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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影|“我不是潘金蓮”影片有感——李秀蓮教我們的那些事兒

文/杜敬亭

劉震雲的小說善於運用底層人物的描寫來展現社會時代的總體面貌。 馮小剛曾說:“劉震雲是一個非常會講故事的人”。 這部影片就是這樣一個非常會講故事的人和一個非常會拍故事的人, 向觀眾講述了一個農村婦女為了證明自己不是潘金蓮這樣一個看似荒謬的故事。

影片運用“圓、方”式的鏡頭打在影院的巨幕上, 拍攝手法很新穎。 像利用顯微鏡觀看一個個體(細胞)遊走在這個社會(身體)之中。

影片中李雪蓮要先證明離婚是假的, 與前夫結婚, 再與他離婚”;又因為前夫說她是潘金蓮, 她非要證明自己不是潘金蓮, 進而與整個官場對立。

李雪蓮這樣的“折騰”到底是為了什麼?一件“小事”經過層層上告, 就能令一眾官員坐立不安, 李雪蓮這只“小螞蟻”為何能讓“官場”這頭大象如坐針氈?

看懂李秀蓮與理解中國

從身份社會到契約社會的轉變

中國社會經歷了改革開放30多年的激速變遷後, 已經形成了城市與鄉村的二元社會結構。 這樣的社會結構也造成了社會文化的大分層。

現代社會是個陌生人組成的社會, 各人不知道各人的底細, 所以辦事情怕口說無憑, 需要畫個押, 簽個字, 這樣才有法律效力。

在鄉土社會, 基於熟人關係產生的鄉土文化, 是一個具有很強連續性和固定性的生活場景。

他幾乎是一個生於斯、死於斯的以身份關係構建的社會結構, 常態的生活是終老是鄉。

想通了這層邏輯, 我們就可以理解影片中李雪蓮為何要不斷證明自己是假離婚, 即使真離婚, 也要再結婚, 再離婚。 要證明自己不是前夫口中的潘金蓮。 因為她如果不去證明離婚是假的,

不去證明自己不是潘金蓮, 那麼在一個封閉式的以身份關係構建的鄉土文化中, 她就會被烙印上因為生活不檢點被男人拋棄的惡名。

這種惡名不光會影響她本人, 還會影響到她未來的孩子, 父母, 以及她所處的社會對她及其周邊人的評價, 這種影響是持續性的。

生活在以陌生人組成的城市社會的我們, 可能住在同一個社區, 甚至住在對門都不知道彼此叫什麼名字。

社會越來越以掌握的社會資源和財富資源進行分層。

城市社會中有掌握大量社會資源和財富資源的精英階層;有主要靠工資及薪金謀生, 一般受過良好教育, 具有專業知識和較強的職業能力的中產階級;還有大量生活在一般基準生活水準線以下的貧困人口。

社會階層的產生慢慢導致階層內部的固化, 孕育形成階層內部特有的價值體系。 頂級的精英階層以資本產生資本, 平日深居簡出。 貧困人口多關注基本生存問題, 對國家大事少有關注, 社會階層長期處於平行狀態。 因此以財富區分的城市社會更多的是以陌生人互相協作組成的契約社會。

長期的城鄉二元社會結構造就了二元的文化認知差異, 由身份關係構成的熟人社會(鄉土社會)與以財富區分構成的契約社會(城市社會)之間就會產生一個巨大的認知鴻溝, 這就是現在生活在城市社會的我們無法理解李秀蓮的原因所在。

看懂李秀蓮與理解中國的官場與監察體系

影片中李雪蓮這樣一個農村婦女因為一個離婚案件竟然能把一個縣的法院院長、縣長、市長搞下臺,

又把新來的領導弄得團團轉, 煞費苦心的對她截訪、攔訪。 當市長發火的時候, 縣長和縣法院院長就在一起嘰嘰咕咕商量對策, 當李雪蓮要上北京上訪的時候, 市長、縣長、法院院長又成為一條繩上的螞蚱。

中國是一個科層式的中央集權國家。 頂層的政令需要通過官僚系統傳達到底層的群眾中去。

但通常情況下在一個科層式國家政治體系運行一段時間後, 官僚體系會形成一個個利益的板結(在古代稱為朋黨、現代政治語境中稱為小山頭、小圈子), 官僚體系會想盡辦法讓頂層政治精英只知道官僚體系想讓他們知道的資訊, 把資訊進行綁架,造成上令下不通,下情上不明。

這種情況古今中外皆有。

晉朝晉惠帝執政時期,有一年發生饑荒,百姓沒有糧食吃,只有挖草根,食觀音土,許多百姓因此活活餓死。消息被迅速報到了皇宮中,晉惠帝坐在高高的皇座上聽完了大臣的奏報後,大為不解。“善良”的晉惠帝很想為他的子民做點事情,經過冥思苦想後終於悟出了一個“解決方案”曰:“百姓無粟米充饑,何不食肉糜?

在法國大革命時期法國國王路易十六的妻子瑪麗,也說過類似的話,“百姓沒有麵包,那就吃糕餅吧”。

前不久廣州市前市委書記萬慶良被依法審判,他在坊間就有外號“600帝”,起因是有群眾向他反映廣州房價比較貴,他回答,買不起房子,那就租房子吧,我住的珠江帝景130平宿舍月租才600元。

這些“昏主、昏官”昏是一個方面,很大程度也是被下面的官僚階層把資訊遮罩了,如果這些做部下的人能天天吹耳邊風,起碼他們不會說出這樣無知的話。

如何確保上令下行,一以貫之,頂層設計與底層呼聲資訊暢通,那麼就需要一個強有力的監察體系,監督整個官僚系統的運行,甚至越過官僚系統直接體察底層民意(巡視制度),直接向上彙報。

有人用即將成立的監察委員會與明代的錦衣衛、東廠比較。筆者認為這兩者之間是有重大區別的。

明代的錦衣衛是皇帝的貼身部隊,私人隊伍,是在皇帝不信任原有以都察院為主的監察體系後,賦予自己私人隊伍監察特權。發展到後來,皇帝又不信任錦衣衛,而又進一步使用自己的家奴——宦官集團,開辦東廠,陷入了誰來監督“監督者”的怪圈,一步步把監察體系分解開。

到了清代,康熙採用密折制度,允許和鼓勵四品以上的中央和地方官員,直接向皇帝遞密折。也是在原因監察體系外另設一套資訊傳遞的系統,來破解資訊淤堵的問題。

而此次的監察委員會設立與前兩者天壤之別,是通過整合行政監察、預防腐敗和檢察機關查處貪污賄賂、失職瀆職以及預防職務犯罪等工作力量,形成對中央直接負責的在法治框架下的反腐機構。高層面對反腐敗體現出的政治擔當和勇氣,在中國歷史上必將寫讓濃墨重彩的一筆。

影片結束了,但它給我們帶來的思考卻遠未停止,正如張嘉譯飾演的那位市長所說“應該處理好大於小的關係,以小見大”。“風起於青萍之末”,別讓這樣荒誕的故事積少成多。 把資訊進行綁架,造成上令下不通,下情上不明。

這種情況古今中外皆有。

晉朝晉惠帝執政時期,有一年發生饑荒,百姓沒有糧食吃,只有挖草根,食觀音土,許多百姓因此活活餓死。消息被迅速報到了皇宮中,晉惠帝坐在高高的皇座上聽完了大臣的奏報後,大為不解。“善良”的晉惠帝很想為他的子民做點事情,經過冥思苦想後終於悟出了一個“解決方案”曰:“百姓無粟米充饑,何不食肉糜?

在法國大革命時期法國國王路易十六的妻子瑪麗,也說過類似的話,“百姓沒有麵包,那就吃糕餅吧”。

前不久廣州市前市委書記萬慶良被依法審判,他在坊間就有外號“600帝”,起因是有群眾向他反映廣州房價比較貴,他回答,買不起房子,那就租房子吧,我住的珠江帝景130平宿舍月租才600元。

這些“昏主、昏官”昏是一個方面,很大程度也是被下面的官僚階層把資訊遮罩了,如果這些做部下的人能天天吹耳邊風,起碼他們不會說出這樣無知的話。

如何確保上令下行,一以貫之,頂層設計與底層呼聲資訊暢通,那麼就需要一個強有力的監察體系,監督整個官僚系統的運行,甚至越過官僚系統直接體察底層民意(巡視制度),直接向上彙報。

有人用即將成立的監察委員會與明代的錦衣衛、東廠比較。筆者認為這兩者之間是有重大區別的。

明代的錦衣衛是皇帝的貼身部隊,私人隊伍,是在皇帝不信任原有以都察院為主的監察體系後,賦予自己私人隊伍監察特權。發展到後來,皇帝又不信任錦衣衛,而又進一步使用自己的家奴——宦官集團,開辦東廠,陷入了誰來監督“監督者”的怪圈,一步步把監察體系分解開。

到了清代,康熙採用密折制度,允許和鼓勵四品以上的中央和地方官員,直接向皇帝遞密折。也是在原因監察體系外另設一套資訊傳遞的系統,來破解資訊淤堵的問題。

而此次的監察委員會設立與前兩者天壤之別,是通過整合行政監察、預防腐敗和檢察機關查處貪污賄賂、失職瀆職以及預防職務犯罪等工作力量,形成對中央直接負責的在法治框架下的反腐機構。高層面對反腐敗體現出的政治擔當和勇氣,在中國歷史上必將寫讓濃墨重彩的一筆。

影片結束了,但它給我們帶來的思考卻遠未停止,正如張嘉譯飾演的那位市長所說“應該處理好大於小的關係,以小見大”。“風起於青萍之末”,別讓這樣荒誕的故事積少成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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