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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評價魯迅對待中醫、中藥遺產的看法和態度問題上， 歷來眾說紛紜， 各執一端。 有的認為魯迅對中醫藥是持批判、否定態度的。 有的則認為魯迅對中醫藥是一貫的重視和愛護的， 還有的認為， 魯迅對於中醫藥的認識和態度， 隨著他的思想的發展， 有一個從否定到肯定的發展過程。 那麼， 究竟應該如何評價這一問題呢？在我看來， 應當用歷史的、發展的觀點， 全面地去看待魯迅對於中醫藥遺產的看法和態度， 這樣才能得出比較符合事實的結論。
無疑， 魯迅前期對中醫是抱有成見的， 在有些方面是很為反感的。 故他在早期作品中， 凡涉及到中醫、中藥的地方， 幾乎都是用些抨擊和鞭答的文字。 如在散文《朝花夕拾·父親的病》中， 比較集中地抨擊、嘲諷了紹興的幾個“名醫”所謂“醫者，
首先， 要歷史地看待魯迅對“中醫”的抨擊。 散文《父親的病》這是魯迅對他十三歲至十六歲的家庭生活的忠實記錄， 這裡集中鞭撻的是紹興的幾個所謂的“名醫”——庸醫， 揭露了他們巫、醫不分， 故弄玄虛， 視人命為兒戲的種種劣跡。
其次， 對魯迅鞭笞“中醫”的話， 要作具體分析， 倘若把魯迅講過“中醫不過是一種有意的或無意的騙子”的話， 用來說明魯迅對中醫藥的態度則是錯誤的， 這也是難以令人信服和苟同的。 因為魯迅講此話時是有前提的。 一是他父親生病雖經治療， 但庸醫誤人， 最後一命嗚呼， 這是一個不可忽視的原因。 魯迅後來赴日學醫， 這也是個促成的因素。 正如他自己所說：“即使有人說中醫怎樣可靠， 怎樣靈， 我還都不信， 自然其中大半原因是因為他們耽誤了我的父親的病的緣故罷”（《墳·從鬍鬚說到牙齒》）。 他還準備畢業回國後， “救治象我父親似的被誤的病人的疾苦”（《呐喊·自序》。
顯而易見， 魯迅在這裡所抨擊的“騙子”式的中醫， 就是指象《父親的病》中所描述的， 發那種議論和開那種藥方， 弄神弄鬼、害人騙錢的庸醫。 這與整個中醫藥的科學體系是不可相提並論的。 所以， 如果把這籠統地說成是魯迅對“中醫”的批判和否定， 顯然是不符合事實的。
誠然， 作為前期革命民主主義者的魯迅， 由於還沒有建立起辯證唯物主義世界觀，方法上還包含著不少形而上學的成分，看問題難免存在片面性和絕對化，對中醫藥的看法可以說有著偏頗之處。如在《墳·從鬍鬚說到牙齒》中說過“自從盤古開地以來，中國就未曾發明過一種止牙痛的好方法”，“我從小就是牙痛黨之一……住的又是小城，並無牙醫……惟有《驗方新編》是唯一的救星；然而試盡‘驗方’都不驗。”他還在《華蓋集·忽然想到一至四》裡說“《內經》直到現在還是醫家的寶典”,“這可算得天下奇事之一”。這主要是由於魯迅早年受當時歷史條件的限制，特別是受他自己的世界觀的限制。再說，這不是魯迅前期對中醫的全部看法，而僅僅是一個方面，甚至可以說是不很重要的方面。
如果說，魯迅早期在對庸醫、江湖騙子猛烈抨擊的同時，對中醫藥的看法摻雜有偏激之詞，還不能用歷史的、辯證的方法對祖國醫藥學遺產中的糟粕和精華，加以全面分析和區別，那麼，後期他隨著世界觀的轉變，對祖國醫藥學的認識，如同文化遺產一樣也應用了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的觀點。他對中醫藥作出了科學的評價，看法日趨完整、全面、嚴謹和正確。
一九三三年，魯迅作《經驗》一文，對我國明代偉大的醫藥學家李時珍的《本草綱目》給予充分的肯定。他寫道“這一部書，是很普通的書，但裡面卻含有豐富的寶藏”。“大部分的藥品的功用，卻由歷久的經驗，這才能夠知道到這程度，而尤其驚人的是關於毒藥的敘述”。並指出這部“龐大的書”，是古人“費去許多犧牲，而留給後人很大的益處”。這裡，充分肯定了李時珍撰寫的藥物著作在總結、傳播我國傳統醫藥知識、經驗方面的重要意義。魯迅對待中醫藥態度的可貴之處，還在於他能不斷地修正自己不正確的看法。前面說到，魯迅早期對古典醫籍《驗方新編》是持否定態度的。但到後期他的看法有了根本的改變。許廣平在《略談魯迅對祖國文化遺產的一、二事》中就這樣寫道“魯迅非常稱讚《驗方新編上的一些藥方，曾經親自介紹一位朋友用它治療形在孩子的疝病。“這同他早期的意見形成了鮮明的對照。
許廣平還回憶道“一二八”上海戰事時,她患了“白帶”病，就服用白帶丸和白鳳丸，“看到我繼續服了幾粒白鳳丸居然把患了幾個月的宿疾醫好，魯迅先生對於中國經驗藥品也打破成見，而且拿我這回經驗告訴一些朋友，他們的太太如法炮製，身體也好起來了。（《追憶蕭紅》載《文藝復興》）
魯迅對中醫藥的愛護和重視是多方面的。許廣平在《略談魯迅對祖國文化遺產的一、二事》中還寫道魯迅在上海時和弟弟周建人在茶餘飯後，“從植物學談到《本草綱目》或其他中醫和生草藥治急病見效等的。……他自己也曾經生過‘抱腰龍’的病，在鄉間也用一種簡單的藥物治療好了”。“他常常向周圍人稱讚過一種叫‘草頭郎中’的醫生，認為他們用幾樣簡單的生草藥治病，往往有非常好的效果”。
魯迅還作《我的種痘》一文，對於祖國醫學的一項重大成就——古代的種痘法。據記載，我國十六世紀已廣泛採用人痘接種法，以輕症天花病人的痘疹接種鼻內〔又稱鼻苗〕為當時抗天花的唯一方法，也是世界上最先使用人工免疫法的實例，普遍傳歐亞各國，熱情加以介紹和肯定。他還經常鼓動大家接種牛痘。文中這樣寫道“我是一向煽動人們種痘的，……然而困難得很，因為大家說種痘是痛的。再四磋商的結果，終於公舉我首先種痘。作為青年的模範，於是我就成了群眾所推戴的領袖，率領了青年軍，浩浩蕩蕩，奔向校醫室裡來。”同時，他還把兒童的種痘，當作保護下一代健康的大事來抓。他的兒子海嬰出生不久，魯迅就同夫人抱著海嬰到福民醫院種痘。事後，魯迅在三年二月六日的日記裡高興寫道“上午同廣平攜海嬰往福民醫院診視牛痘，計出三粒，極佳。”
在魯迅看來，西醫雖然比中醫更科學、更現代化些，但西醫中也滲透著中醫藥的經驗。如在《三閑集·皇漢醫學》中，他引錄別人的話說“敝邦指日本西洋醫學盛開，無複乎多紀氏書者”,“多紀氏書，發仲景氏微旨”。
張仲景是東漢名醫，著有名著傷寒雜病論計十六卷，內容包括傷寒和雜病兩個部分，約成書於西元三世紀初葉年，在國內外流傳較廣，特別是對日本影響很大。所以說日本西醫書籍“發仲景氏微旨”雖誇張了一點，但卻是有案可稽的。以植物為主的中草藥的引用，在我國也有著悠久的歷史，並積累了豐富的經驗。魯迅對此曾給予很高的評價。他肯定這是“歷來的無名氏”所創造出來的科學，“留給後人很大益處”（《經驗》）。中國醫藥學不僅在我國人民的保健事業中發揮了重大的作用，而且對世界各國的醫學發展作出了貢獻，特別是對日本有著十分重要的影響。魯迅稱讚為“含有豐富的寶藏”的《本草綱目》，於一六六年傳入日本，引起日本醫學界的極大重視，在日本被多次翻印。魯迅于一九三年翻譯的《藥用植物》中讚揚《本草綱目》是“流傳至今而最著名”的中國醫藥學名著。而《藥用植物》包含著我國歷代勞動人民所積累起來的豐富的用藥治病的經驗。如書中說甘草是生於中國的多年生草本植物，中醫“常用于咽喉諸病，為鎮咳藥”，每年大宗輸入日本。對延胡索、當歸、柴胡、蒼術、桂皮等也進行了介紹和分析。據此可窺見魯迅譯介此書之用意。
魯迅同時也認為，西醫對中醫也有很大促進。他不僅在《父親的病》中曾引用一位醫生的話說“西醫長於外科，中醫長於內科”，而且進而指出“中西的思想確乎有一點不同”。他形象地解釋道“聽說中國的孝子們一到將要‘罪孽深重禍延父母’的時候，就買幾斤人參，煎湯灌下去，希望父母多喘幾天氣，即使半天也好。”而西醫卻認為“可醫的應該給他醫治，不可醫的應該給他死得沒有痛苦”。魯迅在這裡比較傾向于西醫的看法。在《經驗》中，魯迅在論及《本草綱目》時還曾這樣說過“這書中的所論，又不獨是中國的，還有阿刺伯人的經驗，有印度人的經驗”。這也是說中醫藥中滲透了外國醫藥的經驗。此外，魯迅還指出了，中醫藥吸取西醫藥經驗時，要取其精華，“融合新機”。他曾舉例說，西法牙醫的經驗，“在中國人手裡再一傳，又每每只學得鑲補而忘了去腐殺菌，仍複漸漸地靠不住起來。”這在於“不過學石了一點皮毛，連消毒去腐的粗淺道理也不明白。(《簇華蓋集·忽然想到〔一至四〕》)這種見解在當時應該說是頗為深刻獨到的。
要正確評價魯迅對中醫藥的看法和態度，必須歷史地、全面地去看待魯迅的文章、言論，以及魯迅親屬朋友的回憶文章。魯迅是人而不是神，所以我們不可能要求他每句話都正確無誤。但魯迅畢竟是偉大的。根據上述分析，我們可以看到，無論是他對中醫藥裡消極、糟粕部分和庸醫、江湖騙子的批判，或是他對祖國傳統醫學中豐富經驗的肯定，或是對中西醫互相滲透、取長補短的意見，以及提出文藝創作也要學習中醫藥裡全面觀察問題的辯證思想，等等，採取的是批判繼承的態度，用他的話說就是，“‘洽如吃用牛羊，棄去蹄毛，留其精粹”（《且介亭雜文·論舊形式的採用》）。所以，正確地評價魯迅對中醫藥的看法，認真地學習魯迅對中醫一分為二的科學態度，對於我們發掘中醫藥這個偉大的寶庫，繼承和發展祖國醫藥傳統是不無裨益的。
由於還沒有建立起辯證唯物主義世界觀，方法上還包含著不少形而上學的成分，看問題難免存在片面性和絕對化，對中醫藥的看法可以說有著偏頗之處。如在《墳·從鬍鬚說到牙齒》中說過“自從盤古開地以來，中國就未曾發明過一種止牙痛的好方法”，“我從小就是牙痛黨之一……住的又是小城，並無牙醫……惟有《驗方新編》是唯一的救星；然而試盡‘驗方’都不驗。”他還在《華蓋集·忽然想到一至四》裡說“《內經》直到現在還是醫家的寶典”,“這可算得天下奇事之一”。這主要是由於魯迅早年受當時歷史條件的限制，特別是受他自己的世界觀的限制。再說，這不是魯迅前期對中醫的全部看法，而僅僅是一個方面，甚至可以說是不很重要的方面。如果說，魯迅早期在對庸醫、江湖騙子猛烈抨擊的同時，對中醫藥的看法摻雜有偏激之詞，還不能用歷史的、辯證的方法對祖國醫藥學遺產中的糟粕和精華，加以全面分析和區別，那麼，後期他隨著世界觀的轉變，對祖國醫藥學的認識，如同文化遺產一樣也應用了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的觀點。他對中醫藥作出了科學的評價，看法日趨完整、全面、嚴謹和正確。
一九三三年，魯迅作《經驗》一文，對我國明代偉大的醫藥學家李時珍的《本草綱目》給予充分的肯定。他寫道“這一部書，是很普通的書，但裡面卻含有豐富的寶藏”。“大部分的藥品的功用，卻由歷久的經驗，這才能夠知道到這程度，而尤其驚人的是關於毒藥的敘述”。並指出這部“龐大的書”，是古人“費去許多犧牲，而留給後人很大的益處”。這裡，充分肯定了李時珍撰寫的藥物著作在總結、傳播我國傳統醫藥知識、經驗方面的重要意義。魯迅對待中醫藥態度的可貴之處，還在於他能不斷地修正自己不正確的看法。前面說到，魯迅早期對古典醫籍《驗方新編》是持否定態度的。但到後期他的看法有了根本的改變。許廣平在《略談魯迅對祖國文化遺產的一、二事》中就這樣寫道“魯迅非常稱讚《驗方新編上的一些藥方，曾經親自介紹一位朋友用它治療形在孩子的疝病。“這同他早期的意見形成了鮮明的對照。
許廣平還回憶道“一二八”上海戰事時,她患了“白帶”病，就服用白帶丸和白鳳丸，“看到我繼續服了幾粒白鳳丸居然把患了幾個月的宿疾醫好，魯迅先生對於中國經驗藥品也打破成見，而且拿我這回經驗告訴一些朋友，他們的太太如法炮製，身體也好起來了。（《追憶蕭紅》載《文藝復興》）
魯迅對中醫藥的愛護和重視是多方面的。許廣平在《略談魯迅對祖國文化遺產的一、二事》中還寫道魯迅在上海時和弟弟周建人在茶餘飯後，“從植物學談到《本草綱目》或其他中醫和生草藥治急病見效等的。……他自己也曾經生過‘抱腰龍’的病，在鄉間也用一種簡單的藥物治療好了”。“他常常向周圍人稱讚過一種叫‘草頭郎中’的醫生，認為他們用幾樣簡單的生草藥治病，往往有非常好的效果”。
魯迅還作《我的種痘》一文，對於祖國醫學的一項重大成就——古代的種痘法。據記載，我國十六世紀已廣泛採用人痘接種法，以輕症天花病人的痘疹接種鼻內〔又稱鼻苗〕為當時抗天花的唯一方法，也是世界上最先使用人工免疫法的實例，普遍傳歐亞各國，熱情加以介紹和肯定。他還經常鼓動大家接種牛痘。文中這樣寫道“我是一向煽動人們種痘的，……然而困難得很，因為大家說種痘是痛的。再四磋商的結果，終於公舉我首先種痘。作為青年的模範，於是我就成了群眾所推戴的領袖，率領了青年軍，浩浩蕩蕩，奔向校醫室裡來。”同時，他還把兒童的種痘，當作保護下一代健康的大事來抓。他的兒子海嬰出生不久，魯迅就同夫人抱著海嬰到福民醫院種痘。事後，魯迅在三年二月六日的日記裡高興寫道“上午同廣平攜海嬰往福民醫院診視牛痘，計出三粒，極佳。”
在魯迅看來，西醫雖然比中醫更科學、更現代化些，但西醫中也滲透著中醫藥的經驗。如在《三閑集·皇漢醫學》中，他引錄別人的話說“敝邦指日本西洋醫學盛開，無複乎多紀氏書者”,“多紀氏書，發仲景氏微旨”。
張仲景是東漢名醫，著有名著傷寒雜病論計十六卷，內容包括傷寒和雜病兩個部分，約成書於西元三世紀初葉年，在國內外流傳較廣，特別是對日本影響很大。所以說日本西醫書籍“發仲景氏微旨”雖誇張了一點，但卻是有案可稽的。以植物為主的中草藥的引用，在我國也有著悠久的歷史，並積累了豐富的經驗。魯迅對此曾給予很高的評價。他肯定這是“歷來的無名氏”所創造出來的科學，“留給後人很大益處”（《經驗》）。中國醫藥學不僅在我國人民的保健事業中發揮了重大的作用，而且對世界各國的醫學發展作出了貢獻，特別是對日本有著十分重要的影響。魯迅稱讚為“含有豐富的寶藏”的《本草綱目》，於一六六年傳入日本，引起日本醫學界的極大重視，在日本被多次翻印。魯迅于一九三年翻譯的《藥用植物》中讚揚《本草綱目》是“流傳至今而最著名”的中國醫藥學名著。而《藥用植物》包含著我國歷代勞動人民所積累起來的豐富的用藥治病的經驗。如書中說甘草是生於中國的多年生草本植物，中醫“常用于咽喉諸病，為鎮咳藥”，每年大宗輸入日本。對延胡索、當歸、柴胡、蒼術、桂皮等也進行了介紹和分析。據此可窺見魯迅譯介此書之用意。
魯迅同時也認為，西醫對中醫也有很大促進。他不僅在《父親的病》中曾引用一位醫生的話說“西醫長於外科，中醫長於內科”，而且進而指出“中西的思想確乎有一點不同”。他形象地解釋道“聽說中國的孝子們一到將要‘罪孽深重禍延父母’的時候，就買幾斤人參，煎湯灌下去，希望父母多喘幾天氣，即使半天也好。”而西醫卻認為“可醫的應該給他醫治，不可醫的應該給他死得沒有痛苦”。魯迅在這裡比較傾向于西醫的看法。在《經驗》中，魯迅在論及《本草綱目》時還曾這樣說過“這書中的所論，又不獨是中國的，還有阿刺伯人的經驗，有印度人的經驗”。這也是說中醫藥中滲透了外國醫藥的經驗。此外，魯迅還指出了，中醫藥吸取西醫藥經驗時，要取其精華，“融合新機”。他曾舉例說，西法牙醫的經驗，“在中國人手裡再一傳，又每每只學得鑲補而忘了去腐殺菌，仍複漸漸地靠不住起來。”這在於“不過學石了一點皮毛，連消毒去腐的粗淺道理也不明白。(《簇華蓋集·忽然想到〔一至四〕》)這種見解在當時應該說是頗為深刻獨到的。
要正確評價魯迅對中醫藥的看法和態度，必須歷史地、全面地去看待魯迅的文章、言論，以及魯迅親屬朋友的回憶文章。魯迅是人而不是神，所以我們不可能要求他每句話都正確無誤。但魯迅畢竟是偉大的。根據上述分析，我們可以看到，無論是他對中醫藥裡消極、糟粕部分和庸醫、江湖騙子的批判，或是他對祖國傳統醫學中豐富經驗的肯定，或是對中西醫互相滲透、取長補短的意見，以及提出文藝創作也要學習中醫藥裡全面觀察問題的辯證思想，等等，採取的是批判繼承的態度，用他的話說就是，“‘洽如吃用牛羊，棄去蹄毛，留其精粹”（《且介亭雜文·論舊形式的採用》）。所以，正確地評價魯迅對中醫藥的看法，認真地學習魯迅對中醫一分為二的科學態度，對於我們發掘中醫藥這個偉大的寶庫，繼承和發展祖國醫藥傳統是不無裨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