日所攝宗蓮寺藏拓本照片

常盤是戰前日本佛教學者的代表人物, 生於1870年, 死於1945年, 宮城人, 曾任教于東京大學, 本人也是淨土真宗的僧侶。 1920年至1928年間, 曾五次到中國調查佛教史跡, 帶回了大量照片與拓本, 這些都為人所熟知。 對於住持的拜託, 當時的我暫且答應了, 雖然也拍了天井的照片, 但並沒有打起精神立刻調查, 就擱在了一旁。 因為不管怎麼說, 常盤大定的資料單是拓本就非常多。 宗蓮寺的這些拓本, 不知具體在哪裡, 或者還有可能並不是中國傳來的, 若要調查的話, 也不是業餘就能完成的工作。 雖說我是宗蓮寺檀家的晚輩, 但心裡想的卻是——還是饒了我吧, 這倒真不是假的。

常盤大定

就這樣過去了十年無所事事的歲月, 轉眼到了2007年3月, 很偶然在新聞上看到一則消息, 應該是“福岡的九州國立博物館展示最近從中國帶回的巨大佛經拓本”吧。 瞧見展示的拓本, 那熟悉的雄渾書體, 哦哦, 無疑與宗蓮寺天井的拓本是一樣的。 新聞甚至還進一步親切解說雲, 這是山東省泰山山麓河岸岩石上雕刻的金剛般若經拓本。

我知道露天岩石上雕刻的經文就是泰山石經, 第二天便早早去翻看常盤大定的調查記錄《支那佛教史跡》(1925年)。 他曾於1921年去過泰山, 當時帶回的拓本與宗蓮寺天井的拓本正是相同之物, 確認了這一點, 實在很令人雀躍。 正所謂得來全不費工夫, 什麼都沒做, 答案卻來到了眼前。

我複印了《支那佛教史跡》中有關拓本的部分, 又將泰山石經的位置、年代(西元六世紀的北齊時代)以及常盤大定曾經造訪彼處等事大略寫了一段介紹, 報告給住持, 完成了十年前的作業。 但雖然知道了拓本的出處, 而這樣貴重的拓本來到山形這樣無名小寺的經緯——也就是說, 有關常盤大定與宗蓮寺的關係,

當時還不曾考證出來。 若是連住持也不太清楚寺廟的緣起或拓本來源的話, 不知道這些也是沒辦法的事——姑且這樣安慰自己。 又過了十年, 2017年春, 宗蓮寺新任住持接班, 六月將舉行繼承儀式及法會, 寺裡聯繫說, 希望能將之前拓本的故事作一回紀念演講。

常盤大定《支那仏教史蹟》(金尾文淵堂,1923),1921年11月11日登泰山,觀經石峪金剛般若經。

常盤大定等人在泰山經石峪調查

這實在是絕無僅有的衣錦還鄉的機會。老實說,上次調查所得,是睡夢中的歪打正著。還鄉所衣之錦若與十年前一樣,那未免無趣。心裡默默想著,遂決定稍微認真地去調查一個月。最大的要點是常盤與寺廟的關係。常盤自己是真宗大谷派的僧侶,可是單憑這點,實在不能成為拓本被送給宗蓮寺的理由。

因為宗蓮寺沒有關於常盤的資料或記錄,因此需要改變探索的方向。常盤所任住持的仙台道仁寺、宗蓮寺的本家——酒田本慶寺、據說常盤曾贈送過佛像的鶴崗豪商府邸等等……就這樣,終於發現了常盤大定與宗蓮寺的聯繫。原來常盤的夫人千代正是宗蓮寺創立者、初代住持本多藏界(1843-1918)的女兒。還找到了慶祝藏界還曆的紀念文集。其中不僅記載了藏界熱烈傳教的往事——差不多將整個村莊的信仰都從禪宗改為真宗,還收錄了常盤大定贈送給這位岳父的詩。那麼可以推斷,娶了這位在世間熱烈傳教的本多藏界之女的常盤大定,曾把在中國所收佛教資料當中的泰山石經拓本贈送給了妻子的娘家——宗蓮寺。那應該不是在正殿落成的明治時代後半期(19世紀末),而應該是在常盤1921年去中國調查之後,那麼就是藏界去世後的事。差不多搞清楚這些事情之後,在演講之前,我給新任住持電話,把大概內容告訴了他。新住持知道了這些自己也不懂的寺廟緣起以及寺廟與常盤的關係,表示非常感謝,稱如能在演講會上說這些內容,檀家的信眾肯定會很高興。

本多藏界

常盤大定與夫人千代(後排坐者)

有關拓本的情況,調查清楚到這個地步,按說準備已近乎完美。但我還有一點很在意。那就是常盤大定帶回的泰山石經拓本,剩下的都去了哪裡。泰山石經有千余字,常盤回國後在東京帝國大學召開的調查報告會記錄中也寫道,帶回了九百多字的拓本。宗蓮寺所藏者,即主要貼在天井的那部分,大約百餘字。那麼此外應該還有八百多字。據說常盤大定的拓本收藏在關東大地震及二戰中損失甚多,若果真如此,那麼宗蓮寺的拓本就更有價值了吧。

這樣想著,就在演講準備差不多已告竣的六月中旬,突然發生了奇跡。那就是竟然發現了常盤大定帶回的泰山石經拓本的殘餘。而且不在別的地方,恰恰正在我工作之處——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藏有泰山石經的三件拓本。那是演講會即將開始的前三天,教授會時大家閒談,我說在山形的寺廟裡有常盤收集的拓本,這次要去那邊跟人講一講來歷。研究佛教史的同事船山徹教授聞言見告雲:“提到常盤,聽說他的弟子橫超慧日(1906-1995,愛知縣生,1929年畢業于東京帝國大學文學部印度哲學科,大谷大學名譽教授)去世後,家人將橫超舊藏的拓本之類贈給了我們研究所呢。”可以充分假設,橫超舊藏的拓本中,也包括生前從老師常盤大定那裡得到的東西。心頭狂喜,去收藏橫超所贈資料的研究室一看,果然有三件一尺見方的拓本。是“我”“無”“相”三字。雖然沒有字條或筆記說明是哪裡得來的拓本,但一目了然正是泰山石經。頓時渾身如過電一般。

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藏常盤大定舊藏泰山石經拓本之一

6月18日,在宗蓮寺的繼承法會之後,於正殿內舉行了演講會。沒錯,正是那天井貼了拓本的正殿。演講台的角落裡,藏著我從京都帶來的三件拓本。得到了研究所的外借許可,將它們非常珍重地帶了出來。

天井的拓本是泰山石經,寺廟的緣起與常盤大定的關係,拓本與寺廟的關係——關於這些差不多講了一個多小時。最後,我說:“其實還找到了這幾件東西,在我工作的地方。”便取出了那三件拓本,擺在演講臺上。聽眾大約五六十人,裡面也有我少年時代的同窗。會場自然響起驚呼,還有合掌的虔誠信徒。我也不由靜默。

作為研究者中的無名之輩,我曾經進行過各種調查。對於新資料或新事實的發現,我也自負有某種程度靈敏的嗅覺。但調查內容出現這樣戲劇性的結果,當然也是生來頭一回。宗蓮寺所在的橫川,是大約僅有九十戶人家、三百五十餘人的偏僻村落。我小學二年級時,小學就因學生減少而與近鄰的小學合併。高中畢業後,我離開了這座村莊,一直生活在京都。生長於這座村莊,又成為研究中國學的一位大學教員;受這座村莊的菩提寺之請,調查來歷不明的拓本珍品;經過了二十年歲月,不僅知道了拓本的由來,更不可思議的是,還在自己的工作場所找到了這些拓本的昔日同伴,這實在是世上少有的奇遇。

宗蓮寺正殿天井拓本

山形的小寺有常盤大定所贈從中國帶回的拓本,我生於這座寺廟的信徒之家,因為長大後研究中國、所以在現在的研究所工作,寺廟住持請我做一個有關拓本的演講,常盤大定弟子死後、家人將其舊藏贈送人文研——這樁樁件件,缺一環都不會有這次的奇遇。這正是初夏的小村莊裡發生的奇跡般的事。

常盤帶回的資料當然不僅限於宗蓮寺所藏的這些拓本。以後的工作是探索、核查其他地方能看到的常盤舊藏拓本等資料。總覺得奇緣還會繼續。

(本文是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石川禎浩教授所作,原文刊於《圖書》2018年5月號,岩波書店出版。蘇枕書女士譯成中文,由澎湃私家歷史欄目發佈。)

常盤大定《支那仏教史蹟》(金尾文淵堂,1923),1921年11月11日登泰山,觀經石峪金剛般若經。

常盤大定等人在泰山經石峪調查

這實在是絕無僅有的衣錦還鄉的機會。老實說,上次調查所得,是睡夢中的歪打正著。還鄉所衣之錦若與十年前一樣,那未免無趣。心裡默默想著,遂決定稍微認真地去調查一個月。最大的要點是常盤與寺廟的關係。常盤自己是真宗大谷派的僧侶,可是單憑這點,實在不能成為拓本被送給宗蓮寺的理由。

因為宗蓮寺沒有關於常盤的資料或記錄,因此需要改變探索的方向。常盤所任住持的仙台道仁寺、宗蓮寺的本家——酒田本慶寺、據說常盤曾贈送過佛像的鶴崗豪商府邸等等……就這樣,終於發現了常盤大定與宗蓮寺的聯繫。原來常盤的夫人千代正是宗蓮寺創立者、初代住持本多藏界(1843-1918)的女兒。還找到了慶祝藏界還曆的紀念文集。其中不僅記載了藏界熱烈傳教的往事——差不多將整個村莊的信仰都從禪宗改為真宗,還收錄了常盤大定贈送給這位岳父的詩。那麼可以推斷,娶了這位在世間熱烈傳教的本多藏界之女的常盤大定,曾把在中國所收佛教資料當中的泰山石經拓本贈送給了妻子的娘家——宗蓮寺。那應該不是在正殿落成的明治時代後半期(19世紀末),而應該是在常盤1921年去中國調查之後,那麼就是藏界去世後的事。差不多搞清楚這些事情之後,在演講之前,我給新任住持電話,把大概內容告訴了他。新住持知道了這些自己也不懂的寺廟緣起以及寺廟與常盤的關係,表示非常感謝,稱如能在演講會上說這些內容,檀家的信眾肯定會很高興。

本多藏界

常盤大定與夫人千代(後排坐者)

有關拓本的情況,調查清楚到這個地步,按說準備已近乎完美。但我還有一點很在意。那就是常盤大定帶回的泰山石經拓本,剩下的都去了哪裡。泰山石經有千余字,常盤回國後在東京帝國大學召開的調查報告會記錄中也寫道,帶回了九百多字的拓本。宗蓮寺所藏者,即主要貼在天井的那部分,大約百餘字。那麼此外應該還有八百多字。據說常盤大定的拓本收藏在關東大地震及二戰中損失甚多,若果真如此,那麼宗蓮寺的拓本就更有價值了吧。

這樣想著,就在演講準備差不多已告竣的六月中旬,突然發生了奇跡。那就是竟然發現了常盤大定帶回的泰山石經拓本的殘餘。而且不在別的地方,恰恰正在我工作之處——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藏有泰山石經的三件拓本。那是演講會即將開始的前三天,教授會時大家閒談,我說在山形的寺廟裡有常盤收集的拓本,這次要去那邊跟人講一講來歷。研究佛教史的同事船山徹教授聞言見告雲:“提到常盤,聽說他的弟子橫超慧日(1906-1995,愛知縣生,1929年畢業于東京帝國大學文學部印度哲學科,大谷大學名譽教授)去世後,家人將橫超舊藏的拓本之類贈給了我們研究所呢。”可以充分假設,橫超舊藏的拓本中,也包括生前從老師常盤大定那裡得到的東西。心頭狂喜,去收藏橫超所贈資料的研究室一看,果然有三件一尺見方的拓本。是“我”“無”“相”三字。雖然沒有字條或筆記說明是哪裡得來的拓本,但一目了然正是泰山石經。頓時渾身如過電一般。

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藏常盤大定舊藏泰山石經拓本之一

6月18日,在宗蓮寺的繼承法會之後,於正殿內舉行了演講會。沒錯,正是那天井貼了拓本的正殿。演講台的角落裡,藏著我從京都帶來的三件拓本。得到了研究所的外借許可,將它們非常珍重地帶了出來。

天井的拓本是泰山石經,寺廟的緣起與常盤大定的關係,拓本與寺廟的關係——關於這些差不多講了一個多小時。最後,我說:“其實還找到了這幾件東西,在我工作的地方。”便取出了那三件拓本,擺在演講臺上。聽眾大約五六十人,裡面也有我少年時代的同窗。會場自然響起驚呼,還有合掌的虔誠信徒。我也不由靜默。

作為研究者中的無名之輩,我曾經進行過各種調查。對於新資料或新事實的發現,我也自負有某種程度靈敏的嗅覺。但調查內容出現這樣戲劇性的結果,當然也是生來頭一回。宗蓮寺所在的橫川,是大約僅有九十戶人家、三百五十餘人的偏僻村落。我小學二年級時,小學就因學生減少而與近鄰的小學合併。高中畢業後,我離開了這座村莊,一直生活在京都。生長於這座村莊,又成為研究中國學的一位大學教員;受這座村莊的菩提寺之請,調查來歷不明的拓本珍品;經過了二十年歲月,不僅知道了拓本的由來,更不可思議的是,還在自己的工作場所找到了這些拓本的昔日同伴,這實在是世上少有的奇遇。

宗蓮寺正殿天井拓本

山形的小寺有常盤大定所贈從中國帶回的拓本,我生於這座寺廟的信徒之家,因為長大後研究中國、所以在現在的研究所工作,寺廟住持請我做一個有關拓本的演講,常盤大定弟子死後、家人將其舊藏贈送人文研——這樁樁件件,缺一環都不會有這次的奇遇。這正是初夏的小村莊裡發生的奇跡般的事。

常盤帶回的資料當然不僅限於宗蓮寺所藏的這些拓本。以後的工作是探索、核查其他地方能看到的常盤舊藏拓本等資料。總覺得奇緣還會繼續。

(本文是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石川禎浩教授所作,原文刊於《圖書》2018年5月號,岩波書店出版。蘇枕書女士譯成中文,由澎湃私家歷史欄目發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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