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阿萊姆·桑薩爾
（Boualem Sansal， 1949- ）， 阿爾及利亞法語作家， 主要創作小說， 其中《蠻族的誓言》獲小說處女作獎和熱帶獎， 《空樹中的瘋孩子》獲蜜雪兒-達爾獎，
《2084》虛構了一個叫做阿比斯坦的帝國， 遼闊無邊， 全世界都是它的天下。 這裡的居民對外界一無所知，
北非國度阿爾及利亞， 如果要和文學聯繫起來， 我們總會想起阿爾貝·加繆那雙海洋般色澤的眼眸。 地中海的陽光卻總有幾分悲情， 當夜色降臨， 黑暗籠罩海面， 人生旅途的悲苦感彌散， 人不禁會思考生活和存在的意義， 這是加繆的終生課題， 而他的鄰居布阿萊姆·桑薩爾， 在50歲時也開始了這樣的思考。 50歲， 並不晚。
蛻變
阿爾及利亞內戰把他推向文學之路
北京， 三月某週末， 陽光不及阿爾及爾明媚。 三裡屯南街四號， 機電廠院內的一處二層小樓上的“老書蟲書吧”裡， 阿爾及利亞法語作家桑薩爾來了， 帶著他那本神秘的小說《2084》。
“老書蟲”是北京的老牌外文書吧， 平日最主要的功能， 是彙聚從世界各地來到北京的“文藝青年”。 紅色舊牆上， 高掛著到此一游的文學名人：莫言、閻連科、美國非虛構作家何偉、以色列作家大衛·格羅斯曼……不知梳著一頭淩亂花白馬尾辮、佝僂著背的桑薩爾先生的相片， 以後是否也會位列其中——他可算是當今法語文學的代表人物。
老先生在1999年前和文學還不搭邊。 1949年， 桑薩爾出生在阿爾及利亞的烏阿色尼斯山區的一個小村莊， 童年時代住在貝爾庫平民區， 和加繆一家比鄰而居， 彼此的母親是一輩子的好友。
1986年獲經濟學博士學位後， 桑薩爾教書、從商， 並曾在阿爾及利亞政府工業部擔任高層。 20世紀90年代， 阿爾及利亞爆發十年內戰。
回國後的布迪亞夫為穩定國內局勢， 把鬥爭矛頭指向日益擴大的“伊斯蘭拯救陣線”， 1992年被極端勢力暗殺。 他的遇刺讓桑薩爾感到， “殺死一個物質的人雖然很糟，
1999年， 他的處女座小說《蠻族的誓言》公開批評阿爾及利亞政治現狀， 被政府部門強制休假。 2003年他和另外四位阿爾及利亞作家一起， 合寫了《隱私與政治日誌：阿爾及利亞40年後》， 觸怒最高層， 且由於小說《對我說說天堂》中反對教育中的阿拉伯化傾向， 他被解除公職， 2006年， 作品在國內全面被禁。
桑薩爾的文學作品在法德受到廣泛歡迎， 德國媒體評論說， 他是“阿拉伯民族主義和穆斯林原教旨主義的尖銳批評人士”。 從踏上文學之路開始， 桑薩爾的寫作主題， 就和暴力、極權、宗教這樣的字眼分不開。 上世紀90年代那場黑暗的阿爾及利亞內戰， 讓他見證了關於善與惡的傳統價值觀的淪陷。
發力
假想“盲信”產生的“世界末日”
桑薩爾關於宗教和極權的思考，火力集中在《2084》這本小說中。它寫成於2015年，甫一出版就在歐洲成為了銷量最大的法語小說之一，還被法國《讀書》雜誌評為2015年度最佳圖書。題目“2084”讓人想起喬治·奧威爾的反烏托邦作品《1984》，其對世界末日的暗喻吸引了眾多購買者。
《1984》虛構了一個“1984”年代世界的黑暗圖景，如果說奧威爾意圖批判極權制度本身，那麼桑薩爾則更在意批判信仰之“盲目”產生的“世界末日”。
“2084”，不是小說故事的發生之年，而是那個時代之前一個標誌性的年份。如果不帶評論色彩地簡述《2084》的內容，用譯者、法語翻譯家余中先的話就是：“2084年之後，一個叫阿比斯坦的國家在地球上開始了其永恆的統治。”
阿比斯坦在哪裡呢？它在人們心中，所以無處不在，一個“美麗新世界”。舊世界去了哪裡？它被一場戰爭夷為平地，語言、書籍、歷史、直至日常起居的桌椅餐具，全都銷聲匿跡。全新的阿比斯坦國，擁有新的語言和新的衣食住行方式，但生活單調地只圍繞信條展開。
阿比斯坦國儼然和現實中的國家一樣，機構組織分明有序：議會叫“公正博愛會”，決策機關叫“機構局”，唯一的神叫尤拉，國家領袖叫阿比，是尤拉的使節。統一全國百姓思想的宗教叫“噶布林”，記載其宗教學說與信徒行為準則的聖書叫《噶布林》。
主人公阿提，被流放到帝國管轄的一座深山療養院治療肺結核，強制性靜養期內，他開始懷疑“唯一思想”的正確性，為探究真相，他和朋友柯阿穿越整個帝國，這一叛逆舉動最終導致朋友的死亡。
阿提在療養院中治療的情節，和作家喬治·奧威爾有關，桑薩爾說，“奧威爾當初因肺結核被送去療養院，卻沒能治癒。我把《2084》的主人公安排在此，他最終痊癒並開始了思想的反抗，這是我對奧威爾的另一種致敬。”
阿提在療養院的見聞使他成了阿比斯坦國第一個思考的人，思考產生懷疑，懷疑產生反抗，而反抗會“傳染”，這些都是“永恆之國”不可容忍的行為。阿比斯坦國想維持統治，就得強調信仰，讓人盲信，不許質疑，《2084》裡最刺眼的座右銘是——“屈從即信仰，信仰即真理。”
縱深
壓抑至極，渴望讀者跳出來反抗
最終，反抗的星火被撲滅，反抗的人不是被流放就是死於非命。由著這樣沉重壓抑的故事情節，《2084》成了一本“行文緩慢、沉鬱”的小說，在餘中先看來，這本小說“屬於思想小說，沒有曲折離奇和驚心動魄的情節，正好迎合了帝國麻木壓抑的本質”。
這本主要靠理念推動的小說，的確不能給讀者帶來酣暢的閱讀感受，而奧威爾的《1984》同樣也是一本緩慢而沉鬱的書。對於此類書籍，捷克裔法國作家米蘭·昆德拉稱之為“圖解式小說”，他認為“以小說人物為某種觀念的化身，會損害人物塑造，使得小說變得單薄和蒼白。”昆德拉認為《1984》就是這種反面教材，想必昆德拉若讀了《2084》，評價也會類似。
面對這樣的質疑，桑薩爾有自己的看法。有趣的是，他和昆德拉曾就“圖解小說是否會損傷小說特質”的問題當面爭執過，他認為這是“雞生蛋還是蛋生雞”的問題：“作家應該先有故事，還是先有風格？有的作家生來有強烈的主導意識，他們有強大的能量控制筆下人物按照自己的意志行進，但我不是這樣的作家。我認為作家不能像一個盲目而瘋狂的司機那樣，去碾壓現實。現實是文學必須考慮的因素，它的真相可能就沒有戲劇性。我的作品裡有太多沉重和壓抑，這是對現實的反映。”
桑薩爾反對“為了小說而小說”的做法，“我不會為了讓讀者愉悅，就為小說添加焰火和色彩”，他更願意把《2084》看成一本“文學科普讀物”，而非“一本有魅力的小說”。
他想做的，是借著小說的載體，尋求讀者的思考和爭辯，“《2084》對讀者發出挑戰，我描寫了對人類恐怖未來的假設——一種全球性的極權制度，我們不一定非要走向極權，我們應該有另一種出路。”
話雖悲傷，但我們還是能從《2084》的細節中捕捉桑薩爾對美的嚮往。雖然《2084》中的景物——整齊劃一的行政區和生活街區、高大的辦公樓建築毫無美感，但卻有一個例外——阿提在被囚禁後，首領問他的夢想是什麼，“他可能會滿足于有一丁點兒剩餘的時間，用來呼吸天空那自由的空氣，嗅聞大海那催情的氣味”。整個阿比斯坦國，好像一個黑白的夢魘，唯有大海帶來別樣的色彩。阿提夢中的大海，“帶著一腔實實在在的激情”。
阿提因為看見了大海，從此成了“見識滿滿的人”，而桑薩爾呢，“覺得自己能夠去愛這大海。”
阿爾及利亞內戰
源於阿爾及利亞政府與各種伊斯蘭主義反叛團體之間的武裝衝突。衝突始於1991年12月，1991年阿爾及利亞國民大會選舉第一輪結果顯示，伊斯蘭拯救陣線黨將獲勝，之後政府取消了選舉。從此阿爾及利亞陷入了一場暴力夢魘。伊斯蘭極端分子為了迫使政府接受伊斯蘭勢力上臺掌權的要求，重建了“伊斯蘭軍運動”，發起一輪輪的暗殺、爆炸和破壞活動，由此引起了阿爾及利亞內戰，造成了超過十萬人的死傷。
撰文/新京報記者 柏琳
發力
假想“盲信”產生的“世界末日”
桑薩爾關於宗教和極權的思考，火力集中在《2084》這本小說中。它寫成於2015年，甫一出版就在歐洲成為了銷量最大的法語小說之一，還被法國《讀書》雜誌評為2015年度最佳圖書。題目“2084”讓人想起喬治·奧威爾的反烏托邦作品《1984》，其對世界末日的暗喻吸引了眾多購買者。
《1984》虛構了一個“1984”年代世界的黑暗圖景，如果說奧威爾意圖批判極權制度本身，那麼桑薩爾則更在意批判信仰之“盲目”產生的“世界末日”。
“2084”，不是小說故事的發生之年，而是那個時代之前一個標誌性的年份。如果不帶評論色彩地簡述《2084》的內容，用譯者、法語翻譯家余中先的話就是：“2084年之後，一個叫阿比斯坦的國家在地球上開始了其永恆的統治。”
阿比斯坦在哪裡呢？它在人們心中，所以無處不在，一個“美麗新世界”。舊世界去了哪裡？它被一場戰爭夷為平地，語言、書籍、歷史、直至日常起居的桌椅餐具，全都銷聲匿跡。全新的阿比斯坦國，擁有新的語言和新的衣食住行方式，但生活單調地只圍繞信條展開。
阿比斯坦國儼然和現實中的國家一樣，機構組織分明有序：議會叫“公正博愛會”，決策機關叫“機構局”，唯一的神叫尤拉，國家領袖叫阿比，是尤拉的使節。統一全國百姓思想的宗教叫“噶布林”，記載其宗教學說與信徒行為準則的聖書叫《噶布林》。
主人公阿提，被流放到帝國管轄的一座深山療養院治療肺結核，強制性靜養期內，他開始懷疑“唯一思想”的正確性，為探究真相，他和朋友柯阿穿越整個帝國，這一叛逆舉動最終導致朋友的死亡。
阿提在療養院中治療的情節，和作家喬治·奧威爾有關，桑薩爾說，“奧威爾當初因肺結核被送去療養院，卻沒能治癒。我把《2084》的主人公安排在此，他最終痊癒並開始了思想的反抗，這是我對奧威爾的另一種致敬。”
阿提在療養院的見聞使他成了阿比斯坦國第一個思考的人，思考產生懷疑，懷疑產生反抗，而反抗會“傳染”，這些都是“永恆之國”不可容忍的行為。阿比斯坦國想維持統治，就得強調信仰，讓人盲信，不許質疑，《2084》裡最刺眼的座右銘是——“屈從即信仰，信仰即真理。”
縱深
壓抑至極，渴望讀者跳出來反抗
最終，反抗的星火被撲滅，反抗的人不是被流放就是死於非命。由著這樣沉重壓抑的故事情節，《2084》成了一本“行文緩慢、沉鬱”的小說，在餘中先看來，這本小說“屬於思想小說，沒有曲折離奇和驚心動魄的情節，正好迎合了帝國麻木壓抑的本質”。
這本主要靠理念推動的小說，的確不能給讀者帶來酣暢的閱讀感受，而奧威爾的《1984》同樣也是一本緩慢而沉鬱的書。對於此類書籍，捷克裔法國作家米蘭·昆德拉稱之為“圖解式小說”，他認為“以小說人物為某種觀念的化身，會損害人物塑造，使得小說變得單薄和蒼白。”昆德拉認為《1984》就是這種反面教材，想必昆德拉若讀了《2084》，評價也會類似。
面對這樣的質疑，桑薩爾有自己的看法。有趣的是，他和昆德拉曾就“圖解小說是否會損傷小說特質”的問題當面爭執過，他認為這是“雞生蛋還是蛋生雞”的問題：“作家應該先有故事，還是先有風格？有的作家生來有強烈的主導意識，他們有強大的能量控制筆下人物按照自己的意志行進，但我不是這樣的作家。我認為作家不能像一個盲目而瘋狂的司機那樣，去碾壓現實。現實是文學必須考慮的因素，它的真相可能就沒有戲劇性。我的作品裡有太多沉重和壓抑，這是對現實的反映。”
桑薩爾反對“為了小說而小說”的做法，“我不會為了讓讀者愉悅，就為小說添加焰火和色彩”，他更願意把《2084》看成一本“文學科普讀物”，而非“一本有魅力的小說”。
他想做的，是借著小說的載體，尋求讀者的思考和爭辯，“《2084》對讀者發出挑戰，我描寫了對人類恐怖未來的假設——一種全球性的極權制度，我們不一定非要走向極權，我們應該有另一種出路。”
話雖悲傷，但我們還是能從《2084》的細節中捕捉桑薩爾對美的嚮往。雖然《2084》中的景物——整齊劃一的行政區和生活街區、高大的辦公樓建築毫無美感，但卻有一個例外——阿提在被囚禁後，首領問他的夢想是什麼，“他可能會滿足于有一丁點兒剩餘的時間，用來呼吸天空那自由的空氣，嗅聞大海那催情的氣味”。整個阿比斯坦國，好像一個黑白的夢魘，唯有大海帶來別樣的色彩。阿提夢中的大海，“帶著一腔實實在在的激情”。
阿提因為看見了大海，從此成了“見識滿滿的人”，而桑薩爾呢，“覺得自己能夠去愛這大海。”
阿爾及利亞內戰
源於阿爾及利亞政府與各種伊斯蘭主義反叛團體之間的武裝衝突。衝突始於1991年12月，1991年阿爾及利亞國民大會選舉第一輪結果顯示，伊斯蘭拯救陣線黨將獲勝，之後政府取消了選舉。從此阿爾及利亞陷入了一場暴力夢魘。伊斯蘭極端分子為了迫使政府接受伊斯蘭勢力上臺掌權的要求，重建了“伊斯蘭軍運動”，發起一輪輪的暗殺、爆炸和破壞活動，由此引起了阿爾及利亞內戰，造成了超過十萬人的死傷。
撰文/新京報記者 柏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