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能接受嗎？我不能”， 徐靜蕾探著身子問我， 然後在煙灰缸裡擰滅香煙。
整個採訪過程， 這是她最嚴肅的一刻。 電影上映前夕， 生性散漫的徐靜蕾一直處在崩潰裡。
“我每天的行程都很滿， 好多事情等著我做。 複雜的事情做不好很正常， 但裝喇叭這麼簡單的事情怎麼能做不好？”於是才有開頭的那一句。
下個月， 徐靜蕾就將迎來43歲的生日。 這段時間也是她最忙碌的時刻。
她帶著警匪題材的新片《綁架者》重新回到大眾視野， 而這距離她的上一部電影《有一個地方只有我們知道》， 時間已經過去兩年。
見到她， 感覺時間並沒有在徐靜蕾身上留下什麼痕跡。
“老徐”算是娛樂圈特別的存在， 從沒徹底離開過這個圈子， 但也沒熱切地一猛子紮進功名利祿裡。 即便在“四旦雙冰”時代競爭慘烈的時刻， 徐靜蕾好像也是淡淡的， 沒流露過強烈的企圖心。
唯一的執念是自由。 脫離了被父親嚴格掌控的童年之後， 她就徹底拒絕任何規則的束縛和綁架。 對“必須”、“應當”這些詞天然抗拒。 成為演員後也沒有按部就班的規劃， 一會兒演偶像劇、一會兒拍港臺電影， 後來轉型去做導演， 完全隨心所欲。 新片《綁架者》乾脆直接取消發佈會，
而商業上亦是如此。 徐靜蕾的公司鮮花盛開， 已經成立超過10年， 股東名單上只有“我和爸爸”。 不引入、不運作資本更是少見。 “資本是要增長、要賺錢的， 但我不能忍受任何東西干擾到藝術創作本身。 ”徐靜蕾說。
圈子變了， 也“挺好的”
兩個小時的採訪裡， “挺好的”是老徐最常說的詞。 她不喜歡自上而下的判斷現象和行業， 沒有知識份子身上的苦大仇深， 甚至不認為時代正在快速淺薄化。 “要非說淺薄， 那時代一直挺淺薄的。 你能說90年代染黃頭髮和現在染白頭發哪個更淺薄嗎？”
然而不能回避的是， 此刻的娛樂圈與徐靜蕾成名出道時已經全然不同。 “從前是以拍文藝片為榮，
《一個陌生女人的來信》曾經幫徐靜蕾拿下了西班牙聖塞巴斯蒂安電影節的最佳導演獎， 但即便是10年前的電影市場， 也沒有讓這部電影收回成本， 而如今乾脆沒有人拍這樣的戲了。 “我現在也不怎麼看文藝片， 平時已經很累了， 進電影院看著哢哢哢的打戲挺好。 ”
除此之外， 整個行業的制高點和話語權歸屬也已經改變。
人們從崇拜權威的藝術家， 到開始“拍小孩兒的馬屁”。 似乎誰能捕獲更多年輕人， 誰就能成為最終的贏家。 娛樂圈的流量時代已然來臨。 徐靜蕾覺得這樣也“挺好”， 流量明星的出現是必然的階段， 供需關係是其中的決定性因素。
“我曾經看過一個‘一毛錢特效’的電視劇，
而演員們除了演戲這個主業之外， 也都計畫把自己的公司打包賣給上市公司， 寄望其在資本市場打滾幾番後， 借此大賺一筆。
而對於電影行業來說， 資本的介入更深。 製片方與發行方簽署對賭協議， 進行保底發行， 也是製片方提前錨定收益的一種手段。 但徐靜蕾拍片至今， 都拒絕這樣的發行方式， 理由是不想辜負投資人的信任。 “我覺得保底不好。 （票房）達不到那個金額， 讓別人虧了不好。 超過了那個金額， 自己賺不到錢也不好。 ”
徐靜蕾不全然把拍電影當成一筆可以簡單銀貨兩訖的生意， 資本固然有值得警惕的部分，很多時候也代表著人情。“投資代表一種信任”，而她不想辜負。她拍過賠錢的文藝片，但從轉型拍攝商業片以來，徐靜蕾從無敗績，不論是《杜拉拉升職記》還是口碑兩極化的《有一個地方只有我們知道》，雖然從沒產生過10億票房的“爆款”，但因為成本不高，總歸都是賺了錢。
她是投資人最喜歡的“顧全大局”的導演，理性與感性結合，而理性又佔據主導。徐靜蕾像產品經理一樣把控流程，提前留出資金以防萬一，並保證最重要的事情——不超出預算。有些導演因為光線、天氣、心情，可以說不拍就不拍，後期可以剪一年。但徐靜蕾不會。“導演就是一個產品經理和藝術創作結合的職位。片子和文章一樣，永遠都有可以修改的地方，但是要知道適可而止。”
自律——自由的另一面
徐靜蕾每每出現，新聞點總是圍繞著幾個詞：女權、才女、公知。甚至有人評價兜售女性主義的價值觀是徐靜蕾宣傳電影的副產品，是為了打造某種“人設”。
但徐靜蕾並不以為意。她對於這些標籤不斷表示反感。“我不願意像公知一樣傳播自己的價值觀，但我也沒法整天表演自己如何工作吧。”
那徐靜蕾是怎麼工作的呢？她對於工作和生活的態度涇渭分明，生活裡她自由散漫，為了不落埋怨就不做任何決定。但進入工作，就開始“嚴於律己，嚴以待人”。
從2月進入宣傳期以來，徐靜蕾每天就睡四五個小時。“我一睜開眼就工作，閉眼之前想的也是工作。”對於宣傳的視頻、物料，她都親力親為。《綁架者》的宣傳總監也是她多年好友姬霄這樣形容徐靜蕾：
一張海報裡應該有哪些人，開發佈會邀請嘉賓會不會漏掉誰，種種環節設置是否會冷場，預告片裡的字卡內容，包括每一篇宣傳稿件和發佈管道，她都挨個過問。
除了高度自律之外，她也嚴以待人，要求每個工作人員專業、敬業。當工作人員不用心而導致事情未達標準，老徐就會忍不住生氣。她偶爾也撂狠話，“那你看著辦吧。”
老徐的最近一次生氣是因為工作人員裝台的時候把四個喇叭裝成了相反的方向，兩個朝向觀眾，兩個朝向了舞臺。她還難得的流露出對整個行業的擔憂，“人才跟不上是大問題。好萊塢（做）道具都是藝術家，我們這樣怎麼可能超過人家。”
中年無危機
90後都難免因為“中年”將至而焦慮，但43歲的徐靜蕾對此毫無危機感。“我為什麼要擔心時代會拋棄我？時代是誰”。典型的徐式回答。
在可以掌握自己人生方向之後，她決心不讓任何東西左右自己的節奏和心情。用她自己的話說，要矯枉過正的追求自由。未來幾年她可能去拍新戲，也可能隨時消失，去學水彩，做回一名清閒的“家屬”。
這種絕對的自由，更像是對童年的一種徹底反叛，又像是一種自我補償。眾所周知，徐靜蕾度過了一段艱苦的童年。爺爺奶奶很早離異，日子也過得拮据。父親80年代的創業就是去附近的廢品廠撿鐵盒子來做變壓器。而除了物質上的匱乏之外，精神更是不自由。父親對她的要求近乎嚴苛。徐靜蕾必須每天寫大字、背詩，多照一下鏡子都會招來批評。要讀重點學校，要有出息。閱讀範圍也有嚴格的規定，不能去讀那些“容易讓人脆弱”的東西。
拍過7部戲，但徐靜蕾幾乎不回望自己此前的任何作品。一方面是因為在上百次的剪輯裡失去判斷，另外一方面也是因為她討厭懷舊。“我過去挺慘的，我就沒覺得原來比現在好，懷舊幹嘛。”
於是在電影裡她找到了補償。至今她最喜歡、覺得和自己最接近的片子還是處女作《我和爸爸》。這部片子已經拍攝完成15年，即便放到現在看也是相當叛逆。
影片裡爸爸直接對女兒說：“你工作幹嘛啊？我賺錢不就是為了讓你想幹嘛幹嘛？你要是想混可以混一輩子。”電影裡的爸爸對女兒毫無要求，而“我一輩子罩著你”這種話，徐靜蕾借著拍電影的機會，總算從“爸爸”嘴裡聽到了。
“我們被生下來是不能自由選擇的，肯定會死掉也是不自由的，那中間這段日子就得能多自由就多自由。”徐靜蕾說。
關於未來，徐靜蕾也沒有什麼計畫，唯一的願望是繼續往幕後退，導演還不得不出來宣傳電影，那就嘗試去做監製。當然，“隨時不幹了也很有可能”。
資本固然有值得警惕的部分，很多時候也代表著人情。“投資代表一種信任”，而她不想辜負。她拍過賠錢的文藝片，但從轉型拍攝商業片以來，徐靜蕾從無敗績，不論是《杜拉拉升職記》還是口碑兩極化的《有一個地方只有我們知道》，雖然從沒產生過10億票房的“爆款”，但因為成本不高，總歸都是賺了錢。她是投資人最喜歡的“顧全大局”的導演，理性與感性結合，而理性又佔據主導。徐靜蕾像產品經理一樣把控流程，提前留出資金以防萬一，並保證最重要的事情——不超出預算。有些導演因為光線、天氣、心情，可以說不拍就不拍，後期可以剪一年。但徐靜蕾不會。“導演就是一個產品經理和藝術創作結合的職位。片子和文章一樣，永遠都有可以修改的地方，但是要知道適可而止。”
自律——自由的另一面
徐靜蕾每每出現，新聞點總是圍繞著幾個詞：女權、才女、公知。甚至有人評價兜售女性主義的價值觀是徐靜蕾宣傳電影的副產品，是為了打造某種“人設”。
但徐靜蕾並不以為意。她對於這些標籤不斷表示反感。“我不願意像公知一樣傳播自己的價值觀，但我也沒法整天表演自己如何工作吧。”
那徐靜蕾是怎麼工作的呢？她對於工作和生活的態度涇渭分明，生活裡她自由散漫，為了不落埋怨就不做任何決定。但進入工作，就開始“嚴於律己，嚴以待人”。
從2月進入宣傳期以來，徐靜蕾每天就睡四五個小時。“我一睜開眼就工作，閉眼之前想的也是工作。”對於宣傳的視頻、物料，她都親力親為。《綁架者》的宣傳總監也是她多年好友姬霄這樣形容徐靜蕾：
一張海報裡應該有哪些人，開發佈會邀請嘉賓會不會漏掉誰，種種環節設置是否會冷場，預告片裡的字卡內容，包括每一篇宣傳稿件和發佈管道，她都挨個過問。
除了高度自律之外，她也嚴以待人，要求每個工作人員專業、敬業。當工作人員不用心而導致事情未達標準，老徐就會忍不住生氣。她偶爾也撂狠話，“那你看著辦吧。”
老徐的最近一次生氣是因為工作人員裝台的時候把四個喇叭裝成了相反的方向，兩個朝向觀眾，兩個朝向了舞臺。她還難得的流露出對整個行業的擔憂，“人才跟不上是大問題。好萊塢（做）道具都是藝術家，我們這樣怎麼可能超過人家。”
中年無危機
90後都難免因為“中年”將至而焦慮，但43歲的徐靜蕾對此毫無危機感。“我為什麼要擔心時代會拋棄我？時代是誰”。典型的徐式回答。
在可以掌握自己人生方向之後，她決心不讓任何東西左右自己的節奏和心情。用她自己的話說，要矯枉過正的追求自由。未來幾年她可能去拍新戲，也可能隨時消失，去學水彩，做回一名清閒的“家屬”。
這種絕對的自由，更像是對童年的一種徹底反叛，又像是一種自我補償。眾所周知，徐靜蕾度過了一段艱苦的童年。爺爺奶奶很早離異，日子也過得拮据。父親80年代的創業就是去附近的廢品廠撿鐵盒子來做變壓器。而除了物質上的匱乏之外，精神更是不自由。父親對她的要求近乎嚴苛。徐靜蕾必須每天寫大字、背詩，多照一下鏡子都會招來批評。要讀重點學校，要有出息。閱讀範圍也有嚴格的規定，不能去讀那些“容易讓人脆弱”的東西。
拍過7部戲，但徐靜蕾幾乎不回望自己此前的任何作品。一方面是因為在上百次的剪輯裡失去判斷，另外一方面也是因為她討厭懷舊。“我過去挺慘的，我就沒覺得原來比現在好，懷舊幹嘛。”
於是在電影裡她找到了補償。至今她最喜歡、覺得和自己最接近的片子還是處女作《我和爸爸》。這部片子已經拍攝完成15年，即便放到現在看也是相當叛逆。
影片裡爸爸直接對女兒說：“你工作幹嘛啊？我賺錢不就是為了讓你想幹嘛幹嘛？你要是想混可以混一輩子。”電影裡的爸爸對女兒毫無要求，而“我一輩子罩著你”這種話，徐靜蕾借著拍電影的機會，總算從“爸爸”嘴裡聽到了。
“我們被生下來是不能自由選擇的，肯定會死掉也是不自由的，那中間這段日子就得能多自由就多自由。”徐靜蕾說。
關於未來，徐靜蕾也沒有什麼計畫，唯一的願望是繼續往幕後退，導演還不得不出來宣傳電影，那就嘗試去做監製。當然，“隨時不幹了也很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