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 西部詩歌活動較多， 比較有影響的是， 在蘭州舉辦的“來自大地的深情——2016西部詩歌峰會”和“蘭州詩社”成立儀式、在天水舉辦的首屆“李杜詩歌獎”、在甘南舉辦的 “中國當代詩歌論壇”、在平涼舉辦的“文學名刊改稿會”、在青海舉辦的“首屆昌耀詩歌獎”和“第三屆海子青年詩歌節”、在新疆舉辦的“第四屆西部文學獎”、在陝西發起的“長安詩歌節”等。
這裡的“西部詩人”， 主要是指出生或生活於西部地區（主要是西北地方）的詩人， 而“西部詩歌”的文化地理， 依據歷史慣例， 主要指新疆、甘肅、青海等地出產的詩歌。 在20世紀80年代，
我們看到西部詩歌的新生因素， 已經與過去時代有了很大的不同。 那種曾經的“大寫”的人， 硬漢式的、開拓者的人， 在目前的西部語境中， 已然沒有了順應的表達機巧， 而日常的（抑或正常的）、理性的、個體化的、有生命細節的人， 得到前所未有的發揮和伸展。 那種吟唱的、歌詠的詩歌形式，
在年輕詩人那裡， 這種敘述經驗更來得單純和新鮮。 陝西詩人袁源的《無邊的雨》：“集中下在我們村/全村的雨/集中下在我家四方小院/最後集中下在/我外婆的窗前/她坐在雨幕後面/發出長長的歎息//窗下/蹲著/一隻/蟾蜍/以吸食這些歎息/為生”， 該詩刊於《詩刊》2月號下半月“E首詩”欄目， 造意清新， 畫境奇特， 有點夢幻色彩， 後一節尤其出彩， 讓人意想不到。
西部的粗獷與悲涼， 在有些詩人那裡， 已經化成了更加內在的美學形式。 人鄰發表於《詩刊》2月號上半月刊“視點”欄目的《我一降生， 就是為了等待》， 屬於年紀越大寫得越好， 越老越有火候。 一組詩意味通透， 隱忍著某種力， 看上去又那麼隨意、淡然、素淨， 似乎無所用力。 “高原熔金， 斑斕生死，言辭只能如啞。//人，只能注目/雲低，水落，山如茫煙，/大地起伏，/如豐乳，如溫熱母腹……//讓人有淚，亦不必有淚。”詩句裡有物，亦有空明，有深情留戀，也有自在放下。又如《荒草》：“把山坡上的荒草，那被/秋風加重的荒草/按在紙上。//我需要這荒草。/我需要能靜靜地按住荒草的/時間。”這首“以靜制動”的詩，從某種程度上，流露出詩人的命運觀和寫作觀，一面是順服、領受，“靜靜地按住”，一面卻又在靜裡積造更大的動靜。由此可見，人鄰詩歌表面上的無所用力，絕不是無力，而是以“無有”之力，經過時間的慢熬，形成一種經久而又深入抵達的東西。此外，《詩刊》1月號下半月“銀河”欄目發表的杏黃天的組詩《那些廢棄物》，將唱腔、物材、生命哲學融合在一起，通過“內力”，將它們電解和重鑄，從中發現物與人的可能和不可能。“在車間的一角，堆放著鋼板/鐵鉤、磚頭和厚厚的一層塵埃/風常常光顧這裡，吹起的總是/塵埃，就像一個人站在風中/吹起的總是衣服一樣/吹不起來的那些沉重的事物/比如鋼板，我懷疑他們/也有思想，不然何以會在風中/嗚嗚作響”，這些“廢棄物”，以及“比機械更麻木的人”、“比人更冷漠的機械”，成為杏黃天重要的寫作素材，成為不同於一般西部詩的一個異質因素。然而，杏黃天的詩又不是我們通常想像的那種“工業詩”，他不是淺表地寫工業，寫機械製造，他用詩和哲學重新建立起一個異己的世界，那些他生命中曾經歷的“車間”，連同曠野和自在之物，都在這個無形工廠裡被深度製造了，變成存在之詩。“圈養的那只蝴蝶，飛走了/不是它自己要飛走/是時間足夠久之後，籠子自己首先就爛了/蝴蝶，不得不飛走//也還有另一種可能/蝴蝶結並沒有飛走，在一隻看不見的籠子裡/仍舊待著//腐爛的籠子究竟要/成為自製的籠子，有形也以無形更長久地/在一群人中間，活了下來”，通過這首詩，我們可以看到一個詩人的能力，是如何將“存在之思”變成“存在之詩”的。
域外詩人寫西部，歷來不乏佳作，筆者目力所及，印象最深的要數湖北詩人小引的那首《西北偏北》，那麼膾炙人口的作品，不知作者是怎麼寫出來的，寫得比西部人還要西部。2016年，印象較深的是李亞偉的長詩《河西走廊抒情》，此詩寫成於4年前，真正引起熱播和熱議，似乎是去年的事情。李亞偉是當年“第三代詩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其“莽漢主義”的寫作，曾經風雲一時。本來，“第三代詩派”在總體上是反歷史、也是反地域的，時隔多年，李亞偉反過頭來花了很大工夫去書寫歷史、書寫地域，這本身就是很不尋常的舉動。這組詩也寫得很不尋常：“河西走廊那些巨大的家族坐落在往昔中，/世界很舊，仍有長工在歷史的背面勞動。/王家三兄弟，仍活在自己的命裡，他家的耙/還在月亮上翻曬著祖先的財產……”開篇即不凡，貫穿全詩的是大氣磅礴的口語，以及串在歷史燒烤上的民間，還有那種反解歷史的痛快語感，令人感到駭俗之美。此外，南京詩人胡弦遊歷西部，在2016年出版的詩集《沙漏》中收錄的寫西部的詩，如《嘉峪關外》《沙漠》《瑪曲》等，也是極有可讀性的。
西部是顯在的，也是潛在的，西部作為一個廣袤的地域空間，介入每個詩人的寫作深度以及寫作方式，也是不一樣的。很顯然，西部詩人的作品中，西部有顯在與潛在之分，有這個人的西部與那個人的西部之別，還伴隨著時代精神的變遷。總之，西部在前行，西部詩歌也在前行。儘管上世紀80年代以後，作為一個以歷史上最大地域命名的文學流派，“西部詩歌”歸於沉寂了。新世紀以來，隨著地域寫作、民間與知識份子寫作、網路寫作的合流，中國新詩的總體面貌和審美眼界發生重大變化，“西部詩歌”中那種橫空出世的、標新立異的、有衝擊力的東西已經很少出現了，或者說，在全球化語境裡已經見慣不怪了。也許，詩歌正以日常細微的姿態，回歸到它本身。2016年的西部詩歌，也走在這一歸途之中。
斑斕生死，言辭只能如啞。//人，只能注目/雲低，水落，山如茫煙，/大地起伏，/如豐乳，如溫熱母腹……//讓人有淚，亦不必有淚。”詩句裡有物，亦有空明，有深情留戀，也有自在放下。又如《荒草》：“把山坡上的荒草，那被/秋風加重的荒草/按在紙上。//我需要這荒草。/我需要能靜靜地按住荒草的/時間。”這首“以靜制動”的詩，從某種程度上，流露出詩人的命運觀和寫作觀，一面是順服、領受，“靜靜地按住”，一面卻又在靜裡積造更大的動靜。由此可見，人鄰詩歌表面上的無所用力，絕不是無力，而是以“無有”之力，經過時間的慢熬，形成一種經久而又深入抵達的東西。此外，《詩刊》1月號下半月“銀河”欄目發表的杏黃天的組詩《那些廢棄物》，將唱腔、物材、生命哲學融合在一起，通過“內力”，將它們電解和重鑄，從中發現物與人的可能和不可能。“在車間的一角，堆放著鋼板/鐵鉤、磚頭和厚厚的一層塵埃/風常常光顧這裡，吹起的總是/塵埃，就像一個人站在風中/吹起的總是衣服一樣/吹不起來的那些沉重的事物/比如鋼板，我懷疑他們/也有思想，不然何以會在風中/嗚嗚作響”，這些“廢棄物”，以及“比機械更麻木的人”、“比人更冷漠的機械”，成為杏黃天重要的寫作素材，成為不同於一般西部詩的一個異質因素。然而，杏黃天的詩又不是我們通常想像的那種“工業詩”，他不是淺表地寫工業，寫機械製造，他用詩和哲學重新建立起一個異己的世界，那些他生命中曾經歷的“車間”，連同曠野和自在之物，都在這個無形工廠裡被深度製造了，變成存在之詩。“圈養的那只蝴蝶，飛走了/不是它自己要飛走/是時間足夠久之後，籠子自己首先就爛了/蝴蝶，不得不飛走//也還有另一種可能/蝴蝶結並沒有飛走，在一隻看不見的籠子裡/仍舊待著//腐爛的籠子究竟要/成為自製的籠子，有形也以無形更長久地/在一群人中間，活了下來”，通過這首詩，我們可以看到一個詩人的能力，是如何將“存在之思”變成“存在之詩”的。域外詩人寫西部，歷來不乏佳作，筆者目力所及，印象最深的要數湖北詩人小引的那首《西北偏北》，那麼膾炙人口的作品，不知作者是怎麼寫出來的，寫得比西部人還要西部。2016年，印象較深的是李亞偉的長詩《河西走廊抒情》，此詩寫成於4年前，真正引起熱播和熱議，似乎是去年的事情。李亞偉是當年“第三代詩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其“莽漢主義”的寫作，曾經風雲一時。本來，“第三代詩派”在總體上是反歷史、也是反地域的，時隔多年，李亞偉反過頭來花了很大工夫去書寫歷史、書寫地域，這本身就是很不尋常的舉動。這組詩也寫得很不尋常：“河西走廊那些巨大的家族坐落在往昔中，/世界很舊，仍有長工在歷史的背面勞動。/王家三兄弟，仍活在自己的命裡，他家的耙/還在月亮上翻曬著祖先的財產……”開篇即不凡，貫穿全詩的是大氣磅礴的口語，以及串在歷史燒烤上的民間，還有那種反解歷史的痛快語感，令人感到駭俗之美。此外，南京詩人胡弦遊歷西部，在2016年出版的詩集《沙漏》中收錄的寫西部的詩，如《嘉峪關外》《沙漠》《瑪曲》等，也是極有可讀性的。
西部是顯在的，也是潛在的，西部作為一個廣袤的地域空間，介入每個詩人的寫作深度以及寫作方式，也是不一樣的。很顯然，西部詩人的作品中，西部有顯在與潛在之分，有這個人的西部與那個人的西部之別，還伴隨著時代精神的變遷。總之，西部在前行，西部詩歌也在前行。儘管上世紀80年代以後，作為一個以歷史上最大地域命名的文學流派，“西部詩歌”歸於沉寂了。新世紀以來，隨著地域寫作、民間與知識份子寫作、網路寫作的合流，中國新詩的總體面貌和審美眼界發生重大變化，“西部詩歌”中那種橫空出世的、標新立異的、有衝擊力的東西已經很少出現了，或者說，在全球化語境裡已經見慣不怪了。也許，詩歌正以日常細微的姿態，回歸到它本身。2016年的西部詩歌，也走在這一歸途之中。