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網上流傳一篇奇文， 將矛頭指向馬雲、柳傳志、馮侖、史玉柱、沈國軍、錢穎一等九名企業家、學者共同發起創辦的湖畔大學。
“資本巨頭們有著合流的趨勢。 這是他們對中國正在發生的變局的新應對， 也是這些精英前臺人物不甘於被操控的命運而要想‘獨立自主’而建立的新組織。 ”
按照這種邏輯， 中歐、長江這類商學院早該成為被取締的對象， 中國要重返改革開放前的時代， 以民營資本的消亡為榮。 這種活在“文革”想像中的寫作者， 一直是中文互聯網上一種奇葩的存在。 他們人數不多， 卻能製造出高分貝的噪音， 以各種方式否認改革開放以來的成績， 常識在他們這裡是一種稀缺品。
針對湖畔大學的批評代表了一種最新的動向， “重燃階級鬥爭”的鋒芒開始指向互聯網時代崛起的中國民營企業家。
如果在時間軸線上做一劃分， 或許可以將40年改革開放分為長度相等的前後兩個階段。 前一階段更多代表的是一種廢墟上的重生， 民營企業破土而出。 企業家身上的關鍵字， 是向“先進生產力”的致敬與效仿。 這種後發優勢， 在讓中國成為正常國家、融入經濟全球化的道路上， 功效卓著。 湖畔大學的共同發起人之一柳傳志， 就是這一階段的代表人物。
從1990年代末到現在， 這二十年間恰是第三次工業革命時代。 互聯網橫空出世並迅速商業化，
從更寬廣的視角， 甚至可以說， 中國國際話事權這些年的穩步提升， 很大程度上也得益於經濟的高速發展。 明乎此， 就會知道， 目前在網上喧囂的反對新商業文明的聲音， 是如何殫精竭慮試圖將中國拉回一個孤立的、封閉的、落後的、貧困的、愚昧的舊大陸。
在改革開放40年的第一個階段（前20年）， 曾有過三次左、右思想的交鋒， 足夠波譎雲詭， 但最終仍無法阻礙中國社會向改革、開放的正確軌道上前行。 試過的錯， 足夠慘烈， 現實不會再度選擇歷史的倒車。
相較於前20年的思想交鋒， 目下活躍於互聯網上的一小撮反對新商業文明和改革開放的聲音， 要小得多。 他們是一股逆流， 在洞悉自身沒有扭轉乾坤重回舊時代之力後， 於缺乏制約的網路環境中， 愈發顯得聲嘶力竭， 喪心病狂。 早年對柳傳志的攻擊， 早已被證明是極左勢力的倒行逆施， 現在對馬雲、馬化騰和李彥宏的非議， 同樣帶有反對改革開放、反對全球化、反對互聯網新商業文明的濃墨重彩。
對企業家要慎用誅心之論。 他們是中國最務實的一群人， 用商業推動社會進步， 是最直接的一條路徑。 相較于傳統企業， 互聯網公司的社會關係網路更為簡單， 其成功更多倚仗個人才能和對風口的把握。 這些年來， 他們在公益和企業社會責任上的表現， 也可圈可點。
馬雲、柳傳志等人是中國改革開放、經濟全球化和互聯網新商業文明的最具代表性人物， 最能反映新時代成果。 如果搞掉他們， 誰最高興？那些反對中國改革開放的人會手舞足蹈。 那些反對經濟全球化的人會手舞足蹈。 那些反對互聯網新商業文明的人會手舞足蹈。
反對改革開放， 中國將繼續在文革的禁錮中故步自封。 反對經濟全球化， 中國將不能共用到來自全球的文明普惠。 反對互聯網新商業文明，中國將在新一輪的大國崛起機遇面前喪失先機。
搞掉馬雲、柳傳志等民營企業家，誰最高興？是那些敵視現代商業文明的頑固分子。他們在文革期間曾助推中國走向一個歧途，現在又想要中國再退回到40年前。
回望文革歲月，“停課鬧革命”曾讓中國失落了一代的精英教育。恢復高考後奮起直追的四十年，足以寫就一本大部頭的中國人的“光榮與夢想”。在大學教育上，中國和西方的差距正在逐步縮減，但差距仍巨大。
和民營企業家更相關的是商學教育。除了大學的經濟學專業之外，各類商學院也如雨後春筍般崛起。相對而言，後者和商業運營實踐之間有著更緊密的聯繫，其學員也多以商界精英為主。按照那篇抨擊湖畔大學文章的鬼怪邏輯，長江、中歐商學院才應是更早的“資本巨頭合流”的危險政治信號。
事實當然並非如此。商學院的經濟屬性，讓它的效應純然惠及商業世界。這些商業精英，其實是最希望穩定的一群人，惟“在商言商”才符合他們的利益，所以他們構成時代的穩定中堅。從國外如美國的經驗看，商學教育所帶來的也絕非危險，而是國家崛起和快速發展的動力。
湖畔大學和這些商學院，其實並無本質的不同。只不過湖畔大學更強調商業實踐的經驗，也因此它更契合企業主的需求，解決他們的痛點。
全球範圍內，最好的商業創新之地在矽谷。幾十年來，政府決策者和商業人士，一直在尋求破解矽谷之謎。各地建了很多高新產業園區，但卻很難發揮效用，很多已經變成“蚊子館”。不僅中國大陸，海峽對岸的臺灣也面臨這樣的問題。
我們知道，矽谷的產生，得益於斯坦福大學。和哈佛商學院比起來，斯坦福大學有更強的商業創新性和孵化能力。沒有斯坦福大學，建再多的高新產業園，也不會產生矽谷。同理，商學院本身的局限性，也註定他們不可能成為矽谷的搖籃。
如果關注那些在矽谷成長起來的商業奇才，從雅虎的楊致遠到穀歌的拉裡佩奇，你會發現，他們的脫穎而出，更多得益於斯坦福大學和矽谷產學相融的環境。教育和創業在這裡是合一的，可以相互快速切換。這是任何商學院所不能比擬的。
或許斯坦福大學和矽谷，註定是難以簡單模仿的。在中國，類似的產學相融的實踐或許就在杭州，在湖畔大學。我們知道，在阿裡巴巴、網易等的帶動下，杭州的創業氛圍幾居全國之冠，這裡湧現了大批的互聯網“獨角獸”，也有更多的後來者在資訊時代的高速公路上急行。這種創業氛圍和湖畔大學的教育共同構成一種可相輔相成的矽谷想像空間。
湖畔大學現在自然無法和斯坦福大學比擬。但斯坦福大學成立之初，也有過簡陋和艱難的歷程。相比起來，湖畔大學的資源調動卻又優渥得多。歷史不會簡單的相似，即便我們大膽假設湖畔大學某一天成為了中國商業創新的搖籃，它也註定和斯坦福存在較大差異。
無論如何，時代的巨輪總在向前，互聯網商業的力量無遠弗屆。古人說：倉廩實，知榮辱。換到今天可以進化地說，商業的興起，不僅提升人的素質，也將有助於社會的穩定和國家的崛起。
就像現在回看改革開放的三次思想交鋒一樣，我們總難免慨歎反商者的愚昧。在這個互聯網商業力量正向變革社會的時代，我們也將看到那些“食左不化”者，一點點被碾壓，終成時光隧道中破碎的笑料。
文/唐偉
反對互聯網新商業文明，中國將在新一輪的大國崛起機遇面前喪失先機。搞掉馬雲、柳傳志等民營企業家，誰最高興？是那些敵視現代商業文明的頑固分子。他們在文革期間曾助推中國走向一個歧途，現在又想要中國再退回到40年前。
回望文革歲月，“停課鬧革命”曾讓中國失落了一代的精英教育。恢復高考後奮起直追的四十年，足以寫就一本大部頭的中國人的“光榮與夢想”。在大學教育上，中國和西方的差距正在逐步縮減，但差距仍巨大。
和民營企業家更相關的是商學教育。除了大學的經濟學專業之外，各類商學院也如雨後春筍般崛起。相對而言，後者和商業運營實踐之間有著更緊密的聯繫，其學員也多以商界精英為主。按照那篇抨擊湖畔大學文章的鬼怪邏輯，長江、中歐商學院才應是更早的“資本巨頭合流”的危險政治信號。
事實當然並非如此。商學院的經濟屬性，讓它的效應純然惠及商業世界。這些商業精英，其實是最希望穩定的一群人，惟“在商言商”才符合他們的利益，所以他們構成時代的穩定中堅。從國外如美國的經驗看，商學教育所帶來的也絕非危險，而是國家崛起和快速發展的動力。
湖畔大學和這些商學院，其實並無本質的不同。只不過湖畔大學更強調商業實踐的經驗，也因此它更契合企業主的需求，解決他們的痛點。
全球範圍內，最好的商業創新之地在矽谷。幾十年來，政府決策者和商業人士，一直在尋求破解矽谷之謎。各地建了很多高新產業園區，但卻很難發揮效用，很多已經變成“蚊子館”。不僅中國大陸，海峽對岸的臺灣也面臨這樣的問題。
我們知道，矽谷的產生，得益於斯坦福大學。和哈佛商學院比起來，斯坦福大學有更強的商業創新性和孵化能力。沒有斯坦福大學，建再多的高新產業園，也不會產生矽谷。同理，商學院本身的局限性，也註定他們不可能成為矽谷的搖籃。
如果關注那些在矽谷成長起來的商業奇才，從雅虎的楊致遠到穀歌的拉裡佩奇，你會發現，他們的脫穎而出，更多得益於斯坦福大學和矽谷產學相融的環境。教育和創業在這裡是合一的，可以相互快速切換。這是任何商學院所不能比擬的。
或許斯坦福大學和矽谷，註定是難以簡單模仿的。在中國，類似的產學相融的實踐或許就在杭州，在湖畔大學。我們知道，在阿裡巴巴、網易等的帶動下，杭州的創業氛圍幾居全國之冠，這裡湧現了大批的互聯網“獨角獸”，也有更多的後來者在資訊時代的高速公路上急行。這種創業氛圍和湖畔大學的教育共同構成一種可相輔相成的矽谷想像空間。
湖畔大學現在自然無法和斯坦福大學比擬。但斯坦福大學成立之初，也有過簡陋和艱難的歷程。相比起來，湖畔大學的資源調動卻又優渥得多。歷史不會簡單的相似，即便我們大膽假設湖畔大學某一天成為了中國商業創新的搖籃，它也註定和斯坦福存在較大差異。
無論如何，時代的巨輪總在向前，互聯網商業的力量無遠弗屆。古人說：倉廩實，知榮辱。換到今天可以進化地說，商業的興起，不僅提升人的素質，也將有助於社會的穩定和國家的崛起。
就像現在回看改革開放的三次思想交鋒一樣，我們總難免慨歎反商者的愚昧。在這個互聯網商業力量正向變革社會的時代，我們也將看到那些“食左不化”者，一點點被碾壓，終成時光隧道中破碎的笑料。
文/唐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