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炳麟， 字枚叔， 號太炎， 一八六九年出生于浙江余杭縣東鄉的一個封建官僚家庭。 小時候受到外祖父海鹽朱有虔的民族意識教育， 對王夫之、顧炎武等人的抗清鬥爭和學術思想深為敬慕。 十七、八歲起， 他就開始研讀四史、《文選》、《說文解字》、《九經義疏》、《爾雅義疏》等書， “一意治經， 文必法古。 到二十三歲那年， 他就離開家鄉到杭州“詁經精舍”， 從學于朴學大師俞樾， 致力於文字學的學習， 並嚴尊“通訓詁、知典禮”的治經方法;同時向治《周禮》、《儀禮》、《禮記》的知名經學家孫詒讓、黃以周等問學， 崇尚古文經學， 崇拜西漢末古文經學開創者劉歆，
一八九五年， 中日甲午戰爭， 中國失敗， 簽訂了“馬關條約”， 清廷的政治腐敗及其賣國投降行為， 激起全國人民的義憤。 資產階級改良主義者康有為、梁啟超等積極開展維新變法運動。 當康有為創辦“強學會”， 募人贊助時， 章炳麟就從杭州寄會費銀十六圓入會”。 章炳麟從少年時代就接受了所謂“夷夏之辨”的思想， 對滿族統治者潛藏著深沉的隱恨。 一八九八年， 他還曾以“布衣”身份上書企求李鴻章能“轉旋逆流”， 振興中國。 隨後， 他又應聘充任湖廣總督張之洞幕僚， 在武昌辦《正學報》， 鼓吹革新， 幻想借助張之洞實力推行變法。 後來因為反對張之洞宣揚孔孟之道、效忠清政府的《勸學篇》， 頂撞兩湖書院山長梁鼎芬， 被迫離開湖北。
戊戌變法的失敗， 給章炳麟以深刻的教訓。 在臺灣期間， 他的思想開始轉變， 曾寄信勸告康、梁“勿再效忠虜主， 自詒伊戚”， 說“孫文稍通洋務， 尚知辨別種族， 君等身列士林， 乃不辨順逆，
在孫中山領導的革命運動不斷向前發展時， 九零二年康有為發表了一篇蠱惑人心的公開信。 《答南北美洲諸華商論中國只可行立憲不可行革命書》， 惡毒攻擊孫中山領導的革命運動，堅持君主立憲。保皇黨人大肆吹捧，廣為宣傳，印成小冊子，題名為《南海先生最近政見書》，正在華僑中大量散發，影響極壞。為了駁斥康有為的謬論，打退保皇黨的進攻，章炳麟挺身而出，寫了《駁康有為論革命書》下文，於一九零三年六月刊印為小冊子發行，旋經章士釗節錄，以《康有為與覺羅君之關係》為題在《蘇報》上發表。
章炳麟在《駁康有為論革命書》一文中，不僅對康有為提出的種族問題、革命與立憲問題、外國干涉間題等一一加以批駁，而且一針見血地指出康有為作是書，乃是“熱中於復辟以後之賜環，而先為是齟齬不了之語，以聳東胡之聽，冀萬一可以解免，非致書商人，致書于滿人也”，完全是為自己“一時之富貴”。對康、梁捧為“聖明”的光緒帝，則厲聲呵斥“載湉小丑，未辨菽麥”。他在文章的結尾，給康有為指明兩條道路，一條是“躍然祗悔，奮厲朝氣，內量資望，外審時勢”投身革命，可以受人們的歡迎和尊崇;另一條是“死權之念，過於殉名”，結果必然“名實俱喪，為天下笑”。
《駁康有為論革命書》雖然在滿漢關係問題上流露出不少民族偏見，但章炳麟的思想認識並沒有停留於此。一九零八年，他發表《排滿平議》一文，指出:“排滿洲者，排其皇室也，排其官吏也，排其士卒也。若夫列為編氓，相從耕牧，是滿人者，則豈欲傳刃其腹哉!………吾儕所執守者，非排一切政府，非排一切滿人，所欲排者，為滿人在漢之政府。而今之政府，為滿洲所竊據，人所共知，不煩別為標目，故簡略言之，則曰排滿雲爾”可見他所主張的“排滿草命”是專指推翻清朝封建專制主義政權而言的。“排滿革命”的提法在當時是具有民主革命的內容的我們不能苛責於他。
《駁康有為論革命書》一文，對康有為主張君主立憲的種種謬論進行無情的鞭達，對於革命鬥爭則給予熱情的謳歌，“極為當時一般人所喜讀”，引起社會上的強烈反響，使清廷感到極大的震恐。因此，清政府勾結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把章炳麟逮捕入獄，並封閉《蘇報》館。
員章炳麟在獄三年，專門研究佛家唯識論，但與革命人土仍然保持聯繫。在一九零四年的冬天，他與蔡元培等人創立“光復會”。一九零六年出獄後，孫中山就派人把他迎赴日本。他到日本就參加了孫中山所領導的同盟會，並擔任同盟會的機關報《民報》的主筆，繼續鼓吹革命，並與保皇黨人宣傳君主立憲的反動言論進行鬥爭。
章炳麟具有強烈的愛國思想。辛丑合約簽訂後，清政府成為帝國主義統治中國人民的工具。他把“排滿”主張與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聯繫起來，而且對帝國主義是中國革命事業的死敵有比較清楚的認識。他在日本主持《民報》時，在《答祐民書》中說:“民報前有六條主義，其四條已宣發無餘。自餘二條，所雲要求列國贊成中國之革新事業’者，此本含混言之。要之，列國政府必不贊成，唯列國之個人為可。所雲“維持世界真正之平和者，已明認不維持世界之偽乎和，真平和雲何?日使歐美人不得佔領亞洲，使亞洲諸民族各複其故國而已。此條主義，往日尚未宣明。今僕始有意發揚之”。七十多年前章炳麟能有這樣的認識，真是難能可貴!
總而言之，章炳麟少年時代接受“夷夏之辨”的教育，有“為浙父老雪恥”之志。甲午戰爭的失敗，激發了他的愛國主義熱情，在康有為、梁啟超的影響下為挽救民族危機，參加維新變法活動，成為資產階級改良主義者。戊戌變法的失敗給他以深刻的教訓，思想開始轉變。一九零零年之後，由於民族危材空前嚴重和農民反帝反封建鬥爭的刺激，在孫中山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思想的影響下，他投身革命行列，積極鼓吹革命，與改良派展開劇烈鬥爭，成為資產階級革命派主要成員之辛亥革命前的章炳麟，其思想是隨著歷史的潮流不斷前進，其行動是為振興中華而展開積極的鬥爭，他的愛國主義精神值得我們學習。
章炳麟在《駁康有為論革命書》一文中，不僅對康有為提出的種族問題、革命與立憲問題、外國干涉間題等一一加以批駁，而且一針見血地指出康有為作是書，乃是“熱中於復辟以後之賜環，而先為是齟齬不了之語，以聳東胡之聽，冀萬一可以解免，非致書商人，致書于滿人也”，完全是為自己“一時之富貴”。對康、梁捧為“聖明”的光緒帝，則厲聲呵斥“載湉小丑，未辨菽麥”。他在文章的結尾，給康有為指明兩條道路，一條是“躍然祗悔，奮厲朝氣，內量資望，外審時勢”投身革命，可以受人們的歡迎和尊崇;另一條是“死權之念，過於殉名”，結果必然“名實俱喪，為天下笑”。
《駁康有為論革命書》雖然在滿漢關係問題上流露出不少民族偏見，但章炳麟的思想認識並沒有停留於此。一九零八年，他發表《排滿平議》一文，指出:“排滿洲者，排其皇室也，排其官吏也，排其士卒也。若夫列為編氓，相從耕牧，是滿人者，則豈欲傳刃其腹哉!………吾儕所執守者，非排一切政府，非排一切滿人，所欲排者，為滿人在漢之政府。而今之政府，為滿洲所竊據，人所共知，不煩別為標目，故簡略言之，則曰排滿雲爾”可見他所主張的“排滿草命”是專指推翻清朝封建專制主義政權而言的。“排滿革命”的提法在當時是具有民主革命的內容的我們不能苛責於他。
《駁康有為論革命書》一文，對康有為主張君主立憲的種種謬論進行無情的鞭達，對於革命鬥爭則給予熱情的謳歌，“極為當時一般人所喜讀”，引起社會上的強烈反響，使清廷感到極大的震恐。因此，清政府勾結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把章炳麟逮捕入獄，並封閉《蘇報》館。
員章炳麟在獄三年，專門研究佛家唯識論，但與革命人土仍然保持聯繫。在一九零四年的冬天，他與蔡元培等人創立“光復會”。一九零六年出獄後，孫中山就派人把他迎赴日本。他到日本就參加了孫中山所領導的同盟會，並擔任同盟會的機關報《民報》的主筆，繼續鼓吹革命，並與保皇黨人宣傳君主立憲的反動言論進行鬥爭。
章炳麟具有強烈的愛國思想。辛丑合約簽訂後，清政府成為帝國主義統治中國人民的工具。他把“排滿”主張與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聯繫起來，而且對帝國主義是中國革命事業的死敵有比較清楚的認識。他在日本主持《民報》時，在《答祐民書》中說:“民報前有六條主義，其四條已宣發無餘。自餘二條，所雲要求列國贊成中國之革新事業’者，此本含混言之。要之，列國政府必不贊成，唯列國之個人為可。所雲“維持世界真正之平和者，已明認不維持世界之偽乎和，真平和雲何?日使歐美人不得佔領亞洲，使亞洲諸民族各複其故國而已。此條主義，往日尚未宣明。今僕始有意發揚之”。七十多年前章炳麟能有這樣的認識，真是難能可貴!
總而言之，章炳麟少年時代接受“夷夏之辨”的教育，有“為浙父老雪恥”之志。甲午戰爭的失敗，激發了他的愛國主義熱情，在康有為、梁啟超的影響下為挽救民族危機，參加維新變法活動，成為資產階級改良主義者。戊戌變法的失敗給他以深刻的教訓，思想開始轉變。一九零零年之後，由於民族危材空前嚴重和農民反帝反封建鬥爭的刺激，在孫中山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思想的影響下，他投身革命行列，積極鼓吹革命，與改良派展開劇烈鬥爭，成為資產階級革命派主要成員之辛亥革命前的章炳麟，其思想是隨著歷史的潮流不斷前進，其行動是為振興中華而展開積極的鬥爭，他的愛國主義精神值得我們學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