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陳志武， 著名華人經濟學家， 耶魯大學終身教授， 曾獲裡頓•米勒獎學金， 專業領域為股票、債券、期貨和期股市場以及宏觀經濟， 現受聘於北京大學經濟學院
導言：陳志武教授作為國際著名經濟學家， 對全球經濟的格局有很多的建言。 此外， 他對於量化歷史研究領域也很有心得。 所謂“量化歷史”， 即在資料收集統計的基礎上， 對史實加以推定。 仿佛把每段歷史做了切片， 然後放大直至肌理清晰、圖元分明。 研究者再借著每塊圖元上的光和色， 解讀千百年時間書寫的密碼。 與傳統歷史研究不同， 量化歷史運用金融學特別是統計分析學中的基本方法，
國內很多學者覺得， 辦國學就讓一些傳統的文化研究者繼續通過研究原來的思想觀點和經典著作， 這樣就可以把國學， 特別是關於中國歷史方方面面的研究重新發揚、重新挖掘出來。 我個人覺得， 除非在方法論上能夠做到與時俱進， 不僅要應用互聯網技術， 同時， 也要引進20世紀以來社會科學的研究方法以及分析問題的框架。 否則的話， 國學研究很難出人頭地， 帶來新意。
歷史大資料——量化歷史研究的基礎
最近幾年聽到最多的話題之一是大資料，
生產力的提升並不是判斷人類文明進步的唯一標準
第一個例子， 在政治經濟學中， 生產力是判斷人類社會進步唯一的標準， 不管是科技創新、文化創新還是其他創新， 如果不能幫助提升生產力， 這個創新就沒有什麼價值。 如果我們判斷人類活動的價值、創新的價值的唯一標準是看它對生產力的貢獻， 最後會得出很多在今天看起來很荒謬的結論。
比如， 第一屆量化歷史講師班的經濟史教授格裡高利•克拉克（Gregory Clark）， 他講了一個駭人聽聞的觀點——人類歷史上只有一件事值得研究， 其他的細節不值得浪費時間， 這件事就是工業革命。
我講這個主要是說明， 把生產力作為唯一判斷社會進步的標準， 存著著嚴重問題， 是片面的。 以中國的資料來看， 大概從西元元年一直到1951年， 中國的人均收入在1900多年裡基本沒有什麼變化。 中國人幹什麼了？都做了一些無用功， 我們貼的標籤是唐、宋、明、清， 對於這些皇帝來說可能有意義， 但是對整個人類來說其實沒有什麼意義， 沒有太多的變化。 而我們判斷儒家文化讓中國社會發展了兩千多年， 說明文化的生命力多麼強。 因為過去兩千多年中國人的人均收入基本沒有什麼變化， 以這種觀點看來， 所謂死水一潭的靜態之下， 文化體系持續了兩千年沒有本質的變化， 是因為整個社會的生活方式、生存狀態沒有太多的變化。所以，這是根據生產力作為人類進步唯一的判斷標準所得出的第一個悖論——因為人們的收入在工業革命之前總體上沒有太多的變化，所以過去幾千年沒有本質性的變化。
放棄遊牧、選擇農耕是人類最大的失誤？
第二個例子，是以前我們從教科書裡學習到的觀點，也能得到比較有啟發性的悖論。賈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教授有一本《槍炮、病菌與鋼鐵》，其中一些結論在1999年左右引起了學界轟動。他說人類放棄遊牧狩獵，選擇定居下來發展農業，這是自從有人類以來犯的最大的錯誤。這個結論把我們嚇死了，我們說定居農耕是今天所有文明的起源，包括儒家文化，還有我們今天熟悉的私有產權、金融交易，甚至於我姓陳、你姓王的姓氏，都跟農耕有關。戴蒙德教授下的這個結論是一個量化的研究。根據考古的估算，幾千年前，甚至1萬年、2萬年前男人、女人的平均身高越高，反映那個時候人民的收入、生活狀態應該越好。定居農耕社會出現之前，男人的平均身高是1.72，女人平均身高是1.62米左右；但是進入農業社會以後，男人身高跌到了1.6米，女人身高跌到1.5米多。
戴蒙德教授得出結論的主要原因是生產力大跌。他認為原始狩獵遊牧的人不需要像農民這樣，首先要開墾土地，還要播種、灌溉、防蟲、防災，這樣一來，整個糧食生產的過程，從開荒到收割要投入很多的勞動時間。遊牧社會的人到外面摘自然生長好的果子，每個禮拜大概只需要工作十幾個小時就可以了。農業社會的農民，從天亮到天黑一直要勞作，而且勞動強度比原始社會的還要大，單位產出的收入明顯下跌了很多。如果我們把所有的注意力只放在生產力提升還是下降，很容易犯一個錯誤，就是二千多年前的管子說的“月不足而歲有餘”的問題。一年四季12個月，農耕可能會月有不足，但一年下來卻會有剩餘，這是一個很經典的風險挑戰問題。
實際上，現在很多研究主要是跟戴蒙德教授做對抗，他忽視了人類做的很多創新、很多貢獻，都是為了讓我們應對風險和災荒的能力大大提升。實際上，定居農耕做的第一個創新是在一個地方安定下來，這樣一來，先人發明出很多的罎罎罐罐儲藏糧食，規避風險。世界很多博物館展出古代文明的內容，最多的就是罎罎罐罐之類的東西，這是很重要的，反映了人類從原來被動接受天災人禍，變成主動防範，提前把糧食和肉藏起來準備過冬，在災荒之時也能夠活下去。從研究金融、研究風險管理的角度來講，遊牧社會的人每幾個星期要搬一次家，也是應對風險的一種方式。
人類為規避風險所做的創新，看出社會是否越來越文明
以生產力作為判斷社會進步的唯一標準有嚴重的問題，其他的一些量化歷史的研究可以說明，除了生產力以外，風險規避的手段、圍繞風險規避做的創新也是非常重要的。除了生產力之外，人類文明程度的提升可以通過什麼指標具體反映出來？有一類量化歷史的研究，圍繞著一個基本的問題——規避風險，具體通過命案發生率的研究來體現。首先，人類是不是變得越來越文明，可以通過人們每天跟別人打交道時，是不是存在很高的被打死的概率，即命案發生率來判斷。這是很多學者，特別是歷史學者非常關心的話題。但是，原來沒有這方面的量化資料，大家靠印象判斷其實是有誤差的。如果留意一些新聞報導，要麼是敘利亞戰爭，要麼是國外哪裡有槍擊把誰打死了，這樣容易給我們一個印象：我們生活的世界還是每天充滿著暴力。其實未必，資料能夠告訴我們更多真相。首先看看歐洲社會，從西元1300年一直到現在，700年裡平均每年在10萬人中會有100個死於非命（不算戰爭死亡），也就是千分之一的概率。到了21世紀初，這個概率下降到了10萬分之一，700年來，你在歐洲社會的路上走著，面對被打死的概率下降了100倍左右。這個角度也是人類越來越文明的一個表現。雖然人均收入在過去幾千年基本上沒有什麼上升，但是，同時我們又看到，人們面對暴力死亡的概率在不斷下降，說明人類確確實實做了很多事，做了很多的創新。如果沒有這些量化歷史的研究，可能我們還會只從定性的印象裡感覺到，人類社會還是那麼野蠻。
其次，戰爭的情況。根據2007年《經濟學人》雜誌刊登的一篇文章，關於原始社會的男人每年要參與打仗、每年死於戰爭的頻率大概是多少，做了一個估算。根據估算，狩獵原始社會裡，每年有90%的男人要外出打仗，有25-30%的男人會死于暴力兇殺。根據哈佛大學斯蒂芬教授結合許多考古學者、歷史學者的研究綜合來看，結論是，原始社會，每年在一萬人裡大概有500個左右會死於戰爭；到了21世紀的前8年，10萬人裡只有0.3個人死於戰爭。從原始社會到現在，戰爭死亡率下降了1500倍左右，這是一個非常大的進步。
當然，這些歷史研究如何能夠把人類的很多創新，包括金融創新、金融市場發展，跟暴力死亡率的下降、戰爭死亡率的下降掛上鉤呢？要回答這個問題，就要搞清楚，戰爭和暴力背後的起因到底是什麼？是不是有很多的人天生就有暴力和發動戰爭的欲望，當然可能真的有，但可能有別的原因逼著他有這樣的衝動。秦朝以來，中國兩千多年的歷史上，什麼時候北方的遊牧民族最可能會攻打中原？旱災年份攻打中原最多。在任意10年裡，多一年的旱災，北方遊牧民族攻打中原的概率就會增加26%左右，接下來的這些年裡攻打中原的概率要比平時高57.6%。如果發生水災的話，北方遊牧民族短時期內攻打中原的概率會減少36.4%，更長時間內攻打中原的概率降低80.6%。遊牧民族不是吃飽了飯沒事做的時候，越過長城攻打中原，沒有這樣的動力。但是，旱災發生，植物也不長，動物也不長，被逼得走投無路，才要攻打中原。今天即使是蒙古、外蒙、內蒙、新疆、哈薩克發生旱災，我們在北京或者是山西就用不著擔心他們攻打中原，因為現在有運輸網路。同樣重要的還有另外兩個方面的創新：
自由市場有助於社會文明，減少暴力
一個方面的創新，是跨越地區的商品市場的形成，市場也是促進人類文明化的一個推動力。舉個例子，修大運河是為了往北方運草糧，讓朝廷有東西吃。1824年，道光皇帝說，以後不用運河運糧食了，改為用海運。本來每年官方要花很多的時間和資源清河底的污泥，這樣一來，使得運河周邊的貿易市場、跨地區的貿易市場，無法生存就死掉了。大運河被廢棄了一段時間以後，周邊一旦遭受災荒，農民暴動頻率明顯上升。另外一個例子，八九十年代，湖南等地的省政府和縣政府做各種努力，設置很多的路卡，不讓本地的大米運往廣東，現在看起來是一個很糟糕的做法。本來出現饑荒的時候，通過跨地區的運輸，就可以讓受災地區的人有東西可以吃，讓他們用不著偷搶，更用不著通過暴動起義達到目的。
所以，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商品市場的發展完成跨空間的物資互換，金融市場的發展解決跨時間、跨區域的價值互換，通過商品市場和金融市場，不僅可以平衡不同地區的供給差別，同時，把未來的生活需要與今天的生活之間的矛盾處理得更平緩，解決了跨越時間和空間的收入不平等、收入差別上漲下跌的問題。這樣一來，通過暴力求生存，戰爭求生存的必要性就大大下降了。這些年我花很多時間在解釋為什麼自由市場是很重要的，因為自由市場不僅能夠最大化地發揮個人的生產能力、創業能力，而且有助於社會文明、減少暴力。以上看來，災荒和風險事件是主要迫使人、迫使社會行暴，通過發動戰爭求活路的主要原因。按照這個思路，金融市場、商品市場的發展可以起到降低暴力衝動的作用，就是因為市場減少了我們面對活不下去的挑戰的時間和頻率。
儒家文化以婚姻和家庭為本，在限制之中最大程度維護穩定
另外一類創新主要是文化方面的，例如儒家文化之於中國的重要性。作為中國人，在感情上很難離開儒家文化這一套體系。但是，如果我們仔細看一看，儒家經典的一些內容，現代人可能很難接受，比如三綱五常，在家從父，出嫁從夫，夫死從子。再就是貞節，為什麼貞節是針對于女人，不是針對于男人呢？核心的原因是按照儒家的主張，中國人安身立命、生老病死的風險防範不是靠股票、靠債券、靠保險、靠基金的，是靠兒子，養子防老。養子防老的體系是為了解決未來生存需要的最核心的依賴。這樣一來，如果不講女子的貞節，小孩是誰的可能變成一個大問號。丈夫會覺得不是自己的血緣，如果在他身上投資了那麼多，以後他會孝敬自己嗎？是基於這樣的邏輯，特別是從宋代開始，旌表烈女的規則越來越嚴。明代，女人如果30歲前喪夫做了寡婦，到50歲，官方可以正式給他們家立一個牌坊，還要給很多獎勵。到了清朝的時候更甚。通過強烈推崇貞節文化，讓中國人對養子防老的體系更信任、更依賴，主要是跟官方的強調有關係。所以在中國傳統儒家社會的影響下，把婚姻和家庭看得非常重；但是現在為了買房子可以隨便離婚，政策、制度的激勵，使得更多人不把婚姻當一回事。
我收集了中國不同時期的結婚證書。我發現，18、19世紀中國人的婚書很複雜，花樣很多，寫的內容也多。到了20世紀30年代初，中國人的結婚證上開始簽字，在此之前，結婚是民間的事，跟官方沒有任何的關係。到了50年代的時候，中國人的婚書變得越來越簡單。文革前後，婚書中不斷輸入很多政治內容，連毛主席的像都在私人結婚最重要的證書上出現。到了現在，是最簡單的，除了照片以外，只有一句話：茲證明張三和李四結為夫妻，大概再有一個句號就完了。從婚書的變遷中，我發現中國人的婚姻觀、家庭觀在不斷變化。
近些年來，龔啟聖教授和我們這些團隊針對性做了研究：儒家建立宗族家族體系，從孔子開始一直持續到中華民國時期，經歷兩千多年的努力，儒家文化到底是不是起到了一些積極的、我們希望達到的作用呢？龔教授在這方面做的研究創新很多。首先用到的是山東，整個清朝200多年裡，山東107個縣，各個縣農民起義的次數有多少？每個縣的孔廟數量有多少？主要是想用孔廟的數量反映一個縣對儒家文化重視的程度，如果對儒家文化越重視，孔廟就越多，那個地方的宗族家族結構就會更強，在面對災荒等生存挑戰的時候，家族成員之間互通有無的可能性就會越高。也就是說，儒家文化越強的地方，族人之間進行跨區價值交換的概率越高，違約的可能性越低。大家無意中都有這樣的觀念，如果親戚之間來往不是很多，對儒家的遵守度不是很高的話，慢慢的，對族裡的親戚幫忙互助的頻率、意願就會低很多。
經過計量分析，我們大致可以得到一個印象，山東南部的縣農民暴動的頻率最高（20次以上），再就是靠近青島的地方（10-20次）；中部的縣農民起義的次數是最少的（10次以下）。而各個縣孔廟的數量，跟起義數量正好是反過來的。大致可以看出來，儒家文化對個人權利、個人自由的約束特別多，特別是對婦女、對妻子的限制特別多；但是，它帶來的好處是，在沒有金融市場的傳統社會，通過依賴宗族、依賴養子防老這個體系，保證人民的安全感，由此對降低暴力、戰爭的頻率起到根本的作用。
量化歷史，測試文明優劣的一個極端化指標——暴力死亡率
第三個例子，就是中華文明的方方面面怎麼傳承，跟其他的文明進行接觸的時候，彼此的優勢和劣勢到底是什麼樣的？以前關於不同文明的比較研究，定性的比較多，很少用量化的方法做比較。比較典型的研究文化、研究哲學的學者，會拿《論語》和西方的亞里斯多德的心得做一些對比。坦率的講，如果你看不同文明的經典著作比較多的話，會發現不同的文明大致上對於仁義、道德方面的強調都必然會很多。如果我們只是停留在思想、經典著作的表述方面比較不同的文明，很難得出一個結論，哪個文明更有利於人類社會的發展？正是因為這點，我們最好引進量化的方法，用對於人類社會來說最重要的終極指標——暴力死亡率來判斷。
舉個例子，我們對清朝的命案率做了一個估算。可以看到，從17世紀康熙登基開始，一直到1900年，中國社會老百姓面對的暴力死亡率都是在十萬分之二。相比之下，同期西歐社會，哪怕是用英國的標準來看，社會普通人死於暴力的概率一直到十九世紀初期以前，都比中國高。這些年我們也對這個問題思考比較多，為什麼我們在中國，哪怕是半夜兩、三點鐘，不管是在北京還是深圳，可能深圳稍微差一點，走到哪個大街小巷裡，也不會擔心有人走上來用一把刀把我捅死或者是搶我東西。但是在美國很多的城市，尤其是紐約或者三藩市，或者耶魯的邊上，當地的人會告訴你，到了八九點以後千萬不要去這些區。在中國社會，既使是今天，我們感覺到人身安全的擔憂，比起在西方社會要低很多。當然，我們的一個解釋是，自從漢朝以來，儒家在老百姓層面建立的權利體系歷來是很清楚的，就是你這個族裡最年老的人是最權威的。一旦權威體系變得很清晰，在老百姓層面，整個村裡、族裡的次序也會變得很清晰，暴力、搶劫等這些行為出現的概率就會比較低。
中國歷代死於非命的皇帝究竟喪于誰手？
另外，再看看上層建築層面，我們把中國皇帝每年面對的死於非命的概率跟歐洲和伊斯蘭社會的君主所面對的做個對比。歐洲從西元500年到西元19世紀，歐洲的國王死於非命的百分比大概是27%左右；中國從秦始皇以來各個王朝的皇帝死於非命的占比大概是37%，比歐洲的國王高10個百分點左右。背後的邏輯是，對於一個國家來說，整個制度設計得好與不好，除了經濟發展這個指標以外，也可以用最高權力的掌權者死於非命的概率來判斷。制度設置得越好，權力制衡、安排得越細越可靠，皇帝就越不用擔心有人奪取權力。總體上來看，從秦始皇一直到清末皇帝，每年一個皇帝死於非命的概率大概是十萬分之三千二百左右，歐洲國王死於非命的概率是十萬分之二百左右，中國皇帝死於非命的概率比歐洲高出2倍左右。當然，這裡可以做很多不同的解讀。但是，從這個數字裡可以看出，在儒家文化之下，老百姓層面的秩序和安全比較早、比較好地解決了，但是，上層的權力結構、制度安排，還沒有理出一個方式可以規避以宮廷戰爭來決定下一任掌權者。
我們還關心一個話題，中國歷代皇帝有37%死於非命，到底哪些人更有可能威脅到皇帝的生命？在我們的想像中，如果皇帝做得不好，老百姓要造反，就把皇帝殺頭，朝代終結，另一個朝代開始。但是，整個中國歷史上，改朝換代的次數還是很少的。根據我們的樣本來看，這幾百個被殺掉的皇帝裡，不到2%的是真正被起義成功的起義軍殺掉的。有將近20%左右的皇帝是被入侵者殺掉的。除此以外，38%的皇帝是周邊的大臣殺掉的；34%左右的皇帝是被自己的兄弟、子女和外戚殺掉的。換句話說，皇帝周邊的人成為弑君兇手的百分比是3/4。這可能跟我們最近些年看的那麼多宮廷電視劇的印象差不多。
我們關心的話題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是對於今天中國的現實意義，二是比較不同文明、不同的社會，到底哪個更好，哪個不好。我知道流行的看法是，沒有哪個文明更好，哪個文明更差，都是同等的，可以接受的。但是，如果用硬性的暴力死亡率和皇帝會不會被殺死的指標來看，我們還會不會說哪個文明都應該尊重，應該保留下來？
下面這組資料反映的是中國的皇帝平均執政時間。從西元700年左右一直到西元1500年接近明末的時候，中國皇帝的平均執政時間波動性很大，一會高一會低。我們可以想像，沒有民主選舉的時候，制度安排得越好，權力交接解決得越好的社會，君主執政的時間越長，反過來會很短，所以中國皇帝的平均執政時間總是上下波動。從西元700年到西元1500年，西歐國王的平均執政時間總體在增加，反映了西歐社會的制度設計，總的來講是越來越可靠的。而伊斯蘭國家君主的平均執政時間，從西元1000年左右一直下降。伊斯蘭文明、基督教文明和中華文明幾百年的經歷，從資料中反映出，中國還沒有把制度設計的問題解決好，所以皇帝執政時間總是上下波動，沒有像西歐社會直線上升的趨勢，但是也沒有伊斯蘭國家做得那麼糟糕。既使到了今天，這些資料反映的局面還是我們當前面對的現實，伊斯蘭國家還是在每況愈下。
對於任何社會來說，真正要關注的是消費差距
最後一類的研究是關於消費差距的。以往關於歷史的研究，定性的比較多，量化的比較少。其實，過去不管是決策者還是學者，太多把注意力放在財富差距和收入差距上，而沒有放在消費差距上。對於任何社會來說，真正要關注的是消費差距，不是財富差距和收入差距。也就是說，馬化騰一年的收入可以幾百億、幾千億，但是他一天也只是三頓飯，不可能吃幾百噸飯。我想說的是，從另一個角度看量化歷史研究，可以給我們帶來哪些比較有意思的結論。
16世紀，英國富人的小孩平均數量為5.8個，最窮的英國家庭平均小孩數量只有3個。從這個意義上來說，16世紀的時候，你是富人還是窮人，具體決定了你可以生多少個兒子。但是到了19世紀初，反過來了。幾百年前，財富差距可能決定了生小孩的數量，但是現在貧富差距至少不影響生多少個小孩。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這反映了人類比過去幾百年越來越進步了。
19世紀初期，最富的2%的巴黎人平均壽命大概是62歲，最窮的平均壽命是52歲。19世紀中期，馬克思寫《資本論》的時候，最富的巴黎人的平均壽命達到了67歲，但是窮人的平均壽命不僅沒有上升反而下降到46、47歲左右。但是從那個時候開始到20世紀，以至21世紀，富人的平均壽命跟窮人的平均壽命快速的靠攏。是哪些原因造成的呢？主要是醫療技術變得越來越普惠，越來越便宜，誰都可以買得起好的醫療器械，用得上各種不同的藥，也可以看醫生。這樣一來，真正的富人群體，跟最窮的群體在醫療差距、消費差距、生小孩的差距方面，越來越不像原來那麼顯著了。
我們以往對財富差距關注得很多，然而受益于現代制度的演變，或者說受益於技術的演變，特別是移動互聯網的發展，不管得到金融服務的機會，還是醫療的機會、消費的機會，窮人和富人之間的距離在不斷縮短。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大家所從事的事業在直接或間接地縮短窮人和富人的差距。如果最終能夠把這些方方面面的差距縮短的話，到最後，在一些真正的重要的指標上，差距可能越來越不像原來那麼明顯了。
這些都是通過量化研究以後，才能讓我們看得越清楚。如果我們不用量化的角度把歷史資料利用起來，做更長時期的跨區分析，如果只把注意力放在沒完沒了的討論一個話題，我們可能對於現在的社會、對於今天，甚至未來，會越來越失望。當然，這也是為什麼，儘管現在我的年齡越來越大，但是瞭解到量化歷史研究的結果以後，讓我覺得越來越興奮。因為這些結果，無論是在我學電腦的時候，還是學經濟學的時候，都是沒有機會學習到的東西。
以上是我對量化歷史研究的認識。謝謝大家！
（文字整理 / 編輯 張曉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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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因為整個社會的生活方式、生存狀態沒有太多的變化。所以，這是根據生產力作為人類進步唯一的判斷標準所得出的第一個悖論——因為人們的收入在工業革命之前總體上沒有太多的變化，所以過去幾千年沒有本質性的變化。放棄遊牧、選擇農耕是人類最大的失誤？
第二個例子，是以前我們從教科書裡學習到的觀點，也能得到比較有啟發性的悖論。賈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教授有一本《槍炮、病菌與鋼鐵》，其中一些結論在1999年左右引起了學界轟動。他說人類放棄遊牧狩獵，選擇定居下來發展農業，這是自從有人類以來犯的最大的錯誤。這個結論把我們嚇死了，我們說定居農耕是今天所有文明的起源，包括儒家文化，還有我們今天熟悉的私有產權、金融交易，甚至於我姓陳、你姓王的姓氏，都跟農耕有關。戴蒙德教授下的這個結論是一個量化的研究。根據考古的估算，幾千年前，甚至1萬年、2萬年前男人、女人的平均身高越高，反映那個時候人民的收入、生活狀態應該越好。定居農耕社會出現之前，男人的平均身高是1.72，女人平均身高是1.62米左右；但是進入農業社會以後，男人身高跌到了1.6米，女人身高跌到1.5米多。
戴蒙德教授得出結論的主要原因是生產力大跌。他認為原始狩獵遊牧的人不需要像農民這樣，首先要開墾土地，還要播種、灌溉、防蟲、防災，這樣一來，整個糧食生產的過程，從開荒到收割要投入很多的勞動時間。遊牧社會的人到外面摘自然生長好的果子，每個禮拜大概只需要工作十幾個小時就可以了。農業社會的農民，從天亮到天黑一直要勞作，而且勞動強度比原始社會的還要大，單位產出的收入明顯下跌了很多。如果我們把所有的注意力只放在生產力提升還是下降，很容易犯一個錯誤，就是二千多年前的管子說的“月不足而歲有餘”的問題。一年四季12個月，農耕可能會月有不足，但一年下來卻會有剩餘，這是一個很經典的風險挑戰問題。
實際上，現在很多研究主要是跟戴蒙德教授做對抗，他忽視了人類做的很多創新、很多貢獻，都是為了讓我們應對風險和災荒的能力大大提升。實際上，定居農耕做的第一個創新是在一個地方安定下來，這樣一來，先人發明出很多的罎罎罐罐儲藏糧食，規避風險。世界很多博物館展出古代文明的內容，最多的就是罎罎罐罐之類的東西，這是很重要的，反映了人類從原來被動接受天災人禍，變成主動防範，提前把糧食和肉藏起來準備過冬，在災荒之時也能夠活下去。從研究金融、研究風險管理的角度來講，遊牧社會的人每幾個星期要搬一次家，也是應對風險的一種方式。
人類為規避風險所做的創新，看出社會是否越來越文明
以生產力作為判斷社會進步的唯一標準有嚴重的問題，其他的一些量化歷史的研究可以說明，除了生產力以外，風險規避的手段、圍繞風險規避做的創新也是非常重要的。除了生產力之外，人類文明程度的提升可以通過什麼指標具體反映出來？有一類量化歷史的研究，圍繞著一個基本的問題——規避風險，具體通過命案發生率的研究來體現。首先，人類是不是變得越來越文明，可以通過人們每天跟別人打交道時，是不是存在很高的被打死的概率，即命案發生率來判斷。這是很多學者，特別是歷史學者非常關心的話題。但是，原來沒有這方面的量化資料，大家靠印象判斷其實是有誤差的。如果留意一些新聞報導，要麼是敘利亞戰爭，要麼是國外哪裡有槍擊把誰打死了，這樣容易給我們一個印象：我們生活的世界還是每天充滿著暴力。其實未必，資料能夠告訴我們更多真相。首先看看歐洲社會，從西元1300年一直到現在，700年裡平均每年在10萬人中會有100個死於非命（不算戰爭死亡），也就是千分之一的概率。到了21世紀初，這個概率下降到了10萬分之一，700年來，你在歐洲社會的路上走著，面對被打死的概率下降了100倍左右。這個角度也是人類越來越文明的一個表現。雖然人均收入在過去幾千年基本上沒有什麼上升，但是，同時我們又看到，人們面對暴力死亡的概率在不斷下降，說明人類確確實實做了很多事，做了很多的創新。如果沒有這些量化歷史的研究，可能我們還會只從定性的印象裡感覺到，人類社會還是那麼野蠻。
其次，戰爭的情況。根據2007年《經濟學人》雜誌刊登的一篇文章，關於原始社會的男人每年要參與打仗、每年死於戰爭的頻率大概是多少，做了一個估算。根據估算，狩獵原始社會裡，每年有90%的男人要外出打仗，有25-30%的男人會死于暴力兇殺。根據哈佛大學斯蒂芬教授結合許多考古學者、歷史學者的研究綜合來看，結論是，原始社會，每年在一萬人裡大概有500個左右會死於戰爭；到了21世紀的前8年，10萬人裡只有0.3個人死於戰爭。從原始社會到現在，戰爭死亡率下降了1500倍左右，這是一個非常大的進步。
當然，這些歷史研究如何能夠把人類的很多創新，包括金融創新、金融市場發展，跟暴力死亡率的下降、戰爭死亡率的下降掛上鉤呢？要回答這個問題，就要搞清楚，戰爭和暴力背後的起因到底是什麼？是不是有很多的人天生就有暴力和發動戰爭的欲望，當然可能真的有，但可能有別的原因逼著他有這樣的衝動。秦朝以來，中國兩千多年的歷史上，什麼時候北方的遊牧民族最可能會攻打中原？旱災年份攻打中原最多。在任意10年裡，多一年的旱災，北方遊牧民族攻打中原的概率就會增加26%左右，接下來的這些年裡攻打中原的概率要比平時高57.6%。如果發生水災的話，北方遊牧民族短時期內攻打中原的概率會減少36.4%，更長時間內攻打中原的概率降低80.6%。遊牧民族不是吃飽了飯沒事做的時候，越過長城攻打中原，沒有這樣的動力。但是，旱災發生，植物也不長，動物也不長，被逼得走投無路，才要攻打中原。今天即使是蒙古、外蒙、內蒙、新疆、哈薩克發生旱災，我們在北京或者是山西就用不著擔心他們攻打中原，因為現在有運輸網路。同樣重要的還有另外兩個方面的創新：
自由市場有助於社會文明，減少暴力
一個方面的創新，是跨越地區的商品市場的形成，市場也是促進人類文明化的一個推動力。舉個例子，修大運河是為了往北方運草糧，讓朝廷有東西吃。1824年，道光皇帝說，以後不用運河運糧食了，改為用海運。本來每年官方要花很多的時間和資源清河底的污泥，這樣一來，使得運河周邊的貿易市場、跨地區的貿易市場，無法生存就死掉了。大運河被廢棄了一段時間以後，周邊一旦遭受災荒，農民暴動頻率明顯上升。另外一個例子，八九十年代，湖南等地的省政府和縣政府做各種努力，設置很多的路卡，不讓本地的大米運往廣東，現在看起來是一個很糟糕的做法。本來出現饑荒的時候，通過跨地區的運輸，就可以讓受災地區的人有東西可以吃，讓他們用不著偷搶，更用不著通過暴動起義達到目的。
所以，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商品市場的發展完成跨空間的物資互換，金融市場的發展解決跨時間、跨區域的價值互換，通過商品市場和金融市場，不僅可以平衡不同地區的供給差別，同時，把未來的生活需要與今天的生活之間的矛盾處理得更平緩，解決了跨越時間和空間的收入不平等、收入差別上漲下跌的問題。這樣一來，通過暴力求生存，戰爭求生存的必要性就大大下降了。這些年我花很多時間在解釋為什麼自由市場是很重要的，因為自由市場不僅能夠最大化地發揮個人的生產能力、創業能力，而且有助於社會文明、減少暴力。以上看來，災荒和風險事件是主要迫使人、迫使社會行暴，通過發動戰爭求活路的主要原因。按照這個思路，金融市場、商品市場的發展可以起到降低暴力衝動的作用，就是因為市場減少了我們面對活不下去的挑戰的時間和頻率。
儒家文化以婚姻和家庭為本，在限制之中最大程度維護穩定
另外一類創新主要是文化方面的，例如儒家文化之於中國的重要性。作為中國人，在感情上很難離開儒家文化這一套體系。但是，如果我們仔細看一看，儒家經典的一些內容，現代人可能很難接受，比如三綱五常，在家從父，出嫁從夫，夫死從子。再就是貞節，為什麼貞節是針對于女人，不是針對于男人呢？核心的原因是按照儒家的主張，中國人安身立命、生老病死的風險防範不是靠股票、靠債券、靠保險、靠基金的，是靠兒子，養子防老。養子防老的體系是為了解決未來生存需要的最核心的依賴。這樣一來，如果不講女子的貞節，小孩是誰的可能變成一個大問號。丈夫會覺得不是自己的血緣，如果在他身上投資了那麼多，以後他會孝敬自己嗎？是基於這樣的邏輯，特別是從宋代開始，旌表烈女的規則越來越嚴。明代，女人如果30歲前喪夫做了寡婦，到50歲，官方可以正式給他們家立一個牌坊，還要給很多獎勵。到了清朝的時候更甚。通過強烈推崇貞節文化，讓中國人對養子防老的體系更信任、更依賴，主要是跟官方的強調有關係。所以在中國傳統儒家社會的影響下，把婚姻和家庭看得非常重；但是現在為了買房子可以隨便離婚，政策、制度的激勵，使得更多人不把婚姻當一回事。
我收集了中國不同時期的結婚證書。我發現，18、19世紀中國人的婚書很複雜，花樣很多，寫的內容也多。到了20世紀30年代初，中國人的結婚證上開始簽字，在此之前，結婚是民間的事，跟官方沒有任何的關係。到了50年代的時候，中國人的婚書變得越來越簡單。文革前後，婚書中不斷輸入很多政治內容，連毛主席的像都在私人結婚最重要的證書上出現。到了現在，是最簡單的，除了照片以外，只有一句話：茲證明張三和李四結為夫妻，大概再有一個句號就完了。從婚書的變遷中，我發現中國人的婚姻觀、家庭觀在不斷變化。
近些年來，龔啟聖教授和我們這些團隊針對性做了研究：儒家建立宗族家族體系，從孔子開始一直持續到中華民國時期，經歷兩千多年的努力，儒家文化到底是不是起到了一些積極的、我們希望達到的作用呢？龔教授在這方面做的研究創新很多。首先用到的是山東，整個清朝200多年裡，山東107個縣，各個縣農民起義的次數有多少？每個縣的孔廟數量有多少？主要是想用孔廟的數量反映一個縣對儒家文化重視的程度，如果對儒家文化越重視，孔廟就越多，那個地方的宗族家族結構就會更強，在面對災荒等生存挑戰的時候，家族成員之間互通有無的可能性就會越高。也就是說，儒家文化越強的地方，族人之間進行跨區價值交換的概率越高，違約的可能性越低。大家無意中都有這樣的觀念，如果親戚之間來往不是很多，對儒家的遵守度不是很高的話，慢慢的，對族裡的親戚幫忙互助的頻率、意願就會低很多。
經過計量分析，我們大致可以得到一個印象，山東南部的縣農民暴動的頻率最高（20次以上），再就是靠近青島的地方（10-20次）；中部的縣農民起義的次數是最少的（10次以下）。而各個縣孔廟的數量，跟起義數量正好是反過來的。大致可以看出來，儒家文化對個人權利、個人自由的約束特別多，特別是對婦女、對妻子的限制特別多；但是，它帶來的好處是，在沒有金融市場的傳統社會，通過依賴宗族、依賴養子防老這個體系，保證人民的安全感，由此對降低暴力、戰爭的頻率起到根本的作用。
量化歷史，測試文明優劣的一個極端化指標——暴力死亡率
第三個例子，就是中華文明的方方面面怎麼傳承，跟其他的文明進行接觸的時候，彼此的優勢和劣勢到底是什麼樣的？以前關於不同文明的比較研究，定性的比較多，很少用量化的方法做比較。比較典型的研究文化、研究哲學的學者，會拿《論語》和西方的亞里斯多德的心得做一些對比。坦率的講，如果你看不同文明的經典著作比較多的話，會發現不同的文明大致上對於仁義、道德方面的強調都必然會很多。如果我們只是停留在思想、經典著作的表述方面比較不同的文明，很難得出一個結論，哪個文明更有利於人類社會的發展？正是因為這點，我們最好引進量化的方法，用對於人類社會來說最重要的終極指標——暴力死亡率來判斷。
舉個例子，我們對清朝的命案率做了一個估算。可以看到，從17世紀康熙登基開始，一直到1900年，中國社會老百姓面對的暴力死亡率都是在十萬分之二。相比之下，同期西歐社會，哪怕是用英國的標準來看，社會普通人死於暴力的概率一直到十九世紀初期以前，都比中國高。這些年我們也對這個問題思考比較多，為什麼我們在中國，哪怕是半夜兩、三點鐘，不管是在北京還是深圳，可能深圳稍微差一點，走到哪個大街小巷裡，也不會擔心有人走上來用一把刀把我捅死或者是搶我東西。但是在美國很多的城市，尤其是紐約或者三藩市，或者耶魯的邊上，當地的人會告訴你，到了八九點以後千萬不要去這些區。在中國社會，既使是今天，我們感覺到人身安全的擔憂，比起在西方社會要低很多。當然，我們的一個解釋是，自從漢朝以來，儒家在老百姓層面建立的權利體系歷來是很清楚的，就是你這個族裡最年老的人是最權威的。一旦權威體系變得很清晰，在老百姓層面，整個村裡、族裡的次序也會變得很清晰，暴力、搶劫等這些行為出現的概率就會比較低。
中國歷代死於非命的皇帝究竟喪于誰手？
另外，再看看上層建築層面，我們把中國皇帝每年面對的死於非命的概率跟歐洲和伊斯蘭社會的君主所面對的做個對比。歐洲從西元500年到西元19世紀，歐洲的國王死於非命的百分比大概是27%左右；中國從秦始皇以來各個王朝的皇帝死於非命的占比大概是37%，比歐洲的國王高10個百分點左右。背後的邏輯是，對於一個國家來說，整個制度設計得好與不好，除了經濟發展這個指標以外，也可以用最高權力的掌權者死於非命的概率來判斷。制度設置得越好，權力制衡、安排得越細越可靠，皇帝就越不用擔心有人奪取權力。總體上來看，從秦始皇一直到清末皇帝，每年一個皇帝死於非命的概率大概是十萬分之三千二百左右，歐洲國王死於非命的概率是十萬分之二百左右，中國皇帝死於非命的概率比歐洲高出2倍左右。當然，這裡可以做很多不同的解讀。但是，從這個數字裡可以看出，在儒家文化之下，老百姓層面的秩序和安全比較早、比較好地解決了，但是，上層的權力結構、制度安排，還沒有理出一個方式可以規避以宮廷戰爭來決定下一任掌權者。
我們還關心一個話題，中國歷代皇帝有37%死於非命，到底哪些人更有可能威脅到皇帝的生命？在我們的想像中，如果皇帝做得不好，老百姓要造反，就把皇帝殺頭，朝代終結，另一個朝代開始。但是，整個中國歷史上，改朝換代的次數還是很少的。根據我們的樣本來看，這幾百個被殺掉的皇帝裡，不到2%的是真正被起義成功的起義軍殺掉的。有將近20%左右的皇帝是被入侵者殺掉的。除此以外，38%的皇帝是周邊的大臣殺掉的；34%左右的皇帝是被自己的兄弟、子女和外戚殺掉的。換句話說，皇帝周邊的人成為弑君兇手的百分比是3/4。這可能跟我們最近些年看的那麼多宮廷電視劇的印象差不多。
我們關心的話題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是對於今天中國的現實意義，二是比較不同文明、不同的社會，到底哪個更好，哪個不好。我知道流行的看法是，沒有哪個文明更好，哪個文明更差，都是同等的，可以接受的。但是，如果用硬性的暴力死亡率和皇帝會不會被殺死的指標來看，我們還會不會說哪個文明都應該尊重，應該保留下來？
下面這組資料反映的是中國的皇帝平均執政時間。從西元700年左右一直到西元1500年接近明末的時候，中國皇帝的平均執政時間波動性很大，一會高一會低。我們可以想像，沒有民主選舉的時候，制度安排得越好，權力交接解決得越好的社會，君主執政的時間越長，反過來會很短，所以中國皇帝的平均執政時間總是上下波動。從西元700年到西元1500年，西歐國王的平均執政時間總體在增加，反映了西歐社會的制度設計，總的來講是越來越可靠的。而伊斯蘭國家君主的平均執政時間，從西元1000年左右一直下降。伊斯蘭文明、基督教文明和中華文明幾百年的經歷，從資料中反映出，中國還沒有把制度設計的問題解決好，所以皇帝執政時間總是上下波動，沒有像西歐社會直線上升的趨勢，但是也沒有伊斯蘭國家做得那麼糟糕。既使到了今天，這些資料反映的局面還是我們當前面對的現實，伊斯蘭國家還是在每況愈下。
對於任何社會來說，真正要關注的是消費差距
最後一類的研究是關於消費差距的。以往關於歷史的研究，定性的比較多，量化的比較少。其實，過去不管是決策者還是學者，太多把注意力放在財富差距和收入差距上，而沒有放在消費差距上。對於任何社會來說，真正要關注的是消費差距，不是財富差距和收入差距。也就是說，馬化騰一年的收入可以幾百億、幾千億，但是他一天也只是三頓飯，不可能吃幾百噸飯。我想說的是，從另一個角度看量化歷史研究，可以給我們帶來哪些比較有意思的結論。
16世紀，英國富人的小孩平均數量為5.8個，最窮的英國家庭平均小孩數量只有3個。從這個意義上來說，16世紀的時候，你是富人還是窮人，具體決定了你可以生多少個兒子。但是到了19世紀初，反過來了。幾百年前，財富差距可能決定了生小孩的數量，但是現在貧富差距至少不影響生多少個小孩。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這反映了人類比過去幾百年越來越進步了。
19世紀初期，最富的2%的巴黎人平均壽命大概是62歲，最窮的平均壽命是52歲。19世紀中期，馬克思寫《資本論》的時候，最富的巴黎人的平均壽命達到了67歲，但是窮人的平均壽命不僅沒有上升反而下降到46、47歲左右。但是從那個時候開始到20世紀，以至21世紀，富人的平均壽命跟窮人的平均壽命快速的靠攏。是哪些原因造成的呢？主要是醫療技術變得越來越普惠，越來越便宜，誰都可以買得起好的醫療器械，用得上各種不同的藥，也可以看醫生。這樣一來，真正的富人群體，跟最窮的群體在醫療差距、消費差距、生小孩的差距方面，越來越不像原來那麼顯著了。
我們以往對財富差距關注得很多，然而受益于現代制度的演變，或者說受益於技術的演變，特別是移動互聯網的發展，不管得到金融服務的機會，還是醫療的機會、消費的機會，窮人和富人之間的距離在不斷縮短。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大家所從事的事業在直接或間接地縮短窮人和富人的差距。如果最終能夠把這些方方面面的差距縮短的話，到最後，在一些真正的重要的指標上，差距可能越來越不像原來那麼明顯了。
這些都是通過量化研究以後，才能讓我們看得越清楚。如果我們不用量化的角度把歷史資料利用起來，做更長時期的跨區分析，如果只把注意力放在沒完沒了的討論一個話題，我們可能對於現在的社會、對於今天，甚至未來，會越來越失望。當然，這也是為什麼，儘管現在我的年齡越來越大，但是瞭解到量化歷史研究的結果以後，讓我覺得越來越興奮。因為這些結果，無論是在我學電腦的時候，還是學經濟學的時候，都是沒有機會學習到的東西。
以上是我對量化歷史研究的認識。謝謝大家！
（文字整理 / 編輯 張曉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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