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達爾文街》
（法文版封面）2013
作者：布阿萊姆·桑薩爾
《德國人的村莊》
（法文版封面）2008
作者：布阿萊姆·桑薩爾
《以安拉的名義管理》
美國“9·11事件”、法國《查理週刊》血案、中東地區ISIS 組織的暴力活動日益猖獗……整個世界正在為伊斯蘭極端分子的行為感到不安。 來自阿拉伯國家阿爾及利亞的作家桑薩爾，
《烏托邦之死》
作者：（美）拉塞爾·雅各比
譯者：姚建彬
版本：新星出版社
2007年12月
在本書中， 作者雅各比清醒地審視了未來的政治， 揭示了人們對於曾經支持過異議與社會變革運動的烏托邦理想的拋棄。
他繪製出文化倒退的曲線圖：激進派已經喪失了其刺激性，
極權社會是男人的社會， 這個社會沒有女人的位置
新京報：作為一個50歲開始發表文學作品的作家， 你的寫作主要圍繞對極權和暴力等問題的批判， 這是什麼原因？你的哪些作品集中體現了這種思考？
桑薩爾：我的祖國阿爾及利亞1962年獨立後， 好日子並不長， 軍人掌握了國家大權， 很快就轉向了一種暴力化的極權統治。 而1991年底開始了長達十年的內戰， 這些事件縈繞了我的一生。
我對極權的思考，
新京報：《2084》在歐洲據說是暢銷書， 被不少讀者當做反烏托邦小說來解讀。 你如何看待這本書的質地？
桑薩爾：我願意把《2084》看做一部反烏托邦小說。 烏托邦只是人類美好的願望， 但現實往往是一場噩夢， 總有人宣揚一種烏托邦的世界， 但實際上他們做的事是那樣血腥和殘忍， 是反烏托邦的世界。
我在《2084》中， 把這種反烏托邦的世界“極端化”了：這個世界裡普通人極其貧困， 沒有工業和生產；百姓用來填飽肚子的東西， 是國家分配給他們的一種產生幻覺的湯藥；人民沒有技術，技術為權力者服務，人民只能拿到權力者遺棄的東西，比如跑了兩三公里就報廢的破火車。
新京報：除了百姓凋敝而單調的生活場景，《2084》還有一個特點讓人驚心：女性和愛情的缺位。全書只有阿提、柯阿和納茲等幾個男性之間的友情，女性出場的地方只有兩處，一個是阿提被囚禁時聽見了一個豐滿的婦人在唱歌，還有一個就是阿提朋友的妻子被迫再嫁給權力機構的公職人員的敘述。為什麼《2084》中沒有女性？
桑薩爾：《2084》是一個未來虛構的極權社會，而極權社會是男人的社會，極權制度沒有女人的位置。過去的納粹德國，我們看見這個國家的宣傳照，都是強有力的男性形象，因為他們需要體現這種統治規則——不能有柔美、陰柔的存在。一旦有女人的形象，就是一種對極權的影射性破壞。女人代表著美和善良，在極權社會，女人的地位必須被抹殺到次要地位，或者異化成男性形象。類似的書都是這樣處理的，比如奧威爾的《1984》。
但《1984》裡還有愛情存在的幾個瞬間，女性的篇幅並不少，但我們要明白，《1984》寫極權是在英國文化環境中遙想一個離得遙遠的、極權制度，但我寫《2084》的背景是赤裸裸的現實。比如中東地區的部分阿拉伯國家，大街上看不到完整的女性面孔，最多能看見一身黑衣的影子飄過。是誰？可能是女人，也可能是鬼魂。
更嚴肅地反思人的境況
新京報：《2084》的故事結尾，主人公阿提被流放到帝國邊境的西恩山附近，去尋找“帝國的邊界”，他最後究竟是否找到，不得而知。這樣一個開放性的結局，表達了你怎樣的寓意？
桑薩爾：小說的行進過程，如同人的一生，富有哲學意味。嬰兒還在母親腹中時，是意識不到自己的存在的，如同《2084》的開頭，主人同阿提就這樣被安置在了“阿比斯坦國”這個“地球上唯一的帝國”，沒有人知道為什麼他就來到了這個地方。然而，人在瀕臨死亡的時候，大多知道自己將會消亡，這是一種“或主動或被動”的抉擇，如同《2084》的結尾，是阿提自己選擇了“被流放”。但人的生死是一個迴圈，死亡即是重生，阿提是否能找到帝國的邊界？我讓讀者來猜測，人在絕境之後，究竟會否重生？這個“邊界”，是善與惡的邊界，也許是分明與混沌的邊界，也許是生閉環的邊界，我們可以有不同的理解。
新京報：《2084》情節有些拖遝，讀者普遍認為比較難讀，而奧威爾的《1984》同樣也被認為是一本閱讀進程緩慢的書。對於此類書籍，捷克裔法國作家米蘭·昆德拉稱之為“圖解式小說”，他認為“以小說人物為某種觀念的化身，會損害人物的塑造，使得小說變得單薄和蒼白。”昆德拉認為《1984》就是這種反面教材，你覺得如果他讀了《2084》，會不會也有類似的看法？
桑薩爾：這種質疑對我來說並不陌生。有趣的是，我和昆德拉曾就“圖解小說是否會損傷小說特質”的問題當面爭執過，我認為這是“雞生蛋還是蛋生雞”的問題——作家應該先有故事，還是先有風格？有的作家生來有強烈的主導意識，他們有強大的能量控制筆下人物按照自己的意志行進，但我不是這樣的作家。我認為作家不能像一個盲目而瘋狂的司機那樣，去碾壓現實。現實是文學必須考慮的因素，它的真相可能就沒有戲劇性。我的作品裡有太多沉重和壓抑，這是對現實的反映。 而今我們需要面對的現實，是人的現代性的迷思。全球化浪潮席捲了每一個人，遍佈全球的廣告製造了一種幸福的幻象，在此情境下，人變成了思考無能的“機器”。我經常想，再過一兩個世紀，世界是否真的會被“神秘力量”完全統治？它讓人民停止了尋找治理社會的其他一切可能，人民從此依賴的是一種無處不在的力量。 這迫使我對原有的人的理性進行重新思考，去把它和神秘力量聯繫在一起——傳統意義上公認的價值，比如公正、無私、勞動、關愛、合作，這些價值在現代世界中都受到了挑戰。它們還有真正的意義嗎？面對窘境，我覺得樂觀是幼稚的，如果你讀了《2084》就會明白，我們需要對自己的生存處境做更嚴肅、更負責任的反省。
采寫/新京報記者 柏琳
是國家分配給他們的一種產生幻覺的湯藥；人民沒有技術，技術為權力者服務，人民只能拿到權力者遺棄的東西，比如跑了兩三公里就報廢的破火車。新京報：除了百姓凋敝而單調的生活場景，《2084》還有一個特點讓人驚心：女性和愛情的缺位。全書只有阿提、柯阿和納茲等幾個男性之間的友情，女性出場的地方只有兩處，一個是阿提被囚禁時聽見了一個豐滿的婦人在唱歌，還有一個就是阿提朋友的妻子被迫再嫁給權力機構的公職人員的敘述。為什麼《2084》中沒有女性？
桑薩爾：《2084》是一個未來虛構的極權社會，而極權社會是男人的社會，極權制度沒有女人的位置。過去的納粹德國，我們看見這個國家的宣傳照，都是強有力的男性形象，因為他們需要體現這種統治規則——不能有柔美、陰柔的存在。一旦有女人的形象，就是一種對極權的影射性破壞。女人代表著美和善良，在極權社會，女人的地位必須被抹殺到次要地位，或者異化成男性形象。類似的書都是這樣處理的，比如奧威爾的《1984》。
但《1984》裡還有愛情存在的幾個瞬間，女性的篇幅並不少，但我們要明白，《1984》寫極權是在英國文化環境中遙想一個離得遙遠的、極權制度，但我寫《2084》的背景是赤裸裸的現實。比如中東地區的部分阿拉伯國家，大街上看不到完整的女性面孔，最多能看見一身黑衣的影子飄過。是誰？可能是女人，也可能是鬼魂。
更嚴肅地反思人的境況
新京報：《2084》的故事結尾，主人公阿提被流放到帝國邊境的西恩山附近，去尋找“帝國的邊界”，他最後究竟是否找到，不得而知。這樣一個開放性的結局，表達了你怎樣的寓意？
桑薩爾：小說的行進過程，如同人的一生，富有哲學意味。嬰兒還在母親腹中時，是意識不到自己的存在的，如同《2084》的開頭，主人同阿提就這樣被安置在了“阿比斯坦國”這個“地球上唯一的帝國”，沒有人知道為什麼他就來到了這個地方。然而，人在瀕臨死亡的時候，大多知道自己將會消亡，這是一種“或主動或被動”的抉擇，如同《2084》的結尾，是阿提自己選擇了“被流放”。但人的生死是一個迴圈，死亡即是重生，阿提是否能找到帝國的邊界？我讓讀者來猜測，人在絕境之後，究竟會否重生？這個“邊界”，是善與惡的邊界，也許是分明與混沌的邊界，也許是生閉環的邊界，我們可以有不同的理解。
新京報：《2084》情節有些拖遝，讀者普遍認為比較難讀，而奧威爾的《1984》同樣也被認為是一本閱讀進程緩慢的書。對於此類書籍，捷克裔法國作家米蘭·昆德拉稱之為“圖解式小說”，他認為“以小說人物為某種觀念的化身，會損害人物的塑造，使得小說變得單薄和蒼白。”昆德拉認為《1984》就是這種反面教材，你覺得如果他讀了《2084》，會不會也有類似的看法？
桑薩爾：這種質疑對我來說並不陌生。有趣的是，我和昆德拉曾就“圖解小說是否會損傷小說特質”的問題當面爭執過，我認為這是“雞生蛋還是蛋生雞”的問題——作家應該先有故事，還是先有風格？有的作家生來有強烈的主導意識，他們有強大的能量控制筆下人物按照自己的意志行進，但我不是這樣的作家。我認為作家不能像一個盲目而瘋狂的司機那樣，去碾壓現實。現實是文學必須考慮的因素，它的真相可能就沒有戲劇性。我的作品裡有太多沉重和壓抑，這是對現實的反映。 而今我們需要面對的現實，是人的現代性的迷思。全球化浪潮席捲了每一個人，遍佈全球的廣告製造了一種幸福的幻象，在此情境下，人變成了思考無能的“機器”。我經常想，再過一兩個世紀，世界是否真的會被“神秘力量”完全統治？它讓人民停止了尋找治理社會的其他一切可能，人民從此依賴的是一種無處不在的力量。 這迫使我對原有的人的理性進行重新思考，去把它和神秘力量聯繫在一起——傳統意義上公認的價值，比如公正、無私、勞動、關愛、合作，這些價值在現代世界中都受到了挑戰。它們還有真正的意義嗎？面對窘境，我覺得樂觀是幼稚的，如果你讀了《2084》就會明白，我們需要對自己的生存處境做更嚴肅、更負責任的反省。
采寫/新京報記者 柏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