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主辦、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承辦的“中國發展高層論壇2017”3月18-20日在京舉行。
3月19日， 全國社會保障基金理事會理事長樓繼偉在論壇午餐演講時表示，
但樓繼偉提醒， 貨幣財政加杠杆給出了經濟穩定的幻覺， 不願意忍受改革的陣痛。 “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買來的時間如果浪費掉了， 政策空間會越來越小， 最終需要在緊貨幣、緊財政的條件下進行改革， 陣痛會更加劇烈， 就更難凝聚共識， 容易滑向左傾或者右傾的民粹主義。 ”樓繼偉表示。
下文為現場記錄：
樓繼偉：謝謝德里克·阿博利主席， 你一開始介紹我第一句話是樓部長， 有點尷尬，
可以這麼說吧， 我在30多年前開始學經濟學， 學過馬克思的《資本論》之後， 學習現代經濟學第一本書是您的叔叔， 保羅·薩默爾森寫的， 我記得非常清楚， 第11版， 我們學的時候還是英文， 學下冊的時候才有中文。 這可以看到現代經濟學傳播到中國是多晚了。 另外感謝您剛才的發言， 實際也使得我很尷尬， 因為你的觀點很多和我相近，
我們的題目是“塑造未來社會的關鍵趨勢”， 我就這個問題拿到以後覺得很困難， 但是我也想試探的講一點意見， 我想講五點：
第一， 中近期的問題， 或者近中期的問題。 我們是全球面臨總需求不足和總供給提升的障礙， 如何良性的提高總需求、可持續性的改善總供給的能力， 是近中期的關鍵。 金融危機對各國造成了衝擊和恢復過程的緩慢， 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相關的國家在總供給一側的脆弱性， 當然也反映了全球化大家聯繫在一起， 沒有一個國家能夠逃脫全球性的衝擊。
總供給一側的脆弱性怎麼造成的？基本上是由於過度的管制、過高的福利、民粹化的傾向，
但是， 貨幣財政加杠杆給出了經濟穩定的幻覺，
第二， 科技進步加快重塑經濟和社會結構。 例如， 資訊技術的發展， 智慧製造會越來越普遍， 甚至人工智慧和大資料、雲計算的應用， 在公開市場投資上， 以85%的概率big market的情景是可能的， 而且可能不會太遠，投資界的朋友不必過分的擔心，在這方面我們應該找到辦法。
再例如，新能源技術的發展使成本下降、應用方便，對於傳統能源的大幅度替代也不會太遠。
還例如，互聯網和3D列印的發展，資訊、技術、商業模式的傳播，甚至服務和製造的轉移不再有時間、距離和地域的限制。
總之，創新將改變經濟和社會結構以及就業形態和收入分配，各國之間的應該平衡關係，特別是全球化不可阻擋。
第三，全球化的發展。全球化是資本、技術、可貿易產品和服務，以及勞動力、土地等跨疆域的配置，由於各國發展階段的不同、人口結構的不同、自然條件的不同，全球化優化的資源配置是多贏的，各國都在受益。同時，各種要素的流動性不同、流動性的形態也不同，土地是無法物理性流動的，但是土地的使用形態絕對受全球化的影響。
我們可以看到，巴西、阿根廷種的一些大豆，大量的出口到中國。對於勞動力的跨域流動，各國都有合理的限制，沒有一個國家沒有合理限制的，都是可以理解的。資本、技術、可貿易產品和服務流動性要強得多，也是難以管制的，過多的管制和壁壘會呈現雙輸或者多輸的結果，當然短期的跨境資本流動是不是很有好處，這是不確定性的，而且現在在金融監管之下，大家也在考慮如何合作，對短期的跨境資本流動進行合作監管。
資源優化的配置帶來了各個參與國的國民福祉的提升，當然不一定是導致合理的收入分配，也很難區分出收入分配的變化有多少是由科技進步造成的。剛才勞倫斯·薩默斯教授大量描述這一現象，所以我覺得有點尷尬，在重複他。
總之，這就需要政府的調節，例如改善基礎設施，改善教育，等等。但反全球化的措施阻擋不了全球化，也降低了國民福祉，削弱了改善收入分配的財政基礎。
第四，當前全球協調的必要性再次凸顯。
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後，全球領導人面對共同的災難，空前一致的加強了政策協調，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當然，我作為財經管道聯合主席，和周小川行長去年我們在主持這個財經管道的會。
到了現在，面對杠杆高企，生產率停滯，經濟增長總體緩慢，收入分配狀況惡化，貿易摩擦加劇，民粹主義盛行，我不認為負責任的經濟學家、政治家、企業家會認為全球的經濟已經實質性的、可持續性的復蘇。而且各國的政治空間在縮小，協調產生合力就更加必要，我們有太多的事需要協調。
競爭性的降稅有沒有終點？過去中國的企業所得稅是25%的稅率，是中等偏下的，現在已經逐步變成了稅率的中樞了，可能還要往下降，有沒有終點？任何一國實行正的進境稅和負的出境稅能否奏效？那麼現存的雙邊稅收協定是不是要重新修訂？中國，我忘了，離開財政部4個月我忘了，將近100個吧雙邊稅收協定，如果出現剛才說的那種情況，各國加在一起到底多少？要不要重新談判？如果引起全球性的相互報復是什麼樣的結局？
如何運用好貨幣政策和適宜的財政政策工具，有效地降低杠杆率又不引發降杠杆過程中的風險，這各國都碰到了，中國也是一個非常現實的問題。金融監管應當把握到什麼程度，使得金融體系是安全的，不會把納稅人捲入，同時這個金融體系又能以適宜的成本支援實體經濟，加強短期跨境資本流動的分析和風險監控也需要相互的協調，如何加強多邊開發機構的作用，動員各種力量，包括私人部門去加強基礎設施建設，特別是加強薄弱、脆弱地區的基礎設施建設。例如非洲，貧困和自然災難是地區動亂的重要原因，減貧和應對氣候變化一定程度上是全球外部性事物更需要協調行動。
剛才我在手機上看到，央行行長財長會議剛剛結束，在聲明中取消掉了反對保護主義。也不再提氣候變化的全面合作。我還看到了中國財政部在會後的聲明，講到的是中國財政部堅決反對貿易保護主義，推動氣候變化的合作。所以這個聲明中這兩點的遺憾肯定不是中國造成的。當然，剛剛會議結束裡面怎麼協調的我也不知道，可能以後大家也會逐步知道。但是需要全球協調。
今年1月，中國習近平主席在達沃斯論壇上發表題為“共擔時代責任、共促全球發展”的主旨演講，正式表達了中國領導人加強全球協調的意願和誠意。
第五，我們處在十字路口上，全球進入了新常態。
這一點中國領導人早有認識，當然也不是中國自己發明的。我們2013年提出了中國經濟進入了“三期疊加”，也就是經濟增長速度的換檔期、結構調整陣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進而提出三期疊加將是今後五年甚至更長一段時間的新常態，這一時期的經濟政策要在適度加強需求管理的基礎上，著力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國新常態的提出，也是考慮到全球經濟在近中期高度不確定性的外部因素所作出的綜合判斷。中國決心做好自己的事，同時負起應當承擔的外部責任。
全球經濟進入了新常態，其特點不必贅述，問題在於各方面如何認識，國際如何協調，要注意到科技進步，特別是資訊技術的革命，人口結構的變化，是人的意志不能改變的。它將深刻影響各國和全球經濟的發展趨勢。要認識到高杠杆和低生產率的搭配，蘊藏著高風險，危機還有可能不期而至，做好自己的事承擔起責任，應當是各國的共同選擇。以鄰為壑、轉嫁風險只會得到報復性的反擊，改革常常是由危機觸發的，改革、開放、合作是光明之路。危機還可能觸發另一種情景就是衝突和對抗，這是大家都不願意看到的，我們處在十字路口上。謝謝。
而且可能不會太遠，投資界的朋友不必過分的擔心，在這方面我們應該找到辦法。再例如，新能源技術的發展使成本下降、應用方便，對於傳統能源的大幅度替代也不會太遠。
還例如，互聯網和3D列印的發展，資訊、技術、商業模式的傳播，甚至服務和製造的轉移不再有時間、距離和地域的限制。
總之，創新將改變經濟和社會結構以及就業形態和收入分配，各國之間的應該平衡關係，特別是全球化不可阻擋。
第三，全球化的發展。全球化是資本、技術、可貿易產品和服務，以及勞動力、土地等跨疆域的配置，由於各國發展階段的不同、人口結構的不同、自然條件的不同，全球化優化的資源配置是多贏的，各國都在受益。同時，各種要素的流動性不同、流動性的形態也不同，土地是無法物理性流動的，但是土地的使用形態絕對受全球化的影響。
我們可以看到，巴西、阿根廷種的一些大豆，大量的出口到中國。對於勞動力的跨域流動，各國都有合理的限制，沒有一個國家沒有合理限制的，都是可以理解的。資本、技術、可貿易產品和服務流動性要強得多，也是難以管制的，過多的管制和壁壘會呈現雙輸或者多輸的結果，當然短期的跨境資本流動是不是很有好處，這是不確定性的，而且現在在金融監管之下，大家也在考慮如何合作，對短期的跨境資本流動進行合作監管。
資源優化的配置帶來了各個參與國的國民福祉的提升，當然不一定是導致合理的收入分配，也很難區分出收入分配的變化有多少是由科技進步造成的。剛才勞倫斯·薩默斯教授大量描述這一現象，所以我覺得有點尷尬，在重複他。
總之，這就需要政府的調節，例如改善基礎設施，改善教育，等等。但反全球化的措施阻擋不了全球化，也降低了國民福祉，削弱了改善收入分配的財政基礎。
第四，當前全球協調的必要性再次凸顯。
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後，全球領導人面對共同的災難，空前一致的加強了政策協調，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當然，我作為財經管道聯合主席，和周小川行長去年我們在主持這個財經管道的會。
到了現在，面對杠杆高企，生產率停滯，經濟增長總體緩慢，收入分配狀況惡化，貿易摩擦加劇，民粹主義盛行，我不認為負責任的經濟學家、政治家、企業家會認為全球的經濟已經實質性的、可持續性的復蘇。而且各國的政治空間在縮小，協調產生合力就更加必要，我們有太多的事需要協調。
競爭性的降稅有沒有終點？過去中國的企業所得稅是25%的稅率，是中等偏下的，現在已經逐步變成了稅率的中樞了，可能還要往下降，有沒有終點？任何一國實行正的進境稅和負的出境稅能否奏效？那麼現存的雙邊稅收協定是不是要重新修訂？中國，我忘了，離開財政部4個月我忘了，將近100個吧雙邊稅收協定，如果出現剛才說的那種情況，各國加在一起到底多少？要不要重新談判？如果引起全球性的相互報復是什麼樣的結局？
如何運用好貨幣政策和適宜的財政政策工具，有效地降低杠杆率又不引發降杠杆過程中的風險，這各國都碰到了，中國也是一個非常現實的問題。金融監管應當把握到什麼程度，使得金融體系是安全的，不會把納稅人捲入，同時這個金融體系又能以適宜的成本支援實體經濟，加強短期跨境資本流動的分析和風險監控也需要相互的協調，如何加強多邊開發機構的作用，動員各種力量，包括私人部門去加強基礎設施建設，特別是加強薄弱、脆弱地區的基礎設施建設。例如非洲，貧困和自然災難是地區動亂的重要原因，減貧和應對氣候變化一定程度上是全球外部性事物更需要協調行動。
剛才我在手機上看到，央行行長財長會議剛剛結束，在聲明中取消掉了反對保護主義。也不再提氣候變化的全面合作。我還看到了中國財政部在會後的聲明，講到的是中國財政部堅決反對貿易保護主義，推動氣候變化的合作。所以這個聲明中這兩點的遺憾肯定不是中國造成的。當然，剛剛會議結束裡面怎麼協調的我也不知道，可能以後大家也會逐步知道。但是需要全球協調。
今年1月，中國習近平主席在達沃斯論壇上發表題為“共擔時代責任、共促全球發展”的主旨演講，正式表達了中國領導人加強全球協調的意願和誠意。
第五，我們處在十字路口上，全球進入了新常態。
這一點中國領導人早有認識，當然也不是中國自己發明的。我們2013年提出了中國經濟進入了“三期疊加”，也就是經濟增長速度的換檔期、結構調整陣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進而提出三期疊加將是今後五年甚至更長一段時間的新常態，這一時期的經濟政策要在適度加強需求管理的基礎上，著力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國新常態的提出，也是考慮到全球經濟在近中期高度不確定性的外部因素所作出的綜合判斷。中國決心做好自己的事，同時負起應當承擔的外部責任。
全球經濟進入了新常態，其特點不必贅述，問題在於各方面如何認識，國際如何協調，要注意到科技進步，特別是資訊技術的革命，人口結構的變化，是人的意志不能改變的。它將深刻影響各國和全球經濟的發展趨勢。要認識到高杠杆和低生產率的搭配，蘊藏著高風險，危機還有可能不期而至，做好自己的事承擔起責任，應當是各國的共同選擇。以鄰為壑、轉嫁風險只會得到報復性的反擊，改革常常是由危機觸發的，改革、開放、合作是光明之路。危機還可能觸發另一種情景就是衝突和對抗，這是大家都不願意看到的，我們處在十字路口上。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