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殿利
今天， 那個笑著走向天國的楊絳先生， 離開我們一年了。
音容宛在， 風骨長存！
按理說， 對於一個105歲老人的離去， 我們每一個愛她的人都應該有心理準備， 但當事實真的降臨的時候， 卻還是難以接受。 一來是因為對她難以割捨的情愫， 二來是因為她的離去留下的難以填補的空缺。 好在她留給我們的精神營養足夠豐富， 足夠我們消化、吸收好長時間， 甚至永遠都吸收不完， 因為每一次咀嚼都可能會有不同的滋味。 這也許就是我們對她最好、最永久的懷念吧。 這位老人就是敬愛的楊絳先生。 在她留給我們的眾多精神財富中，
一
為家人“打掃戰場”， 為人類傳承智慧， 可以說是這種家國情懷的一種體現。
楊絳先生辭世後， 人們在痛惋之餘， 都說：時隔十七年， “我們仨”終於團圓了。
錢鍾書、楊絳夫婦于牛津大學公園橋下
錢鍾書先生一向稱楊先生是“最賢的妻，
錢鍾書、楊絳一家
楊先生一向以女兒錢瑗為驕傲。 她身上有著父親的才學勤奮， 更兼著母親的堅忍親和。 晚年喪女，實是人生至痛。楊先生寫作《我們仨》就是替女兒達成未能完成的遺願，書後還附著錢瑗在病床上寫寫畫畫的手稿。思念一個人，就會不由自主地提起她的名字和往事，楊先生也不例外。我們的編輯去看望她時，說自己是從北師大畢業的，楊先生便親切地笑著說錢瑗以前就在北師大工作。聽說《錢鍾書手稿集》的一位責任編輯叫田媛，楊先生說這個名字好記，跟我女兒的名字差不多。楊先生有一篇《記比鄰雙鵲》，記錄了窗外柏樹上一對喜鵲為了孕育餵養子女而奔波勞頓，又因一夜風雨所致小喜鵲的早殤而日日哀啼。2007年當這篇文章收入《走到人生邊上》出版時，錢瑗冥壽七十歲，去世已整整十年。如果說在《我們仨》中，楊先生淋漓盡致地表達出剛剛失去至親的彷徨和無助，那麼《記比鄰雙鵲》則浸透了她日復一日、年復一年思念親人而無處排解的痛苦。但是，正如楊先生在文末所說“過去的悲歡、希望、憂傷，恍如一夢，都成過去了”。
即便是對錢瑗的愛也絕不僅僅是母愛這麼簡單，它依然能讓我們感受到一種家國情懷。在《我們仨》中，楊先生這樣寫道：“阿瑗是我生平傑作，鐘書認為‘可造之材’，我公公心目中的‘讀書種子’。她上高中學背糞桶，大學下鄉下廠，畢業後又下放四清，九蒸九焙，卻始終只是一粒種子，只發了一點芽芽。做父母的，心上不能舒坦。”從這段文字可以看出，楊絳先生和錢鍾書先生乃至整個錢家愛錢瑗的重要原因之一，是錢瑗是“可造之材”，這個可造之材絕不是對錢家這個小家而言的，而是對國家這個大家而言的，他們看重的是錢瑗是個對國家有用的人才，而且可能成為棟樑之材。讓他們“心上不能舒坦”的，或者說難以釋懷的，甚至非常遺憾的，也是這個“可造之材”由於病魔纏身，“只發了一點芽芽”，未能為國家發揮更大的作用。值得一提的是，在楊先生看來，錢瑗之材的可造之處不僅在於她是“讀書種子”，還在於她“學背糞桶”、“下鄉下廠”和“下放四清”等經歷和實踐，在楊先生看來這些不只是苦曆和磨難，而是成材的必修課。在這裡，我們透過兒女情長，看到更多的還是浸潤其中的那份家國情懷。
楊絳與錢鍾書
楊絳先生以驚人的毅力和決心甚至還有雷打不動的信念，打掃完了戰場，先後推動出版了《錢鍾書集》、《宋詩紀事補訂》、《錢鍾書手稿集•容安館劄記》（全三冊）、《錢鍾書手稿集•中文筆記》（全二十冊）、《錢鍾書手稿集•外文筆記》（全四十八冊附一冊），以及為完成女兒遺願創作了《我們仨》。這一切都是在90至104歲的高齡完成的，我想人間已很難有詞語來表達對她的敬意了。
二
楊絳先生晚年絕不僅僅是為家人“打掃戰場”，她還以九十歲以上的高齡繼續其創作生涯。2003年93歲時創作、出版了《我們仨》，2007年97歲時創作、出版了《走在人生邊上》，還有2014年103歲時出版了《洗澡之後》。如果說《我們仨》以及《錢鍾書手稿集》是為女兒和丈夫“打掃戰場”的話，那麼《走在人生邊上》也可以看作是她為自己“打掃戰場”，更確切地說，她要為自己的人生畫上一個圓滿的句號。在她看來，這個圓滿的句號只有一種畫法，即把自己百餘年的人生感悟，無論是參透的還是未參透的，以文字的形式留給後人、後世，以期對後人、後世有所教寓，若是能對改進現實社會的種種不如意有所助益，那更是在老人離開以後可以告慰其在天之靈了。
楊先生在96歲之際向世人奉獻了《走到人生邊上：自問自答》一書，其創作的艱難是可想而知的。用楊先生自己的話說：“我的《自問自答》是我和自己的老、病、忙鬥爭中寫成的。”之所以要寫這部書，是因為“我正站在人生的邊緣邊緣上，向後看看，也向前看看。向後看，我已經活了一輩子，人生一世，為的是什麼呢？我要探索人生的價值。”一個明知自己將不久于人世的老人，還要探索人生的價值，顯然不是為自己探索人生的價值，而是以自己的經歷和感悟為世人探索人生的價值。之所以要為世人探索人生的價值，源于其對現實社會深深的關切，甚至極大的憂慮。她要世人警醒，她要世人向上，她要世人都要像“我們仨”一樣，都能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儘量做些能做的事，就算沒有白活了”。這是她在與病魔做鬥爭中創作此書的最大動力。她以看似糊塗實際早已大徹大悟的自問自答方式，展示了自己的信念和信仰。
在書中，楊先生至少向我們表現了三個層面的現實關懷。在個人層面，她對很多人理想、信念缺失，良知沉淪，以及道德滑坡的狀況深感憂慮。她說：“聰明年輕的一代，只圖消費享受，而曾為靈性良心奮鬥的人，看到自己的無能為力而灰心絕望，覺得人生只是一場無可奈何的空虛。上帝已不在其位，財神爺當道了。人世間只是爭權奪利、爭名奪位的‘名利場’，或者乾脆就稱‘戰場’吧。”她活脫脫地繪出了今日的眾生百相，並不無感慨地指出：“在人生的道路上，如一心追逐名利權位，就沒有餘暇顧忌其他。也許到臨終‘迴光返照’的時候，才感到悔慚，心有遺憾，可是已追悔莫及，只好飲恨吞聲而死。”故而她引經據典，化成循循善誘的教誨：“人活一輩子，鍛煉了一輩子，總會有或多或少的成績。能有成績，就不是虛生此世了。”
在社會層面，她列舉了種種的社會不公，並提出了面對種種社會不公，應該如何自處？為了理清這個問題，在書中，她不停地發問：“人死了就什麼都沒有了嗎？”她不相信，她要追問人生的價值。“人是不是有靈魂？”“人死了靈魂是不是不滅？”她在這裡絕不是在探討宗教問題或者鬼神問題，她只是要讓世人明白，人活著就必須有信仰。 “只有相信靈魂不滅，才能對人生有合理的價值觀，相信靈魂不滅，得是有信仰的人。有了信仰，人生才有價值。”就像在西方哲學史乃至科學史上對於有沒有上帝始終處於喋喋不休的爭論一樣，最後有沒有上帝變得不那麼重要了，因為上帝已經成為“善”和“德”的代名詞，所以人們包括著名的科學家也都寧願相信上帝真的存在了。它讓人們有所畏懼，讓人們擇善而行，讓人們依德而動，只有善舉和道德才能保證人類社會健康、有序發展，而使人類免遭生靈塗炭。在中國傳統文化中，靈魂具有類似的寓意，中國人往往把做惡事稱作出賣了靈魂。直到百歲之際，楊先生的信念絲毫沒有動搖，在百歲答問中現身說法，她每天都“要求自己待人更寬容些，對人更瞭解些，相處更和洽些，這方面總有新體會。因此，我的每一天都是特殊的，都有新鮮感受和感覺”。
在全人類層面，楊先生對人類現實和未來的關切，主要體現在她對人類文明和人性的討論上。她認為，“人類的文明，當然有它的價值，價值還很高呢，但決不是天地生人的目標”，她堅信“天地生人，人為萬物之靈。神明的大自然，著重的該是人，不是物；不是人類創造的文明，而是創造人類文明的人”。為此，她給出了如下精闢的論述：
“如果天地生人是為了人類文明的話，那麼，人類的文明該是有益於人類發展生存的。的確，社會各界的醫學家、經濟學家、法學家、社會學家、農業學家、建築學家以至文學藝術家等等，以及各國領導人，都盡心竭力為人民謀福利。可是，文明社會要求經濟發達，要求生產增長、消費增長，於是工廠增多，大自然遭受污染，大自然的生態受到破壞，水源污染了，地下水逐漸乾涸，臭氧層已經破裂，北極的冰山正在迅速融化，海水在上漲，陸地在下沉，許多物種瀕臨滅絕。人間的疾病在增多，抗藥的病菌愈加頑強了。滿地戰火，人間還在玩火，孜孜研製殺傷性更為狠毒的武器，商略冷戰、熱戰的種種手段。人類的文明卻很可觀。人能製造飛船，沖出太空，登上月球了。能在太空行走了。能勘探鄰近的星球上哪裡可能有水，哪裡可能有空氣，好像準備在鄰近的星球上爭奪地盤了。我們這個破舊的地球，快要報廢了吧？”
如此說來，所謂的人類的文明，只是滿足人們日益增長的物質需要而已，而對人類應有的知識、良心和道德卻相關甚少。楊先生接著又說：“如果天地生人，目的是人類的文明，那麼，天地生就的人，不該這麼無知，這麼無能，雖是萬物之靈，卻是萬般無奈，顧此失彼，而大部分人還醉生夢死，或麻木不仁。”另外，為了我們所謂的文明奇跡，卻往往要付出“屍骨相支拄”的代價。所以，她進一步追問道：“我們承襲了數千年累積的智慧，又增長了多少智慧？”
人類文明的這種狀況要在人性中去探尋其根源。在楊先生看來，人性具有兩面性：“人，一方面有靈性良心，一方面又有個血肉之軀。靈性良心屬於靈，‘食色性也’屬於肉，靈與肉是不和諧的。”“人的食欲卻不僅僅是圖生存，還圖享受。人不僅要吃飽，還講究美食。孔子不是說‘食不厭精，膾不厭細’嗎？”“不和諧的兩方，必然引起矛盾。有矛盾必有鬥爭，有鬥爭必有勝負。”靈性良心若要取得勝利，人類就要不斷地修煉自己，“修養不足就容易受到物欲的引誘，名利心重就顧不到良心了。”“只有人類能懂得修煉自己，要求自身完善，這也該是人生的目的吧！”這也是人類與動物界最大的區別之一。
錢鍾書和楊絳
楊先生在書中所表現出的“先天下之憂而憂”的情懷不是偶然的，她始終特別關注社會問題，直至逝世。2012年7月我去給楊先生賀壽，看到她的沙發對面有台電視，茶几上放著當天的報紙，看來楊先生也生活在資訊時代。我送給她一本新版《現代漢語詞典》，她饒有興致地一邊翻看這本詞典，一邊說：“平時沒有書看的時候，我可以拿這個詞典讀半天。”這讓我們頗有些驚喜！其實想想也不奇怪，錢鍾書先生也是把一本《韋氏大詞典》常常翻來翻去，而且天頭地腳都寫了密密麻麻的小字批註。辭書對於普通人來說只是一本工具書，而對於智者來說，辭書中實是負載著文化、科技、政治的廣泛內涵而且留有時代發展的印跡。我們談起詞典裡面收了很多新詞，“比如說現在有很多人天天待在家裡不常出門，叫宅男、宅女，這些詞就收進去了。”楊先生聽得津津有味，並且打趣地說：“那我就是‘宅女’。”大家都被她逗樂了。我還提到一個新詞“地溝油”，楊先生開始搖了搖頭，看我們寫下來，便說：“哦，這個詞我知道，但這油究竟是怎麼來的，我搞不太清楚。”聽完大家的解釋，楊先生沒說話，但表情略顯沉重。
值得一提的是，她給予當今社會的不僅是關注，還力所能及地為改善社會盡自己的一份力。1998年錢鍾書先生去世後，楊先生並沒有兩耳不聞窗外事，而是將她的情感更多地投向了社會。她關注教育，尤其是寒門子弟的就學問題，2001年便把她和錢先生的全部稿費拿出來捐贈給清華大學基金會，以“好讀書獎學金”的名義資助給品學兼優的貧困學生，並且請獲獎學生到家裡來座談，跟他們通信，從而瞭解現代大學生的心理和狀況，並給他們有益的開導。
三
《錢鍾書手稿集》是楊絳先生所打掃的最大也是最重要的戰場，她自己很看重，認為是她在人世間最後一件最重要的事情。一方面是因為這件事情太重要了，重要到它不僅關乎中國的文化，還關乎人類的文化；不僅關乎過去的文化，還關乎未來的文化；另一方面是因為完成了這件事情，她也就達成了她理想的完美境界，此生無憾了。
《錢鍾書手稿集》（72卷冊）也許可以列入出版史上編輯難度最大的工程之一，楊先生以如此高齡和身體狀況對此工程付出的心血不言自明。關於這一點，編輯手記中已有所提及，我在這裡就不贅述。我想說的是，無論多麼艱苦的差事，總得找點兒樂趣，否則無論是參與者還是觀眾，還不只剩下被折磨了。所以，我說《錢鍾書手稿集》的最終完成除了是一樁重大的出版工程外，它還充滿了人情世故，甚至還具有一絲浪漫，它本身也是中外文化交流的一部分，這些與《錢鍾書手稿集》一樣，也是一筆寶貴的財富，值得珍視。
《錢鍾書手稿集》中難度最大的部分是外文筆記，錢鍾書先生用七種外國文字所做的手寫體草書筆記，內容涉及的又是異域之事，僅憑楊絳先生一人之力，又以百歲高齡，如何能夠完成！所以，上蒼派給了楊絳先生一對德國漢學家夫婦，來扶助她完成這樁偉業，這對德國漢學家夫婦就是妻子莫芝宜佳（Monika）和丈夫莫律祺（Richard）。莫芝宜佳和莫律祺夫婦之所以能扶助楊先生圓夢，是因為莫芝宜佳很早就與錢鐘書先生結下了跨國之緣，莫芝宜佳不是別人，她就是錢先生《圍城》的德文翻譯者，她還翻譯了楊絳先生的《洗澡》和《我們仨》。
錢鍾書外文筆記手稿
說起莫芝宜佳與錢鍾書先生的結緣，還要追溯到“文革”剛剛結束不久的1978年。錢先生作為中國社科院代表團的一員前往義大利參加國際漢學方面的會議，在會上當西方漢學家用漢語發問時，錢先生就用外語回答，機智幽默，歐洲各國的文學典故、民間謠諺更是信手拈來，令與會的西方學者驚詫不已，使他們對“十年浩劫”後的中國思想復蘇充滿了好奇和希望。錢先生打動了在場的每一個人，其中來自德國的漢學家莫芝宜佳更是從此與錢先生，與整個錢家，與中國結下了不解之緣。莫芝宜佳博士說：“和錢先生的相遇對我來說，是一個轉捩點。他給我打開了通向中國文化之門。”楊絳先生告訴我們，美國哈佛大學有位英美文學與比較文學教授叫哈裡·萊文（Harry Levin），是享譽世界學壇的名家，萊文的高傲也很有名。但就是這位高傲的萊文教授，與錢鍾書會見攀談後，回去說了一句：“我自慚形穢。”又說：“我所知道的一切，他都在行。可是他還有一個世界，而那個世界我一無所知。”楊先生反復強調《錢鍾書手稿集·外文筆記》出版的必要性正在於此。應邀編纂這套書的莫芝宜佳博士形象地把《外文筆記》比喻為聯通中西方的文化長橋，稱它“飽含對相互文化的尊重”，“將是向全世界開放的、對民族間交流的慷慨貢獻”。儘管工作十分繁重，但莫芝宜佳和她的丈夫深感榮幸。在這套書裡他們深深體會到一位東方學者對西方文學的鍾愛與眷戀，當對異國作品的閱讀和理解達到足夠的廣度和深度時，國界與語言都不再是障礙，他們無法阻擋東西方人對同一種文學現象和思想觀點發生強烈的共鳴。翻譯家許淵沖先生道出了我們的心聲：“中國夢就是要把中國建設成為一個文化強國，而把中國建設成為文化強國，這套書是非常及時的。《錢鍾書手稿集·外文筆記》就是建立文化強國的一塊基石，將對中國文化走向世界做出重要貢獻。”
至於莫芝宜佳的丈夫莫律祺，楊絳先生更是喜愛有加。我第一次拜訪楊先生時，她就跟我興致勃勃地誇起了他，她說：“我稱他為女婿，我的洋女婿，他與我女兒年齡相仿，他和莫芝宜佳兩個人加起來剛好懂得七種外語，否則這事兒還真難辦。”楊先生所說的七種外語就是錢鐘書先生外文筆記中涉及的七種外語，即英、法、德、意、西、希臘和拉丁語。我緊接著楊先生的話說：“是呀，雖然中國有句話叫事在人為，但世界上的好多事之所以能做成，機緣也不可缺呀！我們商務印書館有幸能夠出版《錢鐘書手稿集》，也是一種緣分。”商務印書館與“我們仨”都有緣分，楊先生和錢先生自不必說，錢瑗也曾為商務印書館出過力，早在1977年在北師大任教時，她就曾作為主要審訂者之一，審訂過《英漢小詞典》，這部小詞典直到現在仍然暢銷。在整理、編著《錢鍾書手稿集•外文筆記》的過程中，莫芝宜佳和莫律祺夫婦也與商務印書館結了緣。好多事業就是能讓志同道合的人結緣，幸運的是，商務印書館與楊先生所結之緣，是她在塵世間最後的書緣。
楊絳先生和莫芝宜佳夫婦
借“洋女婿”莫律祺的光，在2013年拜訪楊先生時，我還享受了她給我的一個特殊禮節。在誇獎完莫律祺的才華之後，楊先生接著說：“我的洋女婿很有禮貌，他很有紳士風度，西方的紳士，他每一次來我家，走的時候都會把我的手抬起來，輕輕地親吻一下。這是西方人的吻手禮。”關於西方的吻手禮，我們在西方的文學作品和電影、電視劇裡面都很習以為常，莫律祺先生把它帶到東方來，帶到與楊先生的日常交往中來，確實令人羡慕。然而讓我沒想到的是，告別楊先生時，她牽著我的手一直送到門口，還特意把手背遞到我面前，讓我也享受了一下“吻手禮”的待遇，然後開心地笑了。楊先生讓我享受的這個吻手禮，也許只是不經意的一個禮貌和一種風度的表示，可能還有長輩對晚輩的關愛，但我更願意把它看作是一種緣分的認可，《錢鐘書手稿集》——我們共同事業的緣分；看作是一種責任和囑託。她曾經說過，2011年中文筆記出版時，她不敢指望卻十分盼望有生之年還能親見《外文筆記》出版。在返回的路上，我就對隨行的編輯、主任和副總編說，我們必須加班加點，必須和時間賽跑，有什麼困難也要讓我知道，我們共同努力克服，我們只有一個目標。雖然我沒有說出那個目標，但隨行的人都心知肚明，此後我們也沒有人從嘴裡說出那個目標，怕說出來不吉利，但所有人心裡都憋足了勁兒。2014年5月，《外文筆記》先期推出了第一輯，我們在商務印書館禮堂舉行了出版座談會，楊絳先生髮來了錄音講話，興奮之情溢於言表，她說：“如今《外文筆記》出版了第一輯，全書問世也指日可待了。”作為出版社的負責人，我不知參加過多少次出版座談會和新書發佈會，心裡從來沒有像這次這樣的不平靜。此外，與一般的出版座談會和新書發佈會不同的是，座談會和發佈會往往意味著一件事情的完結，會有如釋重負的感覺，但《外文筆記》的出版座談會不同。我雖然十分欣慰于楊先生的錄音講話，感覺算是有所交代了，但它於我更像一記響錘，催促我們繼續奮進，把交代做徹底了。最後當72卷冊的《錢鍾書手稿集》於2015年全部出齊後，楊先生的願望都實現了。她可以不帶一絲遺憾地，在另一個世界與丈夫和女兒團聚。
《錢鍾書手稿集·外文筆記》
(全 48 冊,附 1 冊)
2015 年 12 月由商務印書館全部出版
縱觀楊絳先生的一生，其文字沉靜而內斂，用她自己的話來說，她本人身著“隱身衣”，甘願做一個“零”，她始終隱藏在錢先生耀眼的光芒之後。但是如果僅僅把楊先生理解為賢妻良母，未免過於膚淺。1938年，陷入抗戰烽火的中國大地上瘡痍滿目，很多留學生滯留海外，也有很多人前往國外，但是錢楊夫婦卻帶著兩歲多的幼女長途奔徙趕回國內，開始了流亡般的艱難歲月。1949年，很多知名文化人遷居臺灣地區，錢楊夫婦也在受邀之列，但他們卻留了下來。在他們內心深處，父母之邦有他們摯愛的親人，有他們眷戀的文化，令他們難捨難分。他們是有志氣的中國人，儘管歷盡滄桑，但是他們從沒有放棄自己的信念，他們始終酷愛讀書，鍾情于燦爛的文化，更追慕深刻的思想。他們一生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讓父母之邦為他們驕傲和自豪。
楊先生去世的消息傳來時，媒體第一時間採訪我，第一句話就讓我猜測或想像一下楊先生離開我們時的情形，我幾乎不假思索地脫口而出：她一定是笑著走向天國的！是的，她給了自己一個圓滿的人生；給了“我們仨”一個圓滿的家庭；至於那個永遠都不會圓滿的社會和人類，她也不遺餘力地做出了最後的努力！這就是她留給我們最大的精神財富，她將激勵所有不願意為自己的生命留下遺憾的人們，激勵所有盼望美好人間的人們，激勵所有沒有丟失的靈魂，沿著她的方向繼續努力。這是一代人接一代人的事業，是人類永恆的事業。
音容婉在，風骨長存！
（於殿利，商務印書館總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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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喪女，實是人生至痛。楊先生寫作《我們仨》就是替女兒達成未能完成的遺願，書後還附著錢瑗在病床上寫寫畫畫的手稿。思念一個人，就會不由自主地提起她的名字和往事，楊先生也不例外。我們的編輯去看望她時，說自己是從北師大畢業的，楊先生便親切地笑著說錢瑗以前就在北師大工作。聽說《錢鍾書手稿集》的一位責任編輯叫田媛，楊先生說這個名字好記，跟我女兒的名字差不多。楊先生有一篇《記比鄰雙鵲》，記錄了窗外柏樹上一對喜鵲為了孕育餵養子女而奔波勞頓，又因一夜風雨所致小喜鵲的早殤而日日哀啼。2007年當這篇文章收入《走到人生邊上》出版時，錢瑗冥壽七十歲，去世已整整十年。如果說在《我們仨》中，楊先生淋漓盡致地表達出剛剛失去至親的彷徨和無助，那麼《記比鄰雙鵲》則浸透了她日復一日、年復一年思念親人而無處排解的痛苦。但是，正如楊先生在文末所說“過去的悲歡、希望、憂傷，恍如一夢，都成過去了”。即便是對錢瑗的愛也絕不僅僅是母愛這麼簡單，它依然能讓我們感受到一種家國情懷。在《我們仨》中，楊先生這樣寫道：“阿瑗是我生平傑作，鐘書認為‘可造之材’，我公公心目中的‘讀書種子’。她上高中學背糞桶，大學下鄉下廠，畢業後又下放四清，九蒸九焙，卻始終只是一粒種子，只發了一點芽芽。做父母的，心上不能舒坦。”從這段文字可以看出，楊絳先生和錢鍾書先生乃至整個錢家愛錢瑗的重要原因之一，是錢瑗是“可造之材”，這個可造之材絕不是對錢家這個小家而言的，而是對國家這個大家而言的，他們看重的是錢瑗是個對國家有用的人才，而且可能成為棟樑之材。讓他們“心上不能舒坦”的，或者說難以釋懷的，甚至非常遺憾的，也是這個“可造之材”由於病魔纏身，“只發了一點芽芽”，未能為國家發揮更大的作用。值得一提的是，在楊先生看來，錢瑗之材的可造之處不僅在於她是“讀書種子”，還在於她“學背糞桶”、“下鄉下廠”和“下放四清”等經歷和實踐，在楊先生看來這些不只是苦曆和磨難，而是成材的必修課。在這裡，我們透過兒女情長，看到更多的還是浸潤其中的那份家國情懷。
楊絳與錢鍾書
楊絳先生以驚人的毅力和決心甚至還有雷打不動的信念，打掃完了戰場，先後推動出版了《錢鍾書集》、《宋詩紀事補訂》、《錢鍾書手稿集•容安館劄記》（全三冊）、《錢鍾書手稿集•中文筆記》（全二十冊）、《錢鍾書手稿集•外文筆記》（全四十八冊附一冊），以及為完成女兒遺願創作了《我們仨》。這一切都是在90至104歲的高齡完成的，我想人間已很難有詞語來表達對她的敬意了。
二
楊絳先生晚年絕不僅僅是為家人“打掃戰場”，她還以九十歲以上的高齡繼續其創作生涯。2003年93歲時創作、出版了《我們仨》，2007年97歲時創作、出版了《走在人生邊上》，還有2014年103歲時出版了《洗澡之後》。如果說《我們仨》以及《錢鍾書手稿集》是為女兒和丈夫“打掃戰場”的話，那麼《走在人生邊上》也可以看作是她為自己“打掃戰場”，更確切地說，她要為自己的人生畫上一個圓滿的句號。在她看來，這個圓滿的句號只有一種畫法，即把自己百餘年的人生感悟，無論是參透的還是未參透的，以文字的形式留給後人、後世，以期對後人、後世有所教寓，若是能對改進現實社會的種種不如意有所助益，那更是在老人離開以後可以告慰其在天之靈了。
楊先生在96歲之際向世人奉獻了《走到人生邊上：自問自答》一書，其創作的艱難是可想而知的。用楊先生自己的話說：“我的《自問自答》是我和自己的老、病、忙鬥爭中寫成的。”之所以要寫這部書，是因為“我正站在人生的邊緣邊緣上，向後看看，也向前看看。向後看，我已經活了一輩子，人生一世，為的是什麼呢？我要探索人生的價值。”一個明知自己將不久于人世的老人，還要探索人生的價值，顯然不是為自己探索人生的價值，而是以自己的經歷和感悟為世人探索人生的價值。之所以要為世人探索人生的價值，源于其對現實社會深深的關切，甚至極大的憂慮。她要世人警醒，她要世人向上，她要世人都要像“我們仨”一樣，都能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儘量做些能做的事，就算沒有白活了”。這是她在與病魔做鬥爭中創作此書的最大動力。她以看似糊塗實際早已大徹大悟的自問自答方式，展示了自己的信念和信仰。
在書中，楊先生至少向我們表現了三個層面的現實關懷。在個人層面，她對很多人理想、信念缺失，良知沉淪，以及道德滑坡的狀況深感憂慮。她說：“聰明年輕的一代，只圖消費享受，而曾為靈性良心奮鬥的人，看到自己的無能為力而灰心絕望，覺得人生只是一場無可奈何的空虛。上帝已不在其位，財神爺當道了。人世間只是爭權奪利、爭名奪位的‘名利場’，或者乾脆就稱‘戰場’吧。”她活脫脫地繪出了今日的眾生百相，並不無感慨地指出：“在人生的道路上，如一心追逐名利權位，就沒有餘暇顧忌其他。也許到臨終‘迴光返照’的時候，才感到悔慚，心有遺憾，可是已追悔莫及，只好飲恨吞聲而死。”故而她引經據典，化成循循善誘的教誨：“人活一輩子，鍛煉了一輩子，總會有或多或少的成績。能有成績，就不是虛生此世了。”
在社會層面，她列舉了種種的社會不公，並提出了面對種種社會不公，應該如何自處？為了理清這個問題，在書中，她不停地發問：“人死了就什麼都沒有了嗎？”她不相信，她要追問人生的價值。“人是不是有靈魂？”“人死了靈魂是不是不滅？”她在這裡絕不是在探討宗教問題或者鬼神問題，她只是要讓世人明白，人活著就必須有信仰。 “只有相信靈魂不滅，才能對人生有合理的價值觀，相信靈魂不滅，得是有信仰的人。有了信仰，人生才有價值。”就像在西方哲學史乃至科學史上對於有沒有上帝始終處於喋喋不休的爭論一樣，最後有沒有上帝變得不那麼重要了，因為上帝已經成為“善”和“德”的代名詞，所以人們包括著名的科學家也都寧願相信上帝真的存在了。它讓人們有所畏懼，讓人們擇善而行，讓人們依德而動，只有善舉和道德才能保證人類社會健康、有序發展，而使人類免遭生靈塗炭。在中國傳統文化中，靈魂具有類似的寓意，中國人往往把做惡事稱作出賣了靈魂。直到百歲之際，楊先生的信念絲毫沒有動搖，在百歲答問中現身說法，她每天都“要求自己待人更寬容些，對人更瞭解些，相處更和洽些，這方面總有新體會。因此，我的每一天都是特殊的，都有新鮮感受和感覺”。
在全人類層面，楊先生對人類現實和未來的關切，主要體現在她對人類文明和人性的討論上。她認為，“人類的文明，當然有它的價值，價值還很高呢，但決不是天地生人的目標”，她堅信“天地生人，人為萬物之靈。神明的大自然，著重的該是人，不是物；不是人類創造的文明，而是創造人類文明的人”。為此，她給出了如下精闢的論述：
“如果天地生人是為了人類文明的話，那麼，人類的文明該是有益於人類發展生存的。的確，社會各界的醫學家、經濟學家、法學家、社會學家、農業學家、建築學家以至文學藝術家等等，以及各國領導人，都盡心竭力為人民謀福利。可是，文明社會要求經濟發達，要求生產增長、消費增長，於是工廠增多，大自然遭受污染，大自然的生態受到破壞，水源污染了，地下水逐漸乾涸，臭氧層已經破裂，北極的冰山正在迅速融化，海水在上漲，陸地在下沉，許多物種瀕臨滅絕。人間的疾病在增多，抗藥的病菌愈加頑強了。滿地戰火，人間還在玩火，孜孜研製殺傷性更為狠毒的武器，商略冷戰、熱戰的種種手段。人類的文明卻很可觀。人能製造飛船，沖出太空，登上月球了。能在太空行走了。能勘探鄰近的星球上哪裡可能有水，哪裡可能有空氣，好像準備在鄰近的星球上爭奪地盤了。我們這個破舊的地球，快要報廢了吧？”
如此說來，所謂的人類的文明，只是滿足人們日益增長的物質需要而已，而對人類應有的知識、良心和道德卻相關甚少。楊先生接著又說：“如果天地生人，目的是人類的文明，那麼，天地生就的人，不該這麼無知，這麼無能，雖是萬物之靈，卻是萬般無奈，顧此失彼，而大部分人還醉生夢死，或麻木不仁。”另外，為了我們所謂的文明奇跡，卻往往要付出“屍骨相支拄”的代價。所以，她進一步追問道：“我們承襲了數千年累積的智慧，又增長了多少智慧？”
人類文明的這種狀況要在人性中去探尋其根源。在楊先生看來，人性具有兩面性：“人，一方面有靈性良心，一方面又有個血肉之軀。靈性良心屬於靈，‘食色性也’屬於肉，靈與肉是不和諧的。”“人的食欲卻不僅僅是圖生存，還圖享受。人不僅要吃飽，還講究美食。孔子不是說‘食不厭精，膾不厭細’嗎？”“不和諧的兩方，必然引起矛盾。有矛盾必有鬥爭，有鬥爭必有勝負。”靈性良心若要取得勝利，人類就要不斷地修煉自己，“修養不足就容易受到物欲的引誘，名利心重就顧不到良心了。”“只有人類能懂得修煉自己，要求自身完善，這也該是人生的目的吧！”這也是人類與動物界最大的區別之一。
錢鍾書和楊絳
楊先生在書中所表現出的“先天下之憂而憂”的情懷不是偶然的，她始終特別關注社會問題，直至逝世。2012年7月我去給楊先生賀壽，看到她的沙發對面有台電視，茶几上放著當天的報紙，看來楊先生也生活在資訊時代。我送給她一本新版《現代漢語詞典》，她饒有興致地一邊翻看這本詞典，一邊說：“平時沒有書看的時候，我可以拿這個詞典讀半天。”這讓我們頗有些驚喜！其實想想也不奇怪，錢鍾書先生也是把一本《韋氏大詞典》常常翻來翻去，而且天頭地腳都寫了密密麻麻的小字批註。辭書對於普通人來說只是一本工具書，而對於智者來說，辭書中實是負載著文化、科技、政治的廣泛內涵而且留有時代發展的印跡。我們談起詞典裡面收了很多新詞，“比如說現在有很多人天天待在家裡不常出門，叫宅男、宅女，這些詞就收進去了。”楊先生聽得津津有味，並且打趣地說：“那我就是‘宅女’。”大家都被她逗樂了。我還提到一個新詞“地溝油”，楊先生開始搖了搖頭，看我們寫下來，便說：“哦，這個詞我知道，但這油究竟是怎麼來的，我搞不太清楚。”聽完大家的解釋，楊先生沒說話，但表情略顯沉重。
值得一提的是，她給予當今社會的不僅是關注，還力所能及地為改善社會盡自己的一份力。1998年錢鍾書先生去世後，楊先生並沒有兩耳不聞窗外事，而是將她的情感更多地投向了社會。她關注教育，尤其是寒門子弟的就學問題，2001年便把她和錢先生的全部稿費拿出來捐贈給清華大學基金會，以“好讀書獎學金”的名義資助給品學兼優的貧困學生，並且請獲獎學生到家裡來座談，跟他們通信，從而瞭解現代大學生的心理和狀況，並給他們有益的開導。
三
《錢鍾書手稿集》是楊絳先生所打掃的最大也是最重要的戰場，她自己很看重，認為是她在人世間最後一件最重要的事情。一方面是因為這件事情太重要了，重要到它不僅關乎中國的文化，還關乎人類的文化；不僅關乎過去的文化，還關乎未來的文化；另一方面是因為完成了這件事情，她也就達成了她理想的完美境界，此生無憾了。
《錢鍾書手稿集》（72卷冊）也許可以列入出版史上編輯難度最大的工程之一，楊先生以如此高齡和身體狀況對此工程付出的心血不言自明。關於這一點，編輯手記中已有所提及，我在這裡就不贅述。我想說的是，無論多麼艱苦的差事，總得找點兒樂趣，否則無論是參與者還是觀眾，還不只剩下被折磨了。所以，我說《錢鍾書手稿集》的最終完成除了是一樁重大的出版工程外，它還充滿了人情世故，甚至還具有一絲浪漫，它本身也是中外文化交流的一部分，這些與《錢鍾書手稿集》一樣，也是一筆寶貴的財富，值得珍視。
《錢鍾書手稿集》中難度最大的部分是外文筆記，錢鍾書先生用七種外國文字所做的手寫體草書筆記，內容涉及的又是異域之事，僅憑楊絳先生一人之力，又以百歲高齡，如何能夠完成！所以，上蒼派給了楊絳先生一對德國漢學家夫婦，來扶助她完成這樁偉業，這對德國漢學家夫婦就是妻子莫芝宜佳（Monika）和丈夫莫律祺（Richard）。莫芝宜佳和莫律祺夫婦之所以能扶助楊先生圓夢，是因為莫芝宜佳很早就與錢鐘書先生結下了跨國之緣，莫芝宜佳不是別人，她就是錢先生《圍城》的德文翻譯者，她還翻譯了楊絳先生的《洗澡》和《我們仨》。
錢鍾書外文筆記手稿
說起莫芝宜佳與錢鍾書先生的結緣，還要追溯到“文革”剛剛結束不久的1978年。錢先生作為中國社科院代表團的一員前往義大利參加國際漢學方面的會議，在會上當西方漢學家用漢語發問時，錢先生就用外語回答，機智幽默，歐洲各國的文學典故、民間謠諺更是信手拈來，令與會的西方學者驚詫不已，使他們對“十年浩劫”後的中國思想復蘇充滿了好奇和希望。錢先生打動了在場的每一個人，其中來自德國的漢學家莫芝宜佳更是從此與錢先生，與整個錢家，與中國結下了不解之緣。莫芝宜佳博士說：“和錢先生的相遇對我來說，是一個轉捩點。他給我打開了通向中國文化之門。”楊絳先生告訴我們，美國哈佛大學有位英美文學與比較文學教授叫哈裡·萊文（Harry Levin），是享譽世界學壇的名家，萊文的高傲也很有名。但就是這位高傲的萊文教授，與錢鍾書會見攀談後，回去說了一句：“我自慚形穢。”又說：“我所知道的一切，他都在行。可是他還有一個世界，而那個世界我一無所知。”楊先生反復強調《錢鍾書手稿集·外文筆記》出版的必要性正在於此。應邀編纂這套書的莫芝宜佳博士形象地把《外文筆記》比喻為聯通中西方的文化長橋，稱它“飽含對相互文化的尊重”，“將是向全世界開放的、對民族間交流的慷慨貢獻”。儘管工作十分繁重，但莫芝宜佳和她的丈夫深感榮幸。在這套書裡他們深深體會到一位東方學者對西方文學的鍾愛與眷戀，當對異國作品的閱讀和理解達到足夠的廣度和深度時，國界與語言都不再是障礙，他們無法阻擋東西方人對同一種文學現象和思想觀點發生強烈的共鳴。翻譯家許淵沖先生道出了我們的心聲：“中國夢就是要把中國建設成為一個文化強國，而把中國建設成為文化強國，這套書是非常及時的。《錢鍾書手稿集·外文筆記》就是建立文化強國的一塊基石，將對中國文化走向世界做出重要貢獻。”
至於莫芝宜佳的丈夫莫律祺，楊絳先生更是喜愛有加。我第一次拜訪楊先生時，她就跟我興致勃勃地誇起了他，她說：“我稱他為女婿，我的洋女婿，他與我女兒年齡相仿，他和莫芝宜佳兩個人加起來剛好懂得七種外語，否則這事兒還真難辦。”楊先生所說的七種外語就是錢鐘書先生外文筆記中涉及的七種外語，即英、法、德、意、西、希臘和拉丁語。我緊接著楊先生的話說：“是呀，雖然中國有句話叫事在人為，但世界上的好多事之所以能做成，機緣也不可缺呀！我們商務印書館有幸能夠出版《錢鐘書手稿集》，也是一種緣分。”商務印書館與“我們仨”都有緣分，楊先生和錢先生自不必說，錢瑗也曾為商務印書館出過力，早在1977年在北師大任教時，她就曾作為主要審訂者之一，審訂過《英漢小詞典》，這部小詞典直到現在仍然暢銷。在整理、編著《錢鍾書手稿集•外文筆記》的過程中，莫芝宜佳和莫律祺夫婦也與商務印書館結了緣。好多事業就是能讓志同道合的人結緣，幸運的是，商務印書館與楊先生所結之緣，是她在塵世間最後的書緣。
楊絳先生和莫芝宜佳夫婦
借“洋女婿”莫律祺的光，在2013年拜訪楊先生時，我還享受了她給我的一個特殊禮節。在誇獎完莫律祺的才華之後，楊先生接著說：“我的洋女婿很有禮貌，他很有紳士風度，西方的紳士，他每一次來我家，走的時候都會把我的手抬起來，輕輕地親吻一下。這是西方人的吻手禮。”關於西方的吻手禮，我們在西方的文學作品和電影、電視劇裡面都很習以為常，莫律祺先生把它帶到東方來，帶到與楊先生的日常交往中來，確實令人羡慕。然而讓我沒想到的是，告別楊先生時，她牽著我的手一直送到門口，還特意把手背遞到我面前，讓我也享受了一下“吻手禮”的待遇，然後開心地笑了。楊先生讓我享受的這個吻手禮，也許只是不經意的一個禮貌和一種風度的表示，可能還有長輩對晚輩的關愛，但我更願意把它看作是一種緣分的認可，《錢鐘書手稿集》——我們共同事業的緣分；看作是一種責任和囑託。她曾經說過，2011年中文筆記出版時，她不敢指望卻十分盼望有生之年還能親見《外文筆記》出版。在返回的路上，我就對隨行的編輯、主任和副總編說，我們必須加班加點，必須和時間賽跑，有什麼困難也要讓我知道，我們共同努力克服，我們只有一個目標。雖然我沒有說出那個目標，但隨行的人都心知肚明，此後我們也沒有人從嘴裡說出那個目標，怕說出來不吉利，但所有人心裡都憋足了勁兒。2014年5月，《外文筆記》先期推出了第一輯，我們在商務印書館禮堂舉行了出版座談會，楊絳先生髮來了錄音講話，興奮之情溢於言表，她說：“如今《外文筆記》出版了第一輯，全書問世也指日可待了。”作為出版社的負責人，我不知參加過多少次出版座談會和新書發佈會，心裡從來沒有像這次這樣的不平靜。此外，與一般的出版座談會和新書發佈會不同的是，座談會和發佈會往往意味著一件事情的完結，會有如釋重負的感覺，但《外文筆記》的出版座談會不同。我雖然十分欣慰于楊先生的錄音講話，感覺算是有所交代了，但它於我更像一記響錘，催促我們繼續奮進，把交代做徹底了。最後當72卷冊的《錢鍾書手稿集》於2015年全部出齊後，楊先生的願望都實現了。她可以不帶一絲遺憾地，在另一個世界與丈夫和女兒團聚。
《錢鍾書手稿集·外文筆記》
(全 48 冊,附 1 冊)
2015 年 12 月由商務印書館全部出版
縱觀楊絳先生的一生，其文字沉靜而內斂，用她自己的話來說，她本人身著“隱身衣”，甘願做一個“零”，她始終隱藏在錢先生耀眼的光芒之後。但是如果僅僅把楊先生理解為賢妻良母，未免過於膚淺。1938年，陷入抗戰烽火的中國大地上瘡痍滿目，很多留學生滯留海外，也有很多人前往國外，但是錢楊夫婦卻帶著兩歲多的幼女長途奔徙趕回國內，開始了流亡般的艱難歲月。1949年，很多知名文化人遷居臺灣地區，錢楊夫婦也在受邀之列，但他們卻留了下來。在他們內心深處，父母之邦有他們摯愛的親人，有他們眷戀的文化，令他們難捨難分。他們是有志氣的中國人，儘管歷盡滄桑，但是他們從沒有放棄自己的信念，他們始終酷愛讀書，鍾情于燦爛的文化，更追慕深刻的思想。他們一生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讓父母之邦為他們驕傲和自豪。
楊先生去世的消息傳來時，媒體第一時間採訪我，第一句話就讓我猜測或想像一下楊先生離開我們時的情形，我幾乎不假思索地脫口而出：她一定是笑著走向天國的！是的，她給了自己一個圓滿的人生；給了“我們仨”一個圓滿的家庭；至於那個永遠都不會圓滿的社會和人類，她也不遺餘力地做出了最後的努力！這就是她留給我們最大的精神財富，她將激勵所有不願意為自己的生命留下遺憾的人們，激勵所有盼望美好人間的人們，激勵所有沒有丟失的靈魂，沿著她的方向繼續努力。這是一代人接一代人的事業，是人類永恆的事業。
音容婉在，風骨長存！
（於殿利，商務印書館總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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