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羲之《建安帖》
王羲之書《建安帖》， 拓本， 四十一字， 行書。
褚遂良《右軍書目》“草書都五十八卷”第三十八卷記載：“四月五日羲之報。 五行。 ”此帖首行前七字與《右軍書目》記載相合， 但是行數卻相異。 王氏尺牘中涉及家中尊長處多空格或提行以示尊敬， “慈蔭”處若提行， 則正合五行。 若此， 又可見《閣帖》摹勒上石時的改易和訛誤。 《右軍書記》著錄此帖文字， 然帖中“永惟慕”一句， 《右軍書記》作“永惟崩慕”， “無由言苦”則作“無由言告”， 結合王氏他帖， 以《右軍書記》著錄為是。 且《右軍書記》注文曰：“此一帖真草書”。 考察此帖， 乃真、草二體間雜， 與《右軍書記》記載相合。 《宣和書譜》王羲之行書目著錄此帖。 “建安“乃東晉江州建安郡， 今福建建甌（西晉惠帝末年以前屬揚州）。
王羲之曾為臨川太守、江州刺史，家中哪位尊長如何葬于建安，不得而知。羲之父親早喪，帖中又雲“慈蔭”，則當是其母了。考羲之為臨川，在鹹和七年（三三二）前後，為江州則在咸康六年（三四零）。羲之去官在永和十一年（三五五）三月，並告誓父母墓前。則此次從建安移靈柩當在羲之為會稽內史時。若以“垂三十年”計，家慈之歿，當在成帝咸和初年，即西元二二六年頃。
日本學者中田勇次郎先生認為，此帖與《靈柩垂至帖》及《慈顏幽翳帖》的內容大致相同，字句亦頗相似，所指乃其兄王籍之靈柩。王敦敗亡時，曾有人奏請將王彬、王籍之除名，未獲批准。王籍之徙于建安而歿，未能歸葬鄉里。時在太寧二年（三二四）許。但又說王籍之非羲之胞兄。據《王氏譜》，王籍之乃王彬從子，宜為王曠之子，若此，則為羲之兄。此帖所言之事，由來有緒，墨蹟雖然不存，其刻本風格頗具王義之書法特徵。
釋文：
四月五日羲之報:建安靈柩至，慈蔭幽絕，垂卅年，永惟(崩)慕，痛徹五內，永酷奈何？無繇言苦，臨紙摧哽。羲之報。
王羲之（303-361），東晉書法家，字逸少。原籍琅琊人(今屬山東臨沂)，居會稽山陰（浙江紹興）。官至右軍將軍，會稽內史，人稱“王右軍”。他出身於兩晉的名門望族。王羲之十二歲時經父親傳授筆法論，“語以大綱，即有所悟”。他小時候就從當時著名的女書法家衛夫人學習書法。以後他渡江北遊名山，博採眾長，草書師法張芝，正書得力于鐘繇。觀摩學習“兼撮眾法，備成一家”，達到了“貴越群品，古今莫二”的高度。
與兩漢、西晉相比，王羲之書風最明顯特徵是用筆細膩，結構多變。王羲之最大的成就在於增損古法，變漢魏質樸書風為筆法精緻、美侖美奐的書體。草書濃纖折中，正書勢巧形密，行書遒勁自然，總之，把漢字書寫從實用引入一種注重技法，講究情趣的境界，實際上這是書法藝術的覺醒，標誌著書法家不僅發現書法美，而且能表現書法美。後來的書家幾乎沒有不臨摹過王羲之法帖的，因而有“書聖”美譽。他的楷書如《樂毅論》、《黃庭經》、《東方朔畫贊》等“在南朝即膾炙人口”，曾留下形形色色的傳說，有的甚至成為繪畫的題材。他的行草書又被世人尊為“草之聖”。沒有原跡存世，法書刻本甚多，有《十七帖》、小楷樂毅論、黃庭經等，摹本墨蹟廓填本有孔侍中帖、蘭亭序[馮承素摹本]、快雪時晴帖、頻有哀帖、喪亂帖、遠宦帖、姨母帖、平安何如奉橘三帖、寒切帖、行穰帖以及唐僧懷仁集書書《聖教序》等。
王羲之的書法影響到他的後代子孫。其子玄之，善草書；凝之，工草隸；徽之，善正草書；操之，善正行書；煥之，善行草書；獻之，則稱“小聖”。黃伯思《東觀徐論》雲：“王氏凝、操、徽、渙之四子書，與子敬書俱傳，皆得家範，而體各不同。凝之得其韻，操之得其體，徽之得其勢，煥之得其貌，獻之得其源。”其後子孫綿延，王氏一門書法傳遞不息。武則天嘗求王羲之書，王羲之的九世重孫王方慶將家藏十一代祖至曾祖二十八人書跡十捲進呈，編為《萬歲通天帖》。南朝齊王僧虔、王慈、王志都是王門之後，有法書錄入。釋智永為羲之七世孫，妙傳家法，為隋唐書學名家。
王羲之書法影響了一代又一代的書苑。王羲之書聖地位的確立，有其演變過程。南朝宋泰始年間的書家虞和在《論書表》中說：“洎乎漢、魏，鐘（繇）、張（芝）擅美，晉末二王稱英。”右軍書名蓋世於當時，而宋齊之間書學地位最高者則推王獻之。獻之從父學書，天資極高，敏於革新，轉師張芝，而創上下相連的草書，媚妍甚至超過其父，窮微入聖，與其父同稱“二王”。南朝梁陶弘景《與梁武帝論書啟》雲：“比世皆尚子敬書”，“海內非惟不復知有元常，於逸少亦然”。改變這種狀況的是由於梁武帝蕭衍推崇王羲之。他把當時的書學位次由“王獻之——王羲之——鐘繇”轉變為“鐘繇——王羲之——王獻之”，在《觀鐘繇書法十二意》中，蕭衍雲：“子敬之不迨逸少，猶逸少之不迨元常。”“不迨”，或作“不逮”，不及之意。蕭衍的地位使他的品評有特殊的感召力，因而輿論遂定。
歷史上第一次學王羲之高潮在南朝梁，第二次則在唐。唐太宗極度推尊王羲之，不僅廣為收羅王書，且親自為《晉書·王羲之傳》撰贊辭，評鐘繇則“論其盡善，或有所疑”，論獻之則貶其“翰墨之病”，論其他書家如子雲、王濛、徐偃輩皆謂“譽過其實”。通過比較，唐太宗認為右軍“盡善盡美”，“心慕手追，此人而已，其餘區區之類，何足論哉”！從此王羲之在書學史上至高無上的地位被確立並鞏固下來。宋、元、明、清諸朝學書人，無不尊晉宗“二王”。唐代歐陽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和顏真卿、柳公權，五代楊凝式，宋代蘇軾、黃庭堅、米帝、蔡襄，元代趙孟頫，明代董其昌，歷代書學名家無不皈依王羲之。清代雖以碑學打破帖學的範圍，但王羲之的書聖地位仍未動搖。“書聖”、“墨皇”雖有“聖化”之嫌，但世代名家、鉅子，通過比較、揣摩，無不心悅誠服，推崇備至。
中國書史上雖推崇王羲之為“書聖”，但並不把他看作一尊凝固的聖像，而只是看作中華文化中書藝創造的“盡善盡美”的象徵。事物永遠是發展的、前進的，王羲之在他那一時代到達“盡善盡美”的頂峰，這一“聖像”必將召喚後來者在各自的時代去登攀新的書藝頂峰。
王羲之曾為臨川太守、江州刺史，家中哪位尊長如何葬于建安，不得而知。羲之父親早喪，帖中又雲“慈蔭”，則當是其母了。考羲之為臨川，在鹹和七年（三三二）前後，為江州則在咸康六年（三四零）。羲之去官在永和十一年（三五五）三月，並告誓父母墓前。則此次從建安移靈柩當在羲之為會稽內史時。若以“垂三十年”計，家慈之歿，當在成帝咸和初年，即西元二二六年頃。
日本學者中田勇次郎先生認為，此帖與《靈柩垂至帖》及《慈顏幽翳帖》的內容大致相同，字句亦頗相似，所指乃其兄王籍之靈柩。王敦敗亡時，曾有人奏請將王彬、王籍之除名，未獲批准。王籍之徙于建安而歿，未能歸葬鄉里。時在太寧二年（三二四）許。但又說王籍之非羲之胞兄。據《王氏譜》，王籍之乃王彬從子，宜為王曠之子，若此，則為羲之兄。此帖所言之事，由來有緒，墨蹟雖然不存，其刻本風格頗具王義之書法特徵。
釋文：
四月五日羲之報:建安靈柩至，慈蔭幽絕，垂卅年，永惟(崩)慕，痛徹五內，永酷奈何？無繇言苦，臨紙摧哽。羲之報。
王羲之（303-361），東晉書法家，字逸少。原籍琅琊人(今屬山東臨沂)，居會稽山陰（浙江紹興）。官至右軍將軍，會稽內史，人稱“王右軍”。他出身於兩晉的名門望族。王羲之十二歲時經父親傳授筆法論，“語以大綱，即有所悟”。他小時候就從當時著名的女書法家衛夫人學習書法。以後他渡江北遊名山，博採眾長，草書師法張芝，正書得力于鐘繇。觀摩學習“兼撮眾法，備成一家”，達到了“貴越群品，古今莫二”的高度。
與兩漢、西晉相比，王羲之書風最明顯特徵是用筆細膩，結構多變。王羲之最大的成就在於增損古法，變漢魏質樸書風為筆法精緻、美侖美奐的書體。草書濃纖折中，正書勢巧形密，行書遒勁自然，總之，把漢字書寫從實用引入一種注重技法，講究情趣的境界，實際上這是書法藝術的覺醒，標誌著書法家不僅發現書法美，而且能表現書法美。後來的書家幾乎沒有不臨摹過王羲之法帖的，因而有“書聖”美譽。他的楷書如《樂毅論》、《黃庭經》、《東方朔畫贊》等“在南朝即膾炙人口”，曾留下形形色色的傳說，有的甚至成為繪畫的題材。他的行草書又被世人尊為“草之聖”。沒有原跡存世，法書刻本甚多，有《十七帖》、小楷樂毅論、黃庭經等，摹本墨蹟廓填本有孔侍中帖、蘭亭序[馮承素摹本]、快雪時晴帖、頻有哀帖、喪亂帖、遠宦帖、姨母帖、平安何如奉橘三帖、寒切帖、行穰帖以及唐僧懷仁集書書《聖教序》等。
王羲之的書法影響到他的後代子孫。其子玄之，善草書；凝之，工草隸；徽之，善正草書；操之，善正行書；煥之，善行草書；獻之，則稱“小聖”。黃伯思《東觀徐論》雲：“王氏凝、操、徽、渙之四子書，與子敬書俱傳，皆得家範，而體各不同。凝之得其韻，操之得其體，徽之得其勢，煥之得其貌，獻之得其源。”其後子孫綿延，王氏一門書法傳遞不息。武則天嘗求王羲之書，王羲之的九世重孫王方慶將家藏十一代祖至曾祖二十八人書跡十捲進呈，編為《萬歲通天帖》。南朝齊王僧虔、王慈、王志都是王門之後，有法書錄入。釋智永為羲之七世孫，妙傳家法，為隋唐書學名家。
王羲之書法影響了一代又一代的書苑。王羲之書聖地位的確立，有其演變過程。南朝宋泰始年間的書家虞和在《論書表》中說：“洎乎漢、魏，鐘（繇）、張（芝）擅美，晉末二王稱英。”右軍書名蓋世於當時，而宋齊之間書學地位最高者則推王獻之。獻之從父學書，天資極高，敏於革新，轉師張芝，而創上下相連的草書，媚妍甚至超過其父，窮微入聖，與其父同稱“二王”。南朝梁陶弘景《與梁武帝論書啟》雲：“比世皆尚子敬書”，“海內非惟不復知有元常，於逸少亦然”。改變這種狀況的是由於梁武帝蕭衍推崇王羲之。他把當時的書學位次由“王獻之——王羲之——鐘繇”轉變為“鐘繇——王羲之——王獻之”，在《觀鐘繇書法十二意》中，蕭衍雲：“子敬之不迨逸少，猶逸少之不迨元常。”“不迨”，或作“不逮”，不及之意。蕭衍的地位使他的品評有特殊的感召力，因而輿論遂定。
歷史上第一次學王羲之高潮在南朝梁，第二次則在唐。唐太宗極度推尊王羲之，不僅廣為收羅王書，且親自為《晉書·王羲之傳》撰贊辭，評鐘繇則“論其盡善，或有所疑”，論獻之則貶其“翰墨之病”，論其他書家如子雲、王濛、徐偃輩皆謂“譽過其實”。通過比較，唐太宗認為右軍“盡善盡美”，“心慕手追，此人而已，其餘區區之類，何足論哉”！從此王羲之在書學史上至高無上的地位被確立並鞏固下來。宋、元、明、清諸朝學書人，無不尊晉宗“二王”。唐代歐陽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和顏真卿、柳公權，五代楊凝式，宋代蘇軾、黃庭堅、米帝、蔡襄，元代趙孟頫，明代董其昌，歷代書學名家無不皈依王羲之。清代雖以碑學打破帖學的範圍，但王羲之的書聖地位仍未動搖。“書聖”、“墨皇”雖有“聖化”之嫌，但世代名家、鉅子，通過比較、揣摩，無不心悅誠服，推崇備至。
中國書史上雖推崇王羲之為“書聖”，但並不把他看作一尊凝固的聖像，而只是看作中華文化中書藝創造的“盡善盡美”的象徵。事物永遠是發展的、前進的，王羲之在他那一時代到達“盡善盡美”的頂峰，這一“聖像”必將召喚後來者在各自的時代去登攀新的書藝頂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