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韓飛（ID：tongxianging）
因為真實， 即使是被建構出來的真實， 也具有千鈞之力。
剛過去不久的第89屆奧斯卡金像獎頒獎典禮， 風聲過去， 一切複歸平靜， 好像一切都未發生。 頒錯最佳影片的烏龍鬧劇吸睛無數， 一定意義上變相拯救了這屆略顯平庸的奧斯卡， 但也使得人們較少關注影片本身。
如果說關注和報導“烏龍事件”顯得跟風和不夠格調， 那作為川普接任美國總統之後的第一屆奧斯卡， 不少自媒體人轉而關注起“奧斯卡與政治”的微妙關係。 為表現本號的不跟隨與高逼格， 在奧斯卡頒獎典禮的當晚， 《同相》推出了《這屆奧斯卡用‘政治正確’之超我， 壓抑了‘自戀’之本我》的深度稿件， 系統分析了川普登臺後的美國政治語境下， 作為美國左派進步主義思潮大本營的好萊塢用“政治正確”的平衡建構了本次奧斯卡頒獎。
作者在文中無比犀利地點出“本屆奧斯卡最佳影片由電影學院6000多名會員一起評選，
烏龍也好， 政治也罷， 當喧囂過去， 一切終究回歸日常的平淡。 奧斯卡經歷89個年頭， 其存在的價值和意義遠不是圍觀一種熱鬧， 映射一種意識形態那麼蒼白。 至少對於大眾而言， 奧斯卡用自己的標準每年為他們在浩如煙海的影片洪流中篩選了一份還算不錯的片單。 “奧斯卡影片”這個標籤也足以讓一些影片在世界影史上佔有一席之地。
2017年似乎註定屬於奧斯卡歷史上的小年， 劇情片領域實在乏善可陳， 反倒讓頒獎季中從來作為不起眼配角的紀錄片，
今天， 筆者就在熱鬧過後， 和大家聊聊奧斯卡紀錄片， 也順便聊聊紀錄片獎和節展這個話題。
1、紀錄片：離政治和意識形態最近的影像文本
紀錄片被稱為人類生存之鏡， 但很多人更傾向於把它稱為“一把鏗鏘有力的錘子”， 因為真實， 即使是被建構出來的真實， 也具有千鈞之力。 世界上很多國家都高度重視紀錄片的這一特殊功能。 作為世界上最具規模和聲譽的奧斯卡獎， 紀錄片雖然不是其最引人關注的獎項， 但仍然是奧斯卡獲獎影片的重要一支。
今年的奧斯卡， 游走於政治和意識形態之間的， 不僅僅是故事片，
艾娃·德約列的《第十三》用圖表和歌詞有明確隱射的說唱樂， 給出一組組駭人聽聞的“大資料”， 並就此書寫出一篇影像政治論文， 旨在證明黑人的高入監率， 是數百年社會歧視和司法不公所導致；拉烏爾·佩克的《我不是你的黑鬼》對黑人著名作家詹姆斯·鮑德溫的用心雕琢， 通過作家未完成的30頁遺作， 勾起對民權領袖馬丁.路德.金、瑪律克姆·X和麥德佳·艾維斯的回憶， 並從中探討了美國複雜的種族關係史。
關於苦難的這些紀錄片， 呈現出一個個涇渭分明的黑白天地和不可逾越的南北鴻溝，
而最佳紀錄長片《辛普森：美國製造》， 抽絲剝繭地展示人物、社會關係、時代風雲， 令人歎為觀止。 它告訴你的， 比大部分的美國種族史、犯罪史、社會學、心理學還要多， “美國製造的英雄， 以美國的方式毀滅”。
這些案例一定意義上表明：紀錄片， 才是離政治和意識形態最近的影像文本。
《辛普森：美國製造》：一出美國式的悲劇
2、奧斯卡紀錄片：歷史、標準與一樁買賣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電影的誕生源於紀錄片的創作，紀錄片作為一種以真實生活為素材、以真人真事為表現物件的藝術形式，一直以來在各大國際電影節中都有其不可替代的位置。而奧斯卡獎是把握美國和世界電影發展動態的最佳切入點，其紀錄片獎也是把握美國和世界紀錄片發展動態的最佳著力點。
1942年，美國“電影藝術與科學學院獎” 將最佳紀錄片獎頒發給加拿大紀錄片《邱吉爾之島》；2017年，《辛普森：美國製造》斬獲奧斯卡最佳紀錄片獎。歷經75年，奧斯卡也成為世界紀錄片領域的一面旗幟和標杆。
開設紀錄片獎以來已經經歷了75年的風雨，眾多獲獎紀錄片匯成了多元化的影像資源寶庫，紀錄片濃縮了同時代的歷史，同樣也包含對未來的展望。多種題材的紀錄片積澱成了豐富的歷史影像。
從歷史的評獎規則看，奧斯卡並未對紀錄片的題材、內容、製片國別等做太多限制。按照奧斯卡的遊戲規則，對紀錄片的定義保持不變：取得資格的紀錄片在理論上必須為非虛構電影，設計文化、藝術、社會、科學、經濟以及其它領域。在強調非虛構的情況下，紀錄片可以是對真實事件的拍攝，或運用部分的情景再現、資料片、劇照、動畫、單格攝製以及其它拍攝技術。
從規則中可以看到，這一定義最基本的要求就是“非虛構”，對於具體製作手段和表現方式並沒有太多限制。因此，在奧斯卡的標準下，紀錄片似乎就成了是對客觀物件的再現與非虛構紀錄的影像創作活動。
紀錄片可以實現重大事件的歷史紀錄，雖然並非所有的紀錄片都是一部鏡像式的記錄，但奧斯卡的獲獎紀錄片與同時代的社會有密切的聯繫，社會的多元化造就奧斯卡紀錄片的多元。這一較為開放的規則使奧斯卡紀錄片兼收並蓄，從制度層面保證了其作品的多元化和多樣性。
但從市場的角度思維，奧斯卡的頒獎從本質而言屬於一種商業化電影行銷手段，優秀的紀錄片通過評獎獲得價值賦值和曝光度，並進一步轉換為一種具有市場潛質的“奧斯卡獲獎產品”，它一定意義上減少了觀眾的決策風險和決策成本，因此觀眾也更容易為它買單。
3、獲獎：紀錄片走向市場的巧徑
進入 21 世紀，美國紀錄片商業屬性也越來越受到製作者的重視。就像美國電影產業研究者路易士·萊文森(Louise Levinson)所說的：“在 2002 年之前,我不為任何紀錄片寫商業計畫，原因很簡單，那時根本沒有足夠多贏得高票房的院線紀錄片值得討論”。新世紀以來，不少優秀紀錄片的推出在獲得各電影節的大獎、贏得聲譽和口碑的同時，也不斷刷新紀錄電影的票房紀錄。獎項與票房成為眾多製片人、導演共同關心的問題。
第87屆奧斯卡金像獎 最佳紀錄長片《最佳公民》
據瞭解，美國紀錄片院線表現最好的兩個時段都和奧斯卡有關：一是每年11月下旬到第二年1月間。此時，故事片票房走高，奧斯卡獎提名出臺，一些紀錄片院線會展映有望或已進入提名的紀錄片，紀錄片愛好者們多選擇此時集中觀看。這是紀錄片的“黃金月”，一部紀錄片的票房基數從此奠定。第二個高點是奧斯卡頒獎前後，一般在2月底到3月底之間，獲獎呼聲最高的紀錄片通常會加緊排片、增加銀幕數量。頒獎之後的第一、二周，獲獎片票房數字會沖到一個高點，隨後在第三、四周回到常態，並在5月初結束排片。
經過這些年的摸索，美國紀錄片院線發行已經形成規範。總的來說，入圍或提名奧斯卡獎的紀錄片大都能積極利用評獎季，進行傍焦宣發。奧斯卡獎和市場形成一個有機互動關係：故事好、題材棒、票房好、觀眾關注度高的紀錄片更容易得奧斯卡獎，而“獲獎”又一定意義上為市場屬性不強的紀錄片贏得了話題和口碑，也會變相助推一部紀錄片的票房。奧斯卡獎的價值賦值通過回歸市場的方式得以良性變現。
4、策略與啟示：中國紀錄片與中國紀錄片節展
世界上主要的影視作品獎項都有紀錄片類型。據統計，全球紀錄片電影節、影展(含紀錄片獎項的)不下 2000 家。這其中一類是綜合性電影節的紀錄片競賽單元，奧斯卡就是典型代表。此外還有北美最重要的獨立電影節——聖丹斯電影節，設有多個紀錄片獎項，並有專項資金，評選出的紀錄片幾乎都是每年的業內焦點。此外還有德國柏林電影節、西班牙聖塞巴斯蒂安國際電影節、荷蘭鹿特丹國際電影節、加拿大蒙特利爾國際電影節等。
有一些綜合性電影節甚至會把大獎直接頒給紀錄片。比如在2013年第70屆威尼斯電影節上，義大利本土紀錄片《羅馬環城高速》斬獲最高獎金獅獎，作為國際三大電影節之一、並且傳統上以故事片為主的威尼斯電影節，將大獎頒發給紀錄片是紀錄片在國際上獲得普遍重視的信號。但相對于數量龐大的故事片，數量少、資本薄弱的紀錄片很難成為這些電影節的主流。
這就要訴諸於另一類專注於推動紀錄片創作的電影節展，如法國真實電影節、阿姆斯特丹國際紀錄電影節、日本山形國際紀錄電影節、加拿大的熱紀錄、芝加哥紀錄電影節、紐約紀錄片節等，這些專門的節展專注於紀錄片和真實類影像的支援、評選和市場運作，也是影響力最大的一類。所以，電影節成為紀錄片展現價值，走向市場的橋頭堡。
自從2010年廣電總局《關於加快紀錄片產業發展的若干意見》這一標誌性政策的出臺，政策與市場形成了推動中國紀錄片產業發展的雙輪驅動模式，中國紀錄片真正由事業發展轉向產業發展，面臨前所未有的好形勢。
而一大批優秀紀錄片作品的相繼推出，也使得社會對紀錄片接受程度更高，中國進入了紀錄片的“公眾時代”，紀錄片獎、紀錄片節展也如雨後春筍般生長壯大。這其中包括綜合性電影節、電視節的紀錄片競賽單元，如上海國際電影節、四川電視節等；也包括一些專門的紀錄片節展，如中國（廣州）國際紀錄片節、光影紀年、中國紀錄片學院獎、鳳凰視頻紀錄片大獎等。
楊瀾、陳曉卿、王寧主持
“光影紀年：2016中國紀錄片學院獎頒獎典禮”
而在紀錄片領域一家獨大的電視紀錄片業，也形成了以四川電視節、上海電視節、中國（廣州）國際紀錄片節等為代表的幾大節展為主體的相關產業鏈，初步走上了一條可持續發展的道路。
在中國，紀錄片從1982年中國電視評獎開始就作為電視社教節目的一個類別參評。而如今形成的這些節展已經不再僅僅是一個獎勵優秀影片、促進影視工作者相互學習、交流合作的平臺，更是通過權威評價、國內外專家的對話、專案方和投資方的內容對接，構成國際性紀錄片交流交易平臺，對促進文化產業的發展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
2016中國（廣州）國際紀錄片節：國內唯一具備紀錄片投融資、交易功能的國家級專業平臺
國內的紀錄片節展主要內容和功能以評獎展映、學術研討、市場展銷、項目創投為主。但和紀錄片這個剛剛成長起來的行業一樣，國內節展普遍成立時間較晚，影響力有限，也缺少一個公眾認知度較高的品牌，這就使得中國的紀錄片節展很難像奧斯卡那樣給獲獎紀錄片帶來強大的品牌賦值和溢價能力，而中國這些大大小小的紀錄片節展，其紀錄片市場行為一般都是以包租攤位式來銷售紀錄片，推銷方式多以傳統的分發傳單和光碟方式，而紀錄片評獎往往處於表面光鮮、實際雞肋的位置，可謂尷尬。
市場化剛剛起步的中國紀錄片業，通過節展、評獎等實現產品賦值，繼而完成市場有機變現的路徑可謂道阻且長，但也意味著更大的想像空間。
期待這一手段和平臺今後對中國紀錄片產業有更多助力。
《辛普森：美國製造》：一出美國式的悲劇
2、奧斯卡紀錄片：歷史、標準與一樁買賣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電影的誕生源於紀錄片的創作，紀錄片作為一種以真實生活為素材、以真人真事為表現物件的藝術形式，一直以來在各大國際電影節中都有其不可替代的位置。而奧斯卡獎是把握美國和世界電影發展動態的最佳切入點，其紀錄片獎也是把握美國和世界紀錄片發展動態的最佳著力點。
1942年，美國“電影藝術與科學學院獎” 將最佳紀錄片獎頒發給加拿大紀錄片《邱吉爾之島》；2017年，《辛普森：美國製造》斬獲奧斯卡最佳紀錄片獎。歷經75年，奧斯卡也成為世界紀錄片領域的一面旗幟和標杆。
開設紀錄片獎以來已經經歷了75年的風雨，眾多獲獎紀錄片匯成了多元化的影像資源寶庫，紀錄片濃縮了同時代的歷史，同樣也包含對未來的展望。多種題材的紀錄片積澱成了豐富的歷史影像。
從歷史的評獎規則看，奧斯卡並未對紀錄片的題材、內容、製片國別等做太多限制。按照奧斯卡的遊戲規則，對紀錄片的定義保持不變：取得資格的紀錄片在理論上必須為非虛構電影，設計文化、藝術、社會、科學、經濟以及其它領域。在強調非虛構的情況下，紀錄片可以是對真實事件的拍攝，或運用部分的情景再現、資料片、劇照、動畫、單格攝製以及其它拍攝技術。
從規則中可以看到，這一定義最基本的要求就是“非虛構”，對於具體製作手段和表現方式並沒有太多限制。因此，在奧斯卡的標準下，紀錄片似乎就成了是對客觀物件的再現與非虛構紀錄的影像創作活動。
紀錄片可以實現重大事件的歷史紀錄，雖然並非所有的紀錄片都是一部鏡像式的記錄，但奧斯卡的獲獎紀錄片與同時代的社會有密切的聯繫，社會的多元化造就奧斯卡紀錄片的多元。這一較為開放的規則使奧斯卡紀錄片兼收並蓄，從制度層面保證了其作品的多元化和多樣性。
但從市場的角度思維，奧斯卡的頒獎從本質而言屬於一種商業化電影行銷手段，優秀的紀錄片通過評獎獲得價值賦值和曝光度，並進一步轉換為一種具有市場潛質的“奧斯卡獲獎產品”，它一定意義上減少了觀眾的決策風險和決策成本，因此觀眾也更容易為它買單。
3、獲獎：紀錄片走向市場的巧徑
進入 21 世紀，美國紀錄片商業屬性也越來越受到製作者的重視。就像美國電影產業研究者路易士·萊文森(Louise Levinson)所說的：“在 2002 年之前,我不為任何紀錄片寫商業計畫，原因很簡單，那時根本沒有足夠多贏得高票房的院線紀錄片值得討論”。新世紀以來，不少優秀紀錄片的推出在獲得各電影節的大獎、贏得聲譽和口碑的同時，也不斷刷新紀錄電影的票房紀錄。獎項與票房成為眾多製片人、導演共同關心的問題。
第87屆奧斯卡金像獎 最佳紀錄長片《最佳公民》
據瞭解，美國紀錄片院線表現最好的兩個時段都和奧斯卡有關：一是每年11月下旬到第二年1月間。此時，故事片票房走高，奧斯卡獎提名出臺，一些紀錄片院線會展映有望或已進入提名的紀錄片，紀錄片愛好者們多選擇此時集中觀看。這是紀錄片的“黃金月”，一部紀錄片的票房基數從此奠定。第二個高點是奧斯卡頒獎前後，一般在2月底到3月底之間，獲獎呼聲最高的紀錄片通常會加緊排片、增加銀幕數量。頒獎之後的第一、二周，獲獎片票房數字會沖到一個高點，隨後在第三、四周回到常態，並在5月初結束排片。
經過這些年的摸索，美國紀錄片院線發行已經形成規範。總的來說，入圍或提名奧斯卡獎的紀錄片大都能積極利用評獎季，進行傍焦宣發。奧斯卡獎和市場形成一個有機互動關係：故事好、題材棒、票房好、觀眾關注度高的紀錄片更容易得奧斯卡獎，而“獲獎”又一定意義上為市場屬性不強的紀錄片贏得了話題和口碑，也會變相助推一部紀錄片的票房。奧斯卡獎的價值賦值通過回歸市場的方式得以良性變現。
4、策略與啟示：中國紀錄片與中國紀錄片節展
世界上主要的影視作品獎項都有紀錄片類型。據統計，全球紀錄片電影節、影展(含紀錄片獎項的)不下 2000 家。這其中一類是綜合性電影節的紀錄片競賽單元，奧斯卡就是典型代表。此外還有北美最重要的獨立電影節——聖丹斯電影節，設有多個紀錄片獎項，並有專項資金，評選出的紀錄片幾乎都是每年的業內焦點。此外還有德國柏林電影節、西班牙聖塞巴斯蒂安國際電影節、荷蘭鹿特丹國際電影節、加拿大蒙特利爾國際電影節等。
有一些綜合性電影節甚至會把大獎直接頒給紀錄片。比如在2013年第70屆威尼斯電影節上，義大利本土紀錄片《羅馬環城高速》斬獲最高獎金獅獎，作為國際三大電影節之一、並且傳統上以故事片為主的威尼斯電影節，將大獎頒發給紀錄片是紀錄片在國際上獲得普遍重視的信號。但相對于數量龐大的故事片，數量少、資本薄弱的紀錄片很難成為這些電影節的主流。
這就要訴諸於另一類專注於推動紀錄片創作的電影節展，如法國真實電影節、阿姆斯特丹國際紀錄電影節、日本山形國際紀錄電影節、加拿大的熱紀錄、芝加哥紀錄電影節、紐約紀錄片節等，這些專門的節展專注於紀錄片和真實類影像的支援、評選和市場運作，也是影響力最大的一類。所以，電影節成為紀錄片展現價值，走向市場的橋頭堡。
自從2010年廣電總局《關於加快紀錄片產業發展的若干意見》這一標誌性政策的出臺，政策與市場形成了推動中國紀錄片產業發展的雙輪驅動模式，中國紀錄片真正由事業發展轉向產業發展，面臨前所未有的好形勢。
而一大批優秀紀錄片作品的相繼推出，也使得社會對紀錄片接受程度更高，中國進入了紀錄片的“公眾時代”，紀錄片獎、紀錄片節展也如雨後春筍般生長壯大。這其中包括綜合性電影節、電視節的紀錄片競賽單元，如上海國際電影節、四川電視節等；也包括一些專門的紀錄片節展，如中國（廣州）國際紀錄片節、光影紀年、中國紀錄片學院獎、鳳凰視頻紀錄片大獎等。
楊瀾、陳曉卿、王寧主持
“光影紀年：2016中國紀錄片學院獎頒獎典禮”
而在紀錄片領域一家獨大的電視紀錄片業，也形成了以四川電視節、上海電視節、中國（廣州）國際紀錄片節等為代表的幾大節展為主體的相關產業鏈，初步走上了一條可持續發展的道路。
在中國，紀錄片從1982年中國電視評獎開始就作為電視社教節目的一個類別參評。而如今形成的這些節展已經不再僅僅是一個獎勵優秀影片、促進影視工作者相互學習、交流合作的平臺，更是通過權威評價、國內外專家的對話、專案方和投資方的內容對接，構成國際性紀錄片交流交易平臺，對促進文化產業的發展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
2016中國（廣州）國際紀錄片節：國內唯一具備紀錄片投融資、交易功能的國家級專業平臺
國內的紀錄片節展主要內容和功能以評獎展映、學術研討、市場展銷、項目創投為主。但和紀錄片這個剛剛成長起來的行業一樣，國內節展普遍成立時間較晚，影響力有限，也缺少一個公眾認知度較高的品牌，這就使得中國的紀錄片節展很難像奧斯卡那樣給獲獎紀錄片帶來強大的品牌賦值和溢價能力，而中國這些大大小小的紀錄片節展，其紀錄片市場行為一般都是以包租攤位式來銷售紀錄片，推銷方式多以傳統的分發傳單和光碟方式，而紀錄片評獎往往處於表面光鮮、實際雞肋的位置，可謂尷尬。
市場化剛剛起步的中國紀錄片業，通過節展、評獎等實現產品賦值，繼而完成市場有機變現的路徑可謂道阻且長，但也意味著更大的想像空間。
期待這一手段和平臺今後對中國紀錄片產業有更多助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